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摘  要：经济增长目标的战略性制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目标制定清晰且积极可行，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即将全面完成，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之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新阶段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特别明确了“十四五”和2035 年远景发展目标。其中经济增长目标，特别是GDP 总量增长和人均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深刻的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关键词：全面小康；GDP 水平；十四五规划；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发展格局

一、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关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始终是明确的，并且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有所修正，总体上看符合中国实际，也是积极可行的。

(一) GDP 总量和人均增长目标的提出及调整

1982 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首次明确提出从1981 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里，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从1980 年的7100 亿增加到28000 亿元左右，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出将居于世界前列，城乡人民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这是首次提出总量翻两番(当时我国统计核算体制还没有采用GDP 体系，因此用的是工农业生产总值指标)，首次明确“小康水平”。

198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实现比1980 年国民生产总值(GNP)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在1987 年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 世纪末，GNP 总量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GN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首次明确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远景目标，并首次明确提出人均GN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长期增长目标。1992 年十四大报告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提出年均经济增长率可以更快些，国民生产总值到20 世纪末将超过比1980 年翻两番的水平。事实上，我们在1997 年比预定的2000 年提前3 年实现了翻两番增长目标。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展望21世纪，明确提出在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 年翻一番，同时首次提出了“两个百年目标”，到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目标。十六大报告把十五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在第一个百年目标达成时，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小康)，在第二个百年目标达成时，基本实现现代化。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对2020 年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进一步细化，在十五大提出21 世纪第一个10 年(2010 年)国民生产总值(GNP)较2000 年翻一番的目标已经提前实现的基础上(2007 年提前三年)，首次提出到2020 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比2000 年翻两番的增长目标。到2012 年党的十八大，则更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实现GDP 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两项指标均比2010 年再翻一番。[1]

2017 年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了“两个百年”目标，即在2020 年建党100 周年时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在2050 年新中国成立100 年时实现现代化。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及2035 年远景规划作出了进一步的战略部署。就人均GDP 水平的增长而言，“十四五”需要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即从2020 年的1. 1 万多美元跨越当代高收入发展阶段的门槛(按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以1986 年美元计，达到人均6000 美元为高收入阶段起点线，2019 年这一标准折算为12375 美元以上)。到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相应的人均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50 年则进一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世界上居于领先，达到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2]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在1987 年实现较1980 年翻一番，基本解决了温饱；1997年较1980 年实现了翻两番，在2000 年实现了初步小康目标；2007 年较2000 年又实现了翻一番，到2010 年按世界银行划分标准进入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2007 年十五大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到2020 年(建党100 周年)人均GDP 水平比2000 年翻两番，党的十八大则以2010 年为基数，提出到2020 年GDP总量和城乡居民收入再翻一番，到2019 年这一增长目标的达成度已达190%(完全达到的达成度应是200%)。2020 年中国经济能够实现正增长，但受疫情冲击增长率大幅下降(为2. 3%—3%)，能够总体上实现(若按2020 年比2000 年翻两番的原定增长目标，则已实现)。

(二) 第一个百年目标总体实现

2020 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3]。特别是从经济数量和质态的主要指标上看，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已经实现。

从基本数量指标上看： 一是GDP 总量超过100 万亿元，较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 年增长了近40 倍，年均增长9%以上，占全球GDP 比重从1978 年的1. 8%，列世界第10 位，上升为17%左右，列世界第2位(自2010 年起折算为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一位的美国相比，从1978 年相当于美国GDP 总量的6. 3%上升为相当于其70%左右，不仅成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经济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二是人均GDP 水平2019 年为7. 09 万元，超过1 万美元(1950 年不到100美元，1978 年为200 多美元)，高出目标值约18%，较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 年增长了近30 倍，年均增长8%以上，在世界银行统计排序上，从改革开放初期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96 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89 位(倒数第7)上升为目前的214 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75 位左右，成为当代上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40 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从贫困向温饱阶段的跨越(1998 年人均GDP 水平达到当代下中等收入阶段水平)，继而又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的跨越(2010 年人均GDP 水平达到当代上中等收入阶段水平)，贫困发生率2019 年为0. 6%，低于目标值1%。2020 年则实现了总体全面脱贫，克服了绝对贫困。

