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政府是地主阶级的权力机关，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以皇帝为首脑的中央政府为了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求把权力抓在自己手中，强化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是地主分子散居各地，同一地区的地主分子又可以有共同的利益，甚至能够形成独特的政治集团。这样，封建中央政府与地方地主集团既因都是地主阶级代表而有共同性，同时也有着争权夺利的矛盾。所以地主阶级有一个解决它的内部矛盾的任务，有着如何搞好它的统治权力的分配问题。地主阶级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它的内部就基本统一，处理不善就矛盾重重，以至会用战争手段来解决。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始终在斗争，斗争的焦点是争夺对土地的占有和劳动力的控制。封建政权为了监督、镇压人民，有一整套的方针、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机构，如果这一套东西掌握在中央手里，就会出现中央集权的状况；落在地方手中，则是割据状态。

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程度，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有所变化，秦、汉初建中央集权，但西汉初年诸侯王势力大，他们所拥有的地区超过了中央政府直辖的区域。东汉时期削弱了诸侯王的权力，强化了中央集权。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状况大体是：变乱时期，割据势力必大，北方尤其严重，而一个新王朝建立后，就从事巩固中央集权的工作。明朝建国后，它的统治者与其他朝代的初期统治者一样，制订许多制度，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中央集权，着力加强皇权。下面分几个问题进行说明。

一、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支撑点

明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程度高于先前的王朝，中央政府与皇帝有绝大的权威，它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乃在于更加彻底地执行限制地方权力、一切大权归中央的政策。

（1）地方官吏的任用权在中央

地方官吏，从府州县主官起至那些佐杂官，如主簿、典史之类，无论大小，全由中央统一任命，统一控制，地方主官所能任用的正副手，属于临时性的代理，而非正式任命。

明朝严格实行官员回避制度，本省人不得在故里做官，防止他们在地方上发展势力，贪赃舞弊。明朝政府对官员经常调动，而且调动地区很大，防止官员久任，在地方上生根坐大。

（2）地方上没有军队

明朝实行卫所制，军队遍布各个地方，但是军队统帅权在中央，所以地方上的军政官员都不能掌握军队。

明代军制是所谓内外相维，即京城和地方、中央和外地互相牵制，互相维持。军队的一般训练，在地方上的卫所内进行；高级训练，到首都进行，这就是卫所的军士轮番上京师操练，是为班军。又以卫所军轮番上京师，组成京营，进行特种训练。统帅权亦内外相维：地方上设都指挥使司，为封疆大吏，辖卫所；中央设前、后、左、中、右五军都督府，他们下辖的都司卫所，呈犬牙交错状态，互相插花，既内外相维，又不使统兵机关有一个联成一大片的地区。指挥上遇有战事，临时指派统兵将帅，事毕将帅交印，兵归卫所。这样将兵分离，使将帅不能久专兵权。调遣权归兵部，军需归工部管理，调兵、遣将、特种训练、后勤供应，权在中央；地方上不能掌握军队。而兵部调兵，要用“皇帝信宝”，所以最后权力集中在皇帝身上。

（3）地方收入由中央决定和分配

明代赋役法由中央统一规定，主要按赋役黄册征收。夏税秋粮，本色折色，都定于中央，地方政府只管征收、运解，对于它来说，运解和征收一样是重要任务。它是过路财神，本身没有财源。

（4）司法权在中央

明朝在地方上设提刑按察使司，掌管一省之刑名，审理案件，但死刑重案之处决权归诸中央。中央有三法司，刑部是司法的主管部门，审理地方上报的死罪囚犯，狱成，转大理寺复审；大理寺有复审权，没有它的评审犯人不得处决，不得结案；都察院亦与刑部、大理寺共同审理大狱重囚。凡是判了死刑的，不管是立即执行或者是秋后处决，都要三复奏，可见中央主要抓死刑。明朝政府这样重视死刑，出发点是为了保存劳动力，以便其役使、剥削。但犯人从地方转到中央，又去三法司反复审判，受够了苦罪。

总之，实行这些措施，大权都集中于明朝中央政府，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高峰。这种状况自明初起维持到明中叶，到明代后期，绝对的中央集权已行不通了。

