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衣名称的解释及包衣的性质

包，汉语为家，衣为虚字“的”字；包衣译汉语为“家的”或“家里的”。

清太祖时的八旗制度，每一固山（旗）由一贝勒主之，此贝勒同他旗下所属的人有主仆之分，旗下之人大部分应服役于国，小部分则给使于旗主贝勒之家，此给使于家之人就是所谓包衣，后来名为包衣佐领，其服役于国的后来名为旗分佐领。凡是隶包衣的，不必再服国家兵役，工役，或其他劳役；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1637）七月初五日辛未，太宗对群臣说，“朕侍卫四十员，乃太祖在时免役者，或……朕包衣之子，皆非应役之人”[1]，可以推证。包衣为给使之人，实即家仆，大都从侍很久，并且下及子孙。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九月初一日壬午考试儒生，得二百人，“凡在皇帝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皆拔出”[2]。崇德三年正月十五日己卯，又议考试，“满、汉、蒙古家仆俱不准与试”，当时祖可法，张存仁以为“前科取士（天聪三年八年两次）有奴仆中式者即行换出，仁声远播，今忽改此制，恐多费更张……各家奴仆皆宜准其考试”[3]。前曰“包衣下”，后曰“奴仆”，可知两者无别。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月初八日庚戌议觉罗画特失误军机罪，拟革职，籍没家产，编入包衣佐领，圣祖以为“觉罗（皇帝同族）编入包衣佐领为奴属不便，著免其编入包衣佐领”[4]。可知“包衣”即是“奴仆”。在法律上，他们的隶属，居住，生活，婚娶全无自由，而且他们的奴籍是子孙相续的，非得主人的特许不能脱离。所以就性质说，包衣就是私家的世仆。不过有一点应该注意，就是包衣之所谓奴仆，只是对他们主人而言，他们可能另有自己的官阶，自己的财产，自己的奴仆。

包衣既然专给使于旗主不再服公役，依理旗主不应于包衣以外再役使其他普通牛录（旗分佐领）之人，但这种限制后来渐渐废弛。雍正时削夺旗主之权，在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又下谕申明此禁，说，“看来下五旗诸王将所属旗分佐领下人，挑取一切差使，遇有过失，辄行锁禁，籍没家产，任意扰累，殊属违例。太祖、太宗时将旗分佐领分与诸王，非包衣佐领可比，欲其抚循之，非令其扰累之也……嗣后仍照旧例，旗分人员止许用为护卫，散骑郎，典仪，亲军校，亲军。或诸王挑取随侍之人，或欲令所属人内在部院衙门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务，或需用多人以供差役，或补用王府官职，或令随侍子侄，著列名请旨”[5]。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所谓列名请旨的各项职事，就是旗分佐领下不应作而应由包衣下作的。

二、包衣的产生

包衣之制，实际上远在旗制创立以前，因为这是他们的旧俗，不过旗制定后包衣成了一个法定组织，更制度化了。《八旗通志》说，正红旗包衣第一参领第一满洲佐领，“系国初随礼烈亲王编位”，镶红旗包衣第三参领第一佐领，“国初编立……随贝勒褚英分封时立”。既曰随，必是先有这些人而后定为制度，褚英死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旗还没有成立，可见包衣在旗制之前。《金史》一三三《张仅言传》，称其年数岁，贞懿皇后留之藩邸，稍长侍世宗读书，遂使主家事，绳检部曲，一府惮之。世宗即位，凡宫室营造，府库出纳，行幸顿舍皆委之，就是后来所谓包衣。

因为包衣制度发生在八旗制度之前，所以清初的宗室贵戚勋旧，无论是否主管旗务全有包衣。王氏《顺治东华录》一，崇德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甲申称：“有遗匿名帖谋陷固山额真谭泰者，为公塔瞻母家高丽妇人所得，言于包衣大达哈纳，达哈纳以告伊主公塔瞻及固山额真谭泰，塔瞻因启诸王，王等令送法司质讯。”[6]这是顺治即位初一个大狱，兹不详述。所谓包衣大就是包衣头目。塔瞻为扬古利次子。扬古利，《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扬古里[7]，是太祖太宗时名将，崇德二年死于征朝鲜之役，追封武勋王，在清入关前群臣中爵秩最高；塔瞻初袭超品公，后降一等公；父子均未尝作过固山额真。太宗初立，于天命十一年九月设总管旗务八大臣，及佐管十六大臣。王氏《东华录》注称，“额驸扬古利前此已授一等总兵官，其秩在贝勒之次……不预此”[8]。仿佛是因爵高而不入选，但扬古利亦未能与贝勒同样的主旗务作旗主。据此可见，不是旗主不是固山额真也可以有包衣。《清史稿》列传十三《扬古利本传》称，“扬古利手刃杀父者……时年甫十四，太祖深异焉，日见信任，妻以女，号为额驸”。其家之有包衣当因额驸之故。但《清朝文献通考》二四二《帝系考》，《清史稿·公主表》《武皇帝实录》全没有太祖女嫁扬古利的记载，惟有《清朝通志·氏族略》二称，太祖“命其子扬古利入侍，以公主降焉”，又《天聪东华录》亦称扬古利为额驸，似乎本传所称并非无因。当时所谓额驸，本不专指娶太祖太宗女儿的人，如佟养性娶宗女[9]，李永芳娶阿巴泰女，均称额驸，扬古利或亦其类；否则必因获罪不列玉牒，以致失载。扬古利、塔瞻父子家既有包衣，其他戚畹勋爵之家亦必不能没有。

