【导读】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长期的低生育率逐渐成为重大社会问题。低生育率的背后是日本社会的“不婚化”。对日本不婚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为我国稳定新出生人口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的《不婚社会：日本婚姻的未来走向》一书，提出日本人“不是不想结婚而不结婚”，而是社会中“想结婚却结不了婚的人”越来越多，造成了社会的“不婚化”。山田昌弘在书中以欧美社会婚姻制度的发展为对照组，深入分析了在日本社会文化背景下日本人的婚姻观，以及日本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对婚姻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  低生育  “不婚化”

2025年6月5日，据英国卫报报道，日本2024年出生人口仅686061人，总和生育率降至1.15，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日本政府把这一形势描述为“静默紧急”[1]。日本的少子化问题由来已久，从1989年以来，总和生育率基本保持在1.6以下，2008年以来，人口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日本家庭的平均子女数并不低，直到2005年之前，已婚女性平均生育数一直高于2，因此，少子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婚化”，即结婚人数的减少。[2]26近几十年，日本结婚年龄持续上升，30—34岁人口的未婚率从1975年的男性14.3%和女性7.7%，到2015年的男性47.1%和女性34.6%。而且，除了结婚时间的推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会终身不婚。所以最大问题不是晚婚化，而是不婚化，不解决不婚化的问题，少子化的问题也无从解决。不婚和少子现象不仅是个人和家庭问题，也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长期的低生育率必然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并给社会保障造成压力，严重制约经济发展，限制社会活力。尽管从世界范围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趋势，生育率的确呈现降低的总趋势——近几十年来，一些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跌破了2.1的人口更替水平——但日本长期保持如此低的生育水平[3]，可见其问题更加严峻。因此，日本的超低生育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山田昌弘是日本知名社会学家，以研究家庭、恋爱、婚姻、阶层结构与社会不安而广为人知。他提出了“单身寄生族”“婚活”等概念，并普及了“格差社会”的说法，他的观点对日本学界与大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在讨论年轻人处境、贫困化趋势或婚恋观转变等问题时，经常引用他的理论。本文结合山田昌弘的《不婚社会：日本婚姻的未来走向》（下文简称《不婚社会》）一书[4][2]，梳理人类婚姻制度的发展及普遍形态，回顾日本婚姻制度的发展历程，探究当今日本不婚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人类婚姻制度的发展历程

山田昌弘在书中将婚姻定义为“一种具有恒常性的配偶关系”，其具有两大核心特征：一是“排他性的性关系”，即婚内双方的性关系具有特权性质的正当性；二是“婚生子女原则”，即婚内双方生育的孩子具有合法的社会地位。人类的婚姻制度和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中也有很大差别。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恩格斯把婚姻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放在同一历史分析框架内，认为婚姻制度的演化，与私有制和父权制的确立密切相关，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5]。这种界定突出了婚姻制度受制于社会制度的状况：婚姻不仅是个人关系，更是生产方式与权力结构的体现。在这一前提下，山田昌弘将婚姻制度的历史大致区分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阶段。[6]

前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性极差，社会关系高度固化。每个人一生都有自己的“位置”，同时被束缚在这个位置上。除了亲属关系之外，每个人的熟人、朋友等关系，也往往会保持终生。前现代社会的婚姻，也深度嵌入这种固化的社会关系之中。从跨文化人类学和比较史的研究来看，传统社会的婚姻是围绕血缘延续、劳动力组织和财产传承展开的长期同居与生育制度，它以亲属结构为框架，以巩固社会关系为内容，以宗教或礼制为合法性来源。那时的婚姻往往不是年轻男女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两个家族权衡利弊的结果。“为了爱情而结婚”其实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形成的观念，在漫长的前近代时期，婚姻更应被理解为家族联盟、社会身份与经济契约的综合制度。[7]从延续家族血脉和增加家族人口的目的出发，这种婚姻普遍追求高生育。但由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生产风险较大、人均寿命很短，高死亡率与高出生率并行，人口增长非常缓慢。

