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长法，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于苏宁，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在读博士生。

摘 要：明代山西科举功名总量位居全国中下游，但其下辖的平阳府却异常兴盛，进士数量长期稳居全省前列，在全国府级单位中亦属上游水平。洪洞韩氏是平阳府极具代表性的科举家族，共有21人先后考取贡生及以上功名。本文以该家族为研究个案，探究其科举成就及特征，进而分析明代平阳府科举兴盛的成因。研究发现，其兴盛既得益于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的支撑、制度激励与人口优势的耦合、文化氛围与教育资源的聚合等外因，也离不开以洪洞韩氏为代表的平阳府科举家族在经济积累、宗族建设、文化联姻、家族教育等方面的内在努力。研究有助于析清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对于当前推进区域教育及家庭教育发展亦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明代科举；山西平阳府；科举家族；洪洞韩氏

明代是科举制度高度成熟、体系臻于完备的历史时期，全国各地形成了数量不等、规模不一的科举家族，并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区域科举成就主要体现在举人、进士数量及科举家族的空间分布上，由此也反映了当地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水平。由于科举家族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根植于当地社会，故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和本地影响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1]。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江南、岭南等科举昌盛的典型地区，对北方内陆地区科举现象的关注仍显不足。尤其是对那些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有限、但内部某一区域科举成就较为突出的地区，相关研究更为薄弱。

具体而言，明代山西的整体经济发展与科举成就均不突出，在全国处于中下游水平，但其下辖的平阳府科举却十分兴盛。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明代山西籍进士中，近四成出自平阳府，数量远超省内其他府州^[2]。即使置于全国府级行政单位中，平阳府的进士数量亦属较高水平，与山西整体科举薄弱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在资源条件相对有限的北方内陆，为何会出现如此突出的区域科举繁盛现象呢？

学界关于明代山西科举的研究，多从宏观角度分析该省科举成就的地理分布特征，揭示了山西省内解元、进士数量的南北递减趋势，并初步探讨了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区域科举格局的影响^[3-4]。这些研究虽为把握山西科举发展的整体面貌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一定不足：其一，多停留在对省域科举情况的整体描述，缺乏对平阳府等典型区域的针对性分析，难以解释其科举繁盛的原因，也限制了对山西省内科举成就区域差异的深入理解；其二，研究或立足于全省，或聚焦于单一家族，忽视了宏观区域背景与微观家族个案的互动关系，导致研究深度有限。

针对上述研究不足，本文选择平阳府这一明代山西省内科举兴盛的典型区域，以域内具有代表性的科举家族为考察对象，揭示宏观区域背景与微观家族行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古代的家族不仅是基本的社会单位，也是观察地方社会运行的窗口，更是人才培养、科举传承与社会流动的重要组织形式。正因如此，选择典型区域的科举家族进行探讨，能够深入厘清家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而揭示区域科举繁盛的具体成因。在平阳府内，洪洞县韩氏家族的科举成就尤为卓著，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且其宗谱、碑刻与地方志等资料保存相对完整。基于此，本研究以明代平阳府的洪洞韩氏家族（以下简称韩氏家族）为例，在分析其科举功名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平阳府科举兴盛的成因，以期为理解明代北方地区科举发展提供新案例，从地方史层面深化对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认知。

一、明代山西科举概况与平阳府的科举兴盛现象

山西地处北方内陆，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相较于江南富庶地区，在明代，其整体经济发展与文教事业相对落后，科举及第人数不及南方地区。早在明初，南北科举失衡现象就十分突出。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至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期间，南方籍进士达1621名，占总数的83.6%；而北方籍进士只有225名，占11.6%^[5]。宣德二年（1427年），明廷为平衡科举取士的地域差异，维护政权稳定，正式实施南北卷制度。该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南、北、中三区，并分别规定了55%、35%和10%的进士录取比例^[6]。据《明史》记载，“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7]。山西因隶属北卷，录取名额获得了一定保障，其进士人数也较前代有所增加，但整体科举功名数量在全国仍处于中下游水平。相关研究表明，明代山西进士总数在全国15个省级行政区中位列第10名，处于全国中游区间的末位（中游偏下）；在明代科举南北分卷制度下的北卷5省（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山西位列第4，仅高于陕西，属于北卷区域内的下游水平^[8]。由此可见，明代山西的整体科举成就不甚理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其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与文教水平密切相关。

