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轶军 徐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意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8 次 更新时间:2022-04-16 23:55

进入专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   政治认同   文化认同  

常轶军   徐芳  


摘要: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主观心理和认知直接影响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具有辨识我者与他者、凝聚情感和力量的功能,以及维护统治和巩固政权的政治认同意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国人民在近代屈辱中觉醒的民族意识,则蕴含着更大的时空范围、更具有超越性的政治共同体理念。它通过激活历史资源唤醒了中华民族对于悲惨处境和奋斗历程的历史记忆,从而在古今历史的对比中强化政治认同?通过挖掘文化资源推动了政治认同客体的迁移,从而在超越民族、宗教、职业、价值观等因素形成的认知分歧中促进政治认同。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激发历史与文化资源,塑造了中华儿女的“我们感”,不仅指明了文化认同支撑政治认同的认同机理,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治认同;文化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并在同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十九大报告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至战略举措,并写入党章之中。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五个认同”。这鲜明地指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基础。由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成为当前民族工作的纲。党和国家之所以高度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原因在于其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社会长治久安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根基性作用。

以政治学视角来看,对于国家政权起根基性作用的是政治认同。共同体意识就是一种“我们感”,属于认同范畴,关系着政治安全、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质上就是培养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认可和忠诚,属于政治认同培塑。”[1]然而,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目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认同关系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文化认同视角切入的,只有严庆教授是从政治认同视角展开分析的。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汇聚推动发展的磅礴力量,因而具有鲜明的政治价值和重大的战略意义。

民族意识是指“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2],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中华民族就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在结合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一种国族身份认同意识,指谓中华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于历史记忆、政治制度、利益关系、价值信仰、社会交往等层面所形成的综合性集体认同。”[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质上是一种“我们感”,这种“我们感”超越族群、职业、党派、价值观等一切区别和分歧,蕴含着更高层次的一致性,可以凝聚最广泛的力量,达成最广泛的共识,从而塑造全体华夏儿女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全体中华儿女对于中华民族作为客观存在的共同体的主观认知,是基于客观存在形成的主观意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自我的身份认知和想象,直接影响人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并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其蕴含的政治认同因子有助于强化人民对于中华民族、伟大祖国、中国共产党、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有利于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一、超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了具有超越性的政治认同客体

政治认同客体就是人们忠诚、认同和归属的政治共同体,也就是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共同体,这是思考政治认同问题的重要着眼点。由于现代政治生活的丰富化、多样化,特别是全球化、现代化形成的人口大规模流动,带来了多元共同体现象,使得政治认同客体日益多样性。政治认同研究之父罗森鲍姆认为,政治认同客体是指个人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一般包括国家、民族、城镇、区域。事实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单位都可能是政治认同的客体,如政府、政党、国家、民族、区域等。对于现代国家起源地欧洲来说,政治认同客体经历了由地域性领主、君主、教皇向更大范围的民族国家转变的历程。事实上,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就是不断解决政治认同客体冲突,从认同小的政治共同体向认同大的政治共同体发展的历程,并最终确立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的政治认同单位。“民族国家本质上就是一套通过保障公民权利而确保民族认同于国家的完整的制度机制。”[5]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稳定的政治认同客体,就在于通过制度机制实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叠,也就是形成了国族。对于当前中国政治认同而言,政治认同客体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他们之间相互关联又相互差异。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导致部分人和群体的共同体认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裂。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则把中华民族作为更大时空范围内的政治共同体,具有强大的超越性,有利于跨越分歧形成共识,塑造更高层次、更广泛的政治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超越了以往的民族认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原则,以各族人民为中心的民族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该民族政策发挥了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步入关键时期,亟须推动民族政策创新以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新的发展任务。与此同时,由于境外民族分裂思想的渗入,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受其蛊惑,导致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都产生了偏移,并与当代中国致力于建构的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政府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产生了明显的结构性张力,成为影响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隐患。在此背景下,为了解决不同少数民族忠诚不同政治认同客体的矛盾和冲突,迫切需要确立一个各民族都认可的政治认同对象来化解内部分歧。金里卡指出:“一个承认自己拥有不同民族群体的多民族国家,只有同时培育一种各民族群体的成员都拥护并且认同的超民族认同时,它才可能是稳定的。”[6]因此,在一些少数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活跃,少数民族认同与国家整体政治认同存在张力的背景下,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认同客体,不仅超越了民族认同,实现了民族(国族)—国家—政权的内在逻辑一致性,而且化解了民族认同与国家整体政治认同的张力。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等政治认同客体相比较,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更大时空范围的共同体,是历史上各民族交融交流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具有更广泛的心理、文化和历史基础,更容易被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所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超越了港澳台地区认同。众所周知,一国两制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香港、澳门与大陆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其民众有着多元的政治认同,容易出现政治认同冲突,需要一个更具广泛性的政治认同客体来弥合这种分歧。同时,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提出,中国更需要强大的凝聚力推动国家发展。“中华民族认同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最核心的要素,构建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是构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7]而中华民族作为更大时空范围的政治共同体,有利于囊括更多的政治认同主体,形成包括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在内的所有华夏儿女的政治认同。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有利于汇聚实现中国梦的更大力量,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祖国的高度认同,保障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大陆与台湾是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87.3%的台湾民众认同自己属于中华民族[8]。但由于受“台独”势力的蛊惑,极少数人出现了国家认同模糊和身份危机,这就需要一个更具有超越性的概念跨越政治分歧和地区差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台湾同胞作为炎黄子孙和共同团结抵抗外国侵略者的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早就形成了广泛认同,国民政府时期就曾大力宣扬中华民族意识。孙中山主张的各民族统一体意义的“中华民族”被写入?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道:“吾党所持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9]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两岸同胞的最大公约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化解两岸政治分歧,凝聚政治共识,防范和遏制台独,促进和平统一,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此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吸纳海外侨胞的政治认同。海外侨胞是侨居在外国的中国人,具有中华民族的人种认同和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由于深受多种文化和政治影响,对中国和居住国都产生了政治认同。但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一些海外侨胞往往优先认同居住国,对祖籍国的政治认同渐趋淡化。在此情境下,中华民族作为历史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以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为纽带吸纳海外侨胞的认同,从而超越政治共同体差异。海外侨胞作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一直在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以及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力量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尤其是扩大了我国的朋友圈,促进了他国民众对于我国的政治认同,为实现民族复兴凝聚起磅礴力量。

