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景海，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央民族大学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
张春岩，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文化主体性是民族国家或特定群体在文明演进中形成的精神独立性与文化自主性，是维系民族文化生命的根本力量。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其在语料构成、算法权力、传播机制与价值导向等方面正深刻影响着文化主体性。对中华文化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了文化“拟像”化与他者建构、创新内驱力弱化、价值碎片化加剧，以及文化主权与意识形态风险等多重挑战。为此，我国应积极打造“中华文化主导型”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构建系统完备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撑保障体系，并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注入中华文化力量，不断提升数字空间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力，有效维护并持续塑造中华文化主体性。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中华文化主体性；算法权力；文化认同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生产、传播和认知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相较于以分类与识别为主的传统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现出更强的内容创造能力与语言模拟能力，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转向。伊恩·古德费洛（Ian Goodfellow）等学者首创“生成对抗网络”概念，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定义为“通过博弈学习产生与真实数据相似样本的系统”。美国OpenAI科学团队研究认为，大型语言模型生成能力的本质仍是“大规模的统计拟合系统”，其创造力和理解力存在理论上限。马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在《生命3.0：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生存》（2023修订版）一书中，强调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展现出的“类创造性”特征。国内学者王飞跃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其创造性和创新性，它不仅仅是复制或模仿现实，而是能够基于已有知识进行创新，生成有价值的新内容。”中国科学院赫然团队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通过深度神经网络学习海量数据的概率分布，并基于此分布采样生成符合现实规律的新样本”。由此可见，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进阶形态，融合了多元学习机制，具备内容创作、语言模仿、多模态生成等核心文化生产能力。其技术突破与文化创新潜力，正促使学界深入研究其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文化主体性的作用机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正在极大改变着文化内容的生产方式。其通过训练语料与算法逻辑影响内容创作，推动文化传播方式变革，并在媒介化社会中形成隐性的价值观引导机制。
（一）何谓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是指文化个体或群体在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中保持独立性的能力，即在全球文化交流和互动中，特定文化如何保持自身的文化认同、价值体系和发展方向。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身份认同建立在共同的或共享的特点的认知基础之上”，文化身份是流动的、建构的，而非固定的。在现代语境中，文化主体性更多以民族国家为载体，是现代民族国家或群体在文明演进中形成的精神独立性和文化自主性，是维系民族文化生命的根本力量，承载着传承过去、凝聚当下与迈向未来的文化使命。其主要体现在某一民族国家文化体系在与全球其他文明与文化的互动中，保持自身核心特质、价值取向和发展路径的自主性。
文化主体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人类文明演进中不断融合、变革与重塑。在工业时代之前，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主要在宗教、血缘和地域等因素影响下形成和发展，通过各类仪式、口头传诵和文学艺术等方式维持和传递，其文化形态是相对封闭和稳定的。随着人类社会步入工业文明时代，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广泛普及，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日益受到全球化的冲击与影响。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全球文化辐射效应尤为显著。而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与文化输出之下，逐渐丧失并消解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20世纪中叶以来，工业化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加上信息技术的兴起和跨国集团的扩张，再次冲击了各国传统文化权威，技术对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增强，“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它策划出一种历史总体——一个‘世界’”。这一进程进一步削弱了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使其文化认同趋向碎片化与多元化。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文化主体性
首先，训练语料与算法逻辑影响文化平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文化输出模式，直接取决于其训练数据与算法框架。模型呈现的文化多样性，表面源于多元语料与指令，实则深层受制于数据分布及算法内嵌的价值偏好。训练数据构成大模型文化生产的基础，决定其主流话语倾向。西方文明的主导语料，尤其是占据文化生产主流的英语，会将其背后的话语习惯、叙事框架与价值观念注入生成内容，无形中强化西方全球文化的话语权，挤压非西方文化的表达空间。目前，全球主流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和应用，其训练数据主要来源于英语及其他西方文化语料（参见表1）。这种数据层面的文化不均衡，会直接导致模型产出内容蕴含文化偏见，从而固化甚至放大现实世界中的文化不平等。以ChatGPT为例，其训练数据在语言分布上呈现出高度的不均衡性，英语数据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据估计占比超过80%）。相比之下，中文等非西方语言在其训练数据中占比极低。除语料影响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过程主要由算法控制，而算法本质上是一种权力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掌控核心大模型算法的机构和国家，实际上掌控了文化生产的权力，决定了哪些内容能被生成、传播、观看。全球文化生产逐渐被人工智能算法所规训，并在持续的“人—机”交互中强化特定文化内容的可见度，抑制其他文化的表达和创新。
