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斌，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摘要：隐性知识不同于显性知识，是难以察觉、表达的知识，常与惯习、偏好、实践相联系。隐性知识普遍存在于教育、管理等各个领域和从个人到文明的各个层级，并且具有方法论意义，是解析知识活动、知识现象的必备视角。从隐性知识角度可以发现，隐性知识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存在着密切关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历程中生成、积累的隐性知识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知识来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包含着大量自主性的隐性知识，在隐性知识方面的成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注重从中国已有隐性知识资源和当前现代化实践中获取隐性知识，进而充实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应有意识地遵循隐性知识本身的运动规律，通过隐性知识的外显化、显性知识的内化、隐性知识的传递等途径，借助口述史等技术方法，加强知识生产、知识系统化工作。
关键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隐性知识；显性知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
一、引言
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当前中国非常重要的时代主题、社会议题。几大体系既关系密切，又各有侧重。学科体系是知识分类和研究的分工与组织，学术体系强调学术属性和理论化，话语体系侧重表达和传播的形式。知识体系则贯穿于三大体系之中并联通三大体系，是从知识的角度对三大体系涉及的知识的系统化。所以，知识体系具有特殊重要性。作为肩负知识生产、知识传播使命的专业人士，许多学者不仅积极参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更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本身作为重要学术课题进行研究，提出了很多重要观点，研究视角与方法也非常多元。不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无疑是一项极其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开放、动态的发展过程，仍有很多具体课题需要研究，仍然可以尝试新的视角。基于此，本文拟从隐性知识的视角探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期对理论和实践工作有所启示。
本文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是，从隐性知识视角应如何认识和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天然具有知识活动的性质，符合知识方面的规律。隐性知识作为知识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在对知识、知识活动的长期研究中发现的一个重要的且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知识现象。围绕隐性知识，学界不仅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更将隐性知识发展为研究哲学、文化、教育、管理、语言等问题的重要视角。然而，目前在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讨论中尚缺乏隐性知识的视角。可见，从该角度进行探讨既有必要性，也具有独特性。
为此，围绕以上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解释引入隐性知识视角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独特价值。知识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个学科和领域，在历史上很多学科和领域都意识到了隐性知识，并从自身学术传统出发进行了探讨。尽管隐性知识受到不少领域和学者的重视，但还没有达到无需解释便可以直接运用的程度。其次，阐明隐性知识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关联。隐性知识的独特性决定了一方面其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然存在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这些关联不是明显或不言自明的，所以需要运用理论思维予以揭示。最后，阐明从隐性知识角度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途径。隐性知识既是知识的一种形态，也深度参与并影响知识的生成、创造、积累、传播。所以，从隐性知识角度，不仅可以分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基础、内部构成、组织逻辑，还可以发现有利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途径。
二
隐性知识：
理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构建的重要视角
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对而言，是对知识的一种划分。发现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区分，特别是意识到隐性知识的存在及其价值，是人类研究知识现象和知识活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属于知识范围，具有知识属性，其构建显然亦具有知识活动的属性，因此可以从隐性知识的视角加以考察。
（一）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基本含义
