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是国家形象建构中最深层、最持久的文化资源。在文化动能上，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以文化主体性的根基建构、国际叙事的结构优化、跨文化传播的认同联结赋予建构国家形象三重动能。在类型特征上，通过对文化内涵的现代转译、符号形态的有机组织与价值逻辑的深层嵌入，中华文明精神标识衍生出文明传承型、发展驱动型、治理有序型、价值开放型与责任担当型五维形象矩阵，生动彰显了中华文明形塑国家形象的内在向度与外显特质。在实践路径上，国家形象的未来建构亟需在强化符号体系、重塑叙事结构、激活场景语态以及深度融入全球议题等维度协同发力，从而全方位增强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表达力、意义建构力、价值传播力与实践支撑力。
关键词：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国家形象；文化认同；国家传播
国家形象从来都不是静态的既定存在，而是在自我认知、价值表达与对外互动的过程中动态生成的象征体系，其建构过程既需现实力量的物质奠基，也需文化底蕴的精神滋养。当今时代，中国要跨越“他者”凝视的藩篱，“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就必须向自身的文化根脉去寻找突围的力量。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在其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具有强大文化辨识度与象征性能量的精神标识。从学理上看，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的具象符号与民族精神的独特印记，囊括文明产生、发展、传播、交流中的精神内核与文化精髓，是传承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些标识不是抽象的文化陈述，而是可感的价值符号、可识的文明意涵以及可用的传播资源，既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与历史连续性，又构成了中国国家形象的文明基因与叙事媒介。因此，将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系统性嵌入国家形象建构进程，不仅关乎文化资源的整合与表达方式的转化，而且关乎国家如何以文明自觉回应全球语境中的身份建构与意义生成。在此过程中，精神标识不仅提供了中国讲述自身故事的内容基础，也提供了连接不同文明、沟通多元世界的表达框架，对于中国在全球叙事结构中确立主体立场、增强制度自信、形成价值共鸣，进而推动中国形象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界围绕国家形象建构问题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聚焦于宏观外宣战略与政治话语体系的学理调适；二是侧重于新兴媒介技术或社交平台对国际传播效能的渠道拓展；三是倾向于对具象文化符号及视觉修辞的案例实证。这些研究从战略、渠道和符号等层面深化了对国家形象建构的认识，但总体上更多关注国家形象如何被塑造、呈现与传播，对其背后的文明依据与价值逻辑阐释仍有拓展空间。基于此，本文拟将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置于国家形象建构的内在机制中加以考察，说明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素材或传播元素，而是连接中华文明特性与中国国家形象生成的重要中介，并试图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将国家形象建构分析进一步引向文明特性、精神标识与形象生成之间关系的讨论，以期为新时代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一种补充性解释。
一、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建构国家形象的文化动能
“形象是对一个行为单元的认知、情感和评价的整体结构”，国家形象不仅是外在的视觉符号，更是内在文明底蕴的价值投射。“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将巨大摩擦产生的成本降低到很小，而负面的国家形象则能使小冲突放大好几倍。”随着全球文化竞争不断加剧，国家形象塑造已不再仅依赖于经济实力与政治制度的外显呈现，而更需依靠能够引发认同、跨越语境、凝聚共识的深层文明表达。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文化并非附着于社会结构表层的意识幻象，而是嵌入社会关系、生产实践与历史记忆中的精神力量，是维系民族连续性与国家统一性的基础要素，是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元素。作为承载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历史记忆与未来理想的文化符号系统，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品格，而且彰显着我们独特的认知方式与价值主张，是国家形象建构中最深层、最持久的文化富矿。正是通过精神标识的凝练与转化，中华文明的深层特性得以进入国家形象的意义生产过程，使其不只是外部成就的展示结果，而成为文明传统、价值立场与当代实践相互贯通的表达形态。总体而言，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以文化主体性的根基建构、国际叙事的结构优化、跨文化传播的认同联结赋予了国家形象塑造的三重文化动能。