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了文化传播模式的深刻变革。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认为，媒介文化是社会群体与主流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地带，“媒介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争斗的地带，互不相让的社会集团试图利用它来推进自己的议事日程和思想体系”。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生产与传播过程的融合，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及个人相互斗争、塑造文化自我的新场域。一方面，它降低文化创作门槛、普及智能工具，打破传统文化生产—传播中“精英生产—大众接受”的单一模式，催生“人机共创—多点生成”的去中心化新范式，让边缘文化群体获得自主表达空间，助力文化多元呈现与全球流动。同时，其对多元文化符号的适配能力，进一步加速了全球文化资源的跨地域传播。另一方面，算法推荐机制导致文化传播内容日趋表层化，并削弱了其中的人文价值。以YouTube、Facebook、Instagram为代表的主流平台依托算法推荐系统，主导着文化内容的可见性与扩散路径，使受众的接受行为从主动探寻转向算法的“被动投喂”。在此过程中，文化传播的决策逻辑从基于人文价值的判断，异化为以流量和用户参与度为核心的算法逻辑，最终使文化传播的价值根基被流量逻辑所侵蚀。
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媒介化社会中形成一种隐性的价值观引导机制。一方面，它通过大规模生成多模态文化内容，正深度参与公众的价值观念塑造。“大数据会诱导绝对认知的产生。”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人—机”交互持续进行内容推荐、叙事重构与价值导引，不断影响使用者的认知框架、伦理观念及意义世界，尤其对价值判断尚未定型的青少年群体或批判性思维较弱的个体影响更为显著。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依托的数据内嵌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其广泛应用既可能强化甚至放大既有的文化霸权、压制非西方价值体系的表达，也可能以技术理性侵蚀人文价值，从而削弱人类在价值判断中的主体性。“不同的数字意识形态能够借助数字视觉文化中的人物、情节和场景等，应时对数字个体开展价值指引，引导其变成数字意识形态幻象的跟随者。”在这一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构建的“数字幻想世界”不断模糊现实与虚构的边界，不仅加剧了价值的虚无化与碎片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人们对国家主流价值的认同与信任。长期来看，原本相对稳定的社会价值共识，可能逐渐被流动、易变且去中心化的价值碎片所取代，对社会凝聚力和文化延续构成潜在挑战。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挑战
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广泛传播带来新机遇，同时也使其面临被他者化、创新能力弱化、价值观念碎片化及意识形态安全等多重挑战。
（一）“拟像”呈现和“他者建构”危机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中提出，文化不是一种禁锢行为的权力机制，而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对中华文化的呈现和再生产中极容易陷入格尔茨提出的“浅描”，无法传递文化符号与行为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深层意义，形成数字空间的文化拟像现象。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人类构建的各类拟像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其中后现代社会建立的第三等级拟像是由模型、代码、二进制符号构成的——“自动控制、模式生成、差异调制、反馈、问/答，等等：这就是新的操作形态。”当生成式人工智能（特别是以非中文语料为主导的模型）处理中华文化数据时，容易将文化的“能指”系统简化为可计算、可复制的符号标签，而符号背后那个由历史语境、情感体验和集体想象构成的复杂“所指”世界则被系统地过滤与消解。这一过程将中华文化的阐释权让渡给一个缺乏“文化内部视角”的技术主体，本质上是一种他者建构，而非真正的中华文化表达。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中华文化的再生产，存在明显的拟像化倾向。其生成的“中国风”作品，往往局限于红灯笼、旗袍、龙纹等刻板符号，难以传递中国人的审美追求与精神内核。这种“他者化建构”，易将中华文化简化为可复制、可替换的视觉元素，消解其深层价值与身份认同。
中华文化的历史真实性与人民性正面临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挑战。从历史维度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处理中华文化内容时，常将文化符号与其历史语境和发展脉络相剥离，这导致其生成内容可能严重背离史实。这种失真具体表现为混淆历史与虚构，甚至将网络谣传或野史素材重构为看似可信的“历史叙事”，从而削弱公众对历史真实性的认知。依托人工智能“魔改”的经典名著、历史题材类作品，常将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与叙事工具化、浅表化，使其脱离原有的历史逻辑与精神内核，沦为娱乐消遣的碎片。这不仅极易导致公众形成错误的历史认知，也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削弱了中华文化传承的深层价值。从文化的人民性来看，中华文化源于数千年来无数中华儿女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其创造与发展植根于古今广大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正因如此，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本质上体现为中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坚守与自主发展能力。然而，基于技术逻辑的智能大模型，在提取与生成文化内容时，常将中华文化源于群众生活的“活态实践”转化为一种被“固化”的数据表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表达无形中抽离了文化内容的实践根基，呈现出“去人民化”的倾向。这一过程不仅剥离了中华文化与人民生活的天然联系，更使文化生产从其鲜活的社会实践中异化出来，最终被矮化为仅供消费的空洞符号。