一般认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由著名哲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其著作《人的研究》（The Study of Man）中率先明确提出。他的观点和成果影响极大。目前，尽管很多领域的学者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具体理解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认可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区分，并特别注重隐性知识。学者们通常认为：“显性知识指的是通过语言表达、文字记录等形式可以传播，具有规范化和系统化特征，易于沟通和分享的知识，其统称为可以教授的知识。隐性知识指的是具有个人特殊性，非语言的，使其难以形式化和沟通，并深深地根植于个人的行为和特定的情境下，难以清晰地表达和沟通，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例如个人经验、经历和知觉就是隐性知识的直接表现。”所以，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知识类型。当然，两类知识类型的划分是相对的。“任何个体的知识构成或某种具体的知识都是由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按不同的比例组合而成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或‘谱系’现象，而不是截然不同的两极。”两种知识之间没有明确界限，而是连续的、交织混杂的。
隐性知识尤其值得注意。虽然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都属于知识，但与显性知识不同，隐性知识难以用口语或书面语言表达，往往也难以被直接传授和学习。“显性知识具有客观性和清晰性，可通过明确的载体和正式的传播渠道传播；隐性知识则具有主观性，不易被保存和传递。”显性知识可以非常方便地被表达、记录、存储、传递、传播、学习，可以明显、容易地被人们感知，而隐性知识则为隐秘的存在，难以被人们察觉，甚至有时隐性知识的拥有者都未注意到其存在。但隐性知识又是真实存在的。无论是在日常经验还是在学术研究中，人们均已发现知识之中或知识背后总是存在着一些特殊的东西，它们难以用语言明确地告诉别人，也难以被人准确理解，同时又是知识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旦缺失，知识的其他部分很难独立存在，或者不足以完整地反映知识对象，学习时如果不能学到并领会这些隐秘的知识，就不能说是真正掌握了知识和获得了相应的能力，这部分内容就被概括为隐性知识。因隐性知识具有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的性质，所以有时又会被称为意会性知识，类似的说法还有默会知识、实践知识等。
（二）关于隐性知识的多维探索和共识
隐性知识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其背后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长期的探索，并涉及多种概念和理论、诸多领域和学科。事实上，人们对隐性知识的朦胧感知和隐约表述由来已久。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曾提出与隐性知识类似的实践智慧（或译为明智、实践知识），在他看来，明智是一种实践理性，非技艺，也非科学，可以和理论智慧相匹敌。隐性知识和学习、教学密切相关，所以教育学的相关讨论很多。在管理学中，隐性知识与企业管理、创新发展的关系等受到高度重视，如有研究讨论了企业知识型员工之间的默会知识转移和共享机理及企业主体之间的默会知识转移和共享机理。此外，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都关注和研究隐性知识。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史家欧克肖特（Oakeshott）将知识区分为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前者是可制定、记录的规则，后者只存在于实践中，需要传授和习得。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强调了知识的分散性或称弥散性，提出存在与特定时间和地点相联系的分立的知识（divided knowledge），并强调其既很重要又不属于科学知识。维特根斯坦一派不仅重视默会知识，更进一步区分了强默会知识与弱默会知识。认知心理学在对记忆的研究中区分了外显记忆、内隐记忆，进而在知识上区分了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前者针对是什么，后者针对如何做。陈述性知识属于显性知识，非陈述性知识则大致相当于隐性知识。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滕博格（Robert J. Sternberg）提出了成功智力的概念，并强调实践性智力在其中的重要性，而实践性智力又主要来自于默会知识。在语言学领域，英国应用语言学家威多森（H. G. Widdowson）区分了语言（usage）和言语（use），前者对应的是陈述性知识，后者对应的是程序性知识。神经学的研究则发现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区别有生物和生理基础，二者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神经解剖结构。总的来说，尽管不同学者、不同学科探讨隐性知识的方法、侧重和提出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均承认并高度肯定隐性知识的存在及其价值。不过，截至目前，关于隐性知识尚未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统一的理论和方法规范。
（三）文明层级的隐性知识
虽然不少研究者在研究隐性知识时针对的是特定方面、时代、情形的隐性知识，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区分是知识领域的普遍现象，隐性知识也是一种普遍存在，可以广泛应用于对各种知识、各种知识现象和知识活动的研究中。“任何认知过程和学习产物都包含内隐和外显两个层面，绝对内隐和绝对外显的知识也是不存在的。”各领域如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知识，各种层次或规模的知识，如个体知识、群体知识、组织知识、国家知识、文明知识，都属于知识，都可以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角度审视。不过，确实不少关于隐性知识的研究都针对的是个人，强调隐性知识的个人化、个性化特质，将之与个人体验、个人感悟相联系。如波兰尼非常重视个人的作用。其著作《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的译者许泽民指出：“个人性、默会性与寄托是他（指波兰尼——引者注）的认识论的三大支柱。”又如，哈耶克、斯滕博格也很重视个体隐性知识。对隐性知识关注、研究较多的教育学更重视个体知识，管理学除重视个体知识外还注重组织（如企业）知识。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存在组织知识，而且组织知识也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本文关注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国家、文明相关联，远远超出个体、普通集体或组织层次的知识。实际上，文化、文明都可以理解为知识体系，其中也应该包含隐性知识。这种隐性知识就是文明层级的隐性知识。
