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坚定文化自我，实现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前提，决定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发展趋势。近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西方列强武力冲击与文化话语霸权下一度迷失，许多知识分子努力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却因阶级局限与方法偏差遭遇阻碍。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迫切需要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历史主动，立足中国革命实际，自觉肩负起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历史重任，构建了以文化领导、文化创造、文化内核和文化创新为核心的文化理论体系，重新确立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毛泽东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不仅破解了近代出现的文化危机，更为新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中华文化主体性；新民主主义文化；文化认同

原文出处：段治文、张元圆. 毛泽东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时空场域、理论体系及重要启示 [J]. 毛泽东研究，2026，72(3)： 53-64.

段治文，男，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元圆，女，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58），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重庆，400054）。

在哲学上，主体是对象性活动中的人，人的主体性通过文化创造体现出来。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主体在对象性的文化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本质上反映了人的主体性。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在文化实践中认同自身文化价值、吸收与容纳他者文化并实现自身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本质特性，具体表现为文化领导、文化创造、文化内核和文化创新的四重主体性。习近平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学界围绕文化主体性的内涵、特征、价值意蕴、历史进程、经验启示、实现路径等内容展开了系统性研究，提出了诸多具有参考性和启发性的观点。但现有研究成果更多立足新时代，侧重于论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来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路径和意义，而追根溯源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重塑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性阐释相对较少且不够详尽。事实上，要回答新时代如何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必须以明确中华文化主体性何时重塑为前提。近代，西方列强及其文化话语强势侵入中国，致使中华文化主体性一度迷失。文化危机的加深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得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成为十分迫切的历史任务，重任落在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使中华文化在扬弃中实现新生，重塑了主体性。因此，要回答近代中华文化主体性迷失后新的文化主体性从何而来，进而破解“今天何以是”和“未来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就必须对毛泽东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何以必然”“何以呈现”“有何影响”等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研究阐释。

 一、毛泽东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时空场域

近代，西方列强的暴力入侵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平衡。当时知识分子的文化探寻因未能把握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无法有效破解文化危机。这是毛泽东立足唯物史观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背景。

(一)西方列强暴力入侵致使中华文化主体性一度迷失

近代，中华文化主体性曾在西方列强暴力入侵下一度迷失，严格意义上这里涉及的文化主体性是传统文化主体性。中华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形成与发展贯穿了中国传统社会。西周礼乐制度奠定中华文化根基，先秦百家争鸣形塑中华文化内核，西汉“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主体性。近代以前，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由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或称意识形态结构）互相耦合而成”的超稳定系统，中华传统文化主体性在这一超稳定结构中发挥着重要黏合作用，其具体表现在：国家层面，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支撑构建的官僚体系，维系着封建政治秩序；社会层面，依托认同儒家思想的士绅、文人实现乡村自治，稳定了乡土社会秩序；家庭层面，根据儒家伦理观念构建的人伦关系，维持着稳定有序的生活秩序。曾经，传统文化主体性支撑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明，中国长期处于文化输出地位，形成了华夏至上、中国中心的文化主义，使当时的国人沉浸在“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中，忽视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同期西方社会的发展阶段明显错位。

因而，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撞开中国国门后，其先进的科学技术迅速瓦解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等，西方工业文明与现代性话语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主体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表面上看是军事、经济和政治的侵略，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开放、强势的西方文化话语的强烈冲击。正如马克思所言，“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中华传统文化主体性就这样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中逐渐迷失。

(二)近代知识分子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受阻

近代，许多知识分子为破解文化危机、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展开了一系列探索。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方案有中体西用论、东方文化主义论、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文化论。但这些尝试均因未能把握文化发展客观规律、脱离中国社会发展实际而遭遇阻碍，其固有局限为毛泽东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历史镜鉴。

