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轶军，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孙天娇，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华文化认同是“五个认同”的根基。智能算法技术重构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样态：首先，重塑文化传播结构模式，内容生产由官方主导转变为多元参与，传播方式由单向宣传转变为多向互动；其次，改变信息分发方式，由面向大众转变为面向分众，实现内容获取的个性化定制；再次，创新内容感知形式，将抽象符号转变为具象表达，赋予大众生活化情感化的中华文化体验。同时，智能算法也给中华文化认同带来风险：其一，算法把关导致中华文化被边缘化，加剧泛娱乐化和情绪化传播，挤压中华文化传播空间；其二，算法黑箱导致解构中华文化的内容借机借位传播，削弱公众信息鉴别能力，干扰中华文化传播秩序；其三，算法壁垒造成的信息茧房影响公众对中华文化的充分感知，阻碍在社会层面形成情感共鸣，弱化中华文化传播效力。面对风险挑战，应完善制度体系，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引领完善智能算法技术监管制度，同时，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规有效落实；探索平台协作，生产并传播契合媒介平台特点的中华文化相关内容，激发创作者生产传播活力；优化技术应用，设计特色算法工具以提升内容生产和扩散传播效能，以技术纠偏技术，避免算法导致中华文化认同异化；提升公众素养，培育公众理性意识，避免被算法技术所裹挟，开拓线下中华文化宣传阵地，在亲身体验中培育理性认同。
关键词：智能算法； 中华文化认同；技术赋能； 黑箱风险； 规避路径
一、 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由此可见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公约数和共同的思想观念根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文化认同对于民族工作的重要意义，“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培育中华文化认同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认同，以生动的文化符号和富有感染力的文化传播形式展现中华文化共同性和独特魅力，不断使中华文化认同成为紧密联系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互联网是培育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当下智能算法技术的普及对互联网政治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重构了中华文化认同的传播样态，既为培育中华文化认同带来了崭新契机，又暗含着一定的风险隐患。
学界关于文化认同的相关研究现状。有学者关注文化认同的功能。例如，有学者强调：“文化是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历史记忆是民族凝聚的精神内核。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也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赖个体对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认同。”有学者则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他者”文化的传入使“人们原有的文化连续性和思维稳定性被打破，对文化的原生认同发生动摇”。还有一些学者从民族节日、民族传统活动、民族艺术形式以及流行性民族文化元素入手进行研究，分析其文化认同意涵。
学界关于智能算法等新技术对价值观念影响的研究现状。有学者关注到智能算法将对意识形态安全产生影响，“算法推荐在承袭技术合理性语境的过程中也暗含着系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也有学者指出：“算法推荐的技术扩张引致的专属信息环境、社群空间区隔、算法技术依赖、去权威性传播等层面，为青年政治认同带来了固化认同思维、淡化认同情感、削弱认同能力、消解认同价值等隐忧。”学界对智能算法等新技术何以影响文化认同的研究可以分为正反两个方面，持积极观点的学者认为，“图像展演中的视觉对话与张力出场、声音叙事中的情感接合与意念感染、修辞象征中的内容再现与意义增殖、场景创设中的时空互动与关系再造，构成了这种传播模式的基本叙事形态”，将为民族意识、民族文化传播赋能，“算法技术实现主流文化与用户之间的智能化、个性化、精准化、高效化匹配，对主流文化认同具有极强的建构和引导优势”。而持消极观点的学者认为，数字化技术和媒介转型在给文化认同赋能的同时，也存在“负能”：“数字信息异化遮蔽‘真实性’，阻碍文化认知。”