二、废丞相升六部

洪武十三年以前，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央政府中实行丞相制，这是因袭元朝的旧制。朱元璋是反对元朝的农民起义的首领，他采用元制，是因为在起义初期他力量弱小，忙于战争，无暇进行政权形式的较大改革，只能因元之旧，权宜措置，所以在地方行政区划上改变元朝的名称，而官员名号则准于元代。如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他攻下南京，将元朝集庆路的名称改为应天府，置江南行中书省，自称行省丞相，就是采用的元朝官制。在他建立明朝的时候，依然维持了丞相制。

丞相制，在统治阶级上层的权力分配方面，往往发生矛盾。多等级的阶梯制度是封建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丞相总揽政事，这样在第一等第与第二等第之间就容易发生权力之争，会出现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自从秦朝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后，这个矛盾就越来越明显了。所以东汉时，皇帝添设尚书台，以分散承相的权力。至唐朝，确立三省制，中书省裁判，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宋代进一步分散中书省的权力，其军权归枢密使，财权归三司使，于是丞相、枢密使、三司使并称“三相”了。

朱元璋从他的实践中感觉到与相权的矛盾，对丞相防范、猜疑，限制他们的权力。洪武十二年以前，他共用了四个宰相，其中李善长任左丞相，三年后把他打发回老家；徐达任右丞相四年，只是挂名，他经常领兵出征，不任丞相事；汪广洋两次拜相，为期四年余，他不揽权，“守位而已”[1]；胡惟庸，为相六年，洪武十三年以谋反被诛，朱元璋的废除丞相制，导火线是胡惟庸案。没有这个事件，他也要改制，这是皇权与相权矛盾的必然结果。

朱元璋的废除丞相制，其政权划分主要是革中书省升六部，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以五府六部协助皇帝处理庶务。六部原属中书省，归丞相领导，六部尚书位卑权轻，升六部以后，直接奉行皇帝命令，而且只对皇帝负责，地位比原来提高了，权力加重了，但是它是六部分治，各司一职，不能集权于一个职务、一人之身。由于他们直接与皇帝议事，免去丞相一级的转议，少一道行政手续，还使政事不致流于壅弊。大都督府改为五个都督府，分统诸都司卫所，每一个都督府职权都比原来大都督府小得多了。六部、五府一升一降，使六部尚书与五府都督都是正二品的官员，这样从官员讲，能够掌握一部分实权的官职最高级别是正二品的官员，没有一品官。因此，罢中书省后，尽管六部地位提高了，皇帝与官员之间的实际等级差距加大了。官员地位的降低，意味着皇权的加强。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充当顾问。他们只是正五品的官，职权很小，由于朱元璋是亲自主持政务，大学士们很少能参决政事的。朱元璋还因袭旧制，设立翰林院和左、右春坊。这些机关阅视诸司之奏章，考议评论，以备皇帝裁决时之参考。那时大学士与翰林、春坊虽同是顾问性质，但前者是不经常的，顾问与否，视皇帝之需要，后者则有它的日常工作。五府六部翰林春坊，各司其职，只有皇帝了解全部政事，集政权于一身。皇帝对政事的裁决，以批答和谕旨的形式表现出来。朱元璋极力过问政治，批答都是御前传旨，执行人当时笔录他的口谕。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孙子明仁宗朱高炽时期，皇帝与有关官员面议，然后御笔批答，这样就形成文字了。明宣宗朱瞻基以后，批答出现两种办法，对较小的事务用条（调）旨处决，对较重大事情与大臣面议后，传旨处分。明孝宗朱祐樘重视条旨，亲自书写。明武宗朱厚照时期起，谕旨由太监批红、内阁票拟，皇帝核准颁行。这样一来，内阁权力明显加重，超出六部，同时太监也得“口含天宪”，因而权势煊赫，与廷臣产生严重矛盾。

三、内阁与六部职权的消长

明朝内阁制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朱元璋时期，大学士只是备顾问，他没有僚属，尚无内阁之名。明成祖特简翰林院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为大学士，参予机务，因其在大内授餐，常侍天子殿阁之下，故称内阁。这是他们参政之始，但事权尚微。明仁宗、宣宗时，大学士兼任六部尚书，内阁地位有了提高；明英宗天顺以后，内阁权势明显上升。嘉靖中期以后，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之上，大学士几乎变成了真宰相。