一是中体西用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到冯桂芬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再到张之洞系统阐释“中体西用论”，强调“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这些主张均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工具理性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中体西用论表面上看是在努力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实质上单纯从统治阶级的主观意愿出发，脱离了当时的客观社会环境，忽视了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物质基础，掉入了文化主观主义陷阱。这种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既无法坚守自身文化价值，又不能理性融合西方文化，更不能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因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文化危机、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

二是东方文化主义论。以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和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主义论者批判西化派的文化主张，揭露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弊端，主张以儒家文化为本位吸纳西方文化、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其中，杜亚泉强调“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拒绝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章士钊主张中西文化调和，反对割裂传统与现代的关联；梁启超倡导“复活东洋文明”，大肆宣扬科学万能梦的破产；梁漱溟把世界文化归纳为三种文化路向，认为中国文化所秉持的“调和持中”之路是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大力倡导“复兴儒家文化”。该文化派别试图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方案，却过度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而忽视其时代性，未能厘清社会剧烈变革与人文传统延续的边界、找到传统文明与现代社会的衔接方式，最终只能沦为空谈。

三是全盘西化论。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者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将西方现代文化奉为圭臬，主张全盘移植欧美资本主义文明以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胡适提出“全盘西化”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就是要肯认错，“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唯有放下偏见、坦诚认错，才能实现文化的革新与社会的进步。陈序经的观点更为激进，明确提出“彻底的全盘西化”，认为中国文化不如西洋文化，要走向现代化只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盘移植西方文化，否则只有死路一条。这一主张过度割裂文化传承与发展脉络，脱离中国实际，消解了文化主体性的根基，无法破解文化危机。

四是中国本位文化论。该主张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在其联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正式提出，认为“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不守旧、不盲从，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推进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以此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国本位文化论强调基于中国现实需要来吸收西方文化，表面上看是在捍卫中华文化主体性，但实际上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这一主张片面追求“中国形式”，忽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走入了“形式本位”的误区，这种依附于政治的文化折中主义论也不可能解决中国文化危机。

综上，近代知识分子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方案，要么固守传统而脱离时代，要么盲从西方而否定传统，均未能正确处理古今中西文化的关系，更未能立足中国实际把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要破解近代文化危机、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科学理论方法与新的力量。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唯物史观、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出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道路。

二、毛泽东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体系

面对近代文化主体性一度迷失的困境，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服务于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以文化领导、文化创造、文化内核和文化创新的主体性为核心内容构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理论体系，推动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塑。这一文化主体性在价值导向、服务对象以及终极追求上均与先前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服务于封建宗法社会的传统文化主体性存在本质区别。

(一)文化领导的主体性

文化领导的主体性回答的是“由谁领导文化主体性重塑”这一根本问题。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确立为文化主体性重塑的领导主体，从而为文化创造、文化内核、文化创新提供政治引领。这是毛泽东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理论体系的“领航坐标”。

第一，明确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思想改造中的主体性。毛泽东在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地位时，强调要完成破除封建思想、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三重任务。一是破除封建思想。在毛泽东看来，要破除长期以来封建主义思想对人民的奴役，必须推翻全部代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些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二是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揭示了红四军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原因，其一是“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其二是“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强调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纠正和改造党内的错误思想。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必须加强文化教育改革，“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针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要把“理论和实际统一”，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三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使中国共产党能够肩负起领导文化主体性重塑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向来重视对人民的宣传教育，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让共产主义思想启发、教育人民群众，以汇聚革命磅礴力量。

第二，突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文艺中的主体性。毛泽东主张，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明确革命文艺的政治属性。一是强调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因此，毛泽东强调，要改变苏区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提高其待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把他们组织到文化运动中去，“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二是明确革命文艺的政治属性。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年代，革命文艺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即革命文艺要从属于中国共产党夺取民族解放事业的总体框架，要把革命文艺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毛泽东具体阐释了革命文艺的立场、态度和对象问题，指明为什么人和怎样为人是革命文艺的根本问题，革命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而暴露“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歌颂“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和应有态度。由此，许多革命艺术家产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的革命文艺作品，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为推进革命战争蓄积了力量。