综上所述，有学者关注到智能算法对文化认同的影响，但是关于智能算法技术对文化认同造成影响的研究一般是在分析新媒介对文化认同影响的研究中稍有提及，而缺少对智能算法技术何以影响中华文化认同的专门研究，缺少对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如何应对的系统分析。本文将探究智能算法技术如何重塑中华文化认同传播样态，明辨其潜在风险并寻找应对路径，以丰富中华文化认同相关研究，并为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借鉴。
二、 智能算法技术赋能中华文化认同
智能算法已经日渐成为信息生产与分发的重要 “基础设施”，个性推送技术、排序精选技术、检索过滤技术等智能算法技术的介入，使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更加智能、 精准和个性化，智能算法正通过改变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把关模式和推荐方式影响当下的政治传播样态。智能算法重构中华文化认同的传播样态主要体现在对中华文化的传播结构模式、传播分发方式和传播感知形式三个方面的改变，智能算法技术改变了旧传播时代的文化传播壁垒，在内容生产、内容传播和用户体验等多个维度为中华文化认同注入动能，为构建中华文化认同提供长远的驱动力。
（一） 重构中华文化传播结构模式： 一元单向转变为多元互动
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与进步，智能算法使中华文化传播结构更加具有开放性和互动性，使中华文化传播由以往单一的线性传播模式向复杂的网状传播模式演进。社会公众不再只是官方进行文化传播的受众，而是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结构中的共同参与主体。
第一，算法技术使中华文化的内容生产由官方主导转变为多元参与。长久以来，政府和主流媒体掌握传播工具向社会公众进行信息输出，在传播结构中占有绝对中心化的传播主体地位。智能数字技术的出现使信息生产、传播的门槛和难度降低，社会公众突破了以往文化传播中的受众身份限制，不再是被动接收信息的传播客体，公众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小红书和哔哩哔哩视频网站等平台生产和传播中华文化的相关内容。诸多知名互联网博主发布中华民族传统服饰、传统美食和传统手工艺品制作的相关视频获得几百万的播放量和几千条评论，普通公众也可以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有关自己民族特色活动或者体验不同民族特色风俗的内容，公众广泛参与内容制作和传播多维度提升了中华文化的感染力。算法延伸出更加多元的信息形态和更加平等的交流方式，实现了中华文化传播的去中心化，打破了以往官方主导的权威传播形态。各族人民都有机会参与中华文化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实践，制作出更多生动的文化产品，对不同民族文化进行细节性阐释，展现中华民族大家庭异彩纷呈的文化特色，有助于在平等的创作和交流中构建公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第二， 算法技术使中华文化的传播方式由单向宣传转变为多向互动。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的应用重塑了传播权力格局，以往官方宣传机构、 大众传媒和受众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发生了改变，政府部门与其他传播者对流量、受众和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政府相关部门开始愈发重视公众、媒体的表现和反馈，以此调整中华文化的传播策略。除去官方机构与公众就中华文化相关内容进行互动交流之外，社会公众也会自行组成传播社群，通过点赞、评论、分享、二次创作等形式传播中华文化，这种自发的交流互动有助于在网络空间构建起中华文化认同。此外，UGC即用户生成内容也为中华文化传播提供了强大动能， 古风音乐创作、经典作品动漫化、历史题材影视剧混剪等形式使中华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数字技术通过搭建多元互动的沟通机制，为公众感知中华文化提供更平等、更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多个维度拓展中华文化的传播力。
（二） 改变中华文化信息分发方式： 广泛覆盖转变为精准触达