内阁制形成与完善的过程，基本上也是它与六部权力互相消长的过程。当洪武之际，大学士与六部相比，六部位尊权重；永乐时，大学士与六部无所统属。明仁宗用杨士奇、杨荣等为大学士，他们原是仁宗在东宫时的属臣，对巩固仁宗的太子地位起过重要作用，因而仁宗继位后得到重用。在仁、宣之世，尤其是宣宗时，大小事务，皇帝都要让大学士参决，使他们的实际权力加大了。为名实相副，提高大学士地位，皇帝授以三孤官，或兼六部尚书。如杨士奇为少傅、兵部尚书，杨荣为少傅、工部尚书，杨溥为礼部尚书。大学士兼尚书，因之位尊权重。同时期吏部尚书蹇义，为仁宗所信任，宣宗对之“委寄益重”。[2]户部尚书夏原吉，亦为仁、宣所倚重。蹇、夏分长六部中权力最大的吏、户二部，各27年之久，与三杨都是朝廷之重臣，故当时大学士与六部权势相当。明景帝朱祁钰时期，由于对瓦剌战争的关系，建功最多的兵部尚书于谦掌握政府实权，他的论奏，景帝“无不从者”，忌妒他的人说他“太专”，向皇帝建议，“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3]，可见，那时内阁的权力不会太大。英宗复辟以后，内阁权力上升，六部要按照内阁草拟的谕旨办事，不得不仰承内阁的鼻息了。但在嘉靖初年议大礼时，礼部尚书毛澄，主张由藩王入承大统的明世宗朱厚熜尊明孝宗为皇考，本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大违世宗本意，但仍能“抗疏力争”[4]，说明六部有职有权。其后不久，大学士班六部上，从官制体制上，巩固了内阁的权力，将六部置于他的下属地位了。但是内阁的祟高地位并不是那么固定的，明思宗朱由检时，大学士权力削弱了。上述事实表明，内阁的权力，从大学士产生之日起，是逐渐加重的，到明中叶就超过六部了。朱元璋原意是“升六部”，但它同逐渐形成的内阁产生了矛盾，以至不得不降为后者的附属物。

内阁与六部权力的消长，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任事者的状况决定的，任事者包括皇帝、大学士和尚书，这里又主要取决于皇帝。皇宗若勤于政务，并且有兼任国家首脑和政府首脑的能力，他就不需要丞相，也即不需要与之相当的内阁，直接指导六部，实行国家职能。若皇帝耽于淫乐，荒于政务，以及虽精励图治，但能力庸劣，为了使国家机器运转如常，他就不得不依靠丞相发挥政府首脑的作用，以维持该王朝的统治。明代的皇帝，自仁、宣起，皆中庸朽物，故而他们不能不在实际上依靠少数大臣，因而使内阁健全起来，很大程度上具有丞相的地位。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的职权是固定的，但他们的个性以及他们本人的政治地位，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膨胀或缩小他们的职务的权限，这也影响到明代内阁与六部职权的消长。制度是重要的，而且是容易固定化的，但是当事人在制度中会起相当作用，从而在实际上影响一个官职的权限的大小，这种个人的作用，不应当忽视。

皇权的裁答方式，是内阁与六部职权消长的另一个原因。当皇帝采取与六部尚书直接面议政事的方式时，尚书有参决权，并由它去执行，这样他的权力就大。当皇帝使用内阁拟旨和传旨的方式时，内阁的权力就升上来了，而政事的执行人六部不能与皇帝直接面议，变成单纯的奉行谕旨的机关，它的权力下降了。如正德初年，吏、户、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争职掌，明武宗命大学士刘健等拟旨处分，在此情况下，六部不得不观察内阁的动向，而屈居其下了。

明代内阁与六部职权的消长，是明朝皇帝采取“彼此颉颃，上下相维”的官制的体现。它便于皇帝的统治，便于实现皇帝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四、大学士

大学士同时可以有数人，其中资格最高者一人，为首辅。内阁的票拟，最后经过首辅的同意，故其在同僚中权力最大。首辅和一般大学士权力的差别，有时达到长官与属员之间关系的程度。嘉靖中，夏言为首辅，大学士顾鼎臣自恃比他中进士早，又年长，想多拿主意，但夏言不悦，顾鼎臣“不能有为，充位而已”[5]。顾死，翟銮继为大学士，他对夏言“恂恂若属吏然，不敢少龃龉”[6]。夏言对于另一个同僚大学士严嵩也全不放在眼里，“凡所批答，略不顾嵩，嵩噤不敢吐一语”[7]。对严嵩所引用的私人，夏言逐斥之，严嵩亦不敢救援。