更具包容性、更被普遍接受的政治认同客体有利于吸纳不同政治认同主体的认同,有利于激发和利用更多的政治认同资源,显著提升人民的政治认同,汇聚推动国家发展的力量。中华民族作为国族[10],作为更大时空范围的政治共同体、历史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作为全体华夏儿女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属性,具有超越族群、地域、价值观、政治取向的特点,拥有更多的共识性知识和认同符号,是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为全体炎黄子孙所认可和接受,拓展了当前中国政治认同的客体,引导炎黄子孙由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拓展到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反过来,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也能够迁移到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从而实现政治认同的提升。

二、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活了政治认同的历史资源

政治认同是人们对于现实政权的赞同性态度、支持性行为和心理归属感。政治认同具有当下指向,但也蕴含在历史之中。哲学意义上的当下是暂时的,是稍纵即逝的,比当下更容易把握的、更永恒的是过去。现在是过去的延续,只有了解过去才能够理解现在和未来。人在时间长河中定位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政治体系也是在历史长河中定位自身的位次。有学者指出,认同是在时间变化中的认同[11],人在历史进程中形成认同,离开历史就无法产生认同。历史是重要的政治认同资源,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快速变革,过去的事实离我们越来越远,历史的真相越来越模糊,以至于我们忘记从何处来、为何而来,自然也不知道现在何处、走向何方。历史资源的匮乏能够引致政治认同的危机,而中华民族意识作为历史的产物,则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资源,有利于缓解政治认同危机。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形成的,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资源。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积极探索救亡图存、富民强国的道路,中华民族由自在走向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生成。中华民族的概念,是梁启超从日本引入民族概念时首次提出的,刚开始指称汉族,后来引申为中国境内各民族。“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概念广泛传播,成为激发和动员中国人团结抗战的认同符号,也促使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走向自觉的民族。“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华文化碰撞交融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认同形成史。”[12]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与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压迫以及中国人民团结抵抗侵略的历史密切相关。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名称,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历史文化符号,对符号的解码可以激活蕴含的政治认同资源,释放出政治认同因子,从而提升全民族的政治认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历史和文化符号的作用。周平教授强调:“作为历史发展之必然结果的中华民族的构建,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形成的重要社会政治遗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同时也是一份难得的社会政治资源。”[13]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活了作为历史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所蕴含的历史资源。意识是一种主观认知和心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作为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的认知,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历史共同体也是历史的产物。历史上,中华民族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中心,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为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了我们对于中华民族作为历史共同体的认识,而中华民族作为历史共同体创造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提升了人民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活了近代中国受尽屈辱的历史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近代历史直接相关,是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直接产物,是凝集了近代历史的文化符号,对其解码能够直接激活近代历史记忆,为政治认同建设提供参照性资源,“记忆本身即是共同体并创造共同体意识,对于社会结合和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4]。近代以来,中国受尽西方的压迫和凌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中华民族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激起的,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最有力的呐喊,这种呐喊因为进入国歌而被世代相传。可以说,中华民族是近代以来中国受尽屈辱历史的产物,也是标示特定历史处境的历史符号。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激活历史符号所蕴含的近代以来悲惨的历史记忆,有利于在成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忘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同时,在古今纵向的对比中明白今天成就的来之不易,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增进政治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活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历史记忆。平等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人也热爱自由,追求平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不屈不挠,团结奋斗,为了保国保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五族共和思想逐渐凝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围绕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共同为民族的解放与自由而奋斗。正如义勇军进行曲所唱的,“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民族意识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具备了统一的政治动员口号和认同符号,从而能够在巨大的外部威胁面前凝聚强大的内部力量,同仇敌忾抵御侵略,并取得最终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因此,中华民族的觉醒是在中国人团结奋斗、抵御外敌侵略的过程中实现的,中华民族已经成为中国人团结的历史文化符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面对社会的分化和分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激活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历史记忆化解分歧,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三、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明以文化认同支撑政治认同的认同机理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特定时期流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是人的行为的意义和动机的来源,直接影响人的态度、观念和行为,由于文化对于人的行为的指引性作用,很多政治学理论高度重视文化的作用,认为政治的运行离不开文化的支撑,甚至很多学者持“文化决定论”的观点。戴维·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明确指出,文化使局面完全不一样。政治认同就是以价值观念标准评判政权,甚至可以说,政治认同就是以文化标准衡量评判现实政权,文化对于政治认同具有标尺性、根基性作用。离开文化标准,政治认同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而言,文化认同更加具有根本性。而中华民族既是文化共同体又是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明了以文化认同支撑政治认同的认同机理,有利于政治认同的实现。