（一）作为文化主体的象征，精神标识有助于夯实国家形象的文明根基
文化从来不是国家发展的附属维度，而是支撑国家存在方式、发展路径与精神气质的根本力量。“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不仅关乎一个民族对自身的理解深度，而且关涉其向世界阐释自我、表达价值的能力。建构国家形象离不开对自身文化根性的自觉意识，这种“本体性自觉”在重新发现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亦创造性激活了当代语境下的精神内核。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是文化主体性最为典型的象征表达，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世界观、社会观、价值观和历史观，也呈现出一种跨越时空、贯通古今的文化韧性与文明张力。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长期积淀的思想资源，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以高度凝练的符号形式，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对秩序的价值判断以及对自身存在的意义确认，其所凝聚的文化密码、历史逻辑与伦理理想，为国家形象提供了区别于其他文明传统的价值底色与身份标签，使形象建构不至于沦为策略拼贴或技术修辞，而具有了来自深层文明结构的内在支撑。
具象之，在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体系中，“礼”凸显秩序意识，“仁”强调人际温情，“义”主张道德担当，“和”倡导多元共生……这些“文化意象”承载着中国独特的标识体系与言说系统，内隐着中华民族独特的认知图式与精神气质，并透过典籍、仪式与审美传统形成稳定的话语母本，使国家形象不仅具备现代化的制度张力，更拥有可追溯的文明血脉，构成了“国家传播自我声音与形象的着力点”。实践中，正是通过这些具有文明识别度与情感穿透力的精神标识，国家得以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中确立自身文化立场，形成稳定而连续的形象表达。可以说，不论是对内凝聚主流价值、对外塑造话语势能，还是文明交流中的视觉展现与全球治理理念的叙事转化，精神标识始终发挥着文化轴心作用。从更具象的层面来看，无论是长江黄河的波澜、长城故宫的宏伟，还是龙凤麒麟的祥瑞、汉字书法的气韵，抑或是“采菊东篱”的诗情、“二十四节气”的哲理，无不折射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这些意象绝非冰冷的文化标本，它们凝结着集体的历史记忆，承载着中国人对宇宙、生命与社会的独到体悟。恰是这些深厚的文化资源，推动着国家形象建构从单纯“能力描述”向深层“身份陈述”跨越。
（二）作为叙事结构的核心，精神标识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的话语权力
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的工具，构成了连接“存在”与“意识”的中介场域。作为一种权力关联型的话语产物，国家形象建构并非源于经验材料的堆砌，也不是价值中立的描述行为，而是通过话语意义的组织与阐释，在全球认知秩序中确立位置、塑造角色与确证合法性的过程。“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意味着国家形象不是被动接受全球凝视的结果，而是主动参与国际叙事竞争的策略性建构，尤其“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多维的传播目标，如何在有限的国际话语场内增强中国国家形象能见度与认可度，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既需要外交智慧的纾困解难，亦需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凝练升华。”由此出发，提升国家形象的话语权力，首要在于确立具有文化解释力与文明指向性的叙事框架，而精神标识正是这一框架的价值轴心与意义母体。它使国家不再依赖外部话语体系赋予意义，而能够从自身文明传统中提炼叙事母题、生成表达逻辑、构建话语主位。