从主要结构指标上看： 一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农业就业比重显著下降，从1950 年的80%以上、1978 年的70%以上(当代低收入贫困国家平均值为72%)，降至目前的26%左右(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30%左右)。二是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目标，据测算(以人均GDP 水平、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商品增加值比重、人口城市化率、第一产业就业占比等5项指标构成的综合工业化指数)，到“十三五”时期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后期(按照工业化理论，工业化过程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到2020 年我国工业化指数可达95%，基本实现工业化。[4] 三是城镇化进入加速期，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 年的17%略强上升至2019 年的按户籍计44%以上，按常驻人口计60%以上，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史上城镇化加速期(30%—70%)。四是恩格尔系数进入富足阶段，城乡居民家庭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从1978 年的63%以上(贫困状态)降至27%左右(富足状态)。

从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标上看：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指标达成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十三五”规划所提出的发展指标是第一个百年目标达成指标的具体体现，在这一指标体系当中，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指标——包括GDP 总量、全员劳动生产率、城镇化率、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等；创新驱动——包括R&D 经费投入强度、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数、科技进步贡献率、互联网普及率等；民生福祉——包括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人均预期寿命等；资源环境——包括耕地保有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万元GDP 用水量下降、单位GDP 能源消耗降低、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等总计25 项指标。其中有13 项指标在2019 年已完成，8 项指标2020 年能够完成，个别少数指标未能完全达成，包括GDP 总量按可比价格比2010 年翻一番目标、R&D 经费支出占GDP 比重、全员劳动生产率等，但也大体接近完成。其中GDP 总量较2010 年翻一番指标达成率为97%左右，主要是受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增长率仅为2. 3%所致；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12 万元指标，达成率为95. 8%(2019 年为人均11. 5 万元)，接近完成；R&D 占GDP 比重目标指标为2. 5%，到2019 年达成度为88%(2. 2%)，主要原因是GDP 总量高速增长所致，R&D 支出本身增速是十分快的。总之，可以说，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总体实现。

二、新发展阶段以人均GDP 为标志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达到新高度

(一) “ 十四五” 人均GDP 水平将进入高收入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基础上，再奋斗30 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5] 从2020 年到21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20 年到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一目标对早在1987 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远景目标“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有所修正。十三大报告提出“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十九大报告基于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而不是十三大报告所提出的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十三大报告所提出的到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在十九大报告中作为2035 年(第一阶段)的阶段性目标，提前了15 年。

就2035 年(第一阶段)的经济增长目标而言，有可能也有必要实现2035 年我国GDP 总量或人均收入水平较2020 年翻一番的增长目标，即GDP 总量达到200 万亿以上(按不变价格)，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或接近3 万美元( 按不变价格)。要实现这一增长目标，要求在15 年内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4. 73%以上的水平。尽管实现这一增长将会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隐患的冲击，但经过努力，特别是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根本转变发展方式，是有可能实现的。[6]

在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奋斗目标的第一阶段，“十四五”具有起步的重要意义。在“十四五”末，必须达到现行的高收入标准(世界银行划分标准)，才能为2035 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较2020 年翻一番创造发展基础。实际上，就是要求在“十四五”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当代世界经济有7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从发展史上看，高收入经济体自达到上中等收入阶段(2019 年为4055 美元以上) 后发展至高收入起点(2019 年为12375 美元以上)，平均用了12—13 年，其中人口大国(500 万人以上)约20 个，平均用11—12 年时间。我国以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为标志，2010 年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若以12 年左右为参照，应在2022 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若从国际经济发展经验看，稳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应超出高收入阶段起点水平以上20%—30%，否则伴随经济波动可能退回上中等收入阶段，出现反复。因而，稳健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需要的时间应当高于达到高收入阶段起点线水平的12 年左右的平均时间。我国“十四五”期间应当实现的经济发展阶段性任务正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如果年均增长率保持在6%左右，能够达到这一水平。

(二) 2035 年人均GDP 水平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在“十四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础上，再用10 年时间到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相应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等发达国家”在统计上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分类，因而“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只能是一个粗略的、相对的概念，或者说是归纳整理后的概念。即从全部“发达国家”当中除去“主要发达国家”之后的发达国家，这些“主要发达国家”之外的发达国家可以归结为“中等发达国家”。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 每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前景》报告(the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WESP)，  按发达经济体 (developed economies)、转型中经济体(economies in transition)和发展中经济体 (developing economies) 三个分类公布国家和地区间比较数据 [7]。在其公布的分类中，世界上发达国家共有45 个，包括美国、新西兰、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15 国以及欧盟新成员12 国；欧洲其他国家(冰岛、挪威、瑞士)等。在这45 个发达经济体中，作为“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七国(人均GDP 都在4 万美元以上)，其余38 个经济体应当属于“发达经济体” 当中的“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 平均水平在3 万美元左右。