（二）创新能力弱化和价值碎片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化生产与传播中的嵌入，正在改变人类文化实践主体与客体、文化创造者与精神产品的传统边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化具有独特和独立的创新精神和守正创新的内在特质。一方面，对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微观上会削弱个体的创新创造能力，宏观上则可能使中华文化丧失对自身叙事与发展方向的掌控权，被资本逻辑与技术算法所规训，最终导致创新方向发生根本性偏离。基于西方文化数据训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创作逻辑与思维范式内嵌西方文化底色，既挤压中华文化本真性表达空间，更从深层动摇其创新根基，削弱和边缘化中华文化的独特创新特质。另一方面，长期依赖脱离真实生活体验的人工智能创作，中华文化或将面临“失温”风险。“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既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也是中华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作基于过往数据，难以同步于社会现实的真实脉动，也缺乏与人民的情感共鸣。这导致其产出虽能模仿中华文化的外在形式，却因抽离了反映时代要求与人民情怀的精神内核，而缺乏真正的创新价值。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机制会简化、碎片化中华文化的内在逻辑和价值内核。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中华文化进行符号化的提取与加工，会压缩其内在的系统性与整体性等结构特征，进而消解其价值的深度、厚度与逻辑连贯性，最终将用户禁锢于一个由算法赋形、由碎片信息构成的“信息茧房”之中。当前，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多遵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推荐逻辑，其文化内容的生产与传播更多地服务于用户偏好与流量目标，而非中华文化自身的价值内核。在此机制下，易于传播、能带来即时反馈的浅层文化符号更能吸引流量；而那些蕴含深刻内涵、需要耐心求索的中华文化精髓，则因难以契合算法偏好而面临被边缘化的境地。以人工智能写诗为例，其本质上是概率模型对海量语料的模仿与重组，生产过程并非源于真实的情感体验或完整的文化认知，而是将古典诗词解构为意象、格律、用典等孤立的文化碎片，再依循统计学规律进行“组装”。这一过程所生成的作品，不仅消解了传统诗歌“意境浑成”的审美整体性，更抽离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与生命体验，因而无法真正承载并引领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
（三）冲击我国文化主权与意识形态安全
中华文化主体性还体现在文化主权和意识形态安全方面。文化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文化事务、决定本国文化发展道路、管理和维护本国文化资源、抵制外部文化干涉的核心权力，“说到底，它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觉”。在文化主权层面，中华文化主体性体现为一种独立自主掌控、发展中华文化的权力和自信，即费孝通所言的“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然而，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核心技术与数据资源，以“技术中立”或“普世价值”为名，实则将其内嵌的西方文明范式及文化表达规范，确立为人工智能内容生成的默认标准。这种技术架构层面的预设，实质上构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它不仅可能系统地扭曲我国的文化自觉，还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强行框定中华文化的发展道路。西方某些政治势力及其反华阵营正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操纵信息推荐与内容生成，系统性地制造并传播歪曲、抹黑中华文化的内容。若任其泛滥，将直接危害我国文化主权，乃至侵蚀国民的文化自信与自主权，最终动摇中华文化的发展根基。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和不断巩固的。离开党的领导、离开“两个结合”，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就会丧失灵魂和方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架构并非价值中立，其训练数据、算法设计和应用场景都蕴含着潜在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偏向。“人工智能算法借助技术的‘伪中立性’，将其所承载的价值立场渗透到社会结构中，逐渐固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模式。”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被打造为西方反华势力的前沿阵地。“国内国外、网上网下都有一些言论，贬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改革开放的历史。”西方部分势力利用其掌控的人工智能平台，在意识形态领域刻意塑造西方文明“优越论”与“普世价值”叙事，贬损我国社会主义思想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制造“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等妖魔性话语。此类错误思潮凭借人工智能平台形成“话语垄断”，旨在削弱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与话语权，进而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塑造路径
我国应准确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深刻认识其对中华文化主体性构成的挑战与风险，善于发展、善于利用这一技术赋能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从而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深厚的文化力量与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打造“中华文化主导型”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