具象之，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所内蕴的思想观念与文化基因，绝非零散的文化碎片，而是兼具系统性价值结构与普适性表达张力的意义矩阵。它们作为核心支点，不仅为国家形象叙事奠定了基本的情节框架，更成功将日常生活的实践图景与审美、道德、精神追求融为一体，从而在广阔的公共场域中，立体地建构出整体意义上的文化中国形象。一方面，精神标识为国家表达提供了统一且具深度的精神母语，避免叙事体系碎片化、技术化与表层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它通过激活历史记忆与文化逻辑，使国家主张拥有来自文明传统的支撑力与延续性。如从“天人合一”中生成绿色发展的生态逻辑，从“天下为公”中提炼全球治理的伦理原则，从“道法自然”中确立发展与约束的辩证关系，以及从“民惟邦本”中映射人民中心论的制度意涵。经由这一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国家形象的话语权力得以从精神标识中汲取正当性、连贯性与解释力。这不仅有助于突破既有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对中国形象的单向塑造，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构建以中国文化资源为根基的叙事范式，对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说服力与提升话语建构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三）作为国际沟通的媒介，精神标识有助于增进国家形象的传播效能
跨文化传播绝非单纯技术层面的“信息送达”，本质上是一场价值层面的“观念触达”。这种触达能否奏效，深层取决于文化标识能否在异质语境中形塑起“跨文化人格”，进而催生意义上的多边协商与认知层面的深层融合。作为文化、制度与价值的复合体，国家形象若想在海外实现有效沟通，其核心象征体系就必须具备穿透文化边界的力量，如此方能激活共情机制，凝聚价值共识。正是在此逻辑下，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扮演了国家与世界之间的文化中介。它借由高度凝练的文明意象，将历史、价值与情感逻辑熔于一炉，从而为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赋予了文化可译性、话语可信度与认知切入点。从传播理论的视角来看，精神标识的媒介功能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符号的可识别性，即能否以简洁、稳定、具象的形式唤起对特定文化主体的即时联想；二是意义的可转换性，即能否在多元语境中保留核心价值意涵的同时实现跨文化的语义协商；三是情感的可传导性，即能否通过审美体验、情境唤起与历史联结，在他者认知结构中生成文化温度与认同可能。作为中华文明意涵的浓缩形态，精神标识凭借哲学深度、美学张力和人文气韵等内容特质，加之其简洁、稳定、具象的传播特性，在多文化语境中具有较强解释弹性与交互潜力，能够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异质”中实现“相通”，成为国家形象与国际社会之间重要的认知接口。
具象之，精神标识常以文化意象、叙事母题与情感符号的形式嵌入传播内容，使国家形象摆脱了单向陈述和逻辑说服的困境，转而借助象征认同与文化对话实现传播转化。在全球性仪式场景中，2022年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以“一朵雪花”贯穿始终，通过“雪花汇聚”这一视觉母题寓意个体与集体、民族与世界的联结，象征了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自然物象实现了文明价值的象征转译；在科技传播领域，中国探月工程系统采用“嫦娥”“玉兔”“鹊桥”等命名体系，将传统神话叙事嵌入现代航天话语，将东方诗性宇宙观与科技理性融合于国家形象之中，形成区别于西方“太空竞赛”叙事的文明风格；在日常化传播路径中，“孔子学院”广泛开展围绕“礼”“仁”“家”等核心概念的课程教学、文化体验与节日交流活动，将精神标识转化为可感、可触、可学的文化实践，使国家形象在跨文化交往中获得具体化、情境化、生动化的传播表现。
二、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建构国家形象的类型特征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自成体系、绵延至今的文明形态，其在数千年历史演进中形成了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五大特性并非孤立分立，而是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文明系统，广泛嵌入政治制度的伦理表达、社会秩序的规范建构、价值系统的精神归属与世界观的宇宙认知之中，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文化内核，亦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文化基质。在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文化塑造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在现代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特别是通过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将理想信念、人民立场与历史担当注入其中，使古老的文明资源跃升为具有现代阐释力的符号矩阵。