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丽娅，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摘要：在新博物馆思潮及审美经济的推动下，博物馆已成为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有效载体。贵州民族地区博物馆以其审美化与活态化展示方式形成独特的叙事策略，以艺术性、体验感和情境化的审美特征，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抽象叙事转变成民众可观可感的具象化对象，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入脑入心”。民族博物馆以文物的审美形态激发各民族成员的共同记忆；以展馆的审美空间展现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以民众的审美情感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由此建构起博物馆叙事的审美认同机制，并经由审美认同构筑起多维的文化认同路径，有效提升地方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效能。

关键词：民族地区博物馆；审美认同机制；中华民族共同体；美学路径

前言

2023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民族地区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到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同时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的动力之源，是国家认同最深厚的基础”。中华文明灿若星辰，博物馆是展现与树立中华民族正确历史观的重要场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博物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聚焦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以文物为媒介叙述和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成为博物馆的核心功能。

民族地区博物馆不仅是承载地方历史、滋养民族文化、存储交往记忆的共有精神家园，更具有显著的文化叙事及共同体意识建构效能。贵州民族地区博物馆主要收藏、展示和研究贵州18个世居民族的历史文化。馆藏文物以贵州民族地区生产生活实物资料为主，涵盖民族文献古籍、传统手工艺、服饰、银饰、节庆仪式等方面。贵州博物馆很多，有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民族博物馆、贵州民族民俗博物馆，还有其他特色的博物馆，如民族生态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民间博物馆等。这些博物馆不仅保存了贵州世居民族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也为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提供了平台。在新博物馆思潮及审美经济的推动下，博物馆逐渐由“以物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随着大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怀旧意识与文化认同不断增强，民族博物馆作为极富审美意义的公共文化空间，越来越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并成为民众常态化的审美文化景观场域与文化交流场所。

近年来，学界就如何有效利用民族博物馆优势资源拓宽传播中华民族故事的路径，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了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讨。其中，潘红祥和陈双娇立足民族地区博物馆建设的功能转型及其特征，认为当前大多数地方民族博物馆的叙事方式较为单一，未能突出地方民族文化的资源优势。红梅和李阿琴从博物馆的价值和功能、展览叙事方式等方面，就民族博物馆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作了深入分析。黄彩文和刘晨旭则从地方博物馆的功能和价值出发，认为地方博物馆需要找准定位，通过内容提炼、效度提升、活力培育三个方面，探索其独特的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刘春呈认为现代博物馆通过科技展示方式，生动再现民族历史场景、营造沉浸式文化认同场域，为国民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有效路径。安格拉玛从博物非遗的视角，分析梳理了贵州省积极探索非遗传承传播的文化价值功能，通过构建非遗叙事场域、突出共享文化符号与打造恒常文化景观，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打造了非遗研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空间，为有效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贵州实践。

还有部分学者以地方博物馆为具体案例分析，探讨新时代应该如何立足地方博物馆的文化优势及其独特的禀赋价值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尤其是孙瑶的观点颇具建设性，认为博物馆要在守正的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进而开展实践优化，构建“博物馆＋”的多维度体系，用博物馆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推进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形成有效联动协调机制，扩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的覆盖面与影响力。本文以博物馆中的审美认同为切入点，梳理分析贵州民族地区博物馆的审美认同机制如何生成，以及审美认同如何提升文化认同的美学路径，以期丰富新时代民族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内涵，提升地方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效能。

一、贵州民族地区博物馆叙事审美认同机制的生成

在审美人类学视域下，审美认同与文化认同是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两个重要维度，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转化机制，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的深化过程。首先，博物馆中所展示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藏品集中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审美形态，奠定了文化认同的实践基础。其次，精神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少数民族艺术与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没有明显的边界，血肉相连，大众通过对博物馆文化的审美而实现精神性审美成为文化认同的支撑保障。最后，大众由对民族文化的审美到文化认同的共情，既能让观众通过人类共有的身体及其多重感官体验作为文化交流的沟通媒介，建立起与族人共同的美感体验，理解并欣赏民族文化的审美表达，同时也能在情感上表现为主体文化的自觉，并为其提供稳定持久的身份认同。由此，博物馆通过文物审美形态、展馆审美空间及其沉浸式审美共情等多维度建构其审美认同机制。