太祖起兵时追随的人很多，这些人全是后来的勋戚，他们全有给使的仆役，就是包衣。当时旗制未定所以未尝加以限制，旗制既定亦未尝因之取消。但包衣的主人爵秩有尊卑，地位有高下，因而包衣也有等差。包衣之下还用包衣，主人之上仍有主人。所以有一时期，分隶上三旗包衣佐领下的皇帝包衣，与分隶下五旗包衣佐领下的王公包衣，以及勋戚功臣家的包衣，其他私家的包衣，统称包衣，一无差别。逮后包衣制度日严，名称相同易于混淆，私家“包衣” 渐改他称。顺治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甲子，谕吏、礼、兵三部说，“官员子弟及富家世族，……本身不充兵役，尽令家仆代替，……概行严禁”。这里所说的“家仆”，以及《会典事例》中所谓“旗下家奴”[10]，《户部则例》中所谓“八旗户下家奴”[11]，实在就是私家的包衣，因为要别于旗制里的包衣，所以改称。

三、包衣的来源

包衣的来源，有的是战争俘获，有的是罪犯子孙，有的是分拨，有的是占取，入关后又有所谓投充。满洲人以外还有汉人。凡是加入的，统名为编入包衣。王氏《东华录》说，太祖攻下抚顺之后，论功行赏，以俘获人口分给各营，这是俘获的例子。英亲王阿济格获罪幽禁以后，谣传将他的一个儿子给巽亲王为奴，一个儿子给承泽亲王，诸妇女悉配夫，阿济格听说之后忿怒欲拆毁监房。[12]这虽未成事实，可以看出当时罪犯子孙为奴，在亲王亦不能免（《儿女英雄传》所述长姐儿即分给功臣家之罪犯子女）。分拨是将奴仆由父兄家拨给子弟家，占取是将旁人的奴仆作为自己奴仆，投充是汉人投旗下充当奴仆。投充的原因，最初是因为旗下汉人有父母、兄弟、妻子不在旗籍（未被俘扶或未投降仍住原籍者）而情愿入旗同居的，所以准其投充入册[13]，后来贫乏无业的人，也多投靠勋戚之家，藉以种田赡生。[14]更有无聊之人欲倚旗人权势投充作恶，或悍仆欺压故主，或部民欺压本官，或倾陷富室，慢侮缙绅，或占骗人口财物。[15]甚至有富厚之家携带房地投充旗下，名为带地投充。但旗人对抗充之人不惟无恩惠可言，甚者残虐不堪，所以演成后来的“逃人”事件。

凡编入包衣的，子孙世世永在包衣，惟遇立功绩，或罪案昭雪，或其他特别原因，才可以“发出包衣”。清初定制：凡攻战首先登城的八旗壮丁准其开户[16]，并将胞兄弟嫡伯叔带出，这是立功除奴籍的例子。顺治时卓灵阿因父罪编入包衣，后来世祖认为问罪太过，又将他“发出包衣”，这是减罪的例子。[17]又上述太宗时考取儒生的拔出包衣，就是特别的原因了。八旗定例，奴仆全是子孙永远服役[18]，家奴的子女名曰“家生”，又曰“家生子”[19]，《红楼梦》四十六回称鸳鸯为“家生女儿”，四十五回称周瑞之子非“家生子儿”，皆此类。是不能脱离主人他去的，所以包衣也是一样，除非有上面的“发出”或“拔出” 的原因。

四、包衣的组织

包衣的组织最初很简单，包衣之上只统以包衣大。后来改同普通八旗一样，最下层的称为“包衣下人”，其上有“包衣大”，“包衣大”之上又有“包衣佐领”“包衣参领”。包衣佐领原名包衣牛录[20]，是旗制创立后给使于旗主的一个组织单位，他的组织，人数，与旗分佐领即普通牛录相等。包衣参领原名包衣扎兰，组织也同普通参领一样。包衣大，就是包衣长，大为满洲语头目之意（或译作达），包衣大汉字译为管领。[21]“包衣下人”又称“包衣佐领下人”，就是一般包衣的基本组成分子，所谓家仆了。

