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景云，女，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丽，女，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王景云,黄丽.中国话语创新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实践与拓新[J].探索,2026(2):149-160.

摘要：话语作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基本要素，关系着我国国际传播效能、国际话语权强弱以及文化软实力提升。当前，需要厘清以中国话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主要困境，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推动中国话语创新，实现话语样态变革。以共通性话语引领理念共享，推进中华文化的全球性宣介；以时代性话语达成价值共振，增进世界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以感知性话语促进文化共享，推动中华文化的数字出海。同时，在具象化的实践呈现中，三重话语样态在理念、利益、情感维度展现出提升文化认同度、价值契合度和受众参与度的价值张力。展望未来，为切实增强中国话语创新的实效性和影响力，需要通过推动分众化差异传播、推进深层次话语转译、加快话语数字化重构等拓新路径，进一步释放话语的力量以全面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传播效能”^[1]。话语的内核是思想，话语传播关乎文化影响力。“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2]261，话语承载着意识形态对现实的加工和对观念的改造，一经传播就意味着话语作用开始发挥，话语主体即在话语传播中积极维护和争取自身权益，以权力对社会秩序产生直接影响，由此催生“话语权”这一反映国家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表达程度和被接受程度的政治概念。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就是主动权，在国际交往中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为国际社会建构“共同利益”和“共同观念”。当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着“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等多重话语困境，我国仍未获得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因此，要从国际传播角度推进话语权建设，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成就和世界贡献，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话语创新，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相适应、与我国硬实力相匹配的中国话语。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表达内容、新的表述话语和新的价值内涵，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建构彰显新时代中国实践成就和深层价值理念的中国话语，以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同时，智能时代既为国际传播带来深刻的技术驱动变革，也增加了西方话语通过算法推送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因而，要着眼于建构中国话语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现实诉求和数智化传播风险机遇交织的局面，廓清“何以要”推动中国话语创新。

(一)以中国话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研究考察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应建构何种话语以实现更有效地信息传递，进而提升传播效能和国际话语权，对此学者们从中国发展现实和文化传统出发，已建构出五种代表性中国话语。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由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等一系列范畴和表述系统构成，既能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践，又能表达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经验及其世界意义^[3]。二是中国制度话语，包括向世界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图景，向世界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故事，向世界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核心向度^[4]。三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突出中国在政治制度、文明发展模式、精神追求等方面与西方的差异，是对西方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霸权地位的主动回击，反映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主动进行形象塑造和话语权提升^[5]。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聚焦文化、发展、开放三个关键词，以“文化”阐释“文明性”，以“发展”阐释“现代性”，以“开放”阐释“全球性”，推动形成清晰的微观话语结构，解决中国话语在国际传播中信息性失语或主题性缺失的问题^[6]。五是文艺表达话语，立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审美心理与当代实践，在内容与精神层面凸显“中国特色”，在形式与审美层面彰显“中国风格”，在整体气质与文化影响力上展现“中国气派”^[7]。这些话语从不同角度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推动国际社会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价值追求和文化内涵，有效构建起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现实温度的当代中国形象。

因此，基于学界既往研究成果，在国际传播语境中可将中国话语理解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基本要素，以中华文化为根基，衍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承载着中国发展的文化底蕴、制度理念、方案模式和当代实践，其核心内涵是将中国实践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社会听得懂、能接受的综合性表达。同时，中国话语的建构水平、内涵意蕴、丰富程度与价值张力等维度直接决定信息触达的方向和效果，进而影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只有建构既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与经验，又彰显中华文化国际视野和世界情怀的中国话语，才能在国际传播中明确界定中国“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8]477的身份，破除西方这一“他者”恶意构陷的“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中国崩溃论”等污名化论调，进而有效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