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有所区别,文化认同的客体是文化,政治认同的客体是政权。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7],对人具有弥散性、广泛性影响,与政治认同密切相关。但由于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变化比较缓慢,这使得文化认同比政治认同更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文化认同对于政治认同意义重大,甚至可以说政治认同离不开文化认同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好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15]换言之,文化认同对于政治认同具有支撑性、根基性作用,缺乏文化认同的支撑,政治认同易损、易变、易流失。加之文化认同具有深厚的历史心理基础,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消失。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统一体,把文化认同因子源源不断地输入政治认同“肌体”,满足政治认同的需要,以文化认同支撑政治认同。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认同支撑着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认同,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二是中华文化中的政治认同文化有利于增强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

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具有五千年的历史,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历经五千年发展绵延不绝,形成了唯一延续至今的古代四大人类文明。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塑造了高度的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则是文化认同的内核,为中华民族存续、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应该具有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16]同时,文化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利于我们定位自身的位置,形成文化认同。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统一体,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则有利于促进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通过中华民族文化所承载的身份归属、人文情感、价值感召建构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提升民族成员对国家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发展道路、社会治理模式、政治合法性的深层体认与认同,达到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国家—政治认同的效果。”[4]换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蕴含着由文化认同支撑政治认同的机理。

中华文化中的政治认同文化有利于增强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不同民族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的态度和观念差异巨大,导致其对于政治的认同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基督教文化是以性恶论为人性假设的政治观念,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即以政治不认同为前提。而中华传统政治文化是以人性善为假设的政治思想,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主张的德政、信任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认同色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不仅能够有效激发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的自觉,而且能够充分激活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蕴含的政治认同因子,不断提升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例如,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信任思想,具有现代性和现代政治认同价值,与当前中国的政治实践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在与现代政治观念互动中形成的科学合理的观念,是提升中国政治认同的重要思想资源。

总之,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认同资源,尤其是“大一统”政治文化所凝聚的高度政治认同价值,不仅刻画了古今中国理想政治形态的核心符号和代码,而且凝聚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共识,是政治认同的终极指向,被普遍识别、认同和遵循[17]。对中华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现代性解码,能够释放出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的政治因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激活中华文化资源形成文化认同,文化认同输入政治认同当中,就逐步形成文化认同支撑政治认同的格局和结构,使得政治认同更加稳定、更加强烈,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凝聚力量,推动国家进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严庆:《政治认同视角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2]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3]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4]苏泽宇:《认同视阈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学术研究》2020年第9期.

[5]周平:《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逻辑》,《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

[6]威尔·金里卡:《多民族国家中的认同政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

[7]郑晓云:《文化认同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8]《民调显示:近九成台湾民众认同自己属中华民族》,http://www.xinhuanet.com/tw/2018-10/18/c-1123579878.htm.

[9]《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10]周平:《中国何以须要一个国族》,《思想战线》2020年第1期.

[11]克里斯·洛伦兹:《比较历史学理论框架的初步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12]李克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形成:思想基础与认同目标》,《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2期.

[13]周平:《再论中华民族建设》,《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

[14]麻国庆:《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

[15]《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页.

[1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17]常轶军:《“大一统”的现代性解码与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常轶军, 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徐芳,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报刊社副教授。

来源:《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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