入关以后，满洲八旗因统属不同，地位不同，分为二等：天子自将的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其余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为下五旗。各旗包衣也分为两个系统：上三旗的包衣称为“内务府属”，下五旗的包衣称为“五公府属”。[22]上三旗属于皇帝，包衣就是皇室的仆役，当时管理皇室事务的为内务府，所以称为内务府属。天聪三年九月初一日壬午，《东华录》有“皇帝包衣下” 之语[23]，顺治八年七月初一日丙子，世祖谕有“朕之包衣牛录下”[24]之语，全是指内务府属而言。上三旗之称虽在入关以后，但内务府创立则在入关以前，其时日已不可考。内务府首长名为总管，满洲语称为包衣昂邦，昂邦汉语就是总管，可知内务府制度是由包衣制演化而成。包衣的职务是在管家务，供差役，以及随侍，所以内务府的职守也不外乎此。然而在中国皇室，这些事原是属于宦官职掌的，所以包衣制在实际上是同宦官制度不并容的。[25]

五、入关后关于宦官的几次争斗

明末李自成军进攻北京，在宣府、居庸率众迎降的是监视太监；自成围北京，开门迎接的是督理城守太监；多尔衮入关，首先在皇城用明朝卤簿御辇跪迎的也是故明内监。所以在这两次大变动中，明朝的太监并没有受到影响淘汰与屠戮，正如太监杜勋在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和其他太监所说的：“吾曹富贵固在也。”[26]虽然李自成曾下令尽逐内竖[27]，但为时不久满洲入关，他们依然盘踞在宫庭禁掖之内，时时想继续恢张其权势。而明朝降清的旧臣，鉴于明末阉寺之祸，对于入清以后的太监更加意防嫌，随时裁抑，恐其再起。他们的政治立场显然，所以在清初有几次的暗斗：

一次是禁内监收租。顺治元年七月十八日癸卯，太监吴添寿等请照旧例遣内员征收涿州宝坻县皇庄钱粮，多尔衮以为差官必致扰民，不许，命归并有司，另项起解。[28]这时顺治帝等还没有至京师。这是太监们的第一次尝试。

一次是禁内监朝参。顺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丙午礼部奏：“内监仍故明例，每遇朝参，行礼在文武诸臣之前，于体未合。嗣后内监人员概不许与朝参，亦不必排班伺候。”从之。[29]明朝太监用朝服仿照外廷仪注参加朝参山呼，是熹宗以后的事，旧制只许常服叩头呼万岁。[30]太监朝参这件事，在顺治元年十月户科给事中郝杰就纠弹过，以为“辱朝廷而羞当世”，可是未成功。[31]礼部这次的启奏，必是因为在顺治二年元旦时还有太监在文武诸臣班列之前朝参，所以特加裁禁，以免三年元旦的重演。当时主持礼部的，汉侍郎是李若琳、高尔俨，两人全是贰臣传人物。高尔俨是李若琳所荐，李若琳是冯铨徒党，冯铨又是魏忠贤遗孽，他们同太监不无瓜葛，这次的启奏应该是代表当时一般舆论。

一次是禁在外太监私自入京。顺治三年定：“先年内监曾经发回者，若非奉旨取用，有地方官文书起送，而私自来京图谋进用者，问发边卫充军。”[32]这是为防止明末已斥的阉党复起。

一次是顺治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己亥的罢织造太监。[33]

在这时，清朝由多尔衮摄政，他是汉化很深的人，时同汉官接近。[34]所居在南池子，（今名普度寺，俗称玛哈噶喇庙）不在宫禁，所以能不受太监的包围，因之太监权势日微。顺治八年世祖亲政以后，在顺治九年九月初四日癸酉，裁了户部制造等库太监五十五人[35]，十月初二日庚子，又裁了工部各监局太监一百十三人。[36]这是反宦官极盛时代。宦官为求生存，尽力包围世祖，于是有十三衙门之设。十三衙门之设，《清史稿·职官志》五说在顺治十一年，《清朝通志》六六说在十三年，实在是在十年。在入关以前，清朝自谓“我太祖太宗痛鉴往辙，不设宦官”[37]，但实际上并不是没有太监。王氏《东华录》崇德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丙寅，记贝勒杜度之死，有太监焚瘗纸人一事[38]，崇德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甲申，记宗室巴布海家有太监，全可以推证。然而他们仅执奴仆贱役，与近侍不同，并且人数很少，来源不明。顺治十年六月二十九日癸亥，开始正式酌用内官，世祖谕内院说：