传统媒体时代在传播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大众传媒的信息分发逻辑是 “广泛覆盖”，即通过增大发行规模、增加信息承载量等以获得更多受众的青睐；而智能算法时代的信息分发强调匹配用户的兴趣与需求，改变了以往信息传播信息过载却效率低下的状况，通过精准触达的 “滴灌” 模式提升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效率。
第一，算法技术使中华文化内容传播由面向大众转变为面向分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出现使传播者能够更便捷地对公众进行分类画像，识别不同分众群体的特点和偏好，并以此作为依据，针对不同群体制定不同的传播内容和传播策略。中华文化作为一种主流文化，需要在社会公众中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政府部门等作为传播主体也开始寻求将以往同质的宣传内容转变为面向不同网络社群具有针对性的内容生产，并针对不同群体的信息接受模式规划不同的信息分发渠道和传播策略。社交媒体平台可以搜集用户的认知特点、兴趣偏好等信息并进行统合画像，政府和主流媒体可以在算法的帮助下依据不同群体的生产生活习惯、文化风俗和情感特色等实现中华文化内容的靶向供给。例如针对学生群体，智能算法可以捕捉其对动画、电影等文化载体的兴趣，将古诗词、历史事件等传统文化以动画、视频甚至是虚拟人物等形式呈现在学生群体面前，提升学生群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同时算法技术实现的分众传播推动形成基于共同兴趣的虚拟社群，在社群中的用户围绕其共同爱好的中华文化进行二次创作、交流分享，在社交情感体验中加强对中华文化认同感。
第二，算法技术使公众对中华文化的内容获取实现个性化定制。近年来，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手机作为私人移动媒介能够实时搜集整合用户使用数据，各种传播平台依据个体日常信息获取习惯将为其构建一个私人定制的信息环境。智能算法技术能够实现依据个体信息获取偏好为其精准投送与其兴趣相关的中华文化内容，为个体营造中华文化全景浸润的信息环境，通过中华文化与个人兴趣的耦合不断提升个体网民的中华文化认同。少数民族网民在算法推荐帮助下，有更多机会看到自己民族活动、民族仪式在主流媒体出镜的内容，“让他们感受到 ‘被看见’ 的尊严感”，提高其参与民族交往互动的意愿，使他们在民族交往中感悟中华民族历史长河里民族交融、民族团结的史实。如果网民主动搜索中华文化相关内容，或者在浏览到相关内容时停留时间长、进行点赞评论，算法系统将对这一行为进行记录，该用户以及用户的社交圈内成员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将被推送更多有关中华文化的内容。算法技术的普及使中华文化以更符合网民个人兴趣、个人审美习惯的形式呈现在用户的屏幕上，为中华文化真正触达网民内心提供了可能。
（三） 创新中华文化内容感知形式： 抽象理性转变为具象感性
中华文化中存在诸多抽象的概念，如哲学思想、艺术创作、历史记忆等，因其历史年代久远、脱离公众日常生活而难以被公众理解，智能算法的广泛应用使公众可以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实现对中华文化的沉浸式体验。智能算法将抽象晦涩的文化符号转变为具象可感的文化体验，为构建中华文化认同提供支撑。
第一，算法技术助推中华文化由抽象符号转变为具象表达。算法技术融合其他数字技术如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技术，使蕴含丰富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数字化转型，相较于学理知识，数字化生成的具象可感的文化符号更具感染力和渗透力。我国多个著名博物馆通过数字展厅让社会公众足不出户感受中华民族的厚重历史，例如故宫博物院的“全景故宫” “数字多宝阁”，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大唐风华”，甘肃省博物馆的 “丝绸之路文明网上展馆” 等，将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共同记忆转变为可知可感的具象符号，“使概念动人心弦， 令原则生机勃勃”。智能算法技术向社会公众生产推送的内容直观形象，避免了受教育程度差异、语言文字不通导致的认同障碍，以具体事物、典型人物和生动故事等具象表达提升中华文化的感染力。