首先，要建立多来源、多维度、可结构化的中华文化数字化语料体系。构建“中华文化主导型”大模型，基础在于建设大规模、高质量、宽跨度且代表性充分的中文训练语料库，广泛涵盖经典典籍、现代文献、民间艺术、少数民族文化等各类文化资源。因此，应系统推进中华文化语料整合与智能转化，统筹古今权威经典与各类特色文化资源，构建层次完备、内涵丰盈的本土文化语料体系。与西方语言相比，中文具有更强的语境依赖性和语义丰富性，许多概念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无法通过简单标签准确传达，因此，应构建专门针对中华文化特点的人工智能语义标签体系。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搭建过程中，应对中华文化所涉及的概念术语、历史典故、哲学思想与审美特征等进行精细化标注与语义转化，将历史与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文化要素系统整合为有机的知识智能网络，从而构建贯通古今的“中华文化智能图谱”。通过建设更加科学的中华文化数字语料体系，可为解决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中华文化表达中常见的时空错位、概念误用与逻辑混乱等问题，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其次，构建并完善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算法体系，赋予大模型真正符合中华文化特征的内容生成逻辑。算法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中枢，因此应在国产算法的底层架构与关键参数中，深度融入体现中华文化主体性与价值观的算法体系。应建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中华文化主体性”衡量与评估机制，通过对生成内容进行多维度、可量化的分析，科学评判其与中华文化核心特质的契合程度，从而有效引导和规范人工智能的内容生成。具体评估指标应涵盖以下几个维度：内容准确性，即生成内容在概念界定、历史事实与客观现实等方面，能否准确反映中华文化及中国实践；价值契合度，即生成内容所倡导或隐含的行为准则、伦理道德及价值取向，与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匹配程度；审美契合度，即生成内容的语言风格、艺术意象与意境营造，是否体现中华文化审美的典型特征；叙事逻辑性，即生成内容的内在逻辑与叙事方式，是否符合中华文化整体性、辩证性思维等深层逻辑结构；文化创新性，即生成内容是否符合中华文化守正创新的精神，是否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将中华文化主体性深度嵌入算法内核，是为国产大模型“铸魂”的关键。这一举措能从技术源头保障国产大模型的自主可控与安全可靠，有效抵御西方算法逻辑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消解。
最后，还需要根据不同应用场景制定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内容引导与审核策略。一方面，要依据应用场景的文化敏感性进行分级处理。相关监管部门可以制定一套分层级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红绿灯”调控指南：鼓励生成绿灯区域，如对促进中华文化自信、自立、自强的内容；动态识别黄灯区域，可以引入专家研判或附加语境进行审慎处理的内容，如涉及特定历史解读、意识形态、价值导向的问题；严格禁止红灯区域，如对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恶意歪曲或贬损的内容。另一方面，要构建持续优化的智能审核系统，以审核数据与用户反馈动态驱动模型迭代，使监管审核变被动合规为主动校准，成为提升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引导力量。生成内容审核不应是孤立的后置环节，而应深度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开发、训练、推理与优化的全周期。通过构建从数据到终端协同的治理体系，动态引导国产大模型输出彰显中华文明特色，增进中华文化自信、自立、自强的优质内容。
（二）打造综合全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撑保障体系
规范和引导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打造以人民为根本立场、以法律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以教育为基础、以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为目标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撑保障体系，确保这一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构建综合全面的人工智能支撑保障体系，首先要加强党对这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坚持党管互联网，加强党中央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网信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应坚定贯彻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将其全面覆盖至生成式人工智能及相关平台、媒体等新兴领域，将所有具备内容生成与传播功能的媒体平台、交互式系统纳入统一管理体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要发挥集中统一领导作用，统筹协调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文化安全、文化主体性等重大议题，系统制定并推进实施人工智能赋能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发展战略、宏观规划与重大政策，持续提升党和国家在这一空间的主导权和引领力。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坚守人民立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标，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与技术垄断。同时，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人工智能运用与发展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坚持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促进文化资源与数据分配的公平正义。
强化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保障与科技支撑。一方面，国家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发展战略，为国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提供政策指引。2025年9月国务院制定实施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及其配套国家标准，对国产大模型生成内容进行了进一步规范，这为识别和追溯其生成内容、防止虚假信息泛滥和文化符号滥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国家相关部门要持续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打造既规范内容生成、又引导技术赋能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法律框架。通过体系化的法律规范，统筹技术发展与文化安全，确保国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沿着规范、有序、可控的轨道运行。另一方面，应高度重视人工智能软硬件核心技术与基础设施对维护中华文化安全性、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提出要“集中力量攻克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可控、协同运行的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系统”。我国必须加快破解人工智能关键技术与设备受制于人的局面，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结精锐力量实施重点突破，全力攻克生成式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最终构建安全、可靠、自主的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体系。
