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妗:近年来海外智库对中华文化世界价值与传播效能的认知评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 次 更新时间:2026-07-10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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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妗  

[内容提要]海外智库作为影响国际舆论与政策走向的重要力量,它们对中华文化的相关认知与解读是把握中华文化国际接受度的重要窗口。近年来海外智库既形成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中国方案文化价值的影响力、中国国家形象文化维度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方式等的客观认知,也存在受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西方理论框架影响而形成的认知偏差。可通过构建精准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增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影响力、完善文明互鉴与人文交流机制等,进一步回应国际关切,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

[关键词]海外智 文化影响力 国际传播 文化软实力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力量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彰显。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战略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需要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海外智库是国际舆论与政策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它们对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认知、阐释与评价,是研判国际社会舆情走向的重要参照。开展相关研究,有助于拓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海外认知领域的研究视野,为优化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策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文以20余家较具国际影响力的海外智库2020—2025年的相关研究为样本。为客观反映海外智库认知,样本选取综合考量五个维度:一是研究主题契合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议题,二是智库本身具备国际或区域影响力,三是智库研究范围覆盖世界主要经济体与地缘政治关键区域,四是智库类型涵盖不同立场倾向与机构属性,五是报告或文章均为近年发表,具备时效性。

一、海外智库对中华文化世界价值的认知

海外智库围绕中华文化世界价值展开了多维度研究,既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政策、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关联,也涵盖中国方案文化内涵的全球传播与国家形象的国际评价。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感召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文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海外智库也从多维视角对其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展开解读。

其一,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涵养作用及其世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文明与现代化的深层关系。不少海外智库积极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积极影响。例如,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髓在于将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发展实际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借鉴。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项目部主任哈什·潘特在2025年7月发表的《中国在非洲的智库外交》一文中关注了中华文明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涵养作用及其世界影响。他认为,发展植根于中华文明与传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目标并非只是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更是搭建向世界展现中国的世界观、治理模式与发展范式的平台,使其成为可替代西方主流自由主义规范、可信且具有说服力的方案。

其二,关注第二个结合”对坚定文化自信的根基作用及其世界意义。“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部分西方智库认为,中国高度重视文明传承与文化战略,而西方对文化维度的关注明显不足。例如,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助理主任内森·莱文在2024年6月发表的《中国与全球文化战争:西方文明动荡与北京的战略考量》一文中认为,中国的文化自信以“第二个结合”为基础,贯通儒家思想、中华传统家庭伦理观与植根民族历史的爱国自豪感。中国若能在其他国家陷入动荡与实力削弱之际,保持文明力量与国家团结统一,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形成超越西方的战略优势,并推动国际秩序重塑。他倡议西方国家应像中国一样重视文化的战略价值。

其三,关注具象化文化符号的国际影响力。从文化传播学视角看,具象化、生活化、体验式的文化符号,更容易跨越语言、制度等差异,成为跨文化传播中低成本、高接受度的有效载体。部分海外智库关注到中医、武术、茶艺等非物质文化载体,阐述了其国际影响力。例如,孟加拉国替代方案中心在2024年开展的一项调研显示,中国文化在孟加拉国的影响力更多源自日常生活体验和实际应用,最受欢迎的文化元素包括中国美食、武术、中医等。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弗里达·林德伯格等人在2024年2月发布的《中国是游戏变革者吗?中国投资全球视频游戏产业的潜在风险》报告,关注到腾讯公司推出的《使命召唤手游》中融入了苏州刺绣、剪纸等传统工艺元素,认为在中国游戏“出海”助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中,有形传统文化元素作为载体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案例印证了具象化文化符号“润物细无声”的传播优势,说明传播元素与现代载体结合的传播模式,正成为打破文化壁垒、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亲和力的重要路径。

(二)中国方案文化价值的国际影响力

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代表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人文精神等是对中华文化深厚的文明基因与思想资源的当代表达。