第二，算法技术赋予大众生活化情感化的中华文化体验。算法技术的应用改变了社会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能够将枯燥的中华文化符号经过创新生产转化成与民众衣食住行紧密结合的沉浸式场景，消费场景、生活场景、社交场景的出现强化了 “人” 的主体性，使文化符号更加生动可感。例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利用算法技术为喜欢拍照的女性精准推送延边朝鲜族、大理白族等民族服饰与妆容相关的笔记，调动女性用户对少数民族审美的兴趣，进而吸引她们去实地感受， 将中华民族丰富深刻的服饰、艺术和历史文化转变为生活化的具象体验，以分众化的精准推荐吸引公众实现从线上到线下的迁移，在浸润式的体验中培育文化认同。智能算法以生活化的传播形式，将中华文化与公众的消费体验、兴趣爱好、 人际交往紧密融合，既能增进个体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同时又能调动起与他人分享、沟通的兴趣，构建跨越民族隔阂的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社群，形成以中华文化为纽带的情感联结，为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注入力量源泉。
三、 智能算法时代中华文化认同的黑箱风险
智能算法的应用使信息生成与推送实现了智能化与精准化，但智能算法在商业逻辑和数理逻辑的双重指导下不可避免地导致信息失真和价值偏离风险，智能算法的信息生产和分发处于黑箱之中，算法像一只无形之手重塑文化传播的价值导向，使文化传播异化为娱乐化刺激和商业化变现的附属品。总结来看，算法把关、算法黑箱和算法壁垒将对中华文化的传播空间、传播秩序和传播效力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阻碍中华文化认同的形成。
（一）算法把关挤压中华文化的传播空间，导致中华文化认同引领弱化
智能算法的信息生产和推送逻辑是通过对用户行为的收集不断提升传播效率以实现商业价值，由于传播生态中的“马太效应”，浅表性、娱乐性的流行文化将被算法赋予更多的流量倾斜，而严肃的、系统性的中华文化内容因缺少受众规模和商业价值而被选择性过滤，长此以往将导致中华文化的传播空间愈发狭窄、逐渐边缘化。
第一，算法把关导致中华文化被边缘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带领人们进入信息爆炸时代，智能算法技术的普及使国家、媒介平台和个人成为算法逻辑中的平等节点，进一步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海量数据信息被强大的算力平台反复计算、编辑、分发，信息的人工审核变得不切实际”，政府和主流媒体设置严肃传播议程和引导舆论的能力下降。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去中心化传播结构赋予个体进行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能力，加上媒介经济的流量红利，越来越多的普通公众加入短视频博主、公众号运营者的行列，试图通过自媒体生产实现流量变现，导致碎片化、模式化的非权威性信息广泛占据网络空间。算法推荐遵循功利主义的逻辑，即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满足受众兴趣的碎片化信息被算法赋予较高的推送级别，而中华文化相关的内容存在形式僵化、内容空洞化等问题，因此对公众吸引力较低，在智能算法运行中被推送级别较低。长此以往，中华文化在网络传播空间中的话语权和引领力不断被分化稀释，导致公众对中华文化缺少接触和感知，难以形成中华文化认同。
第二，算法把关加剧泛娱乐化、情绪化传播，解构中华文化的厚重意涵。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写道：“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在资本裹挟下，信息生产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受众和流量，选择生产满足公众泛娱乐化需求的内容，智能算法推荐加剧公众成为娱乐的附庸。歪曲颠覆中华民族历史、恶搞亵渎中华民族英雄人物等解构弱化主流文化的娱乐性内容层出不穷，消解中华文化的严肃内涵。此外，社交媒体时代的公众更乐于体验释放情绪的快感，而非在意事实真相，信息生产者为争夺流量，利用智能算法技术以情绪化逻辑生产传播信息。中华文化的完整系统性被算法推荐短、平、快的模式拆解，甚至一些博主会恶意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发源、典型历史人物的生平进行歪曲事实的解读，通过激起不同地区公众的不满情绪来获得流量。例如，关于诸葛亮等名人的故里之争在网络平台上一直热度不减，近年来甚至出现了纪念孙悟空、潘金莲等人物的荒诞视频，引发公众热议。算法技术能依据个体用户情绪图像为其推荐相关内容，然后点燃个体网络情绪，最终激化整个网络社会情绪，在群体的情绪狂欢中歪曲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消解人们对于中华文化的理性认识，不利于培育公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二）算法黑箱干扰中华文化的传播秩序，导致中华文化认同构建失序
