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浦劬，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逐步探索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这一实践过程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又深刻反映了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文化传统。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切实把握中国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通过系统考察中国政治实践的具体经验，提炼具有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和原理性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强调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性，也要致力于与国际学界展开对话，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中守正创新，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又能为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和全球治理作出贡献的理论体系。

政治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基础性学科，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承担着关键使命。作为一门以国家为核心研究对象的学科，政治学理论的建构必然植根于特定国家的政治实践土壤。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通过持续的实践探索和创新，逐步构建起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这一体系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又深刻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系统总结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入探究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自主性特征，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一、基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展开政治学研究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分析政治现象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成为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在于，它彻底摒弃了西方传统思想从抽象人性论或先验理性出发的研究范式，转而以现实社会中的物质生产活动为逻辑起点，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分析，深刻揭示了政治现象的本质根源和发展规律，从而构建了全新的系统性的政治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创新也为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政治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必须坚持这一基本立场，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

从唯物辩证法出发，社会基本矛盾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构性构成和相互作用的。因此，在强调经济基础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应该充分注意到，政治并非经济的直观和简单的反映。从经济基础到政治现象的变化，需要经过社会结构这一关键中介。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社会结构分析，即基于经济基础的阶级阶层关系分析，成为连接经济与政治的关键环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方法论。可以说，“对阶级结构的分析是对任何社会作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直观重要的出发点”。

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以来，其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就被视为理解社会矛盾本质、制定革命策略的重要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深刻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论断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精髓，更彰显了准确把握社会结构对于革命实践的决定性意义。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维度来看，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特殊国情，在面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复杂社会现实时，发展出了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相结合的创新性研究范式。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经典文献中，他不仅系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更对各个阶级内部的成员构成进行了细致的分层研究，这种既把握宏观阶级对立又注重微观阶层差异的分析方法，为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策略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工具，这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理论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型和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我国社会结构呈现显著的动态变迁特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促使社会成员在地域间、产业间的流动性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不仅催生了新的劳动形态和就业岗位，也深刻重塑了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城乡人口流动的加快使传统农民阶级流动加快，工人阶级在规模扩大的同时，其内部构成也因新业态、新职业的出现而发生重组与融合；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的内涵与外延正在经历新的结构性变迁；社会成员整体受教育水平普遍提升，知识型劳动者比例显著增加。这些结构性变化不仅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果，也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重要的现实基础。在此背景下，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结合中国社会结构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深化对社会阶层变迁规律的认识，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社会基本矛盾始终处于动态演进之中，其表现形式与作用机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矛盾在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力存在显著差异，呈现结构性、层次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因此，在政治学研究中，需要从社会矛盾的系统性分析深化到国家政策的具体解析。在现实中，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这一现象深刻反映了社会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工业化探索，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直至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这些宏大的政治主题不仅塑造了国家的发展路径，同时也深刻反作用于经济结构、文化形态及社会阶层构成等领域。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改革的持续深化，中国的政治发展呈现显著的独特性和新颖性，表现为多重政治关系的复杂交织与动态调整。这些新的政治实践与发展理念对政治学研究的叙事范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理论框架已难以完全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性，而新的理论内涵亟待挖掘。显然，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并非简单叠加既有学术理论，而是蕴含着独特的制度创新与实践智慧，需要学者结合实证研究与理论创新，构建更加科学、更加具有解释力的自主知识体系。

二、系统性与集成性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一重要论述不仅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同时也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理论方向与实践要求。因此，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绝非仅仅是对既有政治学知识、信息与数据的简单整合或移植，而是基于科学立场、研究路径与价值体系的系统性思维范式，是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逻辑，立足中国独特的政治实践与社会发展经验，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智慧为支撑的辩证逻辑构成和方法论体系。这一知识体系不仅反映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规律，更坚守科学的世界观与正确的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创新的重要载体。

在政治学研究中，对政治现象的把握需要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研究路径。就“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意识形态及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话语，而政治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将其转化为学术话语。这一转换过程包含两个关键维度：在理论创新维度上，需要通过严谨的学理分析和学术论证，对党的指导思想、政策方针进行系统化阐释，使其具备更强的理论解释力和逻辑自洽性；在知识体系维度上，则要将政治实践中的经验智慧升华为可传承、可传播的知识体系，从而在学术教育和国际交流中发挥更广泛的影响。作为与实践联系最为紧密的社会科学学科，政治学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着重大现实和历史责任。