（一）文物审美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实践基础

作为集体记忆展演的重要场所和维系共同体认同的记忆之场，贵州民族地区博物馆展陈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审美形态奠定了“文化认同坚实的客观性基础”。民族地区博物馆展陈的藏品是一种“尚未从日常生活中分化、独立出来的一种艺术形态，其主要功能仍然服务于日常的或宗教的、礼仪的生活所需，审美并非其直接的、主要的目的”。在展陈内容上，民族地区博物馆主要展示少数民族日常生产与生活的场景，如生活习俗、历史变迁、劳动生产、节庆歌舞、宗教祭祀等。博物馆里的物质文化遗产常常内蕴着非物质形态文化因素。如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贵州省博物馆中展示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拼图设计，通过传承人活态展演或是新媒体技术动态展演的方式，让大众能够更加全面真实地认知和体验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化内蕴。在展陈方式上，一是注重静态与动态的展陈，特别是对于非物质文化内蕴的展示，动态的展陈方式更加直观、生动，能够全面阐释文物或文化事象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内容。二是注重将文化遗产与场景复原相结合，博物馆中常常展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场景。如在贵州省博物馆展示大厅里，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斜织机、宋锦机、花楼机等藏品的展示。在这些藏品的上方有多媒体设备，循环播放着少数民族女子表演的织布舞蹈，或是民间艺人正在各种机器上作相应的操作，或是现场传承人演示提花、轧花等。在展厅的另一边则是身穿民族服饰的女子弹着悠扬的琵琶，这一展示模式将观者带入了沉浸式的民族村寨现场。

在文物展示过程中，无论是出于原生场域的实用功能，还是出于博物馆场域的审美功能，都能让观众接触体验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的审美特质。现代语境下，虚无、浮躁、焦虑、茫然若失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人们想要重建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以寻求心灵的安适与生命的充盈。因此，在博物馆的文化审美活动中，大众的主体性得到了审美救赎，这将促使人们深刻认知民族文化以及思考生存和生命的意义。民族地区博物馆通过将民族传统文化以活态的审美叙事打造日常生活场景，“不仅为推动各民族共同现代化提供了创新实践支撑，也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探究”。同时，当地居民透过文化他者的审美救赎和审美体验，认识到自身的生存智慧及审美经验得到重视，能够唤起他们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在民族博物馆展示中，许多传统的民族文化内容以新奇的现代阐释方式呈现，人们用各自的审美经验和审美体验与之相结合，在博物馆场域通过文物的审美形态实现了精神性超越，最大限度地避免现代性给他们所造成的困顿。因而，博物馆中建构起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在博物馆观众的审美认同和原住民族的文化认同中获得重塑与增强。

（二）展馆审美空间：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精神空间

一般而言，人类生存方式常常体现在现实和自由的空间场域。所谓自由空间，主要指一种精神自由的审美空间。相应地，民族博物馆也有着相应的两个维度空间，一是展示藏品的现实性物理空间，这一空间包含了民族文化事项展示过程中体现的社会空间。二是观众在博物馆场域所建构的文化审美空间。具体表现为，观众在博物馆观看过程中，文物藏品能够激起他们的情感，即观众与文物建立起情联结，通过切身的体验和审美想象，超越与现实空间的时空距离，进入到自己建构的文化交流的自由审美空间。例如在贵州省博物馆里，观众可以学跳民族舞蹈、划龙舟等，通过娱乐化和审美化的方式沉浸在博物馆文化空间，这种看似直观的感性体验，实则融入了大众的文化审美心理，因而观众的体验将由感性直观逐渐上升为理性的文化建构，观者在沉浸式体验中实现了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审美认知和价值认同。