进入工业时代后，由于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价值观念的革新，人类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形态也经历了深刻的重组。一方面，城市化改变了人们延续了上千年的生产生活方式，弱化了大家族对人们的束缚，让人们可以自主选择婚姻对象。另一方面，随着个人主义的发展、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婚姻开始被理解为一种以爱情为基础的伴侣关系，婚姻伴侣的选择逐渐成为以感情为基础的个人选择。与此同时，个人从大家庭脱离出来以后，本体安全感被动摇，存在性焦虑成为普遍现象。[8]而婚姻恰恰弥补了这一点，人们不仅可以在伴侣那里获得情感和性满足，也能够组成一个为孤独个体提供生活和心灵依靠的共同体。因此，人们普遍通过婚姻来获得安心感，消除存在性焦虑。婚姻的重要性空前提高，于是，现代社会也称为“婚姻不可或缺社会”[4]65。

核心家庭是典型的现代婚姻形态。家庭内部一般存在以性别为基础的分工，男性工作，女性照顾家庭，并养育两个以上子女，追求婚姻关系的稳定。现代社会以来，尽管在形式上有所差别，但各个国家普遍形成了核心家庭的稳定的家庭形态。现代社会的婚姻制度也产生了两对矛盾。第一对矛盾是爱情和生活的矛盾，前现代社会的婚姻重视经济，而现代社会的个体则期待婚姻满足情感和生活两方面的需求，但个体在情感上认同的婚姻对象，未必在经济收入上有保障，反之亦然。第二对矛盾是生育和人口的矛盾，婚姻生育完全成为个人私事，但人口的再生产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婚育行为绝不是与政府社会无关的私人领域。[4]62-63由此，现代婚姻往往受经济形势的影响，政府常常制定政策，对人口的再生产实行干预。大部分国家在现代化的初期，经济的高增长成为常态，使得在婚姻中这两对矛盾并不突出，卫生医疗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又降低了死亡率，总体上呈现高结婚率、高出生率的特征，人口得以快速增长。

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进入一个被称为“后现代”的新阶段。从那时开始，西方国家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形态趋于多元化，现代早期以来的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婚姻受到冲击。这一变化有经济结构和价值观念上的原因。1974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结束了“二战”以来的经济高增长。以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为主要推动力的新经济，在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贫富分化和工作不稳定，使中产阶级的安全感遭到削弱。原来家庭中普遍的分工模式——丈夫挣钱养家，妻子照顾家庭和子女——难以实现。同时，许多的女性走出家庭，进入职场，尽管她们和男性在收入上的差距很大，但一部分高收入女性已经能在经济上独立了，不需要男性伴侣供养的女性越来越多。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兴起的“性解放”运动，推动伴侣关系走向个体化和自由化，离婚变得更加普遍。这场运动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性的自由化”，这让现代以来被紧紧束缚于婚姻关系中的性关系被释放出来。于是，后现代的婚姻变成了为了关系本身而被建立起来的“纯粹关系”。[9]这一阶段，在发达国家，婚姻制度变得不稳定，不婚、丁克、非婚生育、同性婚姻、开放式婚姻等新关系形式出现，婚姻和家庭形态趋于多元化。20世纪70年代后，在主要发达国家，核心家庭的价值观念和统治地位受到冲击，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人口的增速减缓，在个别国家甚至出现零增长或者负增长。

日本婚姻制度的演变及现状

山田昌弘在书中同时梳理了近代以来日本婚姻制度的演化。日本从19世纪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但直到“二战”结束，日本婚姻的主流形态还是以家庭作为主体的传统婚姻。1955年之后，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社会产业化导致公司职员数量急剧扩张，传统家庭和地域共同体对这些人的约束力减弱。同时，欧美的“恋爱式婚姻”在日本产生了广泛影响，婚姻自由的思想被普遍认可，更多年轻人开始以爱情为基础，自己决定结婚对象。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终身雇员制度，为绝大部分日本家庭提供了经济和生活上的保障。由此日本进入“全员结婚社会”[4]93。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人口快速增长。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经济的问题导致日本广大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下降。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为了削减人力成本，不断提高派遣、合同工等非正规员工比例，降低正式员工的招录，普通日本人的收入变得不稳定，原本很普遍的终身雇佣也成为少数人才能拥有的特权。在这样低迷的经济背景下，社会无法为婚姻和家庭提供保障，日本社会的婚姻与生育水平也随之持续下行。一方面，结婚年龄不断上升：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统计，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前后的24—25岁，逐步上升到2019年的29岁左右，男性则逼近31岁，“晚婚”已经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从未结婚人口的比例持续攀升，尤其是30—40岁年龄段男性的未婚率显著上升，终身不婚的人口也不断增加，“不婚化”成为结构性趋势。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总和生育率长期徘徊在低位，从2以下进一步滑落至当前约1.2，远低于人口更替的标准；出生人口则从每年120万以上，降至不足80万，甚至“屡创新低”。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核心家庭模式都受到冲击，也都出现生育率下降的状况，但两者的差别很大。一些国家如法国和瑞典，采取了有效的政策，扭转了生育率的大幅下跌；另一些国家如德国和西班牙，通过吸纳移民的方式补充了人口；还有一些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出生率本来就高，即使随现代化发展有所降低，依然能维持在较高水平上。总而言之，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减少并没有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日本却形成了恶性循环：经济低迷导致人民生活不稳定、对未来缺乏信心，进而影响结婚和生育；低生育和老龄化又反过来影响社会活力、拖累经济增长。