(二)以中国话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主要困境

在管理学语境中，效能基于“效果”和“能力”两个维度建立分析框架，是对行为主体既定目标完成度与预期结果达成度进行综合评估的体系，“效”反映任务完成的效率、效益，“能”反映承担任务的能力、能量。在国际传播中引入“效能”概念，意即国际传播不仅是一种传播活动，也是一种政治活动，要以系统思维进行整体考察，更加重视文化资源运用效率与有效利用程度的转化，在文化认同度、价值契合度、受众参与度等方面最大限度提升国际传播的效率和效果。近代中国社会由于经济上贫穷落后、政治上被西方孤立长期处于被动挨打和被边缘化的地位，导致中国话语在国际社会上传播效能不足，中国国际话语权缺失。现今中国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失语”现象并未完全改善，要基于智能时代对国际传播带来的多重影响，审慎分析以中国话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主要困境。

一是数智化语境下西方话语扩张更加隐蔽和多元，加剧信息不对称与文化发展不平衡。近年来，虽然我国在推动数字转型、技术研发以及智库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一些差距。西方国家凭借其在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先发优势，通过精准的用户画像与个性化推荐，将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嵌入各类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以及内容分发系统的算法逻辑中，对非西方国家正面信息进行“降权”、对负面信息持续“优化推送”，使非西方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信息被边缘化^[9]，难以获得与正面信息相匹配的曝光度、影响力和认可度，继而形成“舆论孤岛”。此外，“数字鸿沟”进一步加剧中西方信息国际传播结构的失衡，西方叙事框架得以巩固，西方话语得以更隐蔽、更高效地触达全球用户，甚至潜移默化地塑造用户的认知偏好与信息获取习惯，形成“信息茧房”效应。

二是计算宣传语境下话语生产呈现符号化与可视化的传播趋势，可能导致中国话语传播陷入浅表化和碎片化模式。计算宣传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精准捕捉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兴趣偏好、认知模式甚至潜在的情感倾向，并通过标签化分类和精准推送，将中华文化的国际受众固化为若干文化消费圈层，向其推送承载中华文化的图表、图像、短视频、Vlog等简化符号和视觉元素，以实现快速、高效、易懂的内容传递。但这种圈层传播催生了认知层面的浅表化认同，在算法强化的“回声室效应”作用下，一些受众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往往停留在符号消费层面，难以形成基于价值共识的深度认同，且这种浅表化认同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一旦脱离算法构建的传播环境便极易消解^[10]，由此造成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内容的碎片化。

三是中国话语在数智化国际传播中面临算力不足、算法不适配的新问题。算力作为智能时代国际传播的核心基础设施，当前全球顶尖算力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西方国家手中，我国算力网络架构则出现结构性矛盾。一方面，通用算力相对过剩，部分老旧算力中心仍采用老款芯片等过时技术，导致计算性能不足，无法满足当前AI的高算力需求；另一方面，智能算力相对短缺，特别是支撑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的高端GPU算力供给不足，高端智能算力瓶颈亟待突破。算法作为信息筛选、内容分发和舆论引导的核心机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户能够直接接触的信息内容，当前中国话语的算法叙事逻辑单一，与国际受众认知习惯、接受心理的适配性有待提高，造成国际传播中文化折扣严重、缺乏情感共鸣。同时，中国话语的算法叙事能力在西方算法操控下被进一步削弱，导致传播内容无法完全突破西方国家嵌入算法模型的文化偏见，负面或片面的涉华信息被放大和推送，形成对正面中国话语不利的“算法茧房”。

综上所述，面对智能时代中国话语在国际传播中的抵牾与挑战，要发挥数字中国建设取得的新成效，以数字赋能激活优质资源，以多模态叙事充分展现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时代价值，孵化出具有显著优势的中国话语样态，彰显中国话语创新所迸发出的强劲生命力，从而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注入新动力，不断提升传播效能。同时，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提升过程中获得的反馈和经验又可进一步促进中国话语创新的完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话语创新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这种良性互动的循环决定了中国话语创新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必由之路。

二、以中国话语创新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基本样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每一次社会秩序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11]25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文化复兴以及中国话语吸引力、感染力的提升，中国话语也必然在崛起中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催生中国话语的样态变革，基于中华文化的多维构成建构出共通性、时代性、感知性三重话语样态，并以其明确的基本内涵、形成机制和实践呈现彰显中国话语创新“何以是”。