这种“传统文明基因”与“现代革命精神”的深度融合，直接决定了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在建构国家形象时的多元面向。具体而言，其类型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核心维度：文明传承型、发展驱动型、治理有序型、价值开放型与责任担当型（如表1）。正是在“文明特性-精神标识-国家形象”的生成链条中，中华文明得以以整体性文化叙事进入国家传播系统，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践转化之下形成独具主体性的国家形象表达结构，构筑区别于西方叙事逻辑的国家形象建构方式。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提出的五类国家形象，并非对国家整体形象体系的重新定义，而是以中华文明五大特性为理论起点，对国家形象总体定位的分维展开与学理支撑。它们与当代中国所提出的“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等总体形象定位之间，并不存在概念重叠或范畴竞争，而是呈现“文明特性支撑总体定位、具体类型丰富总体内涵”的结构关系。前者强调的是文明性来源，即国家形象的历史根基与文化逻辑；后者强调的是时代性指向，即国家形象的政治定位与国际角色。五种类型通过精神标识对文明特性的转译，为国家整体形象提供文化意涵的解释框架和传播路径，使“整体定位”具有可分解、可论证、可传播的理论基础。因此，五类国家形象的理论功能不在于替代国家整体形象，而在于构建一种以文明特性为本体基源、以精神标识为符号媒介、以类型形象为结构展开的“生成式国家形象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总体定位属于“国家形象的指认范畴”，而类型形象属于“国家形象的生成范畴”，二者经由精神标识得以有机贯通，实现由文明到国家、由本体到符号、由价值到叙事的递阶展开。
（一）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彰显了中华文明连续性，指向了文明传承型的国家形象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首要特性，内蕴“何以中国”的文明基因，关涉“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价值认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政治统一的历史与短命的罗马帝国相比，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个富有稳定性与持续性的大一统国家的经验将成为未来世界性国家的有力指引”。罗素亦认为：“与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相比，中国更像是一个文化实体——唯一从古代流传至今的文明。”因此，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不仅得益于疆域、政权、语言、器物与礼俗的连续性，更是凭借家国同构的价值理念、礼乐教化的制度安排、尊祖敬宗的伦理秩序与宇宙观念的连续性等文化精神，促使民族记忆不断累积、整合与再生，进而构建出稳定而富有韧性的文明秩序。
基于这一精神标识所建构的“文明传承型”国家形象，其突出特征在于历史脉络的清晰延续、文化底蕴的深厚积淀以及民族认同的广泛凝聚，彰显了中华文明赓续不断的历史生命力，既强调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再生转化，也展现民族精神在时间长河中的沉淀与升华。从汉字的书法美学到中医药理念的国际应用，从古典诗词的当代流行到文博展陈的数字再现，从“昆曲”“太极拳”“春节”等文化遗产的活化传承到《哪吒》《黑神话·悟空》等文化产品的国际传播，中国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阐释与再组织，使历史“可读”“可用”，构建起一个以传统为根、以未来为向的文化叙事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文明传承型国家形象所激发的认同效应，既具有对内凝聚民族共同体的整合力，也在国际社会上提供了一种文明延续性的范式表达。面对“现代性断裂”所带来的身份焦虑与文化漂移，中国以自身稳定绵延的文化形象回应“我们是谁”的根本命题，展现出一种既古老又现代、既本土又全球的国家气质，进而使得中国能够以“文明型国家”的身份参与全球对话，在世界多元文明中体现出独特的历史深度与文化厚度。
（二）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价值追求，彰显了中华文明创新性，指向了发展驱动型的国家形象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历久常新，根本在于其所蕴含的持续变通与动态更新能力。创新并非现代性的附属物，而是中华文明自始至终的存在方式与文化传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从早期农耕文明的技术创造到“四大发明”的划时代突破，再到当代中国在高铁、量子科技、载人航天等领域的重大成就，无不彰显出中华民族以革故鼎新精神回应时代变局、以自强不息意志塑造未来的文化品格。
