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认同资源是政治体系获得认同可信赖的依据。人作为政治认同的主体，其属性决定了政治认同资源的构成。作为特定时空坐标系中的人，历史记忆是政治认同的参照资源；作为客观存在的人，现实利益是政治认同的直接资源；作为道德空间中的意义存在的人，价值观念是政治认同的核心资源；作为区别于兽的自我解释动物的人，话语体系是政治认同的统摄性资源。
关键词：政治认同；历史记忆；现实利益；价值观念；话语体系
当前，中国处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的关键阶段。政治认同是公民对于政治体系的归属感以及情感显现产生的相应政治行为。政治认同的确立需要资源的支撑。政治认同资源指的是政治体系获得认同可信赖的依据，也即政治体系“凭什么”获得公民的认同。缺乏资源的支撑，政治认同犹如空中楼阁，或者摇摇欲坠，或者昙花一现。政治认同的主体是人，政治认同的资源必须从人这一特殊社会存在的属性中挖掘，以人的需求满足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属点。换句话说，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的东西都可被视为政治认同资源。当人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资源相互支持、协调和强化时，政治认同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人既是客观“实在”范畴，也是主观“建构”范畴。作为客观“实在”的人，现实利益和价值观念成为人评价政治体系的依据；作为主观“建构”的人，历史记忆、话语体系直接建构人的自我理解、自我身份。历史记忆、现实利益、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作为政治认同的四大支柱，缺一不可。
一、历史记忆
人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存在物，其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只能参照一定的坐标系。认同来源于“我”与“他”的互动。不同的坐标系界定不同的“我”与“他”。历史记忆改变人认知事物的参照物，形成不同 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方向感，是政治认同的参照资源。
其一，人都活在特定的历史中，对于自我位置的确定是以自身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为参照的。同时，现存政权也是政权历史演变体系中的一点。所以，认同是以历史为基础的。“认同必须指涉一组己然存在的特征、性质或者关系。就是由于要辨识这些特质是否延续不变，才有认同的‘同一性’意义；也是由于要确认个体是否与他人具有若干相同的特质，才有认同的‘归属’含义。”因此，历史记忆与认同密切相关。“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个人的相同性。”个体现在的身份定位离不开过去的经历，以及留下的回忆。“大大小小的‘我想起’都是‘我’的建构成分。”记忆成为自我建构的素材。
洛克认为，认同是一种观念记忆。把一个人界定为“一个思想着的理智存在，他具有理性和反思能力，能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把自己视为自己本身，即同一个思想着的存在”。约翰·佩里进一步发展了认同的观念记忆理论，认为认同以合理的经验记忆为基础。换句话说，历史记忆理论认为，政治认同的主体首先是历史的人，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间中才可以确定自己的身份和方向感，才可能产生认同。历史记忆是使人跳出标准的地理时间，进入历史时间的根本工具。历史时间形成了“虚化”的时间尺度。吉登斯认为，“时—空分离及其标准化了的、‘虚化’的尺度的形成，凿通了社会活动与其‘嵌入’到在场情境的特殊性之间的关节点。”总之，通过时间坐标的改变，历史记忆使人能够“穿越”历史与现实。人对于现实政权的评判不仅仅依靠共时性的横向比较，更重要的是源于历时性的纵向比较，从而扭转了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程度低的政治体系与发展程度高的政治体系不公平“竞争”的态势，形成了特定政治体系自我历时性比较的局面，极大缓解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认同压力。
其二，人评判政治体系的标准是历史的。政治学家拉兹认为，“所有的价值、权利和规范原则都是历史的。”“政治自由和其他的政治理想是历史的产物，因而公共领域也就具有历史性。”理想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生发出来的，反映着特定的时代对于未来的愿景。同时，政治理想的实现也是历史发展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政治认同是公民以政治理想的底版投射现实的政治。当现实与理想的投影相吻合时，更容易产生政治认同;相反，当现实与理想的投影相背离时更可能削弱现实政治体系的认同。
一般认为，记忆分为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个体记忆即个人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与政治体系交往的切身经历，是直接的历史记忆。积极的、美好的个体政治记忆有利于政治认同的产生。相反，消极的、痛苦的个体政治记忆削弱政权的政治认同。集体记忆的获得依赖后天的习得和传承，通过家庭、学校和媒体来传承，以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传递给公民，三者存在着让获得的信息变形的棱镜，一种能清理掉大多数信息的过滤器，以至于其他信息可以忽略不计，从而创造出的思想结构是坚实的。也就是说，政权维护统治的需求，对于集体记忆的内容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对于历史史实所做的取舍，有意或无意地扭曲诠释，并强加给接受者。通过史实的裁剪，刻意唤起公民特定集体记忆，增强对于现存政权的政治认同，对于可能削弱政治认同的史实则通过掩饰、回避、篡改等形式使其远离我们的记忆。
历史记忆的方法论基础是经验主义。认为人对于政治体系的评价和认识来源于自身的经历，在经历中认识、了解政治体系，与政治体系的互动中产生情感、认同。经验主义与政治认同的心理学视角相联系。认为政治认同是公民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感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义务、忠诚等，将政治认同活动局限于个体的心理活动的范畴，是个体内心在心理层次上的活动过程和结果。归属感和忠诚感来源于后天的经验和交往而非先天的规范和理念。