(一)以立为本的共通性话语样态：理念共享推进中华文化的全球性宣介

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2]19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基因与密码，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建构以立为本的共通性话语样态，就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探索提炼与世界理念共享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第一，超越时空、跨越地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构成中华文化共通性话语样态的基本内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2]。这十个方面的思想内容深刻揭示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独特深厚的宇宙哲思、邦交之道、治国理念和价值追求，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集中表达，又展现中华文化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与世界认知趋同或一致的思想理念，直观反映并契合了“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这一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与行动方向。

第二，坚持“两个结合”，于跨文化语境打破文化隔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彩是共通性话语样态的形成机制。一方面，立足马克思主义承认文明多样性的文化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实际，探索中华文化在秉持“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13]理念下推进国际传播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遍价值^[14]，挖掘中华文化“求同存异”“和合共生”“和而不同”等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理念，在“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15]的危机交织下，展现中华文化坚持以辩证的方法看待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现实情况，充分释放尊重文化差异的包容胸怀和现代魅力。

第三，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主动关照全球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向国际社会持续输出正向、普适性的价值理念，是共通性话语样态的实践呈现。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主张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呼吁各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遵循《巴黎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公约精神，主动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改革，共同解决生态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等全球性生态问题。基于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主张世界各国应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超越二元对立的狭隘格局，以对话协商的态度应对、缓解国家地区间的隔阂与冲突，在携手前行、合作共赢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在建构理想社会形态方面，主张顺应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大势，积极搭建世界文明对话平台，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凝聚全球合作共识，跨越单边主义和以邻为壑的鸿沟。基于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方面，主张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取代狭隘的国家主义价值观，强调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性以及各民族命运的相通性，超越文化、制度和地域差异，揭露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虚伪性。

(二)以异求同的时代性话语样态：价值共振增进世界对中华文化的理解

面对西方对中国拒斥、质疑和污名化的舆论攻击，基于中华文化“胸怀天下”的气度和“为世界谋大同”的视野，建构以异求同的时代性话语样态，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客观理解和真实感知，摆脱中国发展“被说明”“被定位”“被建构”的乱象。

第一，致力于共谋中国与世界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中华文化时代性话语样态的基本内涵。长期以来，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文明冲突论”源于西方社会基于文化、宗教、种族等的优越论，其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与“美国例外主义”，而中国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16]。因此，中华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基于人类本位积极传达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发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引领人类文明交往新方向的“四大全球倡议”，以宽广的世界视野和深刻的逻辑内涵，打破西方主导的“唯我独尊”价值逻辑，跳出意识形态对抗的窠臼。

第二，以“发展”为主旨，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相互作用和同向推进是时代性话语样态的形成机制。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17]873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国秉持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逐步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以期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中也致力于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以实现共同繁荣为愿景，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以维护共生关系为目标，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以建构共同价值为旨归，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以坚持共建共享为追求。这些蕴含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新治理观的话语支撑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理念与实践路径，为全球共同发展注入文明理念、为全球普遍安全提供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进步绘制未来图景、为治理体系构建贡献中国力量。由此，在凝聚国际共识、推动全球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逐渐生发、建构出时代性话语。

第三，以时代发展和中国实际为观照，增进“自我表达”的正面回应，驳斥西方对中国的恶意构陷和曲解，是时代性话语样态的实践呈现。西方国家“妖魔化”阐述中国的快速崛起，他们基于自身逻辑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强大必定威胁其霸权地位，尤其当他们无法解释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时，就依据主观臆断和猜测开展舆论打压，将中国崛起描述为“中国威胁”，将中国智慧丑化为“中国阴谋”，将中国善意歪曲为别有用心。面对这些偏颇的文化围堵，时代性话语样态以直接、正面的概念诠释廓清西方观念偏差，打破西方认知偏见和刻板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重大国际场合率先垂范，强调中国梦“绝不是‘霸权梦’”^[18]；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19]；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19]，以此唤起国际受众的共通情感，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客观理解和真实感知，推动达成价值共振。

(三)凸显体验的感知性话语样态：文化共享推动中华文化的数字出海

中华民族创造了深厚的精神文明和灿烂的物质文明，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将文字、图像、声音、数据、互动等元素融为一体打造多模态叙事，建构凸显体验的感知性话语样态，可以为国际受众提供更直接的文化体验，扩大中华文化数字出海的广度和深度。