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没有“发达国家” 的分类标准，是按收入水平把各国分为高收入、上中等收入、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四个组别。“高收入”的标准是根据1986 年美元价格达到人均6000 美元以上的经济体，2019 年这一标准折算为12000 多美元；高收入国家即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经济体，也可视为“发达国家”。在世界银行2019 年公布的高收入国家组别中(per capita GNI， 按汇率法计算)，进入这一组别的国家有65 个，其中人均GDP 水平最低的为罗马尼亚(12630 美元)，在这65 个高收入国家中居中位水平的是列第30 位前后的国家，包括韩国等，人均GDP 在3 万美元左右。[8]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 提出的 “人类发展指数” 或称为“ 人文发展指数” (Hunan Development Index， HDI)，以各国出生人口预期寿命、预期受教育年限、平均受教育年限、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等4 项指标加权处理，得出HDI 的数值，再根据HDI 数值把各国分为四类：很高发展水平国家、高发展水平国家、中等发展水平国家、低发展水平国家。“很高发展水平国家”的HDI 值在0. 8 以上，共有62 个(2018 年)。这62 个“很高发展水平”国家也可以视为“发达经济体”， 其中居中等水平的( 如列在第29—31 位的意大利、爱沙尼亚、塞浦路斯等) HDI 值大体上在 0. 88—0. 87 之间，相对应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 在30000—36000 国际元左右。[9]

我国2020 年人均GDP 水平按汇率法折算将突破1 万美元，达到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人均11000美元左右)，按购买力平价折算已达到16000 国际元以上(2019 年)，在世界银行的分类中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 4000—12000 美元)，在214 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列第75 位上下，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HDI 排序中列第85 位左右。要在2035 年人均GDP 水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际相当于按现在的美元或国际元价格计，从目前的11000 多美元达到接近30000 美元左右，或从目前的16000 多国际元达到30000 多国际元左右。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要求GDP 总量或人均收入水平翻一番，GDP 总量将超过200 万亿(按现价折算为美元将超过30 万亿)，相应的年增长率平均要达到4. 73%。在15 年内实现年均4. 73%的增长率将会面临一系列的矛盾和挑战，特别是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实现这一增长目标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基于生产函数法对2020 年—2035 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预测，无论是基准还是乐观情形，如果不改变发展方式，中国经济难以实现翻番增长。[10]

(三)2050 年人均GDP 水平赶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国力和影响力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不仅总量处于世界领先(有可能在2035 年之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人均GDP 水平也应当处于领先地位，即赶上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全部发达国家(而不仅仅是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报告，当代45 个发达国家人均GDP 平均水平在40000 美元以上(2014 年)，根据世界银行分类，当代65 个高收入国家人均GDP 平均在45000 美元以上(2019 年)。也就是说，在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上，我国人均GDP 水平应从30000美元左右(当代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再增长至40000—45000 美元(当代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需要在2035 年—2050 年的15 年里，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实现起来将是十分艰巨的。事实上，我们假定2035 年人均GDP 水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2050 年人均GDP 水平赶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尤其是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以现在已有的水平与我国现阶段实际水平之间的差距作为追赶的任务，提出相应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035 年翻一番需年增长4. 73%，再到2050 年赶上发达国家现有水平需年增4%左右)。但实际上，在未来15 年至30 年的时间里，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客观上会提升，因此动态地看，我国经济增长要实现赶超目标必须保持比假定发达国家静态不变更快的速度，才能真正有效地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事实上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不仅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自身的历史相比较，也是与国际社会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相对的比较；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重要指标本身的绝对变化，也是在与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动态进程的比较中发生的变化。

应对这一挑战，需要根本转变发展方式，这样才能适应新发展阶段新增长目标的要求，适应新时代国内国际经济发展条件和环境的深刻变化，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实现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拉动经济增长，以新增长动能推动经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否则，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出现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的下降趋势，在新阶段必然进一步强化。事实上，若仍依照以往的发展方式，我国在2020 年至2035 年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难以达到实现GDP 总量或人均收入水平翻一番的增长要求，2035 年—2050 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则会进一步下降。[11]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破解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问题