博物馆的美学空间构架，本质上是由一个按照美的规律及其特征建构起来的整体。首先，从博物馆的选址、建筑、内部结构的设计、展厅及其展品的设计等，我们都可以发现美学元素的存在。民族博物馆通过审美化的叙事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具象化、可感化的场景，而场景作为空间具有文化属性，并通过被不断地提炼形成话语，影响人们的生活。换句话说，“场景自身就是‘俗’的体现。”在情感社会学理论视域下，观众在博物馆特定的文化空间场域，注重对文化的审美体验，且这些体验主要通过感官的多重刺激激起情感的升华与价值认同。观众在博物馆沉浸式体验中，每一次展示和展演，都是一场生动且有深度的文化交流和实践。其次，博物馆展示中的“‘词’是赋予对象一定意义的语言学机制”，这一机制建构起人们对这些“物”的知识。我们从博物馆中的词的描述所看到的知识，其字面的内涵原初是一种客观的事实描述，但当它们在博物馆跟馆藏的文物发生展陈设计的系列关联后，将会被赋予新的含义。当人们走进博物馆，面对展陈的民族文物或是沉浸民族文化展演的历史故事中，人们开始对这些传统民族文化进行体味、回忆和比较，在直观和想象中开始建构自己的文化审美空间，即在博物馆场域下，滋生出跨越时空的审美感受，建构起一种动态的审美和文化交流空间。民族博物馆的美学功能正因这一美学构架及其美学元素空间得到彰显。

（三）沉浸式审美共情：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价值意蕴

作为一种活态的审美文化现象，博物馆中的民族文化共情主要是指，大众通过观察感知和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各种文化事项，站在民族文化他者的角度，以人类共有的身体及其多重感官体验作为文化交流的沟通媒介，建立起与族人共同的美感体验，同情地理解并欣赏民族文化的审美表达，“并与其他民族成员产生共同的认知反应、情绪体验和行为倾向的心理过程”。在博物馆特定的文化场域交互式沉浸体验中，作为民族文化他者能够欣赏并理解博物馆展示的审美文化内涵，通过这种审美表达方式进而构筑为一种彼此互为承认与认同的超文化审美空间。在情感上表现为主体文化的自觉，呈现出言行自信的显性情感表达，能够提供稳定持久的身份认同。在这一过程中，观众经由审美体验产生人类共同的美感，从而建构共同的文化认知和价值认同心理过程。博物馆通过审美化、活态化的动态展示方式，让观众在感性视觉观看的同时，进入交互式沉浸的文化审美体验。让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观众在博物馆文化审美空间建立起共同的审美情感和体验，建构人与物、人与人的交互式沉浸体验共情场域。

同时，当大众身临其境地体验博物馆的现场氛围之时，极容易引发感性审美到理性文化的共情意识。如在贵州肇兴堂安生态博物馆内，观众共同参与当地民族歌舞仪式活动、日常生产劳作活动等，在互动活动中消除了文化陌生感，产生了情感联结与价值认同。在民族地区博物馆所展示的历史文化记忆篇章中，每一件物品都融汇了族人对生命和生活意义的理解，是他们生命精神的一种审美显现。我们能感受到这些物品及其仪式活动，承载和编织着族人的某种特殊情感。比如婚嫁时，娘家人会准备嫁衣，将对花、对鱼绣在衣物上，有了孩子之后又准备手工制作的背儿带等等，这些手工物品寓意着期望子女一代代幸福美好，健康快乐，体现了长辈对孩子们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祝福。这些传统民族文化记忆大多依靠族人手中的线与布为传承的载体，让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一种符号形式穿在身上，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书和图腾”，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无论是对于本民族，还是对于博物馆观众的审美心理有浸润的功能和作用。