然而，在山西整体科举表现不彰的情况下，其下辖的平阳府却呈现出科举繁荣的景象。从乡试解元数量看，地处山西南部的平阳、潞安两府和沁州、泽州两直隶州，明代共考中解元47名，占全省解元总数85名的55.3%^[3]，而平阳府正是这一区域的核心。从进士规模看，明代山西共有进士1112名，其中平阳府进士达416名，占比近四成^[9]，这一数字领先第二名太原府（311名）百人之多，在省内形成绝对领先优势。即使置于全国范围，平阳府的科举成就也颇为可观。以明代科举最发达的南直隶为例，除苏州府（864名）、常州府（631名）外，应天（291名）、镇江（283名）等府州的进士数量均不及平阳府^[10]。这表明，平阳府的进士数量在全国府级单位中亦属上游水平。

综上所述，在明代山西科举整体弱势的背景下，平阳府取得了省内领先、全国上游的科举成就。这一现象绝非偶然，与当地以洪洞韩氏为代表的科举家族的兴盛密切关联。

二、明代洪洞韩氏家族的科举成就及特征分析

洪洞韩氏是明代平阳府最具代表性的科举家族，也是山西境内科第绵延较久、仕宦成就较突出的家族之一。据统计，明代平阳府洪洞县共产生6个进士家族，合计24名进士，仅韩氏一族便贡献了5名，且科举功名持续百余年^[2]。

韩氏并非洪洞本土世家，其先祖于元末为避战乱自河南相州（今河南安阳）迁入。家族最初以医立业，至明成化元年（1465年），五世韩文举于乡，翌年（1466年）登进士，“给事君既贵，乃弃官就封拜征仕郎、工科给事中之命，而韩氏始显”^[11]。韩文累官至户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是明中期位高权重的名臣，也是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朝廷为其敕建墓祠，地方士绅视其为士人楷模，邑人刘廷臣曾评价道：“前有皋陶氏，后有韩忠定公，诚足为余邑重也。”^[12]

自韩文登进士起，韩氏家族的科举功名便奠定了较高的起点。此后数世，举人、贡士、进士等功名绵延不绝。费宏为韩文所撰墓志铭详细记载其子嗣仕进之况：“子男三，长即士聪，中壬子乡试，以知州致仕；次即士奇，登壬戌进士，今为湖广左参政……廷伟登丙戌进士，今为南京户部主事。”^[13]由表1可见，自成化至崇祯年间，韩氏共有21人取得科举功名，其中进士5名，举人7名，贡生9名。概而言之，韩氏家族科举表现有如下四个特征。

其一，功名高度集中于明中期，与区域文教发展趋势同步。表1根据《洪洞韩氏宗谱》《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整理而成，从中可知，韩氏家族的科举功名高度集中于明成化至嘉靖年间。这一时期的功名获取数量占全族明代功名总量的52%，且连续三代皆有进士，甚至出现“父子进士，兄弟同科”的盛况。韩氏功名的集中期与平阳府科举的高峰期高度吻合。自明中期起，尤其是成化至嘉靖年间，平阳府的进士数量明显高于山西其他府州。可见，韩氏家族的科举功名情况与平阳府乃至山西科举在时间上呈现出一致性，这与明代中后期山西地区经济发展、文化氛围浓厚、教育资源增长等因素紧密相关，体现了家族科举成就与地方社会发展的深层联系。

其二，科举功名延续时间长，形成稳定的仕宦家族传统。自明成化元年（1465年）韩文“始肇文脉”，至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仍有族人考中举人，韩氏家族科举仕宦成就长达400余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其族人称“科第蝇蝇，簪簪不替，阅百有余年矣”^[12]，足见其家族仕宦传统的稳定性，而这实与文化资本的持续积累密切相关。

其三，科举功名具有显著的代际连续性。从表1可知，自五世韩文至十世韩居贞皆有功名，科名传承未曾中断；且其家族在当地共建有30座牌坊，其中“七世科甲坊”便见证了家族世代科举鼎盛的辉煌历史。清代张廷玉称洪洞韩氏“自是科第蝉联”^[12]。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出家族科举功名的连续性，也反映出科考经验在代际间的有效传递，而这往往以家族教育为纽带。