第一，既彰显中华文化厚重的历史底蕴，又提供独特、多维度审美享受的物质文明，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物质载体，构成中华文化感知性话语样态的基本内涵。中华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以有形的实体形态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体验被受众广泛感知，如，传统建筑、历史文物、绘画服饰等以视觉元素承载文化符号；传统音乐、戏曲、民间歌谣等以听觉元素传递文化特色；纺织品、雕刻等传统手工艺则通过其材质和工艺细节以触觉形式感知历史温度。数字技术的加持使得这些物质文明得以走出“馆舍天地”，融入“大千世界”，促使中华文化以更富创意、更易感知的方式走向国际社会。

第二，借助数字叙事将物质文化元素融入社交媒体，在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耦合中强化国际受众多感官的文化体验，是感知性话语样态的形成机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1]在智能时代，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是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大趋势和关键所在，也是促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3D建模等数字技术，将静态文物转化为动态体验，构建沉浸式、交互式、可视化的数字叙事推动中华物质文明突破时空和地域界限；另一方面，以数字平台拓展传播中华文化中具有东方审美的视听作品，结合算法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分发定制化内容，推动国际受众在感官体验层面接收来自东方美学的视觉冲击力与听觉感染力，加深其对中华物质文明的直接感知。

第三，以静态文物、视听作品等为载体打造系列化、品牌化的中华文化IP，实现跨越国界、即时互动的立体传播，是感知性话语样态的实践呈现。通过数字博物馆或线上展览有效拓展了物质文明的表达空间，打造出一批能够“开口说话”的文物，已经形成文化出海的典型案例。如，四川省以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为阵地，打造“古蜀文明数字展”“邂逅三星堆”等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古蜀文明数字化品牌，先后走进秘鲁、法国、英国、埃及、希腊等全球13个国家和地区，亮相中国品牌日、中国文博会和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论坛等现场^[20]，四川国际传播中心还上线四川国际传播媒体矩阵Center，覆盖YouTube、X、TikTok等海外主流社交媒体，拥有“三星堆文化”“三星堆Channel”等特色垂类账号，海外传播量超3亿次^[20]。以可视化镜头语言推动物质文明的数字化重生，让国际受众身临其境般感受文物细节与历史语境。同时，以歌舞为代表的视听作品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成为文化出海新势力。如，2025年9月，中国原创芭蕾舞剧《红楼梦》首次走出国门，亮相第27届曼谷国际舞蹈音乐节^[21]，呈现一场融汇东西方艺术精髓的视觉盛宴；创意取自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自2021年8月首演以来，截至2025年9月已巡演全球80余座城市，演出突破800场^[22]，深受巡演城市观众的喜爱。这些视听作品因其艺术性、创新性对国际受众极具吸引力，成为彰显文化自信、传递东方美学的文化符号。

三、以中国话语创新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价值张力

中国话语创新形成的共通性、时代性、感知性三重话语样态，在完成理论建构后，经由具象化的实践呈现广泛进入国际受众视野，分别在理念、利益、情感三重维度有效提升了国际受众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文化认同度、价值契合度、受众参与度，以其内蕴的价值张力完成话语样态变革后的效用落地，充分展现中国话语创新“何以能”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

(一)打造理念共识点：以文化共情力提升文化认同度

中华文化的共通性话语样态基于和国际社会共鸣的中国理念，以中华文化的内核精髓为基底，提出一系列共谋全球发展的主张，融通中外打造出与国际社会相通的理念共识点，激发理论共鸣，在“四大赤字”的时代危局下，反映出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集体愿景，契合了全人类对和平发展的共同期待。