其一,聚焦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一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更对其参与全球治理、塑造公平合理国际秩序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中国方案的文化叙事植根于中华文明基因,兼具鲜明价值导向与实践指向,正成为打破西方话语霸权、重塑国际话语格局的关键力量。这一发展态势也得到了诸多海外智库的关注。例如,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在2024年11月12日举办题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它在联合国的角色深入探讨”的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过去十年中国外交政策已从聚焦“一带一路”倡议,拓展至涵盖文化领域的更广泛范畴,这一拓展正对联合国事务及欧盟产生持续影响。该智库高级研究员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罗等人发布的《中国对联合国的影响:言语与行为》报告,通过分析中国在参与联合国事务和论坛讨论时对贸易、技术、环境政策等领域的全球规范和标准的影响,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和网络安全等需要各国协商的问题上的影响力,以及中国方案在联合国文件中的引用次数等得出结论:中国叙事和西方叙事的核心价值取向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一直使用与发展、合作和安全相关的全球叙事;“一带一路”倡议等对联合国的话语体系的影响力显著高于任何西方倡议。该报告还解读了中国理念的文化内涵,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合作共赢”“多极世界”的文化内涵,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尊重各国文化多样性,将促进人文交流作为全球事务基石作用的发挥。海外智库的量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国方案文化内涵的世界价值与影响力。

其二,分析中国外交理念文化价值的影响范围和实际效果。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植根于“和合共生”“天下为公”等中华文化基因,倡导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原则,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自主发展、反对霸权干预的价值诉求形成深度共鸣。近年来,中国在外交实践中通过凝聚国际共识、深化伙伴关系,持续拓展区域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这一实践及其成效受到海外智库的关注。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于2025年3月发布的《金砖国家的扩张与世界秩序的未来:来自成员国、伙伴国和申请国的视角》调研报告,评析了中国外交理念在引领金砖国家合作不断走向深入中发挥的作用。该报告认为,中国希望更有效地协调非西方国家的立场、凝聚共识、推动合作机制化,强调“金砖国家平等和基于共识的决策原则”,成功推动金砖国家从以经济贸易合作为主的平台,转型为涵盖政治与安全议题的综合性机制,并构建起基于经济与金融、政治与安全、人文交流三大支柱的全面合作框架,使之与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形成互补。金砖国家相关举措能够成为中国拓展全球秩序影响力的“力量倍增器”。这一分析表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正通过金砖机制向全球南方辐射。

其三,解读中国方案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深层逻辑。“一带一路”倡议等能够突破地域与文化壁垒在国际社会快速传播并获得广泛认可,其背后并非单一的传播行为驱动,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院亚洲中心联席主任阿莱西娅·阿米吉尼在2023年关于“中国软实力”的研究中,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为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随着硬实力的稳步提升,中国价值观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也逐渐增强。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方案能够在国际社会快速传播、获得广泛认可的深层原因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辩证互生、物质基础与文化内核的双向赋能。

(三)中国国家形象文化维度的国际认同

国家形象是国家历史、文化、价值观、发展成就的综合体现,文化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海外智库对中国形象的积极评价,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真实、立体、全面中国的认可,也映射出对中华文化的客观认知。

其一,单一国家关于中国形象的深度调研。孟加拉国替代方案中心于2022—2024年分三次,对共5335名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民众开展调研,并于2025年3月发布《中国在孟加拉国的国家形象》报告。调研显示,超60%的受访者对中国的总体印象给予“好”或“非常好”的评价,45.8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崛起的全球主导力量”,36.45%的受访者将中国定位为“拥有悠久历史和独特魅力的亚洲大国”。相关评价既包含对中国硬实力的认可,也融入了对中华历史文脉的认识,形成实力与文明并重的中国形象认知图景。

其二,多国关于中国形象的横向对比调研。美国著名民调型智库皮尤研究中心于2025年7月发布《2025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好感度略有上升》报告,关注亚太地区、欧洲、拉丁美洲、中东北非地区、北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25个国家在2025年1—4月对中国的评价。通过数据调研得出结论:有15个受访国家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呈上升态势,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等中等收入国家对中国的评价最为积极。这一结果既体现了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差异化认同,也反映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同基础正在持续扩大。

二、海外智库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方式的认知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渠道的建设成效,直接影响着文明对话的深度与广度。海外智库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方式的认知,既反映不同视角下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实践成效,也包含跨文化传播中渠道适配、话语转化的关键问题。