算法技术自身的复杂性和技术公司的保护政策导致公众无法洞悉算法进行信息生产和传播的底层逻辑，技术公司可以在算法设计和数据训练的过程中植入其推崇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而这种行为很难被监测和监管。当下仍有许多智能算法技术是由西方国家设计管理的，这就为西方文化借位传播提供了空间，进而导致用户对中华文化的忽视和误读。
第一，算法黑箱导致解构中华文化的内容借机借位传播。以往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把关权力局限在主流媒体和政府手中，网络媒介的发展使社交媒体、自媒体内容生产者脱离传统把关人的审查，算法黑箱则更进一步弱化了传统把关能力。英国学者查德威克在书中断言各类新兴传播技术已成为“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智能算法早已超越了技术范畴，开始对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影响，甚至成为社会资源配置和国际竞争中的新兴权力。算法黑箱为敌对势力传播恶意解读中华文化的内容蒙上一层客观中立的技术外衣，这些歪曲中华文化、宣扬西方文化的内容潜隐在智能算法的模型构建、数据收集、语料输入和部署应用等环节。政府部门想要实现对算法黑箱的监管，需要算法设计者配合提供充分的信息披露，而相关企业出于保护商业竞争优势等目的选择保密算法设计的相关信息，导致政府监管存在盲区，为歪曲中华文化、宣扬西方文化的内容借位传播遗留了空间。
第二，算法黑箱削弱公众的信息鉴别能力，轻信亵渎中华文化的信息。“经过半自动或全自动的自然语言生成，将输入的数据整理成一定的结构。这一阶段所涉及的技术繁杂且用户无法了解或得到解释。”算法的不透明性对人类的知情权和主体地位形成了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人的自主性，公众沉浸于算法推荐能够满足其浅表性娱乐需求的体验中，致使公众逐渐形成对智能算法的依赖。然而，大部分公众对智能算法的运行机制缺乏了解，对算法推荐的内容照单全收，丧失主动进行信息检索的兴趣与能力，对算法推荐的内容缺少理性批判意识。公众在网上获取信息时，面对算法推荐的亵渎中华文化的内容缺乏警惕和辨别，以算法推荐的内容不断构筑自己的脑内景观。例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屈辱与抗争的历史被解读为中华文化天然的劣势，西方文明优于中华文明，此类内容被算法多次推送至公众的个人信息终端，导致公众对此类信息的麻痹和轻信，不利于各族群众树立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和认同。
（三）算法壁垒弱化中华文化的传播效力，导致中华文化认同共识窄化
算法不断为用户提供其感兴趣的内容并将有共同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这导致了信息茧房和群体极化的出现。信息茧房使公众沉浸在其已有的爱好中，而忽视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和宏大性，致使其认知固化加剧。同时，群体极化使中华文化认同存在撕裂风险，不同代际、不同民族的人群难以形成围绕中华文化的共同兴趣，不同群体间的文化隔阂不利于构建中华文化认同。
第一，算法壁垒造成信息茧房影响公众对中华文化的充分感知。“算法分发导致的主流文化传播‘能见度’遮蔽源于其个性化推送准则。”广播、电视、报纸等作为党的喉舌是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主要渠道，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导致传统媒介的主导地位日益下降。手机作为私人移动媒介逐渐成为社会公众最主要的信息获取来源，公众在各类社交媒体访问时，其兴趣偏好、生活习惯、政治态度等信息将被大数据系统记录，并被智能算法技术整合应用。社会公众往往对娱乐化、碎片化的信息更感兴趣，各平台为吸引用户获得流量收益，会通过算法推荐机制源源不断地为公众推荐同质的符合其兴趣偏好的内容，中华文化相关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形式固化、缺乏创新性且不具有竞争力的商业价值，将被算法推荐机制过滤难以在社会公众面前获得广泛曝光。长此以往，“信息找人”的算法推荐机制将使公众沉浸于个人信息茧房之中，同质化的信息使公众个人不断自我强化、肯定、固化，中华文化内容传播难以打破算法壁垒实现对个体用户的浸润，中华文化传播效力被削弱导致公众缺乏对民族情感、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充分了解与认同。