就“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而言，需要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涌现的新现象、新特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归纳和总结。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治现象的新颖性并非取决于其是否为中国独有，也不以出现的时间先后为衡量标准，而是基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随着认知水平的提升而不断被发现和阐释。这些现象既可能与其他国家存在共性，也可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关键在于以实事求是精神和科学严谨态度进行政治研究。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踏踏实实立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伟大实践、全心全意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同时具备全球视野，采纳人类文明积极成果为我所用。其基本表征体现为政治现象与政治理论的动态对话，在政治实践的推动下，不断补充、修正与革新，使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使现实能够持续推动理论的深化。这一知识体系强调开放性与包容性，在坚持本土立场的同时，积极吸收国际政治学的有益成果，使中国政治学既扎根中国土壤，又能与世界学术体系形成良性互动，紧密结合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形成一套既能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又能为全球治理研究提供中国视角的理论范式，提升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与国际影响力。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在实践积累与理论探索中不断深化发展，形成了兼收并蓄、多元共生的学术格局。在这一进程中，政治学研究范式呈现三个显著特征：首先，研究议题呈现多维拓展态势。随着改革深化与社会转型，政治学研究突破了传统范式，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不仅深化了对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规律的认识，更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态势。其次，研究方法实现多元创新。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依然保持旺盛生命力，比较分析、演绎推理、系统分析、论理思辨、归纳提炼等经典方法在把握政治发展规律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与此同时，微观政治学研究方法也取得突破性进展，案例研究、分析模型、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行为研究等新兴方法日益普及，特别是在青年学者群体中逐步成为重要研究范式。这种传统与创新并存的方法，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分析工具。最后，研究范式趋向科学化发展。中国政治学研究正经历从经验描述向理论建构、从定性分析向定量定性相结合的转变。这种转变既体现了对政治学传统分析途径的传承发展，更彰显了立足本土实践、立足学科和学术发展前沿的方法论自觉。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不仅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也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从研究领域来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深度融合。这一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呈现新的鲜明特征：首先，从党的指导思想到基层治理实践，从宏观理论建构到微观政策分析，中国政治学研究形成了立体化、系统化的学术格局。特别是围绕党的全面领导、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民主实践与话语创新、世界之变与中国之治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究，取得了诸多新成果。这些研究既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学理支撑。其次，在新型政党制度、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特色与国际比较、数字政府建设、城乡基层治理、计算政治学等重要领域，中国政治学界构建了一系列具有标识性的学术概念，学术话语体系日臻成形。这些概念既植根于中国政治实践，又具备理论解释力，逐渐获得学界和社会广泛认同，推动了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

综上，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坚持系统集成的整体性思维，又要注重具体层面的多角度研究，辩证看待政治发展的整体性与研究过程的局部性，将社会基本矛盾、社会结构、国家政治、政府政治、政党政治、社会政治、基层政治等不同层面的研究科学区分并有机统一起来。

三、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排斥一切真理，不管它来自何时、来自哪里，只要是真理性认识，都可以作为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养分。”这一重要论述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当然，中国政治学研究作为一门探索政治发展规律的科学，始终应遵循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辩证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这种研究取向既不同于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也区别于狭隘的本土主义，而是致力于在把握政治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总结中国实践来丰富和发展政治学理论体系。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中国政治学研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对于“中国现象”的精准解析。要区分哪些是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哪些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运行规律。其次，理论提炼的科学性。既要避免照搬照抄国外理论和观点，也要防止将特殊经验过度普遍化。最后，理论创新的开放性。要在保持文化自信的同时，积极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正经历着自主创新的关键阶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学界越来越注重从中国悠久的政治传统中汲取养分，同时积极吸收现代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通过提炼本土政治及其发展的核心研究议题，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这一知识体系既突破了国外政治学的理论局限，又为解释中国政治现象提供了科学工具，其理论成果不仅深化了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也为全球政治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治理智慧，展现出中国学术话语与世界政治学对话的理论自觉和实践价值。

可喜的是，随着中国国家治理效能和人民民主真实效应的持续显现，国际学界越来越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中国在保持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的同时实现制度创新的实践经验，正在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提供重要启示。概括地说，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世界意义将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中国成功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证明了政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其次，中国实践为发展中国家平衡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制度方案。最后，中国对传统政治智慧的现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全球政治文明贡献了东方智慧。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解释中国奇迹，更在于为人类探索更好的政治制度提供中国方案。我们相信，随着中国道路的持续成功，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实践与经验总结的普遍意义将会逐步体现出来，为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和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四、议题演进与话题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其政治学研究面临着独特的理论挑战和实践命题。这种“超大规模性”不仅体现在人口数量上——中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近1/5，更体现在由此衍生的治理复杂性上。许多在中小型国家行之有效的政治理论和管理模式，在中国语境下往往面临“规模失效”的困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实际上是在破解一个世界级治理难题：如何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让一个相当于欧洲总人口规模2倍的国度在几十年内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转型。这一进程至少面临三重结构性挑战：其一，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治理差异化需求；其二，社会阶层多元化产生的利益协调难题；其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的融合问题。这些挑战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面对的“超大规模治理方程式”。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还受到历史路径的深刻影响。传统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经济管理体制、传统行政文化的惯性力量，以及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节奏和方式。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使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走出一条制度创新与渐进改革相结合的独特道路。正是这种复杂性，使中国政治学研究既面临理论创新的挑战，又拥有丰富的研究素材——中国治理实践中的每个特殊现象，都可能蕴含着对传统政治理论的突破和创新。

从学术价值来看，中国的国家治理经验正在为政治学研究开辟新的理论增长点。在区域差异治理、多元利益整合、传统文化现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领域，中国实践已经产生了具有原创性特点的体制机制创新。这些实践不仅丰富了全球政治学的理论图谱，更提示我们：政治学理论的普遍性必须建立在对不同国家特殊性的充分尊重之上，通过系统总结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的国家治理创新和人民民主实践，逐步探索建立适应超大规模国家治理需求的国家运行机制。

当前，中国在解决大规模国家治理难题、平衡效率与公平、协调传统与现代等方面形成的制度创新，正在为政治学理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种理论自觉标志着中国政治学研究正在从特殊经验总结走向一般理论建构，从区域性的知识生产走向全球性的学术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把握好普遍规律与特殊国情的关系，将始终是中国政治学保持理论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面向未来，中国政治学研究需要在保持理论自信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学术创新能力。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特别是要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重大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推动中国政治学理论走向世界。在这一过程中，逐步使中国话题和经验理论发展形成人类社会政治发展普遍理论，构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人类社会普遍意义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原文刊发于《政府管理研究》第一辑，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