基于这一精神标识所建构的“发展驱动型”国家形象，其核心特征体现为发展动力的持续释放、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以及现代转型的显著推进，展现了中国对未来方向的主动求索与现实路径的系统创新。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古老哲思，到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探索，再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擘画，自我更新始终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主线。诸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质生产力等新概念新范畴，均体现出发展作为中国形象的主导语法，已超越经济增长维度成为国家文明表达的价值话语。进一步看，发展驱动型国家形象的底层逻辑，已然超越了单纯的增长速度与效率指标，其深层锚定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它的根本关切，在于通过全面发展来回应具体的社会诉求并抑制不公，最终指向物质与精神双重维度的现代化协调。这一叙事框架从根本上解构了西方单一的现代化演进范式，转而勾勒出一条兼顾现代诉求与文明传统的“复合型现代化路径”。它虽立足于新科技、新制度与新产业的物质建构，却由于注入了人民性的底色，从而在根本上回答了“国家发展究竟为了谁”的合法性追问。由此，中国的发展不再仅仅表现为一种工具性的实践状态，而是上升为一种主体性的文明选择；其所映射出的国家形象，恰恰是一个古老文明在承接现代性挑战时，“从历史中走来、向未来中走去”的战略定力与文化自觉。
（三）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历史传统，彰显了中华文明统一性，指向了治理有序型的国家形象
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中原核心区域早期聚落所展现出的稳定发展与汇聚融合，从最早的文明源头上夯实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文化与制度根基。这一特性内蕴中华民族不断自我生成与整合的内在逻辑，彰显了“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结构稳定性与文化凝聚力。从“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秦制到“天下一家、礼乐共守”的唐风，从历代中央政权对边疆的治理融合到儒释道三教并存的精神共识，中华文明始终在多样性中实现方向一致、制度贯通与共识凝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统一性并非简单的行政归属，也不是外在强制性力量的制度化整合，而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深层文化认同与精神归依。这种以“文化—情感—价值”三位一体方式沉淀下来的共同体意识，不仅促成了超大规模国家的协同演化，更构筑起“天下为公”“大一统”“九州晏如”等超越族群差异的秩序想象，促使中华民族形成了“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基于这一精神标识所建构的“治理有序型”国家形象，其基本特征在于结构运行的协调统一、制度体系的稳定高效以及社会整合的凝聚有力，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政治智慧与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治理有序型”国家形象不仅聚焦于制度的构建与执行，更强调治理实践与文化语境的深度匹配。深嵌于中华文明历史谱系中的是一种追求“上下有序、内外协调”的政治传统。这种传统所滋养的治理模式，并非依靠单一力量的硬性嵌合，而是在维持超大规模共同体统一性的同时，衍生出了刚柔并济的利益调适与矛盾化解机制。无论是纵向科层制的垂直延伸，还是面向民族区域的非均衡差异化治理，乃至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建构，本质上都是传统文明价值与现代化实践相互反哺、融合的结果，中国也借此完成了对国家治理效能与合法性基础的双重重塑。面对当下国际秩序的断裂与失焦，诸多现代国家都面临着离散化的制度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国凭借稳定的制度刚性与文化纽带的双重支撑，塑造出一种清晰、可信赖的国际形象，将东方治理的传统转变为具有全球普适意义的现代效能。因而，“治理有序”绝非冰冷政绩或技术秩序的堆砌，而是一种以文明理念为底色的制度化叙事。它不仅回答了“谁来治、如何治”的技术问题，更回应了“何以治理、为何有序”的价值追问，从而为国家形象的立体建构提供了持久的规范力量与制度保障。