首辅权力尽管很大，但是它仍不同于丞相。他有参决权、票拟权，但没有任免权。这个权力在皇帝手中，所以首辅即使很有作为的、权势煊赫的，亦不能像汉魏之丞相，势力超过皇帝，取而代之，另立新朝。

首辅没有任免权，凡是要专权的，就要与科道官紧密联系，利用他们制造舆论，攻击一部分人，吹捧一部分人，以使首辅左右皇帝对官员的任用，在实质上取得一部分任免权，形成以首辅为核心的一批人。大学士之间、官僚之间为争权夺利，互相结合，各自制造舆论，于是舆论混乱，门户之见甚深，所以在明代，阁臣之间利用科道，互相攻讦，层出不穷，把政治搞得乌烟瘴气。因此，按照封建礼法的要求，好的大学士应该不接近科道。明代有一些任久而权重的大学士，但有作为、可称“名相”者实寥寥。

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历事四朝的元老重臣，且杨士奇任大学士四十三年，杨荣三十九年，史云“明称贤相，必首三杨”[8]。方之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对仁宗的守成，也即巩固明朝政权起到一定作用。

三杨之后，彭时、商辂、刘健、谢迁辈继出。彭任大学士二十一年；商辂为二十年；刘健亦二十年；谢迁十二年。他们是所谓“以道事君者”[9]，其政事不外：奖励人材；辅赞弥缝；守文持正；振持纲纪；应变灾难；阉竖乱政，秉义固诤。就中有关国计民生的很少，多是守旧的消极的。他们因为执政久，用了些人，故而有名。

明世宗时大学士张璁（任九年）、桂萼（任三年）皆以议大礼中迎合朱厚熜的主意而见用。史称他们“性猜狠，好排异己”[10]。明世宗就是好猜忌、刚愎自用之人，张、桂投其所好，故而一度深相结合。但是张、桂清理勋贵庄田，罢天下镇守内官，惩治一些赃吏，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紧随张、桂而出的是夏言和严嵩。夏言任大学士十一年，首辅七年，务张权势，而无党援。他以经济自许，图谋收复河套，但为严嵩阴谋所中，遭弃市之刑，严嵩遂得柄政。严任大学士二十一年，首辅十四年，“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11]。他也是利用明世宗自信自专的弱点，而怙宠弄权，贪赃乱政。

继严嵩为首辅的徐阶，任大学士十七年，任首辅七年，他务反严嵩所为，宣言：“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12]他好用权术，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非常残酷，如用佃户妻女为他纺织，以备出售，他的财产不比贪墨著称的严嵩少。

高拱与徐阶曾有一段时间同为大学士，且其为明穆宗太子时旧官，故穆宗继位而大用。他反对徐阶之政，完全是门户之见，然主俺答封贡事，是有识见的。

明代真正的名相只有张居正。他自隆庆初年为大学士，历时十六年，其间十年居首辅。他清丈土地，使明朝政府所掌握的垦田大增；全面推行一条鞭法，一定程度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支持潘季驯修黄河；与高拱同主俺答封贡，增强明朝与蒙古族的联系。他的职权很重，明神宗朱翊钧待以师礼，称之为“元辅张少师先生”“太师张太岳先生”。张居正回籍奔丧，所过之处，“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道经襄阳，襄王出候”[13]，而居正不按规定的臣礼见王。他使首辅的权势达到了高峰，但他死后不久，即被籍没家财，家属获罪，此为有震主之权者，亦招祸。

张居正之后，大学士俱平庸，只能造成恶浊的政治。

五、廷臣与内臣的矛盾

皇帝裁答方式之一的批红，造成宦官擅权，以及廷臣与内臣的严重矛盾。

朱元璋时定制，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自朱棣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宦官权始重，但内臣地位之提高，势力之养成，则在批红。

批红，本应皇帝亲自书写，但仁、宣以降的皇帝，往往怠于政事，就命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代书，因而司礼监太监得参与议事，并能在文字上上下其手，以合其意。大学士是根据批红来票拟，倒失去了一部分参政权。嘉靖初年官僚霍韬上书说：“阁臣职参机务，今止票拟，而裁决归近习。辅臣失参赞之权，近习起干政之渐”[14]，看到批红削弱了内阁的权力，而使太监的权力长上来的事实。