将研究视野扩大到文明层级的知识体系后可以发现，探究其中隐性内容的研究并不鲜见。世界几大古老文明均被认为是知识体系，“到中世纪末，世界上大致形成了四大文明圈，相应的也就是四大知识体系……这四大文明都有自己的属于整个文明的知识体系：嵌入的编码知识、隐性知识和想象（如特定的神话），相对于更久远和个别的文明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如针对中华文化传统，成中英指出：“在夏商周三代，尤其是在《尚书》中所谓的周公制礼作乐之时，就已经体现出了中国文化中的隐性知识。”他强调了中国早期文明中的隐性知识内容。对于古老的犹太文明，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科学系阿舍·霍洛维茨（Asher Horowitz）教授也揭示了其中的隐性内容，强调了《塔木德》（Talmud）与犹太文化和实践的密切关联，即使进行翻译也很难被其他文化完全拥有和理解。哈耶克也重视个人之外的知识，强调习惯和惯例对文明的基石意义。又如，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时也发现：“发展中国家要扭转被动、落后的局面，就必须注重社会中每一个人对现代文明中的隐性知识的掌握，在学习和吸收现代文明成果时，最重要的是要注重以掌握隐性知识的方式来掌握现代文明成果。”总之，文明层级的知识体系和隐性知识确实存在，而且许多研究者都意识到这一点并进行了探讨，只是很多时候并未使用知识体系或隐性知识的概念。
文明层级的隐性知识可以借助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来理解。荣格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无意识的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集体无意识的理论。他一方面承认个人无意识，另一方面又认为在比个人无意识更深的层次上，还存在普遍的、非个人的、超个人的、共同的意识，即集体无意识。无意识说明其隐藏很深、难以被察觉和被表达，处于隐性知识的形态，普遍性和共同性说明其具有群体性、集体性。所以，集体无意识可以被视为超个体的、宏大群体的共有隐性知识的另一种表达。按此，文明作为宏大的集体，也具有相应的隐性知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实践感、惯习或称习性的论述也极具启发意义。他将实践视为不同于理论的活动，相应地实践具有模糊性，习性是潜在的行为倾向系统，来自于个体、群体的实践活动。这些研究均揭示了社会生活和历史延续之中实践性的、难以表达的潜藏内容及其对个体、群体活动的影响。所以，文明级的隐性知识可以理解为属于该文明的特定群体在其长期实践活动中积累的习性。
（四）引入隐性知识视角的必要性与优势
隐性知识不仅是知识类型或研究对象，更为人们研究知识及相关理论、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具有方法论意义。无论是对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实际构建还是相关学术研究，隐性知识的视角均有其必要性和优势。
隐性知识视角有利于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包含着知识内容，具有知识性质。显然，相对于个体知识、组织知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主要在级别、规模、内容、复杂程度等方面有区别，但在属于知识领域、具有知识属性上并无不同，所以，其中必定包含隐性知识，也必定需要从隐性知识角度进行考察。对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而言，最容易被关注和研究的无疑是显性知识，隐性知识视角则提示还应关注和研究相关的难以被察觉、表达、传递的内容，以确保对知识体系的完整理解和把握。如果缺失隐性知识视角，就可能忽略掉那部分内容所蕴含的知识属性，也就不能形成整体性的深刻认识。需要强调的是，隐性知识视角不会否定或替代其他视角，它与其他视角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隐性知识有利于更好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隐性知识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条件之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既包括新知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创造，也包括对已有知识资源特别是隐性知识资源的利用。因此，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也应包括隐性知识的构建。从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可细分为显性知识构建和隐性知识构建两个方面，也可以称为两个子活动或子过程。此外，关于隐性知识的积累、传递、显现等的认知还有助于进一步探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途径。
三、隐性知识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关联
借用关于隐性知识的理论成果，从隐性知识的视角审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可以发现，隐性知识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存在内在的、密切的关联。
（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已有的隐性知识基础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中国因应当代发展需要而提出的任务，虽然是一项新任务，但并非要从零开始，事实上其已具有丰富的、既存的知识资源基础。其中，除显性知识外，还有隐性知识。隐性知识主要来自两大方面。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累的隐性知识。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形成了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从知识的角度理解，就是中华文明形成了独创性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产生于传统社会，并与传统社会相互适应、相辅相成，是当代着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前已有的知识体系，可以为当今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知识基础和知识资源，特别是在隐性知识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知识体系方面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所具有的丰富、独特、系统的隐性知识。