朕稽考官制，唐虞夏商未用寺人，自周以来始具其职，所司者不过阍闼洒扫使令之役，未尝干预外事，秦汉以后，诸君不能防患，乃委以事权，加之爵禄，典兵干政，流祸无穷。岂其君尽暗哉？缘此辈每以小忠小信固结主心，日近日亲，易致潜持朝政。且其伯叔弟侄宗族亲戚实繁有徒，结纳搢绅，关通郡县，朋比夤缘，作奸受贿，窥探喜怒，以张威福。当宫廷邃密，深居燕闲，稍露端倪，辄为假托，或欲言而故默，或借公以行私，颠倒贤奸，溷淆邪正，依附者巧致云霄，迕抗者谋沉渊阱，虽有英毅之主，不觉堕其术中。权既旁移，变多中发，历观覆辙可为鉴戒。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首为乾清宫执事官，次为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司设监，尚膳监，尚衣监，尚宝监，御马监，惜薪司，钟鼓司，直殿局，兵仗局。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各衙门官品虽有高下，寺人不过四品。凡系内员，非奉差遗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名色置买田屋，因而把持官府，扰害人民。其在外官员，亦不许与内官互相交结。如有内外交结者，同官觉举，院部察奏，科道纠参，审实一并正法。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仍明渝中外，以见朕酌用寺人之意。[39]

这些新建立的衙门，就是所谓内十三衙门，简称为十三衙门，又称内十三道。[40]谕内对于历代宦官的情弊可以说是洞照无遗，而防范之严（八个不许）亦可以说是至详且备。世祖时年十六岁，就他的才识经验不会如此，据后来康熙即位后诏书，这是受满洲佟义同内官吴良辅的蛊惑而然，此外当然还有一二大臣与之同恶相济。这种改变，绝不能为当时所满意。所以到七月初四日丁酉，（本年清闰六月）都察院承政（满左都御史）屠赖等因雨潦进言说：

至前代不似我朝，左右有内大臣，侍卫随从，内务有包衣大臣章京管理。今奉上谕设立司礼监等衙门，寺人与近臣兼用。夫官禁使令固不可无寺人，但不必专立衙门名色，止宜酌量与近臣兼用以供使用可也。[41]

他以有包衣大臣为理由，反对寺人的专立衙门，是根据旧制立论。屠赖，《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一上作图赖，他同入关初破李自成降福王的图赖不是一个人。这次进言是都察院的全体，由他领衔，所以说屠赖等。当时汉左都御史为赵开心，汉副御史为张朝琳、林德馨。世祖的答复相当客气，有所解释，也有所反诘。他说：

此所奏是……今总管内事乃勋旧大臣，忠诚为国，朕自无虑，万一有如冷僧机其人者，专权作弊，何以防察？因分设衙门使各司其事，庶无专擅欺蒙之患。衙门虽设，悉属满洲近臣掌管，事权不在寺人，且所定职掌，一切政事毫无干预，与历代迥不相同。著仍遵前旨行。[42]

冷僧机是不久以前杀掉的多尔衮党，所以之反诘。在十三衙门设立后八十四日，世祖发生废后之议，我们推想这也是出于太监们的迎合献计，因为就旧俗，就祖制，全无此必要。我们于此也可看出当时太监们的不惜任何手段以求见好，以遂牢笼，而增高其权势。

十三衙门既设，复于顺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己卯改为十四衙门，因为太宗时原设有尚方司，废之不便，所以仍复设立。[43]当时太监的势力虽然抬头，然而一般汉官还在尽力抑制，尤其怕厂卫的复活。世祖本人善画，时常以画分赐廷臣。当时并入銮仪卫的明代锦衣卫旧缉事员役，遂在内院门首访察受赐之人，给事中张国宪深恐重蹈明代宦官以锦衣卫为爪牙的覆辙，请求禁止，世祖允许了。[44]这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同时世祖本人虽然用宦官但并不放任，顺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辛巳命工部立铁碑，文曰：

皇帝敕谕：（《东华录》二十四无此四字）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东华录》作阵）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败（《东华录》作辙）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东华录》作遵行）。[45]

在十三衙门内本有尚宝监，专司皇帝宝玺。顺治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辛亥，又于外廷设尚宝司衙门，置满汉官员，专理用宝事务。[46]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己亥，又以事简员多复行裁去。[47]在这小小的兴废中也可以看出外廷与内官势力的消长。尚宝司之设是在监视尚宝监，分宦官之权，十三年的裁撤，是太监职权的贯彻。

在顺治十五年，正是宦寺极盛时代，而交通外廷官员事发。二月十四日癸巳，世祖谕吏部：

设立内监衙门官员原止令供办宫闱事务，不许干预朝政，交通外廷。是以朕于新旧内监各员特立铁牌，屡行禁饬甚严，不意乃有行私纳贿之徒。朕密行采访得其奸弊，已命内大臣严行审拟。事内有见任官员私相馈遗者，亦有罢任官通同贿赂者，深可痛恨。此辈坏法通贿，科道各官为朕耳目，岂无见闻？乃竟不行指参，殊负朝廷设立言官发奸摘弊至意。尔部即行传知。[48]