其四，个别成员及第年龄偏低，体现了地方教育体系的有效支持。据张杰统计与推算，清代士人考中举人的平均年龄约为30岁，考中进士的平均年龄约为37岁^[14]。相比之下，韩文在24岁高中举人，25岁再登进士，不仅中第年龄较平均水平提前约10年，且“一年中举，次年登第”，充分反映了其受教育路径的显著优势。据《洪洞韩氏宗谱》载：“文，弱冠徙云南，解元杜公，时泰学易深荷，开讲后，杜擢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遂入邑庠，为弟子员，时翰林检讨襄陵邢公逊之，以忧制居家，復游门下，与进益力，年二十五，领成化二年乙酉乡试，次年丙戌登罗伦榜进士。”^[12]由此可见，韩文的学业经历呈现出“官学—私塾—游学”的复合模式，而早年入当地县学为生员，正体现了平阳府地方教育体系对基层士子的支撑作用。

总体而言，明代洪洞韩氏家族取得了卓越的科举成就，实现了从平民之家到仕宦望族的阶层跨越。其科名鼎盛期与平阳府的进士高产阶段呈现出一定的同步性。相应地，明代平阳府的科举兴盛也正得益于以洪洞韩氏为代表的科举家族的有力支撑。

三、明代平阳府科举兴盛的外因探析

区域科举成就的差异，其根源往往深植于地方社会的土壤之中。明代平阳府之所以出现科举繁荣现象，得益于其在山西省内的地理、经济、人口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

（一）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的支撑

尽管山西与我国南方富庶地区相比自然条件较为恶劣，“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泉水灌溉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15]，但位于山西西南部的平阳府却拥有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这种地理优势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二者共同为当地科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平阳府地处临汾盆地，四面环山，自古为军事防御重地。明初中原地区因连年战争“积骸成丘，居民鲜少”，而黄河之东“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16]。平阳府作为河东地区的一部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给予了人们相对安定的环境，为社会生产和文教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

由于地处盆地，平阳府在气候方面亦有优势。据《山西通志》记载，其地“春早霜迟，来年四月即受厥明，而田收三季，与它郡殊绝”^[17]，整体气候条件适宜农作。此外，汾河、劳水、杀河等河流流经境内，构成山河环绕的地理格局，为农业灌溉提供了充足水源。成化《山西通志》记载的20个产稻州县均属太原、汾州、平阳三府辖区，反映出平阳地区的农业较为发达^[18]。相对富庶的农业基础，为当地士子专心读书提供了有利经济条件。正因如此，明代山西中部与南部地区在科举人才的数量与分布密度上，均明显高于北部地区，这与农业发展情况是一致的。

同时，平阳府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畅通的水路为士子赴京赶考、获取科举典籍、引入名师资源提供了便利，也推动了商业的繁荣。明中叶以来，晋商之兴带动了山西的经济发展，其中晋南地区最为富庶，尤其是平阳府。沈思孝《晋录》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19]张瀚在《松窗梦语》中亦写道：“（山西）所辖四郡，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20]商业繁盛显著提升了地方教育投资能力，众多商贾积极兴学助教，为平阳府的举业繁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商业发展程度较好的地区一般拥有更多的科举人才，以太原府、汾州府、平阳府、蒲州府最为典型^[21]。

（二）制度激励与人口优势的耦合

为缩小科举地域差异并巩固王朝统治，明代推行乡试定额录取与南北分卷制度。这些政策与平阳府独特的人口优势形成耦合，成为洪洞韩氏乃至平阳府科举繁荣的重要因素。

首先，乡试定额制度促进了人口优势转化为科第优势。洪熙元年（1425年），明廷正式确立分省乡试定额制度，即朝廷预先规定各省乡试的举人录取名额（称解额），各省再根据辖区内各府、州的人口、文风等情况，将解额进一步分配到府、州。因此，人口基数较大的府州，其生员基数通常更大，在解额分配中更易获得较高配额，从而有更多生员通过乡试成为举人。