因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因其活态性、符号性和审美性等特征具有成为审美资本的潜源性基质”。少数民族文化中的象征性文化符号，以实现人们能够“取象比类”，最终实现以“象”悟“道”的目的，观众正是通过这些审美符号的组合进行阅览和观赏，体验和阐释，在博物馆叙事过程中建构人物交互的审美共情场域，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这种“审美认同”。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文化艺术不但模仿美的形象，而且还能模仿美的性格。”因此，无论是博物馆内的原型展陈展演方式，还是博物馆外的民族文化复制方式，都以不同方式呈现出博物馆的审美叙事策略，建构着大众及其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共情意识和价值意蕴。

二、贵州民族地区博物馆审美化叙事中的多维认同

“文化认同是维护共同体成员团结一致的精神内核，所要回应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在文化层面塑造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与集体归属”，以及增进情感认同和形塑价值认同。作为一种彰显中华民族独特身份的重要标识性文化符号，民族博物馆致力于通过民族文物审美化、活态化叙事语境的情景复原，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以具象化的符号表征系统书写中华民族在交流交往交融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脉络和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历史基因。审美符号作为文化意义的载体，在构建和强化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审美符号在博物馆观看中被激起共同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情感，既能强化博物大众与各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也是对中华民族价值认同的形塑方式。

（一）以审美经验强化中华民族身份认同

博物馆中所建构起来的民族身份，能够让各民族认识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也能让博物馆观众对其文化的独特性有深刻的审美体验，并在体验中激起共同的审美经验，从而建构博物空间的文化共同体。在民族地区博物馆文物展陈和文化展示中，这种文化共同体通常从民族历史记忆、传统习俗、节庆仪式、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方面着手。因此，各民族都将从这几个方面的审美经验去建构和强化中华民族身份认同。首先，通过文物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风俗习惯，让观者在博物馆中感知到人们共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习俗礼仪中体现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这些一致性和相似性能够深化各民族对自身民族形象的认知，也能强化博物馆观众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其次，博物馆观众在民族节庆仪式、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的体验中，常常被这些文化激起共同的人类审美经验，尤其是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是维系族人生存的情感纽带，因而观众将在审美经验与审美情感的双重维度下强化自己的文化身份，特别是在形成民族文化身份过程中提炼出来的重要文化内核，是建构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化基石。

（二）以审美情感增进中华民族情感认同

审美认同主要关涉文化中的情感部分，相对文化认同的其他因素则更为感性，且这种现象常常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中，并以特定的艺术方式或艺术符号建构的表征方式存在。在民族博物馆展示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人们通过感知和体验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去追寻生命的源头、历史的演变发展及人们的审美情趣等。作为文化载体的博物馆空间，虽不能全面地呈现出民族传统文化的所有内容，但这里的每一件文物，每一项文化活动的展示，都能够唤醒各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也能激起博物馆观众怀旧的文化体验，“暗含了现代语境下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情感需求”。博物馆文化空间能够带给人们一种集体的怀旧意识，是博物馆观众在观看藏品展示过程中所滋生出来的一种精神体验，将为人们重构精神家园提供审美想象的空间。一方面，人们想要通过去魅的方式重新找回主体性和能动性，摆脱对传统超然的神性力量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人们通过去魅的方式，又难免在现代社会中陷入工具理性的牢笼中。因此，博物馆文化审美空间对于人们的怀旧情愫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主体在博物馆的观看中借以对民族文化的审美想象方式唤醒了人们内心对传统的依恋感。