直观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现为一系列独特的概念、命题、观点、主张，如仁、礼、气、道、“中和”“天人合一”“大一统”等。这些都是双层结构。外层为语言文字层面，表现为概念、命题、观点等，可以被概括、表达、传递、理解、交流，具有显性知识的特征。内层则是心理、心态、思维、意识、无意识、精神、惯习层面，文化传统的独特内容主要存在于这一层面，既难以被概括、表达，也无法被语言文字层面的概念、命题等完全覆盖，具有隐性知识的一面。如道家认为其主张的“道”真实存在，但无法看到、听到、触摸到，难以表达，而且“道”本身没有名字，其名称是人为赋予的，“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所以，可以认为在知识上“道”主要是隐性知识。大概正是因为这一点，波兰尼的隐性知识被认为接近道家思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中的“道”也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其中，前者是关于“道”的各种论述、表述，后者则是“道”之中无法言说的真知。诸如此类，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隐性知识。
第二，中国在寻找现代化道路、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的隐性知识。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从知识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现代知识生成、积累、系统化的过程，该过程的总体性成果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生成、积累了众多知识，具有代表性的如对科学、进步、现代的偏好和追求，主权、民族、权利、法治观念的产生和广泛接受。这些知识在许多时候以显性方式存在，突出表现在学术界的阐述论证、官方和民间的宣传、学校教育等方面。但同时这些知识也以隐性方式存在。可能部分社会成员在这些方面或缺乏知识，或只有一些零散、粗浅的知识，然而，他们对相关知识的承认、接受、推崇却已成为无须思考的偏好和惯习。这就意味着这些相关知识进入了隐性层面，已经转化为隐性知识。由于此类现代性质的隐性知识在社会上广泛存在，远超出个体、群体层面，也就成为社会层面、文化体系意义上的隐性知识。马克思主义也提供了隐性知识。中国找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重大进步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从知识的角度而言则是自有其显性和隐性知识的知识体系。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不仅接受了其中的显性知识，更接受了其中的隐性知识，如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隐性知识的认同，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了中国自己的新的显性和隐性知识。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的及在中国应用中所创造出的隐性知识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来源。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隐性知识都是当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知识资源和基础。只是前者是远源，后者是近源。
（二）隐性知识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创造的具有自主性的、国家与文明层级的知识体系。从知识的角度而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然包含了大量知识，而且这些知识相互联结形成了一个具有逻辑性的体系，同时这一知识体系是属于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是为中国服务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最明显的方面是明确提出并论述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命题、论断、观点、主张、理论、学说等，这些内容易被传播并产生影响，属于显性知识。但其并非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全部内容，除了大量创新的、高价值的显性知识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还包含着非常丰富、深刻、复杂、重要而又难以察觉的知识内容，即隐性知识。这些隐性知识是基于中国人自己的长期历史文化传统、共同的历史和社会经验、相似相近的心理心态、共享的价值观念、彼此之间的长期互动与合作等形成的，是整个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庞大复杂且仍在构建过程中，加之隐性知识自身的特点，所以此处无法具体罗列隐性知识，只能指出在哪些方面会包含隐性知识。这些方面主要包括：知识体系基本假设和基本前提、知识体系核心理念、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思维模式与思维方法、自主知识体系和自主知识运用技巧诀窍、关于中国（包括中国国家、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中国特性等）的自我认知、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吸收自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文化基因，等等。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涉及这些方面的内容，如果可以被明确表述，就属于显性知识，如果无法或不能被完全明确表述，那么这类隐含内容就属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隐性知识。例如，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属于显性知识，而其中包含的对中国与世界密切联系、人与人命运相连的深刻理解及对有序和谐社会生活的执着追求，就是相对隐藏的内容。再进一步，可以将之追溯到中华文化中的万物一体、类主体意识、公、道、和实生物等基础观念，以及整体性、系统性思维。这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表达，但是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已经进入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成为一种自然、自动地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为一种无须说明、论证的集体无意识。所以，隐性知识虽然没有显性知识那样引人注目，不容易被察觉，也不容易被学习和理解，但对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