内臣与朝臣地位的变化，还反映在太监与大学士相见礼节的变化上。景泰以前，太监与大学士议事，由太监去内阁找大学士，大学士在东边坐，太监西顺坐。天顺以后，坐次的高下就反过来了，大学士坐东边第二把椅子，太监坐西边第一把椅子。双方见面互相作揖。开始大学士穿便服见太监，后来为表示尊敬对方，就要穿礼服了，并且要把太监送出门。嘉靖以后，大太监不再亲自去找大学士，只派小太监去传话，太监简直是高于大学士一等了。由此可见，太监与大学士的关系是前者越来越高，后者日趋低落。

卑贱的宦官居然在政治上大露头角，甚至在官僚面前作威作福，理所当然的引起朝臣的不满，内臣们自然也不会甘心让出他们的权力，因此朝臣与内臣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出现几个高峰。明武宗初年，重用太监刘瑾、谷大用等八人，时称“八党”，又称“八虎”，他们干预政治，使“诏条率沮格不举”[15]。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人要压抑宦官的势力，连章上书请诛“八党”，并获得太监王岳的支持，但是明武宗认为“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16]，不但不杀“八党”，反而将刘、谢罢官，刘瑾更以诏书宣布刘健、谢迁及尚书韩文等五十三个朝官为奸党，给予进一步打击。于是百官奏章“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17]，刘瑾引焦芳为大学士，成其腹心僚属。这次斗争以大学士的失败而告终。明穆宗朱载垕去世时，遗命政事专归阁臣办理，但伴随皇帝的中官假造遗诏，命阁臣与内臣冯保等共事。大学士高拱鉴于中官专政之弊，“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18]，又命给事中雒遵等上疏抨击冯保。他是完全站在廷臣方面与内臣作斗争的。但是另一大学士张居正却勾连冯保，在皇太后的支持下，驱逐了高拱，这是朝臣谋去内臣斗争的又一次失败。明熹宗朱由校时，魏忠贤为秉笔太监，“内外大权一归”之。[19]朝臣因万历时争国本、梃击诸案互相结党攻击，有的人为了取胜对方，乃依附魏忠贤，为其“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于是内臣以绝对优势压倒朝臣。至朱由检为帝，才除去了魏忠贤的势力，他刚愎自用，对朝臣、内臣均加猜疑，更使政治混乱，终于使明朝在农民战争中灭亡。

内臣与廷朝的矛盾，并非是那么绝对的、纯粹的，它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朝臣与内臣的各自内部又有派别之争，朝臣要勾结内臣的一派反对另一派，内臣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说，朝臣与内臣的斗争是统治阶级的内部争斗。不过由于宦官政治更恶劣，相比之下朝臣略好一点。

朝臣与内臣的矛盾，多是内臣得势，这是由于皇帝信任他们，支持他们。宦官的批红权力，是从皇帝的裁决权中分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内臣之权，是皇权的一种体现。明代皇权极度加重，皇帝本人不能完全胜任时，他就不能不使身边的家奴去分担，以是造成所谓宦官之祸，造成政治黑暗。不仅明朝是这样，中国历史上皇权加强的王朝，如东汉、唐，都有宦官擅权的严重问题，因此我们说，宦官干政是皇权加强的副产品。

（冯尔康整理，原载《及时学人谈丛》）

【注释】

[1]《明史》卷127《汪广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774页。

[2]《明史》卷149《蹇义传》，第4149页。

[3]《明史》卷170《于谦传》，第4549页。

[4]《明史》卷191《毛澄传》，第5057页。

[5]《明史》卷193《顾鼎臣传》，第5115页。

[6]《明史》卷196《夏言传》，第5195页。

[7]《明史》卷196《夏言传》，第5197页。

[8]《明史》卷148《赞》，第4145页。

[9]《明史》卷181《赞》，第4829页。

[10]《明史》卷196《桂萼传》，第5185页。

[11]《明史》卷308《严嵩传》，第7918页。

[12]《明史》卷213《徐阶传》，第5635页。

[13]《明史》卷213《张居正传》，第5648页。

[14]《明史》卷197《霍韬传》，第5207页。

[15]《明史》卷181《刘健传》，第4813页。

[16]《明史》卷181《刘健传》，第4816页。

[17]《明史》卷304《刘瑾传》，第7789页。

[18]《明史》卷213《高拱传》，第5642页。

[19]《明史》卷305《魏忠贤传》，第78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