（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民族气质，彰显了中华文明包容性，指向了价值开放型的国家形象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形成的内在特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生发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文化与社会，在面对生态环境的复杂多变与人群构成的多样差异时，逐步形成了以协调、整合、顺应为导向的社会运行逻辑，“其本质是通过开放的生产体系、弹性的制度设计和多元的价值融合，在漫长历史中将不同族群、技术、思想纳入统一而不失差异的文明框架。”回溯文明史，无论是良渚文明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江淮地区凌家滩文化的渊源关系，晋南陶寺文化与西北齐家文化、东北小河沿文化、晋陕石峁文化的互动交流，还是汉代与西域文化的融汇，隋唐对佛教、波斯文化的引入，均映射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交流原则与文化自信。
基于这一精神标识所建构的“价值开放型”国家形象，其显著特征体现为文化态度的开放包容、理念体系的兼收并蓄以及文明交流的双向互动，彰显了中国推动世界文明共生共荣的精神格局。中国在世界文明对话中的角色正发生深刻质变——逐步从旧有地缘政治中的“文化他者”边缘，走向以自主价值体系深度参与甚至重构全球文明版图的中心。在此意义上，所谓价值开放绝非流于涉外宣介的策略性修辞，而是一场内生于中国文化逻辑与制度信念的实践。它既内嵌于“一带一路”倡议中“民心相通”的社会网络，也具体呈现在全球文明倡议关于“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宏大擘画中。需要厘清的是，价值开放型的国家形象并不意味着价值模糊或立场弱化，而是一种建立在文化主体性基础之上的开放性，既坚持自身文明根脉，又不拒绝他者视角的进入与价值共鸣的发生。在媒介传播、学术交流、国际论坛等多样化平台上，中国不断推动跨文化认知调适与交往规范重构，形成了“以我为主”的多边文明互动格局，在增强中国形象文化说服力的同时，亦为世界文明共处、差异互鉴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五）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理念，彰显了中华文明和平性，指向了责任担当型的国家形象
“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从《尚书》提出“协和万邦”，到《论语》强调“和而不同”，再到《礼记》中倡导“亲仁善邻”，中华民族早已将重和合、尚仁义的交往哲学内化为群己关系、邦交礼仪与治国理政的核心原则。中华文明虽历经多次盛衰更替，但始终未走向殖民扩张与文明霸权之路，其对“仁政”“王道”“大同”的追求，对“各方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呼吁，以及对“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的践行，正是在这一精神标识的历史逻辑与文明基础上，彰显了区别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际行为范式，塑造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全球责任观。
基于这一精神标识所建构的“责任担当型”国家形象，其主要特征体现为和平理念的坚定奉行、协同合作的积极倡导以及全球事务的深度参与，凸显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履行大国责任、坚持合作共赢的立场与愿景。不仅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还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与全球减贫事业，中国均以协同共治为导向，体现出世界大国的负责态度与治理能力。“责任担当型”国家形象所体现的责任意识，并非外部压力下的被动选择，而是内在文明属性的主动表达。和平、合作、包容、共赢的理念根植于中华文明对“和”的哲学思维之中，也体现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着眼人类整体福祉的历史自觉。因此，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既不谋求主导地位，也不回避全球责任，而是力求在相互尊重中建构规则，在多边互动中贡献智慧。这种责任担当既体现为具体的制度贡献和合作意愿，也彰显出文明型国家所特有的历史纵深感与文化穿透力。正是这种基于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道义立场，使中国逐步成为当今世界多边主义的中坚力量和全球事务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支柱。
三、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建构国家形象的实践路径
国家形象的生成并非自发完成，而是一个涉及理念提炼、结构设计、场景呈现与实践支撑的系统工程，需要在符号体系、叙事结构、传播场景与全球议题等维度上形成协同推进的整体布局。基于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与价值资源，应当在顶层设计中明确精神标识的战略定位，并通过分领域、分层次、分阶段的路径安排，将文化内核转化为可感知、可理解、可传播的国际表达形态，从而在多元互动的全球语境中构建起具有较高认同度与持续影响力的中国国家形象。
（一）强化符号体系塑造，提升国家形象的文化表达力