第二，算法壁垒加剧群体极化，阻碍在社会层面形成关于中华文化的情感共鸣。算法技术的应用使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数字交往筛选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交往对象成为可能，过滤气泡将持有相似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社交群组。一个社交群体内部成员往往对中华文化怀有相近的态度，成员之间将主动进行内容分享，算法技术还将为群体成员推荐其交往对象感兴趣的内容，因此，对中华文化抱有怀疑和轻视的社交群体一旦形成，“回音室效应”将导致其成员内部难以接受中华文化的正面信息。此外，算法壁垒将加剧网络社群成员目光局限于小群体内部，只关注小群体内部的文化，忽视对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感知和关注。例如，在年轻人中十分火热的“二次元圈”“电竞圈”“汉服圈”等都具有一定的排外属性和非理性倾向，这将导致各社交群体之间信息沟通受阻和情感流动割裂，甚至造成不同社交群体之间相互敌视，难以形成以中华文化为纽带的交往交流。
四、智能算法时代规避中华文化认同风险的路径
智能算法的广泛应用对媒介生态和文化传播样态产生了深度影响，智能算法在为赋能中华文化传播、构建中华文化认同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算法把关、算法黑箱和算法壁垒也为中华文化传播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风险，因此，实现智能算法赋能中华文化认同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在充分把握其潜在风险基础上，应当从完善制度体系、探索平台协作、优化技术应用和提升公众素养等角度形成全面多维的应对路径，以规避其潜在风险，推动智能算法技术为培育中华文化认同增效赋能，最终实现以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完善制度体系：规范与中华文化传播相关的算法应用行为
智能算法已经渗透到人类线上和线下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华文化的传播样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智能算法技术的重塑。“算法或算法系统并不是价值中立的，相反，算法隐含的价值立场使得有必要对算法进行规制。”因此，法律将为规范与中华文化传播相关的算法应用行为提供基础性、引领性的保障。
第一，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引领完善智能算法技术监管制度。智能算法技术的发展如火如荼，各国都意识到了智能算法技术的巨大应用价值，同时也看到了智能算法技术对人类基本价值观的冲击风险。我国通过《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法律，已经初步构建起了智能算法管理的法律体系，但这些法律在智能算法生产传播涉及民族文化内容的方面缺少具体规定。应当在智能算法的准入标准界定、主体责任归属、违法行为判定与处罚等方面进行细化，形成严密协调的法律体系，规范智能算法技术发展。对恶意传播抹黑亵渎中华文化和传统糟粕文化等内容的算法平台予以惩处，以法律约束推动行业自律，以行业规范推动智能算法设计者和应用者共担责任，共同防范网络文化渗透和文化分裂活动，最终形成有利于中华文化传播的网络空间以培育中华文化认同。
第二，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规落实有效。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不断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即要在处理民族工作的各个领域坚持法治原则。中国是网络大国，网络是人们社会交往和工作生活的重要场域，算法技术对信息环境的改变深刻影响着中华文化传播，并最终影响中华文化认同。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其中专门提到“国家支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开展交流活动，鼓励和引导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制作、传播体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作品和信息”。该法律强调网络运营商若违反该法规定，将依法予以处罚。在今后的执法实践中，应做到执法必严，此外，在以后的法律完善过程中，应对恶意解读中华文化、编造中华民族历史、制造民族对立的行为在立法中做出具体规定。强化现有法律实施，并适应智能算法技术的迭代发展，对涉及中华文化传播的法律不断进行完善，积极推动中华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健康传播的数字网络生态，使培育中华文化认同全面嵌入数字空间。