二、现实利益
人是历史存在，更是现实存在，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各种各样的需求，而能够直接满足需求的因素就属于利益的范畴。需求驱动人对于利益的追求，构成人类社会活动的真正动因。因此人需要表达、实现、维护利益，也是政治活动发生的根源。政治活动的目的就在于站在各种利益主体之上，能够调节利益矛盾并实现政治整合，这也是国家存在的价值。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利益是连接人与政治体系的纽带。人的利益实现程度直接决定政治认同的高低。所以，有学者指出：“利益关系是政治认同的主轴。”
政权满足公民的利益需求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后，人被从神和超然的外在束缚下解放，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确立，人成为世界的中心，也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权力的产生和运行以对公民权益的保护为基本原则，权利具有相对于权力的优先性。典型的命题就是人民主权学说和社会契约论。也就是说，政府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宗旨就是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所以利益满足程度也是评判政府的根本标准。现实利益是政治认同的最直接资源。
人的利益需求具有多层次、多维度性。在政治活动中公民基于不同层次和维度的利益满足形成不同的认同状态。以短期、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政治认同的对象主要是政治体系的浅层，如对于政治行为的认同。利益的暂时性和易变性决定了政治认同的不稳定性。这也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政治认同阐释。以长远、非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政治认同的对象主要是政治体系的深层，如对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认同。制度的稳定性、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利益的可持续性决定了政治认同的可期待性。稳固的政治认同依靠多层次、多维度利益的共同支撑。以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的有机融合，形成行为认同、制度认同与意识形态认同相互强化的一致性认同体系。
由于人的需求的无限性与资源的稀缺性的永恒性矛盾，利益满足也存在绝对满足和相对满足、客观满足与主观满足之分。不同的利益满足程度导致不同政治认同状况的形成。“政治认同的层次、认同程度与个体利益的层次、需求满足程度呈正相关对应联系；与认同对象的层次也呈正相关对应联系。”所以，利益满足程度的差异决定政治认同状况的差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不同利益群体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差别。既得利益者更认同现存的政治体系，趋向保守，反对变革;而社会的底层和弱势群体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则更低，倾向激进，主张变革。总体而言，一个政治体系的认同状况取决于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满足程度。而体现人与人之间相对利益关系的是社会的公正程度。所以，公正是政治认同的关键。有学者直接指出：“社会公正是政治认同的制度性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认同思想价值。
三、价值观念
政治认同是公民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感及由此引发的外在行为。政治认同既是政治共同体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保障权力运转、树立权威的重要途径，也是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获得意义感和方向感，明确自身的身份归属感的过程。对于政治生活而言，政治价值是意义的重要来源，也是人们判断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的标准，也指人们所希望得到的具有政治意义的事物。“政治价值是极为重要的价值，因之是不能轻易僭越的，这些价值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即我们存在的根基——并具体规定着政治和社会合作的根本项目。”政治价值指引着政治生活的方向，规范着统治者和公民的行为，是评判政治体系的理想标准，也即人们想过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政治价值及其观念通过政治道德原则和规范，通过政治法律制度和准则等外部形式，指导或限制人们的政治行为。甚至可以明确地说，政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追求。“政治作为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体，其中，价值是根本的方面，它既为政治变化提供动力，又决定着政治发展的方向，也是一种政治生活区别于另一种政治生活的标志。”政治与价值的不可分离决定了价值作为政治认同资源的必然性。伯克认为:“真正的政治原则是道德原则的扩大——指导我们处理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的原则不是我们的发明创造，而是灌注在事务的存在与本性中，为事务所固有。”而灌注在事务中的固有的存在就是先验的价值，其他政治原则都是价值的显性化和扩展化。政治价值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其是政治认同的核心资源。