进一步分析，就生育与婚姻的关系而言，日本比欧美更密切。日本社会的氛围不太接受非婚生育，非婚生育比例长期维持在2%的水平，对生育的贡献很小，远低于欧美国家。日本低结婚率的原因与欧美也不同。根据前文所述，现代婚姻承担经济互助、情感慰藉和生育支持三大功能。而在当代的欧美，婚姻这三个功能逐渐弱化，一些西北欧国家和美国开始强调婚姻不是必要的。而在日本，年轻人并没有在价值观上否定婚姻本身。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对18—34岁未婚男女所做的全国调查显示，约九成受访者表示“将来想结婚”或“迟早会结婚”，仅约一成明确回答“一生不打算结婚”。在当代日本，爱情与婚姻并未完全分离，二者在多数人的人生规划中仍然高度重叠并互为前提。一方面，大多数日本人认为结婚依然是与异性交往的目的；另一方面，日本年轻人对婚姻的期许依然包含共同生活与养育子女。根据《朝日新闻》“关于未婚年轻人的婚恋观”（25—34岁的男女，约1000人）的网上问卷调查有72%的女性选择“收入”作为“结婚对象必须具备的条件”，同时，男性的长相和身高对女性来说也越来越重要。男性则更注重女方的“年龄”。

以此可见，在日本，人们对婚姻的期望没有变，婚姻所承载的经济和生育功能也没有丧失。但是，“想结婚”与“能结婚”之间的距离却在不断拉大。随着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长期的低增长、大企业终身雇佣岗位的减少、非正规就业比重上升、收入差距扩大，年轻人难以获得稳定且可预期的职业轨道，因此缺乏支撑婚姻与育儿的经济安全感；与此同时，教育和与之相关的育儿成本持续攀升，抬高了结婚和生育的门槛，使得很多中等收入家庭不堪重负。对女性来说，选择范围内的结婚对象在减少，对于男性来说，结婚由理所当然的事情变为遥不可及的目标。社会经济状况在变化，人们却固守对婚姻不变的期望，愿景与现实产生冲突，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山田昌弘据此指出，在日本，人们“不是不想结婚而不结婚”，而是“想结婚却结不了婚的人”日益增加。

日本人的婚育观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2]46首先，与欧美文化崇尚冒险不同，日本人从内心来说厌恶风险，当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性传导为未来婚后生活的不确定性时，很多年轻人会选择不结婚。这种“规避风险”的倾向也表现为固守传统婚姻价值观的从众心态，而不愿像欧美人那样去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其次，日本是个重面子的社会，日本人非常在意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日本有着“耻感”文化的传统，对日本人来说，“耻感”是高于一切的，它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判断、行为选择和义务认同。[10]这样的“面子”文化使得日本人面对婚姻时更注重社会评价而非个人需求。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结婚对象的社会地位始终是亲朋好友议论的焦点。跟社会认可度低的伴侣结婚的女性会感到羞耻。因此，很多女性因为找不到自己期望的伴侣，为了避免来自社会的耻感，会选择推迟结婚甚至不结婚。[2]47[4]142日本文化中还有一种对孩子的强烈感情，这种感情远超夫妻或伴侣之间的情感，使得日本父母愿意在子女的成长和教育上无休止地投入。这种内卷式竞争既推高了育儿成本，也让很多年轻人对婚姻望而却步。