（二）探索平台协作：构建培育中华文化认同的多元参与矩阵
在智能算法时代，探索多平台协作以构建培育中华文化认同的多元矩阵是实现资源整合、打破传播壁垒、突破算法牢笼的有效路径。不同媒介平台所搭载的算法具备不同的特点，契合平台算法推荐逻辑的中华文化内容将更能触达受众，不同平台间对受众行为的捕捉和分析将为优化中华文化传播策略提供支撑。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内容生产与传播离不开人的能动性，因此，为创作者提供激励，能够吸引更多公众参与到中华文化的传播实践中。
第一，生产并传播契合媒介平台特点的中华文化相关内容。各网络媒介平台存在自己独特的算法推荐机制以聚焦特定的用户，因此，在进行中华文化传播时，应当根据不同媒介平台的算法机制精准制定内容生产与传播策略，进而通过多元平台的联动形成立体传播矩阵。大数据技术融合智能算法技术能够捕捉不同媒介平台的兴趣偏好和信息获取习惯，针对不同媒介平台用户画像创新内容制作。例如在短视频平台发展“国风＋短视频”，为平台用户提供民族优秀文化浸润；在购物平台发展“非遗产品＋带货直播”，为用户创设消费场景提升中华文化的具象感染力；在长视频平台制作“融居＋真人秀”，展现各民族交往共融的生活风貌。利用平台算法推荐机制，扩大上述内容的触达范围。同时，在不同媒介平台培育推广中华文化的意见领袖、知名博主，这些内容生产者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和流量曝光，且聚焦不同的兴趣圈层，例如美食博主、时尚博主等可以聚焦中华美食文化、中华服饰文化，以其独特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进行传播。通过矩阵搭建、形式创新和传播发力，属于不同群体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进而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
第二，激发创作者生产传播中华文化相关内容的活力。内容创作者进行内容生产时主要关注能否收获更多的流量和受众，各网络平台应当树立责任意识和公共价值，鼓励内容创作者推广中华文化、讲述各民族交往历史以及共同奋斗历史的内容，对于恶意解读中华文化、制造文化圈层对立的内容创作予以屏蔽和惩罚。例如，某视频创作平台策划了多起创作激励活动，如“觉醒吧我的中式DNA”“天南海北家乡味”等，参与活动相关话题的内容创作即可获得流量推广、虚拟激励货币和抽奖获得国风礼物的机会，鼓励大批内容生产者创作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相关作品，包括中式手工、民族服饰、非遗体验和民族美食等多种内容。通过平台激励策略鼓励各民族人民参与中华文化的内容创作与传播，在积极、开放、多元的网络交往氛围中体味中华文化的感染力和崇高价值，“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
（三）优化技术应用：实现中华文化传播的主流价值引领
主流价值嵌入智能算法技术是从源头上规范智能算法传播行为，保证智能算法赋能中华文化传播的关键。研发中国算法赋能中华文化传播，使算法语言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语言，将成为应对西方国家利用算法技术进行文化渗透的有效路径。即使算法技术异化的根源不是技术本身，是由于价值导向的偏移，以技术实现对技术的纠偏，规范算法行为仍旧是必要的。
第一，设计特色算法工具以提升中华文化内容生产和扩散传播的效能。目前，我国在算法技术的底层基础方面面临“卡脖子”风险，推荐算法技术的各环节协同不够，且开源代码的专业性和针对性不足。我国政府、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应实现资源技术流畅对接，并吸纳法律专家、历史学家、中华文明研究专家等进入算法设计的顾问团队来保证算法数据的合规性和准确性。经多方验证和审定之后，搭建纯净、真实的中华文化语料库，并吸纳第三方机构对算法模型的语料库进行定期审查，保证数据合规且符合主流价值导向。以凝聚中华文化认同为引领自主设计算法，规避国外算法推荐机制隐含的意识形态、文化输出等侵蚀中华文化主体性和引领力的风险。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算法技术与各媒介平台实现精准对接，为不同媒介平台上具备不同信息获取习惯的用户自动调整中华文化内容的传播形式，提升中华文化相关内容的覆盖范围和传播速率，以提升触达率培育中华文化认同。同时，利用智能算法对社会公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水平进行评估，通过对传播内容和公众交互行为等数据的搜集和分析，把握当下中华文化的覆盖率和公众认知倾向，为进一步优化中华文化传播策略提供依据。