(二)文化创造的主体性

文化创造的主体性回答的是“由谁创造文化”问题。毛泽东从唯物史观出发，结合中国革命的文化实践需求，确立了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地位，突破了精英文化的局限。这一原则构成了其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理论体系的根本立场。

第一，明确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主体性，颠覆精英是文化主体的错误认知。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基础，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理智慧升华为“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的群众路线，并将之贯穿于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全过程，彻底走出了过去“文化为少数知识分子创造”的认知误区。他明确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文化创造的主体只能是人民群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文化工作者在进行文艺创作时必须立足人民群众，要明确人民群众才是文化创造的真正主体，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阐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与革命斗争是文化创造的根本素材与核心源泉，从理论根源上确立了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同时，毛泽东还批判了封建等级文化与资产阶级精英文化，揭露其将人民群众排斥在文化创造之外，企图实行文化垄断与阶级压迫的实质，强调要依靠群众，让人民群众从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文化的“主动创造者”。

第二，以人民性为鲜明特征，突出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主体性。毛泽东在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探索中始终坚持人民性、大众性，强调要在文化创造的具体实践中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一是明确价值立场的人民性，要求文化创造必须立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争与日常生活，摒弃封建文化的等级取向与资产阶级文化的精英取向，让文化成为人民群众表达诉求、凝聚革命力量的载体。二是突出表达与参与的人民性，要求文化创造必须契合人民群众的认知水平与审美习惯，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让人民群众能够真正参与到文化创造之中。毛泽东批判部分文艺工作者脱离群众、疏远现实，对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不熟悉，没有走进群众，不熟悉群众的语言，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学习群众语言，让文化创造成为人民群众可参与、可共享的实践活动，真正保障人民群众的创造主体地位。

第三，正确处理文化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巩固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主体性。为巩固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主体地位，毛泽东强调要正确处理文化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一是将文化普及作为首要任务。毛泽东指出，中国向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工农兵群众长期没文化、不识字，必须用工农兵群众需要且便于接受的东西开展识字运动、通俗教育、戏剧歌咏等文化普及活动，让广大工农兵群众摆脱“无文化”困境、成为具备文化创造能力的合格主体，这是保障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地位的基础。二是将文化提高作为文化普及的必然趋势，“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毛泽东强调要在普及的基础上，通过办夜校、创报刊、建学校等方式，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和思想觉悟，“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让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更具深度和活力、文化创造能力随文化水平提升而不断增强。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二者辩证统一，其根本目的都是巩固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主体地位，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文化创造的核心力量。

(三)文化内核的主体性

文化内核的主体性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内容。毛泽东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克服近代知识分子或固守传统或盲从西方的局限，构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内核，既坚守中华文化的民族根脉，又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内涵和人民立场，为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

第一，坚守民族性，构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文化。毛泽东将“民族性”作为文化内核的首要维度，立足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积淀，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引，构建起强调民族独立、坚守文化自主的民族文化，从根本上回应了近代以来“民族文化何以存续”的时代难题。一是坚持民族文化独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压迫。“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要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就必须捍卫民族文化独立，批判性吸收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挖历史文化遗产中的民族精神内核，唤醒民族文化自信、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凝聚起抵御帝国主义文化侵蚀的精神力量，让中华民族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文化标识。二是辩证吸纳外来进步文化，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毛泽东提出将外国进步文化作为“文化食粮的原料”，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甄别与筛选，决不能毫无批判地吸收，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三是根植中国文化土壤，实现民族化表达。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语言风格阐释革命理论，让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大地，成为兼具科学性与民族性的指导思想，让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核既顺应世界革命潮流，又彰显民族文化的独特气质。