(一)通过机制化平台扩大中华文化传播范围

机制化平台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渠道,其建设成效受到海外智库持续关注。不少海外智库将目光投向中国通过多边传播等方式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实践探索。例如,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研究实验室政策分析主任萨曼莎·卡斯特等人于2022年发布《赢家揭秘:中国和俄罗斯如何实现自身目标》的报告,通过系统调研中国广播电视媒体的全球覆盖情况,并与美国国际传播布局展开对比分析,揭示了两者的差异。该报告指出,非洲是中国官方媒体第二大重点关注区域,而美国尚未设立专门聚焦非洲的媒体机构。报告还梳理了中国与境外媒体机构的合作实践,如中国和柬埔寨媒体合作拍摄的两国友谊主题纪录片、中国和巴基斯坦媒体联合制作的《中巴经济走廊时间》特色节目等。这些跨国媒体合作成果,均以文化共情为纽带,是中华文化通过机制化合作走向海外的生动实践。

(二)通过教育合作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海外智库高度关注中国通过海外办学、留学项目落地、跨国文化交流等形式开展的文化传播实践,并围绕其实施路径与实际效果展开深入研究。

其一,关注孔子学院等文化教育机构的建设与运营。关注该领域的智库认为,孔子学院是提升中华文化海外影响力的直接且有效的重要载体。例如,卡斯特等人提出,中国依托孔子学院推广汉语教学与中华文化传播的实践,属于典型的“个性化公共外交”模式,有效拉近了中外民间交流距离,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亲和力。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学者亚历山大·阿里凡托等人于20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高等教育:一种软实力》一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在印尼设立孔子学院、为当地学生提供政府高等教育奖学金等教育文化合作实践,指出这类交流活动推动了软实力从理论概念向实际落地的转化;他们还指出,美国同期暂停富布赖特项目等核心文化交流计划的举措,或将使其软实力传播受到削弱。

其二,关注中国与各国开展的区域文化合作项目。一些海外智库将跨国区域文化教育合作项目视做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形式,尤其重视其中的语言互鉴实践。例如,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学者穆达西尔·夸玛在2025年1月发布的《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报告中提出,中国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深度对接,在国内推广阿拉伯语教学的同时,推动沙特将普通话纳入全国各级学校课程体系,这种双向语言推广模式是“隐性的文化软实力载体”,既实现了文化的双向传播,也体现出对彼此传统文化的尊重与认同。

其三,关注智库等交流平台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作为教育合作的延伸形式,智库外交被海外智库视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形式,他们尤其关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潘特关注了中国2011年以来发起的中非智库论坛,认为论坛传播的中国世界观、治理模式与发展范式,提供了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替代性选择。智库外交与经济外交、公共外交的协同,成为中国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路径。

可以看出,海外智库对中国海外文化教育合作实践的研究,既客观认可了教育交流、项目合作、智库互动等模式在推动文化互鉴、提升软实力方面的实际成效,也折射出中国文化传播正从单一的内容输出转向双向的交流融合,这为中国进一步优化海外文化传播策略、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国际传播体系,提供了外部参考视角。

(三)通过数字化创新资源提升中华文化传播效能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新载体,这种技术驱动的传播变革,不仅提升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效能,更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创造了新的可能。

其一,关注传播中华文化的互联网平台。以Facebook、TikTok、Instagram等为代表的平台,凭借低门槛、强互动、跨语种的传播优势,正成为中华文化突破地域与话语壁垒、实现全球化传播的核心载体。海外智库捕捉到这一趋势,将多语种网络平台与区域化传播效能纳入研究视野。例如,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亚洲研究小组学者迭戈·加西亚等人,对287个以西班牙语传播中国信息的互联网平台进行调研,于2021年7月发布《谁在用西班牙语讲述中国?》报告,认为西语涉华网络报道生态系统正在全面建设中,其中拉美的相关网络平台数量最多。以传播中国历史文化、日常生活等为主题的网络平台的粉丝量最多,其传播内容涵盖传统节日、历史典故等中华文化元素。