第二，以技术实现对技术的纠偏，避免算法导致中华文化认同异化。面对海量的中华文化相关信息，传统人工审核难以实现有效监管，引入新兴技术构建智能监测体系是必由之路。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现对数字算法技术的常态监管和敏捷治理，借助新兴人工智能技术数据挖掘、深度学习和系统免疫等功能，提升安全管理能力，避免恶意代码携带传播削弱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容。一旦监控到亵渎中华文化、歪曲历史事实、过度宣扬西方文明而贬低中华文化的内容传播，利用数字筛选技术进行屏蔽隔离，并及时上报媒介平台生态管理部门，对内容生产传播者予以处罚教育。同时，应开发利用传播路径追踪程序，在传播中华文化不良信息事件发生后，对信息源头、传播路径、扩散范围等进行复盘，以规避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此外，优化算法推荐技术，打破原有算法技术高频次推荐高关联度内容的束缚，在向用户进行符合其兴趣的内容推送时，适当穿插推送不与用户个人兴趣高度相关的主流文化内容，将中华文化相关内容加入“差异池”，提高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情感内容的曝光度，为社会公众营造和谐清朗的网上精神共同体家园。
（四）提升公众素养：激发培育中华文化认同的主体自觉
培育公众参与构建中华文化认同主要包含三个层次：形成对中华文化的正确认知和了解，生成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归属，积极参与中华文化传播与创新，三个环节层层递进又相辅相成。应当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使社会公众识破智能算法的迷雾，并用丰富的教育场景和体验形式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
第一，培育公众理性意识，避免被算法技术裹挟。各平台应当适当公开算法设计、执行与运行的内容，介绍算法的运行逻辑，并配合学校教育、社区活动、线上公开座谈提升社会公众对智能算法技术原理和风险的认识，形成对算法技术造成的“信息茧房”“群体极化”“情绪传播”等现象的自觉警惕。引导社会公众提升信息检索和信息整合能力，树立中华文化认同。在访问网络时，保持理性不被算法推荐的有限信息束缚，如尝试关闭社交媒体应用中的“个性化信息推荐”等服务、通过主动点击“不感兴趣”调整算法推荐，自觉扩大信息获取的广度和深度。对恶意解读中华文化、进行恶搞创作的低质低俗内容自觉抵制并举报，不迷信网络大Ｖ和网络公知，不跟风发表极端言论。算法技术不是“信息茧房”“回音室”产生的根本原因，关键在于公众意识到自身的选择性接触行为，应引导树立公众理性意识，自觉避免算法技术对中华文化认同的侵蚀，在社会公众中树立起中华文化自信的坚固防线。
第二，开拓线下中华文化宣传阵地，在亲身体验中培育认同。应通过开展丰富的中华文化线下宣传和体验活动，拓宽社会大众对中华文化的感知渠道，避免算法技术干扰网络空间导致的公众信息获取局限性，以积极丰富的线下交往和实际感知构建中华文化认同。例如，开展“民族团结进景区”，在景区设计中融入“民族一家亲”内涵，创设丰富场景展示各类民俗风情，并为游客提供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在旅行中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培育游客对“四个共同”的深刻理解。此外，积极推进以乡村振兴赋能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积极发展民族地区食品药品、非遗产品等特色产业建设，发展交通物流和电子贸易系统，让少数民族人民体会真实利益获取，以经济发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获得感培育民族文化自信。倡导公众积极参与传播中华文化的实践活动，吸引有知识、有技术、有流量的人才投身中华文化传播事业，开展中华文化展演活动。政府部门应当为公众参与中华文化传播实践提供政策和资源支持，例如建设并开放更多公共文化场所，并积极进行宣传，彰显对公众参与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视，激发更多公众的参与热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来自无数的个案、长久的感动”，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多元丰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通过中华文化不断浸润人心，培育公众的中华文化认同，进而提升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深沉力量。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