第二，立足科学性，构建反对封建主义的科学文化。毛泽东将“科学性”作为文化内核的关键维度，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批判封建腐朽文化，树立科学的文化认知与价值导向，推动了传统文化转型。一是坚决批判封建思想与迷信思想，打破封建文化的精神枷锁。从五四时期号召反抗封建礼教，到大革命时期支持农民运动推翻封建地主文化统治，再到抗日战争时期明确提出与封建思想作彻底斗争，毛泽东始终坚持以鲜明立场反对封建迷信、等级观念等落后文化，为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扫清思想障碍。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确立科学的文化方法论。科学性的核心是尊重客观规律。毛泽东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要求立足中国革命的实际展开调查研究，反对脱离实际空谈理论，指出文化建设必须扎根中国社会现实、回应革命斗争的实际需求，让文化成为指导实践、推动革命的科学武器，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塑。三是科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坚持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毛泽东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明确“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既要尊重中华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又要坚决摒弃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文化，让传统文化在科学甄别中实现创造性发展，为新的文化内核注入优秀的历史基因。

第三，彰显大众性，构建为人民服务的大众文化。“大众性”是毛泽东重塑的新文化内核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区别于地主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所在，更是对“文化为谁服务”这一核心问题的历史性回应。毛泽东将人民立场融入文化内核，使中华文化主体性真正立基于人民群众。一是坚定人民立场，彰显文化内容的大众取向。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反对封建特权阶级的文化。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便主张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以对抗“强权者”的利益同盟，从而谋取自己的种种利益；揭露文化领域的阶级不平等现象，批判封建等级文化观，倡导推倒“贵族的文学”，创建“平民的文学”。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直指地主文化的剥削本质，指出其文化成果皆从农民血汗中掠取而来，主张推翻地主势力，开展农民专属的文化运动，真正推行文化“普及教育”。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大众化的内涵，要求“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创造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大众文化。二是扎根群众实践，让文化创作贴合大众需求。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俯下身来，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为创作出备受群众喜爱的作品做准备；要主动改造自身的思想情感，真正熟悉群众、了解群众，用心学习群众的语言风格，用群众听得懂、能共情的表达反映其真实生活，实现与人民群众的情感交流和思想共鸣，使文化创作真正源于群众、属于群众。

(四)文化创新的主体性

文化的生命在于创新。毛泽东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独特性体现在其以科学的方法推进文化创新，即运用唯物史观阐释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还体现在坚持综合创新破解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为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方法论指导，超越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思维局限。

第一，运用唯物史观，阐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明确了文化的内涵，分析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突破了就文化论文化的抽象文化观。毛泽东既看到政治和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强调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又看到文化对政治、经济的能动作用，强调要发挥文化“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突出作用。毛泽东对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辩证分析，是其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立足点，展现了其文化创造方法的独特性，推进了文化创新。

第二，坚持综合创新，科学处理古今中西文化之争。毛泽东坚持综合创新，科学处理了近代以来长期未解决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问题。一是综合中西文化。毛泽东指出要基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批判性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他以马克思主义为例，强调“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其运用要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体现出民族特色。二是综合古今文化。毛泽东强调要辩证看待古代文化，指出服务于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落后腐朽文化与由古代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泾渭分明、不可混为一谈；阐明文化是历史继承性与时代发展性的统一，即今天中国的文化是对古代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非简单对立而存在，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这一综合创新方法之所以能解决古今中西文化之争，在于其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方法、以革命实践为检验标准，显著区别于中体西用论、中国本位文化论的理论折中。

 三、毛泽东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启示

毛泽东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探索，回应了“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历史难题，抵御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文化侵蚀，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文化支撑，更为新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毛泽东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时代意义