（三）隐性知识构建的成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结果是形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虽然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形成后还会继续发展、深化，但其形成即标志着构建阶段的完成。作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必然有很多标志。其中，隐性知识构建的成功应当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隐性知识构建的成功实际上是形成了丰富、系统、强大的隐性知识，并且尽管其不易表达，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其他人，都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其存在和其所具有的强大力量。
对内部，隐性知识构建的成功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对自主性知识的组织化、体系化，而知识的组织化、体系化除了与知识所反映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知识之间的逻辑性有关外，还与隐性知识有关。隐性知识常与思维、习惯、方式、方法、基础理念和价值取向等相联系，具有深刻性、隐含性，同时也具有基础性、广泛关联性。许多具体的显性知识背后的隐性知识是相同、相近或相关的。许多显性知识所针对的领域、对象不同，表面上看起来缺乏联系或关系疏远，但如果向深层挖掘，可以发现其在隐性知识层面存在着关联。因为其主体和相应的文化背景等都是相同的，所以，显性知识、知识体系可以被视为隐性知识的外化，显性知识、知识体系也可以溯源至隐性知识，同时，隐性知识也构成了显性知识之间的纽带。可见，隐性知识的构建对自主知识的体系化具有重要意义，而隐性知识构建的成功就意味着自主知识体系化有了坚实的基础。“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完善，更能创造价值，隐性知识的挖掘和利用能力，将成为个人和组织成功的关键。”所以，隐性知识构建的成功可以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成功的标志之一。
对外部，能成功构建自己的隐性知识系统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显著特色。众多知识体系之所以各不相同，就在于都有自己的特性和特色。而知识体系的特性和特色除了与一些明显的观点、概念、命题、主张有关外，也与隐性知识有重要关系。知识体系之间关于同一事物、现象的观点、概念、主张等的不同除了与主体的水平、能力、认识工具、认识手段等的不同相关外，还与隐性知识有关。隐性知识中的基础理念、思维方式、文化习惯等深刻影响着主体的认知、判断，以及所产出的显性知识。所以，知识体系之间的很多不同最终可以追溯到隐性知识上的差异，即知识体系之间在隐性知识上本就存在着差异。而新创造的自主性的知识体系，在隐性知识上必然也有自己的特色。这种有特色的隐性知识的构建成功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成功的重要方面。同时，人们在观察、了解、学习、比较不同知识体系时，也必然会涉及隐性知识层面。隐性知识难以清楚表述，但并非无法认识和感受，人们最终可以感知知识体系背后的隐性知识及其特色。强大自主的知识体系在隐性知识上也更为强大和具有特色，给人们的感受也更加强烈。所以，隐性知识构建的成功也标志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成功。
四、隐性知识视角下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途径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中国当代在知识领域最重要的工作。如何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是各界非常关心的问题。从隐性知识的视角不仅可以发现隐性知识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密切关联，还可以发现一些有助于更好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途径。
（一）从中国已有隐性知识资源和当前现代化实践中获取隐性知识
由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包括显性知识也包括隐性知识，所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就包括这两方面的构建。在隐性知识方面，就是要形成、获得、积累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相适应的隐性知识。这些隐性知识主要来源于两大途径：继承、借鉴已有的隐性知识；从当前实践中获取隐性知识。
1.继承、借鉴已有的隐性知识
得益于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有良好的知识基础，特别是在隐性知识方面已有深厚积累，所以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在其构建之前，中国文化和文明中已有的知识包括隐性知识属于体系外知识，而不是体系内知识。亦即，虽然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知识成果，但由于其是一个新的构建和新的体系，所以，已有知识并不直接是新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只是新知识体系构建可以利用的知识资源。已有的知识资源只有经过转化、迁移进入新的知识体系并获得新的位置以后，才会成为新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隐性知识进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两种方式。其一，自然承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在知识领域的新发展、新成果，是新条件下的文化发展和提升，和之前的文化、知识存在延续、继承关系，并非断裂和否定。由于处于同一文化、文明体系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可以自然承袭、吸纳之前的许多知识资源，在隐性知识上更是如此。之前的许多隐性知识早已深入民族心理结构，成为文化惯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创建者也必然受其影响，自然会将其带入新知识体系中。