国家形象的文化表达，本质上是一个以符号体系为核心的价值编码与认知构建过程。当前，国家形象塑造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建立起稳定可识别、内涵可延展、意义可适配的文化符号体系。唯有通过系统化、象征化、可视化的整体设计，将历史传承与当代表达融为一体，形成层次分明、逻辑统一的精神标识结构，才能确保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既有鲜明立场，又具文化深度与表达张力。
一是建立分层递进的精神标识谱系。以文明母题为顶层统摄，形成涵盖价值理念、制度原则、社会伦理、生活意象的多层级标识架构，并通过分类目录与关联图谱明确各标识间的逻辑关系，实现纵向贯通历史、横向覆盖领域的全景化结构。宏观层应立足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提炼具有宏阔概括力的标识性范畴，作为国家形象的精神总纲；中观层则应围绕“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提炼出能嵌入现代制度设计与政策话语的基本理念；微观层则需深入传统节俗、经典话语及地理文化之中，掘取富有地域特色与情感温度的文化元素，将其转化为可视、可感、可讲述的活态传播单元。二是制定统一规范的符号表达标准。应紧扣精神标识核心内涵，建立覆盖图形符号、色彩体系、文字字体、仪式规范、空间造型等多维度的表达标准，确保国家形象在视觉、语言与行为呈现上保持高度一致性与稳定辨识度。标准体系的价值不在于形式的僵化统一，而在于厘清不同文明语境下的组合与适用规则，从而赋予中国符号在跨媒介、跨圈层传播中更具弹性的延展空间与适配能力。三是构建跨文化的语义转化与反馈机制。应在确保价值内核不变的前提下，推动精神标识的多语种释义与文化隐喻适配，建立跨文化语义对照表和概念解释库，减少因语境差异造成的误读与偏见。同时，应构建动态更新机制，将国际传播中的受众反馈、舆情监测与效果评估纳入循环，不断优化语义表达与传播策略。
（二）优化叙事结构设计，增强国家形象的意义建构
力叙事结构是将价值理念、历史记忆与现实成就整合为整体性认知框架的关键载体，直接决定了国家形象的理解深度与情感温度。作为叙事的核心支点，精神标识应当通过主题统摄、结构统合与语义调适，全面对接并聚焦国家形象在政府、企业、文化、景观、国民及舆论等不同维度的认知表达，使其呈现出立场明确、层次丰富且情感充沛的特质。尤其是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当下，中国国家形象面临的不仅是传播范围的扩大问题，而且是叙事主动权和意义解释权的建构问题。因此，优化叙事结构绝不仅仅关乎话语的美学形式，更是关乎在国际场域中“何以中国”认知框架的塑造与争夺。
一是确立精神标识的叙事核心地位。须将精神标识嵌入叙事结构的顶层设计，使其在主题设定、故事选材与情节推进中发挥统摄作用。通过精准的理念映射，将精神标识转化为叙事中可反复出现、不断强化的核心符号，使其成为海外受众识别中国立场与文明特质的稳定参照系，从而避免在外部叙事压力下陷入被动回应或主题漂移的困境。二是构建多维度交织的叙事框架。在精神标识的引领下，应将历史、制度、文化与发展等多条叙事线索有机融合。其中，历史叙事负责提供时间纵深与文明的延续性，制度叙事直观呈现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逻辑，文化叙事集中体现核心价值与民族精神，发展叙事则生动展示现代化成就与未来愿景。通过这种多维框架的灵活组合，既能针对不同受众的诉求各有侧重，又能确保整体价值的一致与主题的聚合，从而塑造出既有宏大视野又有细节温度的国家形象。三是强化情感叙事的生成机制。“情感是把人民联系在一起的‘粘合剂’，可生成对广义的社会与文化结构的承诺。”由此，应将中华文明精神标识转化为贴近受众日常经验的生活化表达，在情感共鸣中增强国家形象的认同基础。通过在叙事框架中埋下情感线索，借助共享的象征意象与生活语汇搭建跨文化的情感通道，推动精神标识在国际社会中从理性认知走向感性认同。四是运用“去陌生化”的叙事策略。精神标识若以本土语境直接输出，易在跨文化传播中形成经验断裂。应依托精神标识中具有普遍伦理基础的价值母题，提炼跨文明共享的意义支点，实现由文化特指向人类共感的语义转换。通过对价值符号的再编码与表达方式的生活化，使抽象理念以可识别的意象进入他者认知，以可共情的场景进入他者经验，促成从“陌生叙事”到“熟悉意义”的转化。唯有如此，叙事才得以兼具文化根性与普遍阐释力，国家形象也能在跨文化语境中获得更高的可理解性与共鸣度。
（三）拓展传播表达场景，提升国家形象的价值传播力
传播场景不仅是信息的承载空间，更是意义生成与情感建构的互动平台。精神标识要转化为国际社会可感知、可共鸣的价值力量，必须跳出单一媒介与静态表达的局限，在多元场景中实现动态呈现，在多样语态中形成情境互动。在全球传播生态加速重构背景下，国家形象的塑造更加重视“场景驱动”和多向协同。在此过程中，精神标识需通过场景布局与语态创新，将价值理念嵌入受众熟悉的生活语境和交往网络，使国家形象从“被看见”走向“被体验”与“被认同”。