第一，拨开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历史迷雾。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求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历史，但囿于阶级局限性，近代知识分子均未能找到破解中国文化危机的正确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肩负历史重任，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文化领导主体，以人民群众为文化创造主体，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内核，运用唯物史观和综合创新方法，以独特的文化话语叙事体系和表达方式，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建立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拨开了文化发展迷雾，回应了“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从此，中国人不再迷茫，“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第二，解决古今中西文化之争的时代困惑。近代许多知识分子围绕古今中西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文化论战，但都未能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要么以激进的态度彻底批判、否定传统文化；要么以保守的态度固守传统文化、过分强调文化的民族性。毛泽东打破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宽阔胸襟给予古今中西文化以科学的总结。他坚持历史辩证法，以科学态度区分和对待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主张承继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正确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以批判的态度正视西方文化，主张大量吸收对我们有用的外国文化，强调“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成功解决了近代长期以来未解决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

第三，消解帝国主义文化与专制文化的侵蚀。要实现政治领导权，必须先夺取文化领导权。近代，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以文化侵蚀方式瓦解中国人的精神防线。毛泽东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探索成功消解了帝国主义文化和专制文化的侵蚀。一是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地位，以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抵御并消解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野心与私欲。二是突出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构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大众文化，突出人民群众在文化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批判帝国主义文化和专制文化漠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让人民群众长期、无意识地处于其压迫中，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专制主义者的虚假面孔。三是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揭示帝国主义文化惧怕马克思主义文化，专制文化惧怕人民、极力反对大众文化，从而从文化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层面，彻底瓦解了帝国主义文化与专制文化的根基。

第四，增强中国获取革命胜利的文化底气。毛泽东拨开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历史迷雾，重新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获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文化底气。这种文化底气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毛泽东的一系列文化举措，让人民群众找到了精神上的归属，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极大激发了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热情，增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胜利的底气。二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思想统一。毛泽东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实现了党内思想的统一，起到了凝聚人心、凝聚共识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扫除了障碍，为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保障。三是实现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他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文化和文艺创作中，立足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歌颂人民群众及其劳动斗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使人民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二)毛泽东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启示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领导权。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对文化的领导权，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强调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新时代新征程，建设文化强国同样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文化的领导权，“必须把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妥协和退让。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统一、政治团结和行动一致的保证。要坚持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增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二是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要不断加强理论武装，“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制度化、常态化，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研究阐释，广泛开展理论宣讲工作，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入行。三是落实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党对宣传、媒体、互联网的领导权和管理权，坚持政治家办报、办网、办台。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还需各级党委和政府主动作为，提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能力和水平，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第二，坚持人民在巩固文化主体性中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主体。毛泽东注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构建了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大众文化，重视大众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汇聚了磅礴力量。新时代新征程，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仍需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创作导向。一是要深入群众生活，贴近人民群众。要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中挖掘文化创作素材，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化作品。同时，要尊重人民的文化创造主体地位，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激发人民群众的活力和创造力，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有力支撑。二是要坚守人民立场，正确处理文化产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要把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要紧跟时代步伐，坚持文化创新，把握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三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文化领域改革。要与时俱进制定文化创造和文化创新的激励政策，培养优秀的文艺创作者，建立一批素质优良的文艺队伍，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人才支撑。

第三，坚持“两个结合”推进文化创新。毛泽东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髓，重塑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推动了文化创新发展。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从文化传承中汲取思想智慧、从文化创造中凝聚奋进力量”，更加需要坚持“两个结合”。一是坚持以“两个结合”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夯实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根基。“两个结合”为批判继承和科学筛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指引，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甄别、筛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提炼具有时代价值、满足人民利益的思想精华；也为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和促进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指明了实践方向，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有效传承与创新发展。二是以“两个结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共同“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既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认文化生命体的根本性质和价值立场；又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感受文化力量，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本质。

第四，坚持综合创新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综合创新是毛泽东在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创造的独特方法，其核心是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方法，辩证对待古今中西文化，在融会贯通古今中西文化中推动文化创新发展。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仍需坚持综合创新。当下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面临“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的双重争论，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时有抬头。要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坚持综合创新，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古今中西文化。要在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中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辩证对待西方文化，消除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二元对立的错误认知，为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扫除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