这是告发之始，还没有问出主名，告发情节亦不明，世祖责言官不指参，似乎告发之人并非科道。三月初七日甲辰，又谕吏部：

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著，研审情真。有王之纲、王秉乾交结通贿，请托营私，吴良辅等已经供出即行提拿。其余行贿钻营有见获名帖书柬者，有馈送金银币帛等物者，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者甚多，姑从宽一概免究。官员人等如此情弊，朕已洞悉，勿自谓奸弊隐密，窃幸朕不及知。自今以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凡交通请托行贿营求等弊，尽皆断绝，如仍蹈前辙作奸犯法者，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尔部速刊刻告示内外通行严饬。[49]

顺治时凡公私大狱莫不详密侦鞫，惟独此案既没有宣布告发之人，又没有公布审判经过，关于交结案情，通贿数目，全没叙述，太监只提到吴良辅，外廷只提到王之纲、王秉乾，显然是意存包庇，欲用“姑从宽一概免究”以结束此案。吴良辅是世祖最信任的太监，在世祖逝世前五日，他在法源寺祀发替世祖出家，世祖还去看。[50]王氏《东华录》于此谕下有“良辅寻伏法”五字，《清史稿·世祖纪》遂于其日书“内监吴良辅受贿伏诛”，实在错了。这次大案其后又经了两次会议方始结束：

（四月二十六日）壬辰，吏部等衙门会议陈之遴、陈维新，吴维华，胡名远，王回子等贿结犯监吴良辅，鞫讯得实，各拟立决。得旨：陈之遴受朕擢用深恩，屡有罪愆，叠经贷宥，前犯罪应置重典，特从宽以原官徙往盛京，后因不忍终弃召还旗下。乃不思痛改前过，以图报效，又行贿赂交结犯监，大干法纪，深负朕恩。本当依拟正法，姑免死，著革职，并父母妻子见弟流徙盛京，家产籍没。陈维新姑免死，并父母妻子见弟流徙盛京，家产籍没。吴维华，胡名远，王回子等俱姑免死，各责四十板，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宁古塔，家产籍没。[51]

（七月初九日）甲辰，内大臣巴图鲁公鳌拜等会审广东雷州道王秉乾，以地方僻远希图规避，贿属内监吴良辅撤回另选得实，拟证斩。得旨：王秉乾着免死，革职，籍没，鞭一百，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52]

陈之遴，浙江海宁人，原任大学士；吴惟华，顺天人，原任漕运总督。二人当时全是废员，或者希冀复任，所以贿赂吴良辅；也可能是被人诬陷（吴梅村与陈之遴为儿女亲家，集中于陈之遣戍，似深惜之）。吴良辅案是外廷与宦官斗争最激烈的一幕，当时外廷诸臣，满人与汉人，汉人与汉人，均显有尔我之分，二人是否罪有应得，尚待史料证明。

顺治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甲申，司吏院（司吏院就是司礼监提高职权以后的名称）咨吏部，请照各院监官品级议兼卿寺等衔，吏部不敢驳，以奏世祖。世祖虽然没有许可，可是将宦官的职名加以厘正。就当时情形来看，十三衙门中较大的已改监为院，司礼监改为司吏院，俨然以内廷的吏部自命，于吏部用咨文，视若平行，真可谓毫无忌惮。[53]幸而不久十三衙门取消，否则不知更要发生什么事！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丁巳，世祖殂，遗诏以十四事自罪，第十一款云：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54]

遗诏由王熙，麻勒吉起草[55]，奏明皇太后（孝庄文皇后）而后发布。遗诏内容同世祖行事判若两人，王熙自著年谱于草遗诏事又多隐晦，故史家颇疑遗诏经太后同满大臣改换，不是世祖阅定之原稿。圣祖（康熙）即位，于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乙未，又下诏谕吏部刑部等大小各衙门说：

朕惟历代理乱不同，皆系用人之得失，大抵委用宦寺未有不召乱者，加以佥邪附和其间，则为害尤甚。我朝太祖、太宗痛鉴往辙不设宦官，先帝以宫闱使令之役偶用斯辈，继而深悉其奸，是以遗诏有云，“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懔承先志，厘剔弊端，因而详加体察，乃知满洲佟义，内官吴良辅阴险狡诈，巧售其奸，荧惑欺蒙，变易祖宗旧制，倡立十三衙门名色，广招党类，恣意安行。钱粮借端滥费以遂侵牟，权势震于中外以窃威福，恣肆贪婪相济为恶，假窃威权要挟专擅，内外各衙门事务任意把持，广兴营造糜冒钱粮，以致民力告匮，兵饷不敷。此二人者，朋比作奸，挠乱法纪，坏本朝醇朴之风俗，变祖宗久定之典章，其情罪重大，稔恶已极，通国莫不知之，虽置于法，未足蔽辜。吴良辅已经处斩，佟义若存，法亦难贷，已服冥诛，著削其世职。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内官俱永不用。[56]