一是构筑多层级交织的传播场景矩阵。宏观层面，应牢牢把握国家级盛会、多边外交等重大国际舞台，集中彰显精神标识的核心内核，展现文明大国的全景图绘；中观层面，则需将目光投向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场馆、教育机构及产业园区，将精神标识无声地嵌入日常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微观层面，则应充分激活社交媒体、数字社区等日常触点，实现与个体的高频互动。三种场景共同编织起一条从“国家宏大叙事”通往“个体细腻体验”的意义链条，使精神标识在不同语境中获得持续的文化润泽。二是创新多元语境与多维感官的表达语态。一方面要在多语种转化中精细雕琢，寻找最契合当地文化的隐喻接口；另一方面要积极融汇视听、空间与技术交互，结合不同社交平台的媒介特质重塑叙事节奏。与此同时，必须告别大而化之的粗放传播，转而针对海外受众的审美偏好与共情点进行分众化、社群化深耕，通过建立动态的话语风格库，让中国声音真正“入乡随俗”。三是引入沉浸互动的传播机制。应积极运用数字虚拟与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游戏化设计与嵌入式叙事，将抽象的精神标识转化为可体验、可共鸣、可分享的文化故事。通过打破传统的“单向输出”，鼓励受众在虚实相生的场景中参与内容生产，在具身传播中推动价值理念的自发扩散与深度共鸣，从而真正赋予国家形象以持久的情感渗透力与文明影响力。
（四）融入全球治理议题，提升国家形象的实践支撑力
作为文明价值的集中体现，精神标识唯有通过嵌入全球性议题的讨论与行动，方能形成理念引领与实践示范相得益彰的国际形象。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将中华文明中蕴含的和平、共生、公正、和合等价值理念，转化为兼具现实针对性与国际共识性的议题主张。通过扎实、持久且具延展性的政策与行动，在多边舞台和全球公众中建立起中国形象的制度信任与道义认同，“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展示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良好形象”。
一是精准锚定精神标识与全球议题的对接方向。系统梳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粮食与能源安全、数字治理等重大议题，与中华文明蕴含的“和平共处、和谐共生、公正有序、共享发展”等核心理念匹配对应，形成“价值-议题-行动”的逻辑框架。例如，“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生态合作项目”通过联合水文监测、跨境物种保护与渔业协同治理，成功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文化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跨国行动，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自然观融入全球生态治理的现实路径，也为精神标识向国际议题的转化提供了鲜活范例。二是拓宽多层级的国际合作与对话平台。在国家层面，应紧紧依托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区域性合作组织及跨国城市网络，推动中国理念融入制度性安排和议题合作进程；在民间与专业层面，则应充分利用智库论坛、学术研讨、行业联盟、青年交流等长效机制，促进理念在不同群体间的跨界传播与共识凝聚。同时，还需推动国内外合作机构、研究中心和公共外交平台在内容生产、人才培养与资源共享等方面形成合力，使精神标识通过多层次、多主体的协同，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稳定的表达通道。三是健全成果彰显与价值深化的叙事网络。打通从议题引领、方案落地到成果呈现、价值固化的全流程叙事，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具体贡献，转化为多语种、多媒介的知识产品与文化图景。在此过程中，尤需注重价值阐释与情感共鸣，让海外受众不仅能看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具体作为，更能深刻理解这种作为背后的文化动因与历史逻辑。
结语
在世界多极化、文明多样化、传播平台化的当下，国家形象的建构逻辑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制度模型或发展指标，转向对思想文化、文明结构与叙事方式的全方位重塑。因此，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融入，不仅是国家形象转型升级的内容注入，更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志。作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浓缩，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传播一旦超越符号表征而内化为全球公众的价值共鸣，就将转化为深层次的文化力量、认同力量与形象力量。展望未来，国家形象建构不只是对外展示中国的传播实践，更是以文明自觉塑造国家认同、以主体叙事回应世界变局的重要过程。在此进程中，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应继续推动自身在学理体系上的深化阐释、在制度体系中的嵌入转化、在传播体系中的创新表达。如若如此，中国国家形象方能真正走出“被观看的中国”，迈向“被理解的中国”“被认同的中国”，中华文明也才能在世界历史的广阔舞台上，不仅被看到，而且被尊重、被聆听、被铭记。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