教育体系既担负着塑造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使命，也是提升国民人工智能素养的核心领域。为此，必须推动各级教育体系改革，协同推进智能技术、教育教学与中华文化的深度融合，着力厚植学生在人机协同环境中的中华文化认同与自信，锻造其内驱力、判断力、创造力。首先，国家应实施大中小学课程体系的系统性改革。一方面，推动中华文化经典与各学科的有机融合，并增设专门课程，以筑牢学生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应同步开设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识与伦理课程，重点培养学生对这一技术的理性认知与批判性使用能力，使其能够敏锐辨识生成内容中潜藏的文化偏见与价值倾向。其次，打造并推广“人机协同”教学方法，推动教师角色从知识权威向文化导师与协作者转变，使教学重点转向价值引导与创新激发，着力塑造学生的文化主体性。同时，引导学生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探究工具，通过多元化教学方式，加深其对“人机协同”场域下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并坚决防范因技术依赖而引发的文化惰性与创新力衰退。最后，还要推动教育评价体系的根本性转变，将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人工智能综合素养、实践创新能力作为核心评价维度，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与人工智能协同联动的文化育人共同体。通过教育体系变革，推动育人理念从“知识为主”向“文化为主”“能力为先”转变，着力培养既深植于中华文明沃土、又能自信驾驭智能技术的时代新人，从而为中华文化在数字时代的赓续与创新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三）以中华文化赋能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文明交流互鉴
塑造中华文化主体性，不仅要实现中华文化自身的更好传承与发展，更应积极融入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以中华文明特有的智慧与价值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推动人类共同进步。我国应积极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与合作，推动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对话机制与科学咨询机构，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规则制定与技术发展中的话语权，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共享技术红利。秉持文化多元、技术向善、公平可信等核心理念，推动构建统一规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全球技术准则与伦理体系，把我国在智能基建布局、民族语言传承、文化主体性建构等领域的实践成果转化为普惠性国际公共产品。同时可以通过技术援助、能力建设与语料支持等方式，助力发展中国家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本土文化安全防线，守护各国数字主权，健全全球文化语料共建共享与利益均衡分配机制。我们应继续以多边协作抵制“算法霸权”与“数字帝国主义”，打破技术主导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收益与价值导向的垄断，推动其从技术工具升级为承载多元文明、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国际公共产品，为构建包容互鉴、多元共享的数字文明新秩序贡献中国力量与中国智慧。
提升全球数字空间中华文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关键在于增加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占比。这有助于克服传统文化空间中的分布不均与“他者视角”，推动中华文化实现从“他者讲述”到“自我定义”的根本转变。可以从三个方面着力推进：第一，推动构建中华文化开放合作网络，促进数字空间文化交流与数据共享。在确保国家安全与数据合规的前提下，有序推动中华文化相关数据的开放共享，包括中文语料库、文化知识图谱等资源，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人工智能平台中的理解与应用能力。第二，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开源社区，推动中华文化融入全球人工智能生态。支持将中华文化元素纳入主流开源框架与数据集，提高中华文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中的比重，扩大其国际影响力与应用范围。第三，推进建立中华文化跨语言智能转化的标准体系。构建跨语言、跨文化的中文智能表示体系，形成统一的中华文化知识表示方法，为全球人工智能系统提供可互操作的文化数据处理标准，促进中华文化资源的跨文化开发与技术协同。
用好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共鸣，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首先，我国应打造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支撑的中华文化智能传播全球网络。依托该技术搭建核心数字平台，融合多元传播渠道，推动中华文化各类内容与产品的全球传播。同时，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跨语言与跨文化分析能力，开发智能翻译系统，根据不同受众的偏好，实现中华文化产品的精准定位与个性化传播。其次，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互动性与参与性。可借助该技术打造面向全球受众的中华文化学习与互动体验平台，使各国用户在人机交互中学习中华文化、参与内容创作、实现情感共鸣。同时，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构建沉浸式中华文化体验场景，让全球观众“身临其境”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魅力。最后，赋能中华文化全球IP塑造。应立足中华文化深厚底蕴，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着力打造兼具中华文明特色与全球吸引力的文化IP。借力智能技术打造中华文化主题动漫、游戏、影视、文旅实景等多元产品矩阵，构建中华文化IP宇宙，并鼓励全球用户利用人工智能广泛参与角色生成、剧情续写与二次创作，形成人机共创、主动生发的全球传播生态。
文章来源：《学术探索》网络首发日期：2026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