此诏重申世祖遗诏之意而口气加重，想是辅政四大臣承孝庄后之意而发。所谓“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就是恢复皇室包衣制。谕中所述罪状，应该全实有其事。十三衙门成立不过八、九年已恣肆如此，必然有许多故明老监逞其余恶，无怪为满洲旧人所不能容，就是汉人也必深以为忧惧。假使当时不行废斥，更加以厂卫为之爪牙，晚明阉寺之祸的重演，绝无疑问。又谕内称“吴良辅已经处斩”，其死当在此诏以前，《清史稿·圣祖纪》六，于二月十五日乙未罢内官之上，又书“诛有罪内监吴良辅”，也错了。

清官书全说“国初置内务府”[57]，而没有说到确实设置年月；内务府制度本由包衣演化而成，包衣又是满洲旧俗，所以难确定他的起始。至于内务府组织的完成则在康熙以后。内务府管理宫廷的宴飨，典礼，祭祀，库藏，财用，服御，赏赉，造作，牧厩，供应，刑律等事，统以总管大臣，其下分设广储，会计，掌仪，都虞，慎刑，营造，庆丰七司；广储司设银，缎，衣，茶，皮，瓷六库。各司均铸给司印，各库钧铸给图记，所以可单独对外。此外又有武备院，上驷院，奉宸苑，号内三院；总理工程处，养心殿造办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御书处，御茶膳房，御药房，三旗纳银庄，官房租库，官学，织染局，江宁，苏州，杭州织造监督；均统于总管大臣或隶属七司。[58]各司的职掌同设立的先后，以及与十三衙门的分合蝉递，如下：

至于十三衙门的名称次序，各书亦不尽同，如下：

内务府总管大臣无定员，由满洲侍卫，府属郎中，内三院卿简补，或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兼摄。初秩从二品，乾隆十四年定为正二品。各司设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笔帖式秩与各部同。各库也有郎中等官，又有司库，正六品。全是由上三旗满洲及内务府包衣人等遴充，间或亦有下五旗满洲人。所以内务府成立，而宦官的势力锐减。

清代皇室的财富库藏既操之内务府，而江宁，杭州，苏州的织造监督，京师崇文门监督，各省的工关户关监督，全由内府官属兼充，或由内务府大臣兼理。[59]取索漫无限制，典藏亦无稽考，所以内务府实在是奢汰贪婪之薮。清朝诸帝往往用它私其所亲。所谓贵幸之臣，椒房之戚，大都管理过内务府。如明珠，高恒（慧贤皇贵妃之弟），金简（淑嘉皇贵妃之弟）父子，和砷之子丰绅殷德，全是显著的例子。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四日丁丑，圣祖将废太子胤礽，在布尔哈苏台行宫，集群臣面数胤礽罪状，其中有一条说，“朕知胤（原作允）礽赋性奢侈，著伊乳母之夫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俾伊便于取用，孰意凌普更为贪婪，致使包衣下人无不怨憾”[60]。这明显的看出内务府对于太子的予取予求，惟恐他不方便。太子如此，皇帝可知。鄂尔泰是雍正朝名臣，世宗说他所以赏识鄂尔泰的原因，是由于在藩邸时，鄂尔泰作内务府员外郎拒绝了他的请求[61]，这亦可看出当时皇子对内务府的需索无人敢拒绝。全祖望作赵殿最神道碑，说到殿最离去工部尚书的原因，他说：

故事，内务府有营造率资经费于工部，然府员滥支冒销以为习惯，工部莫敢谁何也。公（赵殿最）独正色裁抑之。会重筑郊坛驰道，公庀材数工，核减府员所估之十九而事集。内务府诸郎群聚而谋所以去公者……[62]

内务府的腐败情形于此可以概见。直至清朝覆亡未尝稍改。所以内务府的代替宦官只是制度的改变，而政务本身并没有进步，所不同者，宦官是少数人把持的，是终身的，是国家法令所不易及的；而内务府人员虽以上三旗为基本，但人数较多，他们是流官，有升转，有外用，有京察，不能永久把持，且在国家法令层层监督下，他们虽然奢汰贪昧，但是还不能因之作恶。