其二,关注人工智能在文化传播中的运用及影响。人工智能技术是中国提高文化传播效能的新方式,一些智库关注人工智能在信息传播中的便捷性及当前存在的问题。例如,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主任杰弗里·西米诺等人于2024年3月发布的《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超越战略竞争对手》报告提出,中国正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媒体的信息传递方式,通过将中国规范与标准嵌入数字连接体系,为目标受众“量身定制”文化内容。

其三,关注游戏技术和游戏产业在中华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价值。游戏承载的文化传播价值受到海外智库的高度关注。例如,林德伯格认为,游戏与TikTok等社交媒体类似,能够通过影响玩家认知塑造其文化观与世界观,尽管这种影响的长期效果尚难预测,但它们已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路径。他还提到,中国叙事正通过娱乐化方式得到传递,如《人民日报》与腾讯联合推出的《家国梦》游戏融入了“扶贫”等国家发展目标,由此不仅丰富了文化传播途径,还降低了传播与接受门槛。

其四,关注电影等文化产业中的数字资源运用情况及传播效果。数字资源与传统文化产业的结合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例如,加西亚通过调研发现,在拉美国家,数字资源融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后带来的成效,明显超过了过去依靠华侨宣传、中拉传统文学作品交流等传统方式,当前中国电影等文化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就是数字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增强的重要体现。

综合来看,海外智库通过多维度研究,既看到了数字技术为中华文化突破语种、地域与传播形式的壁垒提供的支撑,也认识到中国的数字文化传播并非单纯的技术应用,而是结合区域受众特征实现了内容与载体的本土化适配。

三、海外智库对中国提升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目标的认知

海外智库对中国提升文化影响力的战略目标的解读呈现出多维图景,这些认知既构成国际社会研判中国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重要依据,也深刻作用于跨文化合作的推进效能与全球舆论生态的演化方向,成为理解中华文化、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互动逻辑的关键切入点。

海外智库基于中国文化传播的实践成果与国际合作的现实效益,形成了一系列客观认知。其一,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24年6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充分体现了中国向世界发出的深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真挚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呼应。不少海外智库充分认可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价值。例如,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伊万·季莫费耶夫认为,中国对包括西方在内的外国知识遗产表现出极高的接纳度和同理心,善于将西方知识传统与中国文明遗产结合起来,这种共情意识以及对不同理念的调和方式,恰恰是中国民族文明密码的体现。他还基于中国和美国对待不同文化的态度,对比了两国政治哲学的差异,指出美国将世界划分为“民主阵营与专制阵营”,中国则不将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而是将世界视为相互联系的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同处一条命运之舟。

其二,巩固全球南方合作基础。在全球南方力量不断壮大的形势下,一些海外智库关注到提高文化影响力对全球南方崛起大势的影响,认为中国向世界推广互利共赢的价值观是为了进一步凝聚全球南方共识,以文化认同强化发展中国家合作网络。例如,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在《2023年展望》系列报告的“中国篇”中提出,中国倡导的“绝对主权”“不干涉内政”“多元国际话语”等理念,在全球南方获得广泛支持。

其三,为世界贸易营造友好环境。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始终与中国推动国际合作、构建友好经贸往来环境的对外关系深度相融,这一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得到海外智库的积极关注。例如,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学者维克托·皮罗任科在2023年10月发表的《“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全球贸易:为即将到来的伙伴国峰会做准备》一文中提出,“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同时开展文化、教育合作,让沿线国家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为经济合作创造友好的文化环境。这一观点反映出其对文化交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的积极认识。

此外,部分西方智库受地缘竞争视角与意识形态预设影响,将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实践纳入权力竞争框架进行解读,形成明显认知偏差。例如,它们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国际合作误读为重塑全球秩序、拓展地缘政治影响的手段,忽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本质,将文化影响片面等同于政治干预,认为中国文化传播会冲击西方主导的价值体系,等等。这类论调实质上是西方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舆论话术。

四、海外智库认知差异的原因分析及相关建议

海外智库对中国提升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看法既有客观理性认知,也有偏见和误读。这种认知差异既与智库所属国家的战略立场、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也受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等因素影响,需进一步分析。

(一)认知差异的原因

海外智库对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认知分歧,本质上是不同主体战略利益、价值立场等差异的体现。