一方面，当今世界乱象迭起，发展失衡、贫富分化、地缘冲突、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越来越多西方国家陷入治理失灵困境，以西方文明理论寻找百年变局困境治理之道必然陷入更大的治理困局。而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基本方向，深刻反映世界人民对和平发展时代主题的普遍追求，因此，时代危局下的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能够引领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价值理念。共通性话语倡导义利兼顾、义利兼得，秉持正确义利观向世界推介更多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中华文化，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正面回应“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具有直指人心的道义力量，在话语层面实现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的有机统一，迎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共谋发展的心声，有效激发出文化共情力。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进程加快，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得以恢复和增强，映射出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与全球发展期待的疏离。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共通性话语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秉持目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等原则，彰显出对推动世界现代化发展、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建构公平合理国际新秩序的探索和努力，这契合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诉求、对维护自身文化主体性的渴望以及对平等对话国际关系的期待。由此，共通性话语承载的中国理念与发展中国家的切身需要形成呼应，能够切实驱动全球话语版图变革，促进国际秩序向更加多元、平衡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发展中国家在理念维度实现对中华文化“共通—共情—认同”的递进上升。

(二)彰显利益交汇点：以话语说服力提升价值契合度

“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7]470利益关系是价值观念形成的基础，凝聚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价值共识，必然要驱动、协调和整合国际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需求。因此，中华文化的时代性话语样态基于中国对世界的责任与担当，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积极展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利益交汇点”，有效激发了利益共鸣，提升了中国话语说服力。

一方面，时代性话语实现了理论层面的利益驱动，围绕发展议题绑定共同需求，以利益互促共享超越利益分化冲突，破除达成价值共识的利益藩篱。中华文化包容开放的底色以及“民胞物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格局，决定了中国始终追求共赢而非博弈、追求合作而非挑战、追求包容而非霸权。通过金砖国家峰会、G20峰会、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国际平台、机制或会议，设置与国际社会共同探讨交流的议题，展现时代性话语包含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等新理念新倡议，凸显对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关注与维护，充分说明时代性话语以共同利益为切入点，能有效提升理论穿透力和说服力，更易获得国际受众的认同。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看，时代性话语激发利益共鸣的关键在于将“中国方案”真正转化为“我们的方案”。通过跨国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贸易畅通等具体项目，将共建“一带一路”由抽象理念转化为可见可感的实践成果，使中国提出的“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等话语不再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是与沿线国家真正开展了平等合作、渐进性合作，并取得显著成效。如，2025年1月至9月，中国与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17.37万亿元，同比增长6.2%，占中国贸易总额的51.7%，在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2150亿元，同比增长24.7%^[23]。截至2025年6月，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1万列，发送货值超4500亿美元，中国境内已有128个城市开通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29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24]。以合作共赢的案例与数据直观呈现时代性话语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宏大格局，以及对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统筹整合，从而在利益维度提升价值契合度，促进国际社会真实感知“何以中国”“何以中国特色”。

(三)塑造情感共鸣点：以情景感染力提升受众参与度

中华文化的感知性话语依托数字呈现促使物质文明、文化符号等焕发崭新活力，以虚实融合的情景体验突破时空限制，实现在时空维度的“持续性在场”；通过第一人称视角与多感官刺激，实现从“观看文化场景”到“置身文化场景”的跃迁，以极强的在场感激发国际受众情感共鸣，有效提升了受众参与度。

一方面，感知性话语利用数字技术解构中华文化元素、重组表现形式，建构起中华文化数字资源库，促使中华文化由“静态展示”的实物化传统样态转向“动态生长”的数字化鲜活形态，直接推动国际受众对中华文化由静态观赏到动态体验的感官升级。如，“数字故宫”让国际受众得以云端漫步紫禁城，既可以近距离欣赏珍稀瓷器，又可以通过AI导览系统定制个性化游览路线，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数字敦煌”让国际受众“穿越”到莫高窟昔日盛景，近距离感受九色鹿、飞天神女的灵动细节，沉浸式端详壁画雕塑的千年风采。这种互动式体验使抽象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可感知的具象场景，以置身其中的方式提升了场景感染力，激发了国际受众对中华文化的直观兴趣和审美愉悦，切实增强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现代感、体验感。另一方面，感知性话语优化了中华文化内容和国外受众认知方式之间的适配度，促使中华文化由“单向输出”变为“双向共创”，提升了对海外“Z世代”的吸引力。“Z世代”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代际群体，具有独特的媒介使用习惯、文化偏好特点和社交行为模式，其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度、认同度直接影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效能实现。智能时代面向国际社会开发的轻量化、多语言互动应用日益增多，AI汉服设计工坊、AR剪纸、3D活字印刷模拟工具等以“UGC用户原创内容”的方式迎合了“Z世代”年轻化、快节奏的情感认知特点与行为习惯，推动“Z世代”在线上参与书法笔画、戏曲腔韵、器物纹样等共创，以及视频化产品的生产传播。他们在参与过程中因异质性触发探索欲，获得最直接的感官反馈，并在持续体验中进入深层理解共鸣，最终在情感维度实现升华，由表及里地从“认知——情感——行为”上建构起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四、以中国话语创新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拓新路径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掀起的智能化浪潮下，“技术——文化”格局发生明显位移，极大影响了国际传播环境，一个多极、动态的全球文化新格局正在加速形成，这一现实演进为共通性、时代性、感知性三重话语样态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因此，要基于国际受众的多元文化需求、不同文化背景下国际受众的认知差异以及数字技术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从中国话语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受众、话语转译、话语内容等要素出发探索拓新路径，推动三重话语样态在国际社会传得开、叫得响、有回声，彰显以中国话语创新全面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何以为”。