上三旗包衣形成内务府后，组织逐渐加强，而下五旗包衣在雍正以后则逐渐变质。此为世宗消灭旗主势力之政策，其详可参看孟心史先生《八旗制度考实》。在乾隆以后更许汉军旗人出旗，其变革更大。

在十三衙门废除以后，关于太监的选验（乾隆四十一年以前先由礼部报名），补放，管理，惩处，全由内务府掌仪司同会计司主管，升迁降调并咨吏部；在宫内则统之于敬事房，其首领名曰宫殿监督领侍。[63]关于太监的法令，有宫中现行则例，会典太监事例等，立法甚密，意在防微杜渐，以绝奸萌。世宗、高宗严以驭下，纲纪肃然，高宗尤为峻厉，虽微细琐事，亦不稍假借。太监苏培盛于雍正时尝与庄亲王胤禄并坐接谈，又在“九州清宴”饮馔，遇见和亲王（弘昼）、宝亲王（即高宗）延坐共食。高宗即位以后遂大加申斥，认为狂妄骄恣，并且有“若……仍敢蹈袭前辙，妄自狂纵……立行正法”之谕。[64]高宗即位后，他的弟弟弘瞻[65]派太监王自立请安，称他为“汗阿哥”，他认为称谓不当，重责了王自立四十板。[66]乾隆四年十一月，有太监李蟠往弘暂（圣祖废太子胤礽之子）处将宫中之事信口传说，于是高宗命将李蟠夹讯并将总管太监议罪。[67]很可看出他防范的无微不至。乾隆三十九年高朴在热河揭发太监高云从将记名人员记载泄漏于外，审问属实，牵连到大学士于敏中等多人，于是将高云从处斩，案中牵涉的观保，蒋赐棨，吴坛，倪承宽等革职拟斩，后来从宽释放。并且一再追究，故使株连。[68]于敏中当时虽免治罪（仅交部议处），但传说他于乾隆四十四年病喘还没有死，高宗就赏赐他一件饰终之典的棺殓用的陀罗经被，于是他不能不自杀。[69]后来高宗还以严嵩比之[70]，全是由于交结高云从之故。又如高宗巡幸滦河，巡检（从九品官）张若瀛杖责不法内监，特擢七级，仍谕内监在外生事者听人责惩[71]，更是有意扼抑内监，使他们不敢为恶。嘉庆时内监吴天成因内外交结，常永贵因骄纵无法，萧得禄因滥保非人，均降革惩戒，还略有父祖遗风[72]，但已不如从前之严，后来更因宽弛而有内监刘金，刘得财，杨进忠，阎进喜等交通天理教林清之变。到了道光时，鉴于前失，束驭复严，内监曹进喜因向吏部查问各省道府名单，革去五品总管，重责二十板（三年），马长喜因假冒顶戴，招摇进香，按律治罪（五年）。虽然峻厉较之乾隆时相差已远，但宦官仍赖以不敢凶恣横暴。

同治以后，慈安，慈禧以母后临朝，太监地位较前又稍不同。廷臣恐怕他们因之渐渐专擅威权，造成汉唐之祸，所以在外廷特加防范。同治三年御史贾铎以太监将库存缎匹裁作戏衣论劾，四年御史穆缉香阿以慎选左右侍从为言，八年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内监安得海捏称织办龙衣坐船到德州，将他查拿正法。十一年御史袁承业以太监开列店铺蓄养戏班为言，十二年御史丈明以太监越礼驰行为言，光绪元年翰林院侍读宝廷以严宦寺杜干预为言[73]，十二年御史朱一新以太监李莲英随同醇亲王奕譞巡阅海军为言，二十年御史安维峻以中日和议出自李莲英为言，二十七年两广总督陶模以裁减宦官改用士人为言。这些事虽然有的实行有的未行，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是清末太监的气焰不致太高，行为不致太纵，全有赖于这些清议与果决。

汉朝宦官利用了他们的密近地位，假借皇帝或太后的权威，“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以专制朝廷。唐朝宦官把持住皇室兵权，东南财富，养成他们的特殊势力。明朝宦官以批红操政柄，厂卫立刑威，宫帑供财用。清朝宦官没有这些凭藉，所以清朝三百年无宦官之祸，这是包衣制的赐予。

1943年9月13日写，1944年1月4日在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晚会讲。

（原载《清史探微》）

【注释】

[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二，第144页。

[2]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四，第68页。

[3]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三，第148页。

[4]王先谦：《东华录》第2册，康熙三十一，第117页。

[5]《雍正上谕》。

[6]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一，第197页。

[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第321页。

[8]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一，第51页。

[9]《清史稿》卷231《佟养性》，第9323页，下同。

[10]《清会典事例》第12册，卷1116，第96页。

[11]《户部则例》第2册卷1“奴仆”，第10页。

[12]顺治八年十月庚申，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十七，第326页。

[13]《清会典事例》第2册，卷156“户口”，顺治元年例，第979页。

[14]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八年八月辛酉、癸酉条，顺治十七，第第325-326页。