面对“两个大局”，针对国内国际发展环境的新变化，尤其是疫情产生的新冲击，为应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之后面临的一系列新挑战，把握重要战略期提供的新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此破解新发展阶段的新问题，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了系统的战略部署。

(一) 新发展格局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题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要求在于推动实现国民经济均衡增长和协调发展，即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之间的畅通，包括总量上的供求关系的均衡，国民经济各类结构性均衡，国内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均衡，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方面的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统一，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和谐，等等。总之，提高供求之间的市场适配性，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以高质量供给满足需求并创造需求。从经济体制条件规定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脱离市场需求刺激供给，从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而言，作为发展中国家仍未超越供给创造需求的时代。经济均衡增长和协调发展状态是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对经济均衡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发展格局是适应这种均衡状态目标的新要求而提出的，实际上也是为克服长期非均衡高速度增长所形成的种种矛盾，尤其是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适应新约束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新要求，提出的向更加均衡更高质量发展的深刻转变，这种从非均衡向均衡增长动态的转变，包含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等方面的根本转变。

(二) 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理念为战略引领

发展理念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发展方式要转变，首先发展理念必须转变，适应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发生的系统性变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目的就是引领发展方式在实践上的转变，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基础上开启实现现代化新阶段，以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需要更为深入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以进一步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张拉动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拉动，进而实现经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转变。新发展格局旨在新发展阶段推动这种发展方式的历史转变，因此必须更为牢固的树立并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三) 新发展格局以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战略目标

根本转变发展方式需要以贯彻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而新发展理念的贯彻则需要通过相应的机制和途径。现代化经济体系恰是实践新发展理念的机制和途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落脚点。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应以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战略目标。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布局体系、绿色发展体系、高水平开放体系、经济体制等七大体系。这七大体系的建设体现了新发展阶段改革、发展和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有机统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机制上必须依赖这七大体系的构建，为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不仅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同时明确了“时间表”，在2035 年建成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以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进程相一致。

(四) 新发展格局以科技创新为战略支撑

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理念为战略引领，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战略目标，创新便成为关键。新发展理念首要的便在于“创新”，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创新。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技术进步再主要依靠“模仿”式的学习已不可能，核心技术，包括前沿突破性技术，受人制约掣肘的技术(短板)等，是买不来、要不来的，只能依靠自主创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把科技创新摆在各项任务的首位，强调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调抓好人才和机制两个关键点，表明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关键在于创新带来的效率革命和动能转换。[12] 现代经济体系的构建及竞争力的提升，根本在于创新的支撑。产业链的断点、堵点和国民经济循环受制于人的短板得以克服，要害在于创新力上能否突破。

(五) 新发展格局以立足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

构建新发展格局须立足扩大内需，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也是大国经济优势所在。[13]一般而言，大国经济追求趋向于均衡目标的增长和发展，是以“基本内向型”为特征的，即投入和产出两端以立足国内需求为基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一方面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增长模式已难以持续。从国内经济发展而言，要素成本低廉的传统竞争优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系统性改变，需要重塑新优势；从国际经济环境而言，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状态短期里难以缓解，因此依靠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利用加工和制造的成本优势生产，再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循环流受阻。作为“世界工厂”(我国2019 年制造业规模已占全球28%以上，成为超过美国的第一大制造业规模经济体)，需要重塑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也具备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可能和基础。我国具有广阔的投资增长空间，作为处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加速成长期的国民经济，作为当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固定资产投资，无论是物质资本积累还是人力资本积累，投资需求的规模和增长速度都有巨大的可能。只要在体制机制上，特别是在投融资方面深化改革，这种可能便会转换为现实，2019 年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达55万亿以上。我国具有14 亿人口和数以亿计的中等收入群体，再加上每年上千万的新增人口，消费需求规模巨大，2019 年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超过41 万亿元，已成为最大的国内消费品市场。只要社会经济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同步增长，且不断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降低收入分配差距，我国消费需求增长具有巨大的潜力。