实质上，政治认同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过程。政治认同是主体对于客体的一种肯定或者否定性情感和行为，而肯定和否定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评判基础上的，是一种主观之于客观的活动。查尔斯·泰勒认为，认同就是寻找道德空间中的方向感。道德空间实质上就是价值空间及其呈现出的体系，而认同就是在价值体系中寻找自我。“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间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对你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以及什么是浅薄的和次要的。”认同危机实质上是由于社会的分化带来的价值多元化造成的价值选择的困境。而解决之道则是挖掘多元价值的共同根基，寻求共识价值。
作为政治认同的核心资源，价值观念具有稳定性。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存在，与外在环境相互影响。一方面，社会历史环境影响作为客观存在的人，塑造人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人作为客观社会存在反作用于社会历史环境，不断改造外在环境。价值观念作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存在于人类心灵的最深处。也就是说，价值观念是最不容易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而变化的，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相比历史记忆的模糊和淡忘、现实利益的易逝和转换，价值观念的稳定性成为政治认同最可靠的资源。反过来说，产生对于现存政治体系的不认同时，价值观念又是推动社会政治进步的最强大的动力，是社会变革的排头兵。相比于记忆的忘却，利益的交换，永恒的价值追求是未来更合理的政治体系最坚定的认同力量。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表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对于人的自由、平等、解放、博爱等现代政治价值的颂扬和推崇，有效地瓦解了不合理的封建专制制度的认同基础，迅速地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激发了人们建立新的政治体系的伟大动力和勇气，是英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最锐利的武器。当然，价值观念可以分为社会客观存在的公民的价值观念信仰和统治者倡导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两者的一致性程度影响政治认同水平。只有与公民现实的价值信仰一致的意识形态才容易被接受，才能够形成政治认同，否则就是空洞的意识形态说教，无法获得公民认同。
四、话语体系
话语（discourse）的意思是叙述、谈论，在港台和其他汉语界则常被翻译成“述说”、“叙述”和“说法”等。在中国大陆被翻译成“话语”。dis具有“否定”、“分离”的内涵，course具有“进程”、“路径”、“路线”的内涵，discourse便具有“辨识过程”的意蕴。泰勒认为与一般动物相比，人的特殊性在于“人作为意图的存在能自我宣示并向他人表达自身意图，这就是人兽之别。”换言之，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一种意向性存在，具有“自我解释”的倾向。自我解释需要诉诸语言，通过语言将人类的意义世界的丰富与分歧尽可能呈现出来，彰显人的情感、价值，表达人的意向，并以此理解世界与人本身。所以，泰勒明确指出：“除非引进语言，我们就没有办法引入人格。”语言最有影响力的内核则是话语。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但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不同的话语体系言说不同的主题、运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呈现不同的客观实在。所以，话语是构建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的重要方式。“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正是话语的这些社会作用才是话语分析关注的焦点。”
既然话语是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准”先验形式，是一种内在系统，即世界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事物的实在性本身对人来说并无意义，其意义在于以何种方式被置于现实活动的情境之中。社会就是由话语建构的。不是社会决定话语，而是话语决定社会。话语作为公共秩序的表达，“天然地是政治的”。话语的决定性作用使其成为重要的权力。福柯认为，任何话语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无所不在”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复杂的、网络化的，话语背后体现的是社会权力关系，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进而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论断。
话语的建构性决定了其必然肯定特定的社会存在而否定特定的社会存在，肯定或否定本身就是认同的过程。“每一个客体都被构建为话语客体意味着，所有客体的性质，或者说客体之为客体的那个东西，都是依靠话语给定的。这也就是说（不是吗？），不存在前话语的客体性和真实性，也不存在未经说出、未经写出或者未经想到的客体。”话语对现实的表达往往无法做到客观、公正的反映，而是通过选择、加工的方式将某种霸权的意识形态渗透到话语中，进而影响受众。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话语体系是政治认同的统摄性资源。它过滤统治者所呈现历史的真相和方式，决定公众能够获得和了解的客观历史存在，进而唤醒不同的历史记忆；它界定人们追求的现实利益的内涵、外延、内容和形式等，刻画不同的利益满足感；它塑造人们的价值取向，描绘不同的未来图景，引导人们对于不同的政治生活的追求。
常轶军，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新视野》201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