（三）以审美追求形塑中华民族价值认同

如上所述，审美符号作为文化意义的载体，在构建和强化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凝聚着民族共同体价值的共识。在新博物馆思潮及审美经济的推动下，博物馆的功能不断拓展，贵州民族地区博物馆越来越凸显其多元的遗产、审美、生态、经济等禀赋价值。在博物馆文化审美中，无论是博物馆展示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习俗，还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及其发展变迁，都能让大众从最原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去认知体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激起博物馆观众怀旧的文化体验，同时唤醒各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少数民族人的生命文化观念是他们日常生活与审美经验深层关联的原初场域，族人敬畏生命，热爱生命，尤其重视人与自然生命的和谐共生。这些都让观众深刻体验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极强的生命力及其生命精神，在博物馆文化中实现一种生命美学的共鸣性阐释。同时，观者在博物馆文化体验过程中所经历的“艺术接受”，既能够对博物馆有“入乎其内”的审美体验，比如场景还原式、沉浸式文化体验等，让观众深刻体验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审美价值内蕴。同时，观者还能在文化体验中进行“出乎其外”的反思和批判，将自身以往的文化积淀、审美经验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的主客二元的认知模式，在博物馆文化审美的交流空间中，进行反思性的审美判断，让二者成为统一的“‘审美文化全景’，也是一种审美意义的‘艺术创造’”，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价值认同的形塑方式。

三、贵州民族地区博物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美学路径

博物馆中呈现的审美认同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文化动力。民族博物馆如何通过独特的审美叙事生动展现少数民族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激起大众的民族文化集体记忆与共同情感，进而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提升文化自信，既是对新时代振兴民族文化的回应，也是实现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文化实践方式。贵州民族博物馆通过构建活态化审美叙事机制，拓展民族文化认同新视野，持续推动民族文化传承创新。强调在博物馆跨文化审美自我凝聚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融合，让观众在博物馆文化空间体验到多元的文化之美。注重在博物馆参与式的审美体验中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动能禀赋，深刻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性地位。

（一）构建活态化审美叙事机制：开拓民族文化认同的新视野

贵州民族地区博物馆作为一种活态化与审美化的文化载体，通过其独特的展陈和展演方式，强化各民族对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认同。在审美人类学视域下，审美认同与文化认同是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两个重要维度，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和转化机制。博物馆观众的审美认同，首先作用于最基础的文化符号层面，并通过参与式、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获得文化层面的共同审美经验和共同美感，从而与文物建立初步的文化联结。其次，通过对民族文化形式的审美，进而在感性愉悦的基础上，开始了解该艺术形式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实现理性的审美理解。最后，经过持续的审美实践，观者与所接触的文化形式产生审美共情及其价值内化，建立起观众与文物的对话沟通与情感联结，激活观众自有的中华民族血脉基因，增强观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与凝聚力，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在这一文化认同基础上，更好地推动各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例如贵州镇山村生态博物馆，在充分尊重传统村落历史文脉和自然肌理的基础上，利用当地特有的生态资源和布依族民族文化风貌，充分发掘镇山村寨的传统文化和审美价值。近年来，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游客，都为生态博物馆所在的传统村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变化。村民在观者的需求下，深入挖掘当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创新博物馆展示方式，构建博物馆现代文创产业体系，让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旅游业协同发展，持续推进民族文化传承创新，开拓民族文化认同的新视野。

（二）提升跨文化审美自我凝聚：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融合

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中，民族共同体是具有显性文化信念的实践产物，塑造着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当民族博物馆中那些被连根拔起的民族藏品及其文化事项，通过博物馆活态化的审美展陈和叙事方式，并从审美的维度观照、剖析民族博物馆这些独特的价值功能，将在博物馆文化交流中逐渐成为常见的跨文化审美现象。这一现象过程具体表现为，当博物馆观众面对传统民族文化时，这些展品对他们而言是不熟悉的，陌生的。此时他们在内心深处将会对民族传统文化从形式到内容产生“惊奇”的体验感，而正是这种对文化的惊奇体验，激发了博物馆观众对民族文化的审美期待、审美兴趣和审美经验。在博物馆形成的这种跨文化审美活动中，观众去观察和体验与自身不同的文化时，传统民族文化与文化他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性逐渐凸显出来，让观众在博物馆文化空间体验到多元的文化之美。在现代消费社会里，怀旧意识及其文化认同已成为博物馆重要的功能之一。博物馆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文化机构和文化载体，在一定意义上都需要文化“他者”作为建构自我的参照系。即在博物馆的跨文化审美中，通过自我与他者相互依存，不断发生融合和变迁，并在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中充分彰显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且各自独具特质的文化将在融合中有新的阐释，实现了博物馆文化中的“差异”和“多元”之美，更好地推动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融合发展。