[15]《清会典事例》第2册，卷156“户口”，顺治元年例，第979页。

[16]《清会典事例》第12册，卷1113“分析户口”条，第70页。

[17]康熙六年七月十七日己未，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康熙七，苏克萨哈罪状第十八款，第535页。

[18]《户部则例》第3册卷3“户口”，第27页。

[19]《清会典事例》第12册，卷1113“分析户口”，第72页。

[20]见顺治十年正月乙未，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二十，第346页。

[21]《清史稿》卷4《世祖纪》一，顺治二年正月庚戌，禁包衣大等私收投充汉人，第94页；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四引作“禁内务府管领等私收投充汉人”，第232页。

[22]《清会典事例》第12册，卷1113“三分析户口”条顺治九年例注，第70页。

[23]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四，第68页。

[24]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十七，第326页。

[25]顺治八年三月壬午，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十六，有“御前包衣昂邦”的记载，这是随侍的一个例子，第317页。

[26]《明史》卷305《高起潜传》，第7829页。

[27]《明史》卷305《高起潜传》，第7829页。

[28]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三，第213页。

[29]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五，第250页。

[30]刘若愚：《酌中志》卷19，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6-166页；及文秉：《烈皇小识》卷1，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31]凌扬藻：《蠡勺编》卷19，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7页。今案：郑先生原注为，见凌扬藻《蠡勺编》十九，粤雅堂本。

[32]《清会典事例》卷1216“太监事例”，第1094-1095页。

[33]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六，第256页。

[34]见故宫博物院编：《多尔衮摄政日记》，故宫博物院1933年版。

[35]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十九，第338页。

[36]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十九，第338页。

[37]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康熙一，顺治十八年二月乙未，第487页。

[38]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七，第187页。

[39]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二十，第361页。

[40]《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卷下，《中国佛学文献丛刊中国历代禅师传记资料汇编（中）》，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刊中心1994年版，第766页。

[4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二十一，第363页；蒋良骐撰，林树惠、傅贵九校点：《东华录》卷7，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7页。

[42]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二十一，第363页。

[43]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二三，第385页。

[44]《清史稿》卷244《季开生传附张国宪传》，第9623页。

[45]铁牌照片见《东洋文化史大系清代亚细亚》，第20页插图。

[46]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二十五，第400页。

[47]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二十六，第408页。

[48]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三十，第429页。

[49]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三十，第430页。

[50]孟森：《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5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三十，第433页。

[52]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三十一，第438页。

[53]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三十四，第460页。

[54]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三十六，第477页。

[55]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康熙一，第486页。

[56]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康熙一，第487页。

[57]《清朝文献通考》卷83“职官七”，第5607页；《清朝通志》卷66“职官略三”，第7149页；《历代职官表》第11册，卷37，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83页。

[58]参看《清史稿》卷118“职官志五”，第3426页；《钦定大清会典》卷87“内务府”，第832页；《清会典事例》第12册卷1170“内务府一”，第647页；《清朝通志》卷66“职官略三”，第7149页；《清朝文献通考》卷83“职官七”，第5607页；《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25“职官十一”，第8848页。

[59]《清史稿》卷114《职官志》一“户部”，第3279页。

[60]王先谦：《东华录》第2册，康熙八二，第490页。

[61]《清史稿》卷288《鄂尔泰传》，第10229页。

[62]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页。

[63]《清史稿》卷118“职官志五”，“甄别调补内监”，第3439页。

[64]王先谦：《东华续录》第3册，乾隆一，雍正十三年十月丙子，第575页。

[65]当时称为圆明园阿哥，见王先谦：《东华续录》第3册，乾隆一，雍正十三年九月庚子，第565页。

[66]王先谦：《东华续录》第3册，乾隆一，雍正十三年十月癸未，第577页。

[67]见十二月初一日癸酉，王先谦：《东华续录》第4册，乾隆十，第26页。

[68]王先谦：《东华续录》第5册，乾隆八十，七月甲戌、乙亥、丁丑、己卯、庚辰、辛巳，第451-455页；八月丙申、癸卯，第458页；九月壬子，甲寅，丁巳诸条，460-461页。

[69]《清史稿》卷319《于敏中传》论，第10751页。

[70]《清史稿》卷319《于敏中传》论，第10751页；及王先谦：《东华续录》第5册，乾隆一百三，五十一年二月壬午，第789页。

[71]《清史稿》卷12《高宗本纪》三，乾隆二十二年四月，第439页。

[72]《清史稿》卷118《职官志》五，第3444页。

[73]《清史稿》卷444《宗室宝廷传》，第124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