(六) 新发展格局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

立足扩大内需，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需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讲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讲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14] 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重要不同在于，需求侧的改革和政策调整直接影响消费者，进而影响总供给与总需求间的总量关系。供给侧的改革和政策调整直接影响生产者，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结构，尤其是影响微观上的企业、产业和宏观上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效率。因而，新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从供给侧入手，并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一方面之所以须从供给侧入手，因为新阶段的新失衡不再是以往的单纯总需求的膨胀(1978 年—1998 年)，或总需求的疲软(1998 年—2010 年)，宏观经济调控的压力不再是单纯的防通胀或遏制“下行”，而是双重风险并存，既有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又有需求疲软导致的“下行”风险。紧缩需求或扩张需求都面临严重的矛盾及政策效应上的局限，需要从供给侧入手进行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之所以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在于提高生产者效率，而供给侧改革恰恰以提高生产者效率为目标；同时，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方面集中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上，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发展的不充分重要的是供给质量水平的不充分。因而，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和克服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提高供给效率和质量基础上克服结构性失衡。[15]

(七) 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开放为战略前提

开放是基本国策，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改革、发展、开放是有机整体，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绝不是采取封闭式的发展战略，而是以新的高水平开放作为前提条件，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6] 基本内向型的大国经济绝不是封闭式的自我循环经济。客观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改革和开放，我国经济规模从改革开放初期占全球1. 8%，上升到16% 以上，2020 年有可能达到17%。在近些年全球经济增量上，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占30%以上，2020 年有可能成为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改革开放40 多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年均9%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与开放的推动有密切关系。统计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的年份，对应的出口需求增长率往往达到20%以上，经济进入新阶段，尽管净出口增长放缓，贸易顺差占GDP 比重显著下降，但越是出现这种变化，越是对开放的要求更加迫切，特别是要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下，以“一带一路”深入发展为依托，形成内外联动的高水平制度型的开放型经济。没有这种高水平的全面开放型经济，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现代化目标及实现进程本质上是开放的。

(八) 新发展格局以培育新的区域性增长极为战略突破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既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体现，但同时也是经济大国存在发展时空上的“梯度效应”的重要基础。因而根据区域资源禀赋特征，根据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水平的不同，根据对不同区域主题功能区特点的认识，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可以率先发展的区域性增长极可以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率先突破，形成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极化效应”，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上形成“新高地”，在改革开放上形成新的可复制的经验，带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诸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健康发展以及成都-重庆双城驱动发展，等等，都具有较鲜明的新型增长极特征。

(九) 新发展格局以“ 稳中求进” 为战略方针

推进新发展格局构建工作总基调在于坚持“稳中求进”战略方针。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17]就经济发展而言，“稳”首先是指经济增长要稳，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式的严重失衡。“大起”即超越可能强行刺激经济高速增长，不仅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等经济过热现象，进而形成经济泡沫，严重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大落”即经济严重衰退，不仅会形成严重的失业压力，进而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而且，“大起大落”本身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就是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重要体现。保持经济增长的“稳”需要宏观经济政策上逆周期调节，克服经济严重失衡。推动“进”，实际上是指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要不断深入，通过全面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尤其是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能够得到缓解和克服，从而为高质量发展和均衡增长创造制度环境和发展基础，具体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而言，所谓“进”的历史内涵，就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的经济改革；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特别是加快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在加强党的领导同时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际上是以“五位一体”为总体布局，以全面实现现代化为目标，从深化改革、法治建设、从严治党等社会发展的经济、法治、政治制度创新和完善上全面提升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结构现代化水平。没有这种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上的现代化，便不可能有社会经济发展上的现代化，不可能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作为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针，“稳” 与“进”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稳”是“进”的前提，没有“稳”便没有“进”的前提和时间窗口；“进”是“稳”的根本，没有“进”便没有“稳”的基础和制度保障。[18]

参考注释

[1]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

[2]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7 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黄群慧等) ，《“ 十四五” 时期深化工业化进程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20 年第11 期，第5—12 页。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7 页。

[6]刘伟、陈彦斌：《2020—2035 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 年第4期，第54—68 页。

[7]https： / / www.un.org/ en/ development/ desa/ policy/ wesp/ wesp_current/ 2014wesp_country_classification.pdf

[8]参见世界银行网站2019 年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表。

[9]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网站。

[10]测算表明，延续传统增长路径，2020 年—2035 年的年均增速仅为3. 8%，意味着到2035 年人均GDP 水平只能达到2020 年的1. 7 倍，难以实现翻一番目标。参见刘伟、陈彦斌：《2020—2035 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 年第4 期，第54—68 页。

[11]刘伟、陈彦斌：《2020—2035 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 年第4期，第54—68 页。

[12] [13]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0 年12 月19 日第1 版。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115 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99、101、105、119 页。

[16]《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0 年12 月19 日第1 版。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21 页。

[18]刘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经济日报》2020 年12 月15 日第11 版。

原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