(一)推动分众化差异传播：立足区域国别研究强化受众思维

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的阐述自然要取决于阐述的对象。”^[25]253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2500多个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社会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不是对受众“滔滔不绝”的单向输出，而是传播者与受众之间交流、倾听、吸纳的双向互动。要坚持“一国一策”“一域一策”“外外有别”，“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和传播，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时效性”^[26]99。

第一，针对南亚、东南亚国家，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强化共谋合作发展等话语。这些国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汇区域，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占据关键地缘位置，具有深化互联互通的区位优势和纽带作用，要对其积极阐释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传播经贸合作、共建共享、深化人文交流等话语，展现中国积极同周边国家加强各领域交流、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胸怀和决心，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第二，针对非洲国家，强化扶贫减贫、改善民生、绿色发展等话语。中国与非洲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力量，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向非洲传递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扶贫减贫思路。在乡村振兴方面，强调“因地制宜”“勤劳致富”等理念，将二十四节气中的农耕智慧转化为适应非洲气候的种植方案，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治世理念；在生态治理方面，分享中国沙漠治理、绿色发展的实践经验，推动中非在可再生能源、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协作，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共生”的发展理念。

第三，针对欧美国家，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转化叙事视角，强化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契合性话语。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个体自由的价值观，而中华文化注重集体主义、整体性思维等和谐理念。面对显著文化差异，对欧美国家的话语传播，一是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叙事，将话语镜头聚焦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具象视角通过个体经历、情感抒发、生活感悟等来折射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和精神内涵；二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桥梁，强调中华文化中“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共同应对人类挑战等契合点，从而彰显文化共性、减少认知隔阂，引发情感共鸣而非文化对立。

(二)推进深层次话语转译：架构大众化了解中华文化的桥梁

话语转译是增进中西方沟通、促进国际社会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桥梁，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文化内涵和价值理念的传递。精准、良好的话语转译有助于拉近国际受众与中国话语的心理距离，增进国际受众对中华文化内核的准确理解，从而由表层认知逐渐上升到思想认同，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认同感和影响力。

第一，要强化中国话语转译的精准性，有针对性地澄清西方错误翻译。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中华文化核心理念的认知角度存在差异，西方基于其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框架对中华文化进行“他者建构”式翻译，往往导致中国理念被误解、曲解甚至污名化。如“和谐”基于文明平等、互鉴包容，反对以一种文明取代其他文明，强调多元共生、差异共存，但在西方语境中则易被误读为“同质化”，即消除差异以达成统一。这种误读源于对“和而不同”理念的片面理解，忽视了中华文化中差异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不仅削弱了价值理念的跨文化穿透力，也削弱了中华文化对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阐释力和回应力。再如，西方部分平台通过语义泛化技术，将“中庸之道”解释为“保守主义”，将“家国情怀”转化为“民族主义”，这就消解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蕴道德修养和天下格局等底色的相关概念的精准内涵。因此，中国话语转译要力求表述精准，不仅注重规避因文化差异导致理解偏差、文化误读、话语生硬、语境错位等问题，面对西方对中华文化的种种误解，更要变被动纠错为主动发声，建立系统化的“转译校准”机制，准确把握中华文化精髓，完整呈现核心概念的本质内涵，正确阐释中华文化内核的现代性及其当代价值。