其二，主动借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既是文明的延续，也是承担历史使命的主体的主动创造。在此过程中，知识主体会主动回溯自己的文化根脉，发掘、利用已有文化资源和知识资源，这属于主动借鉴。在隐性知识方面，知识主体会将以往那些难以言说的重要内容视为新创造的活水源头和珍贵资源，不断追问和挖掘。由此，会产生自主性的隐性知识或显性知识，并汇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2.从当前实践中获取隐性知识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在知识领域的成果，所以，其构建的知识来源除了已有的知识资源外，更重要的是直接来源于中国发展的鲜活实践。中国在当代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的推进除了解决发展和现代化的实践问题外，更为知识领域的发展、创新、创造提供了需求牵引、动力支持、思路启发、知识材料供给，成为自主知识大量产生并系统化的基础。这些新产生的知识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知识来源，经过选择后会融入该知识体系。新知识中除显性知识外，也包括隐性知识。当然，其中许多知识仍然既包括显性知识的层面，也包括隐性知识的层面。如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等都是极为重要的观念和大批新知识的汇集点，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在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等多个学科都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成果，是学术领域的主要进展，也是代表性的中国话语。这些可以明显观察到的学科、学术、话语内容都属于显性知识。同时，改革、开放、现代化等又不完全是显性知识，其背后还有大量直接或间接的隐性知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可以观察到改革、开放、现代化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无须说明的道理和自然而然的选择。改革、开放、现代化等在当代中国除了有显性知识的表现外，在更多情形下、在广大社会成员那里是以偏好、惯习、实践等方式存在的。这些都属于隐性知识，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可以直接汲取的知识资源。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知识生产和知识体系构建不能仅理解为少数专家学者的专业性活动，还应包括众多社会成员的知识活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应的是社会性、集体性、实践性的知识活动。其作为一种宏大的、国家或文明层级的知识体系，是宏观社会发展、知识实践的结果，背后是大量微观主体在知识生产、知识组织方面的活动、行为、互动。
当代中国发展中取得的许多重要知识和理论成果都是在已有显性、隐性知识资源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基础上综合创新的结果。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在民主理论、民主思想领域的重要创造性知识贡献。从隐性知识的角度看，其中隐含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很多深层惯习、偏好，如以合作性而非对抗性定位社会政治关系，重视政治过程中的情感交流和相互理解，重视兼听则明和汇集众智的群体性智慧、“大一统”思维等。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对民主本质和形式的深刻理解，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还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在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落实、发展民主的实践智慧。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内容的协商民主，则与中国礼让文化中蕴含的规则意识、宽容精神、自我谦抑等深层文化惯习有关。又如，中国文化传统中对和谐的偏好同当代社会实践及社会意识相结合，产生了许多创新性的知识成果。同则不继、万物并育的文化智慧和当代中国的开放心态及当代世界文化联系和交流日益密切的现实相结合，生成了文明互鉴的知识和理念；因顺自然、自我约束、追求美好生活的文化偏好则与当代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相结合，滋养、生成了生态文明思想。
（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之间的转化、互动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包括隐性知识的汲取、生产，也包括显性、隐性知识之间的转化和互动。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等在研究企业知识创造、创新时提出了SECI模型(socialization，社会化；externalization，外显化；combination，组合化；internalization，内隐化)。本文认为，这反映的是群体或集体知识活动的一般性规律，也可以用来分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因为本文选取的是隐性知识视角，所以只涉及三个方面，即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或外显化、显性知识的内隐化、隐性知识的传递。
1.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是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过程，是隐性知识的外化