总之，日本人回避风险的心态，使得他们在当今这个极不确定的社会去追求婚姻的确定性，耻感文化和对子女的感情又让人们陷入了婚姻和育儿的竞争与内卷。在信息时代，人们的社会交往突破地域的限制，择偶攀比和育儿内卷又进一步扩大。在当今日益“透明化”的社会，人们拼命去展示自己，展示本身成了最终目的，形成了自我剥削。[11]这就造成了大多数人想结婚，但结婚越来越难，即使结了婚的人也不得不背上沉重育儿负担的局面。

日本“不婚化”和低生育对中国的启示

近年来中国也面临出生率下降，出生人口锐减等问题。出生人口由2016年的1786万下降到如今的不足千万，从2022年开始，人口出现负增长。与日本类似，中国非婚生育比例极低，因此结婚率是生育率的“晴雨表”。中国的结婚率持续走低，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和民政部统计，平均初婚年龄由2010年的男25.75岁、女24岁，推迟到2020年的男29.38岁、女27.95岁；结婚登记数则由2013年的1346.9万对减少到2024年的600多万对。延迟结婚是中国的年轻人有结婚意愿，却因工作不稳定、房价压力和婚后生活质量担忧时而犹豫的体现，这种延迟可能在社会压力下最终转化为事实上的不婚。[12]因此，中国结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和日本一样，也是年轻人“想结婚而不得”。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婚育下降问题近年刚刚出现，比日本晚得多。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去吸取包括日本在内的别国经验教训，改善婚育状况。中国已经认识到出台政策遏制出生人口下滑的迫切性。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倡导积极婚育观，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人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一定要立足本国的发展状况和经济社会结构，只有把握年轻人的需求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观日本，30多年来面对长期低生育状况曾经出台多重政策，刺激生育，但收效甚微。其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准确把握低生育的原因，未能正视不婚化倾向背后的经济问题，而是照搬欧美的政策。[2]39

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婚姻和生育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因此，生育政策不能只局限于生育本身，忽视影响生育的前端因素和年轻人面对的婚配障碍。[13]一方面，当代中国年轻人的婚配障碍是住房、养育成本等经济因素，另一方面，人们的婚育观抬高了结婚门槛。因此，政府既要关注社会总体的经济问题，也要倡导积极婚育观，引导社会舆论回归“人”本身，强调婚育作为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联结的价值，而非单纯的负担。需要注意的是，观念的重塑无法在真空中完成，必须依靠制度的刚性约束，针对“婚姻买卖”的封建陋习、生育成本的分配不均、育儿过程中的内卷焦虑等问题，提供切实的政策支持。

余论

人类的婚姻制度总是嵌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婚姻与人口的再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婚姻不仅仅是个人事务，也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日本持续30多年的低婚育现象及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为我国制定人口政策提供了前车之鉴。《不婚社会》深入剖析了日本不婚社会的文化根源，描绘了日本年轻人“想结婚”但“难结婚”的现实状况。日本的教训清晰地揭示，不婚既是经济问题，也是观念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照搬西方的补给式政策往往难见成效。只有政府引导创造一个有利于婚育的经济环境，并通过文化宣传和制度保障塑造积极的婚育观，将婚育门槛重新降低至大众可触达的范围，才能真正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注释

[1]McCurry,J.(2025,June 4).Japan records lowest number of births in more than a century,as population fears grow.The Guardian.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jun/05/japan records-lowest-number-of-births-in-more-than-a-century-as-population-fears-grow.

[2][日]山田昌弘.低生育陷阱[M].钱爱琴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3.

[3]日本从1989年以来，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6以下，从1995年以来，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5以下。

[4][日]山田昌弘.不婚社会：日本婚姻的未来走向[M].韩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0.

[6]山田昌弘在《不婚社会》中对三个阶段的命名为“前近代”“近代”和“近代Ⅱ”。

[7][美]斯蒂芬妮·库茨.婚姻简史：爱情怎样征服了婚姻[M].秦传安,王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9.

[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赵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55.

[9][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M].陈永国,汪民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61.

[10][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M].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1]刘伟.“过劳时代”与“透明社会”[J].中国图书评论，2023（2）.

[12]李婷，郑叶昕，闫誉腾.中国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吗？——基于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的发现与讨论[J].妇女研究论丛,2022（3）.

[13]李婷.中国婚姻模式变迁对生育的影响——与日韩的比较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24(6).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6年05期“思想文化”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