（三）搭建参与式审美体验空间：拓展民族文化认同交流场域

随着全球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构筑中华文化主体性，维护“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巩固和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贵州民族地区博物馆能够运用优势的文物资源，通过多样化的现代展陈方式，积极打造集原生性、场景化、情景式的博物叙事方式，在民族文化与博物馆观众之间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民族地区博物馆的叙事常常展现着民族共同体的日常生活空间，特别是在贵州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大众所观看和体验的正是族人日常生活的整体性面向，在这里日常生产生活建构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在这一民族文化交流场域中，人们意识到自身被现代性所压抑的那些方面，如诗意的、情感的、非理性的精神审美追求，在博物馆的怀旧与文化认同中实现了。

在这个意义上，各民族的日常生活展示建构了一种“间性空间”，这空间既是各民族的生活场，也是他们和博物馆观众的审美场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地区博物馆还需继续优化展陈方式，深化调整民族文化展示内容，通过专题展览、文化论坛以及数字博物馆，虚拟化展示等多元方式，搭建参与式审美体验空间，以拓展民族文化认同交流场域，在博物馆文化实践活动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贵州黔东南肇兴堂安生态博物馆所在的传统村落里，每逢民族节庆日，这里都异常热闹，吸引了国内外宾客到此旅游观光，平日里还有一些文化学者到此文化调研与交流。近两年，还吸引很多外地商人在此经营各种商务活动，一些本地青年也回到家乡，在这里做起了营地酒店等，在不同层面以民族生态博物馆独有的文化展示方式拓展了民族文化认同的交流场域。

四、结语

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主线的今天，贵州民族地区博物馆积极发挥自身特有的资源优势及其价值功能，展现丰富多元、千姿百态的民族文物展品与民族艺术形式，体现了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一方面，民族博物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承民族精神、维系民族情感、增强民族团结，具有广泛的文化认同性和民族凝聚力。另一方面，民族博物馆藏品及其展陈方式所蕴含的艺术性、审美性及其活态性等特点，为观众形塑集体记忆提供了一种情感联结，在博物审美空间实现民族文化共情。同时，民族地区博物馆独特的展览叙事所建构起来的审美认同机制，形成了以审美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共同体叙事合力，实现民族博物馆文化中的“差异”和“多元”之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博物馆叙事模式。

首先，在博物馆的文化实践过程中，大众将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再生、整合及其传播的过程，体现了跨时空、跨文化和跨地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特征，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融合。其次，通过审美化与活态化叙事策略激起大众的审美经验，激起人们的审美情感，提升了各民族与博物馆观众文化认同的层次，拓展了文化认同的内涵。最后，在新博物馆思潮及审美经济的推动下，博物馆更重视对“人”的服务，深刻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性地位。博物馆之所以能够通过审美路径实现文化融合、认同提升与主体性彰显，其深层逻辑在于，它所展示的文化载体本身已蕴含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如铜鼓作为有形之“器”，早已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共生的历史记忆与共有的价值观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文化资源。在现代审美经济推动下，拓展了民族文化认同的交流场域尤其是博物馆中审美认同机制的建构，承载着现代社会的人们对文化多样性和审美多样性的包容性思考，表征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及其对现代化的反思，最终形塑为文化与价值的共同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文化基础。

文章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