隐性知识虽然不易察觉和表述，但却真实存在，并深刻影响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在这一过程中，隐性知识或者影响显性知识的生产，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直接转化为显性知识。隐性知识中的不少内容自身就存在着显性化的要求。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主要知识来源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知识体系可以理解为隐性知识及其外化的显性知识的结合。隐性知识的外化在技术上有多种方法，如口述史方法。口述史是一种常见的学术研究方法，运用调查采访的方式获得、记录了访问对象的思想、情感、观点、经历，其内容通常是个别的、特殊的、个人化的、生动的、非理论化的，不少方面涉及潜在的、深层的、模糊的意涵。从知识的角度看，这实际是一种隐性知识外显化的方法。徐拥军从企业知识管理的实践出发认为，口述史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不定期的产生文件、物化隐性知识的方法。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同样可以运用口述史的方法，如可以对奋斗在现代化事业一线的人物进行口述史访谈，从中提取体现自主性、创造性的知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中国人在知识领域相互联系、相互协作、共同创造的集体性实践活动，这和美国学者埃蒂纳·温格（Etienne Wenger）提出的实践共同体非常相似。温格认为，实践共同体中的人分享知识、共同学习，在意义协商之中建构了意义，维护了共同体。这启示我们，隐性知识的外化也是大量个体共同参与、集体创造的过程，知识建构和共同体建构可以高度结合。
2.显性知识的隐性化是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过程，是显性知识的内化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离不开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也离不开显性知识的隐性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生产出来的显性知识，一方面通过传播、传递为更多的社会成员所了解、运用，另一方面显性知识背后总隐藏着一些隐性知识，人们在学习、接受显性知识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相关隐性知识的影响。当显性知识的相关隐性知识不止停留在人们的认知范围，而且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时，就转变成了人们自身隐性知识的一部分，完成了内化。这种内化既发生在个体层面，也发生在群体层面。在个体层面，显性知识内化为个体的隐性知识；在群体层面，显性知识内化为群体的隐性知识。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的隐性知识，均不完全是自身形成的，一些来自于外部的隐性知识，另外一些则来自于外部显性知识的内化。显性知识的内化是知识对社会成员产生影响的重要方式之一，这对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有重要意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就是为了满足社会的知识需要，影响和塑造社会成员，推动社会发展。显性知识对社会成员的直接影响是外部影响，显性知识转化为社会成员的隐性知识后产生的影响是内部影响。内部影响更深刻、更持久。当显性知识转化为隐性知识后，才意味着社会成员真正接受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显性知识，才表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所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很多显性知识需要内化，以使其从人的创造物真正变成人自身的知识，从而牢固确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
3.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的知识运动，除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以外，还包括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传递、转移
人们的隐性知识可能来自人们自身的经验和实践，可能来自外部显性知识的内化，也可能来自其他主体或知识体系中的隐性知识。隐性知识难以陈述、传递、传播、学习，但只是难度比较大，并非完全不可能。人们仍然能够通过观察、模仿、交流、合作、体悟等方式领会、学习其他主体的隐性知识。所以，实际上也存在着由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传递。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同样存在着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传递。首先，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已有的一些隐性知识迁移到新构建的自主知识体系之中。其次，是中国当前社会实践中新产生的隐性知识以及个体、群体所具有的隐性知识中的一部分被吸纳到自主知识体系中，成为自主知识体系的隐性知识。再次，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一些隐性知识被当前社会中的个体、群体所接受，并成为其自身隐性知识的组成部分。所以，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移、传递。
五、结语
隐性知识不仅是知识的一种类型，也是隐藏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构建甚至中国和世界发展中的隐秘线索，从而为理解很多重要的时代主题提供了新的角度。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中都包含和创造了大量隐性知识，这些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隐性知识的重要来源，同时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作为显著的、体系化的知识成果也是中国自主创造的隐性知识的显性化的重要表现。此外，这三大体系也在隐性知识层面联通共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根本在于对中华文化隐性知识的传承创新，从而既具有民族特性又体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关键在于，两方面的隐性知识以中国现代实践为基础实现融合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大量现代隐性知识，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成果，又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继续推进提供了知识支撑。植根于中国传统和当代实践的隐性知识不仅是文化强国、文化自信的基石，还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文明的交流和互鉴也必然离不开隐性知识层面的交流和互鉴。凡此种种，皆说明隐性知识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内生力量之一，隐性知识的传承、创新、积累是中国内在成长的重要方面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