第二，推动中国话语的通俗化表达，促进学术话语向大众话语转化。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意味着中华文化从表层符号到深层理念在国际社会均得到广泛理解和认同，这就要求国际传播中的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不能仅停留在抽象深奥的学术话语层面，而要经由通俗化表达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因此，转译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和接受心理，超越字面意义的简单转换，采用目标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词汇、句式、表达方式，避免使用政治性、学术性过于强烈的专业术语，必要时予以解释性说明或创造性转化，促使中国话语讲述的中国故事、传递的中国理念更具亲和力。同时，还可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多语种实时翻译技术，将官方话语、文学作品、史学经典等在国际社会进行在地化、通俗化转译，完成从“翻译语言”到“转译文化”、从“传递信息”到“建构共识”的跨越。

(三)加快话语数字化重构：从文本叙事转向共生性数字资产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着中华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呈现形态，促使抽象的文化概念和符号可被计算机识别、处理和再创作，经由数字化重构获得全新的文化表现力和创造力，推动中国话语在国际传播的内容中由单一文本叙事转向共生性数字资产。

第一，加快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数据库，促进优质文化IP的数据化开发。基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3D建模等数字技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综合性数字记录、数字勘测、数字集成，对古籍、文献、书画、戏曲等进行高精度三维扫描和结构化数据提取，形成数字资源典藏库，并利用关键词检索、语义分析、知识关联和智能推荐等便捷功能，打造一个动态、开放、立体的数字标识网络，实现对数字化文化资源的聚合管理，促使国际受众检索关键词时能够获取更多相关性内容。同时，结合当下国际社会的关注热点和实际需求持续开发优质文化IP，推出更多“破圈”产品。如，从生态保护出发可打造节气与物候文化IP，通过系列动画短片融入“观象授时”“顺势而为”等理念，展现与现代生态气象学尊重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核心思想的不谋而合；从审美旨趣出发，可将花木兰、山海经等传统文化元素进行符合国际审美习惯的数字形象建模和改造，融入影视、游戏等数字产品，提供更富有冲击力的视觉美学和技术表达。

第二，借助数字技术提炼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成果，优化表达范式。数字提炼的核心在于将“文本表述”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生命体”，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转化为可论证、可传播的数字理论素材，促使中国理念不只是固定表达，更是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思想力量。因此，可以对脱贫攻坚、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根基的重要概念开展量化研究，并通过动态数据图表、实景Vlog等可视化形式进行具象化呈现，将其嵌入具体可感的数字场景中。如，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呈现脱贫攻坚区域协同成效，通过舆情分析算法提炼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中的民众反馈等，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成果以更科学、更精准的方式呈现在国际受众视野中，在全球话语竞争中真正成为具有感召力和公信力的数字资产。

五、结语

在世界普遍交往的现实背景中，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世界交往的深度与广度，而语言则是世界交往的中介，话语权的大小决定了世界交往的力度与效度^[27]。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话语也正在经历艰难但必要的自我发展和塑造过程。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推动中国话语创新，能够为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提供新方法与新动力。通过建构既代表中华文化本质意涵，又面向全球展现世界意义的共通性、时代性、感知性三重话语样态，彰显中国理念，解读中国实践，诠释中国之治，以鲜明的“中国立场”关照“世界格局”的发展，可以建立一个中国与世界共通、共情的文明交流互鉴空间。三重话语样态具象化的实践呈现中展现出的价值张力，可以有效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文化认同度、价值契合度、受众参与度，推动国际社会真正明白一个“发展起来的中国”致力于“推进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从而驳斥西方话语对中国的污名化叙述。此外，紧密跟踪数字技术迭代和信息化浪潮带来的国际传播新机遇，探索拓新路径，促使变革创新后的中国话语样态在国际传播中走深、走实，推动我国的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优势、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不断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自信，以强大的话语力量全面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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