其一,地缘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倾向的分野。多数发展中国家智库更注重从务实合作与发展利益视角理解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认知相对客观,普遍认可中华文化对全球发展与治理的正向价值。也有部分发展中国家智库受区域竞争等因素影响,对中华文化的地缘影响较为敏感。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智库则以“大国竞争”为核心叙事框架,将文化传播视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延伸,相关认知含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

其二,文明基因与理论认知工具的历史性差异。从文明观维度看,部分西方智库对文化影响力的理解根植于个体主义、丛林法则的认知框架,而中华文明一直以来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建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倡导交通成和、共生并进、保合太和,二者在文明底层逻辑上存在结构性差异。从理论工具的维度看,西方传统国际政治理论多将文化影响力视为权力竞争与文明博弈的工具,文化影响力的提升路径被设定为“价值观的单向输出与排他性竞争”,即通过文化产品渗透、媒体议程设置、学术话语建构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塑造他国民众的认知与偏好,最终转化为外交支持或现实利益。在中国的实践逻辑中,文化影响力的提升并非以“征服”或“取代”为目标,而是通过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等方式,在丰富自身文化内涵的同时,为全球文化生态注入多元活力,最终指向是丰富世界文明多样性。部分西方智库的认知偏差,根源在于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范式与权力逻辑解读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相关理念与实践,由此形成系统性误读。

其三,机构属性与资金来源的现实制约。智库的资金来源、政策关联度等因素,直接影响其研究取向与结论偏向。本研究考察的样本智库可分为三类:一是政府关联型智库。此类智库资金来源于政府资助,服务于政策制定需求,研究立场更贴近国家战略与外交导向,易形成立场先行的研究结论。例如,美国兰德公司因其研究方式的严谨性等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学术声誉和社会公信力,但它长期接受美国国防部和军方的“外包项目”,一旦其研究关切军事战略、地缘政治议题,其背后的立场倾向就会显露出来。二是独立研究型智库。此类智库资金来自社会捐赠、企业资助、学术基金等多元渠道,认知较为多元。例如,孟加拉国替代方案中心作为南亚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独立非政府智库,其在本文关注的研究中运用实证导向的研究方法形成客观结论,体现出独立研究的价值。需注意的是,部分独立智库虽强调学术中立,但受舆论环境、资助方偏好与学术共同体倾向影响,在涉华议题上的一些观点并不客观。还有一些资金构成并未公开的、以“独立第三方”身份参与政策讨论的智库,其研究动机存在隐匿性,也值得关注。三是高校附属型智库。此类智库虽具备学术资源优势,但易受西方学术叙事与研究方法的局限。

(二)进一步回应国际关切、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建议

其一,推进构建精准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坚持分区域、分受众、分领域精准传播,面向全球南方突出发展成就、合作共赢与文明互鉴,面向发达国家强化民间叙事、学术对话与价值共情。完善多层次传播矩阵,统筹官方媒体、商业平台、社会组织与个体传播者,推动中国叙事向中外共叙的转变。加强数字化传播能力建设,用好人工智能、新媒体、文创产品等“轻量化”传播载体,提升内容亲和力与接受度。

其二,强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影响力。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智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提升议题设置、理论阐释与国际对话能力。加强对海外智库的系统追踪与深度研判,建立常态化分析回应机制;主动设置全球性议题,推出高可信度、高传播力研究成果。同时,拓展中外智库对话渠道,搭建长期稳定的交流合作平台,面向海外中青年学者开展精准化、常态化交流,推动其客观认知与研究中国。坚持增信释疑、聚同化异,以事实、学理与案例澄清误解、矫正偏差,推动形成客观理性平衡的涉华舆论生态。

其三,完善文明互鉴与人文交流机制。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引领,推动多元文明平等对话,扩大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汇点。深化教育、文旅、体育、影视等领域合作,以具象化、生活化、体验式交流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亲和力与感召力。在交流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厚植文明根基、提供人文支撑。

总之,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是一项系统工程与长期战略。既要正视当前海外智库认知分化的现实,也要坚定传播自信、优化传播策略、创新传播路径,在交流中消除误解,在对话中凝聚共识,在互鉴中提升影响,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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