平阳府不仅是明代山西重要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也是全省主要的人口聚集地。据《中国人口通史》统计，明代山西“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仍在汾河中下游地区，为平阳府辖区（今石楼、灵石以南，安泽、曲沃以西），如果不计紫荆山（今汾西县西北，明时叫青山）至龙门山以西地区，每平方公里达149人，远高于太原府的30多人”^[22]。平阳府庞大的人口基数，不仅是优质生源的保障，更成为其在省级科举配额分配中争取并维持优势份额的前提。

明代山西各府州的人口基数（以编户里数衡量）与科举成就（以解元数衡量）并不完全呈正比，但确存在一定的关联。据统计，明代山西各府考中的解元数为：平阳府31人，太原府27人，泽州11人，大同府8人，潞安府4人，汾州3人，沁州1人，辽州0人；各府对应编户里数分明为1582、923、561、124、630、255、151和86^[3]。这表明，庞大的人口基数为科举竞争提供了广泛的生员基础与人才储备。

其次，南北分卷制度为北方士子划定了会试录取的定额配额，提升了北方士子的进士登科概率。宣德二年（1427年），明廷正式实施南北卷制度，北方科举机会由此显著增加。以山西为例，历代山西进士总数为3583人，其中明代占31.04%；永乐至成化年间，山西进士占全国进士的比重由1.9%升至4.6%^[8]。这表明，分卷制度为北方士子提供了制度性补充空间，山西的科第情况逐渐有所好转^[23]。韩文于成化元年（1465年）中举，翌年连捷中进士，正是南北卷制度下北方士子科举机会增加的体现。

（三）文化氛围与教育资源的聚合

在科举时代，文化氛围影响社会对读书入仕的价值认同，教育资源则决定士子的培养质量，二者是区域科举发展的深层动力。

明代平阳府不仅经济繁盛，更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民尚俭而务耕织，士勤学而耻骄奢”^[24]的社会风气。其下辖的蒲州“尧舜遗风犹在”^[25]，“人文辈出，忠孝相仍”^[15]；安邑“读书崇礼仪”^[25]，为科举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据《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记载，明代山西著名作家有49人，其中平阳府独占20人，足见其文风之盛^[26]。

在浓厚文化氛围的浸润下，读书入仕成为平阳府士民普遍的价值追求。以韩氏家族为例，韩文曰“教之兴，则民之兴可卜矣”^[13]，强调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其子韩士奇亦指出，“学校者，教化盛衰之地；教化者，天下治乱之机”^[13]，深刻揭示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化、国家治乱的内在关联。韩氏父子的教育理念，既是家族重教传统的集中体现，也与平阳府的社会风气高度契合。

浓厚的文化氛围不仅影响士人阶层，也深刻作用于商人与地方官员。平阳府商人普遍崇尚仕途荣耀，致富后多积极投身文教事业，既大力支持本族子弟读书，也广泛兴学助教、帮扶其他贫寒士子。例如，浮山县商人齐至盛“贸易淮扬间，出入均平，公私称便，尤好义推贤，诸生有英俊而孤寒者率馈膏火以成其业”^[27]。与此同时，地方官员亦重视发展地方教育，他们修书院，建学宫，奖励中式者。例如，明弘治年间，平阳府知府杜忠重修晋山书院：“弘治三年，知府杜忠改建晋山书院于府治东北永利池上。”^[28]此外，地方官府还以旌表强化激励，以加强科举在地方社会的导向作用，如宣德年间为丙午科解元王牧立“解元坊”^[29]。

在官、商、士多方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平阳府的教育条件不断改善。据统计，明代平阳府共设39所学校，占全省总数的36.11%^[30]；明代山西有书院66所，平阳及其周边蒲州、解州、绛州合计达35所，数量居全省之首^[31]。由此可见，平阳府形成了由官立社学、府州县学与书院构成的教育网络，地方教育资源层次分明且衔接顺畅，为当地士子热心求学、进取科第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以韩文为代表的韩氏家族子弟，既接受地方官学教育，又得以师从名儒，正是依托地方较丰富的教育资源，从而提高了在科举考试中的竞争力。反观山西境内文化趋向于尚武少文的地区，如大同府“俗尚武义，风声气习，自昔而然”^[25]，辽州“其民贫俭朴实少文”^[25]，这些地区的文教事业普遍不振，科举功名亦随之较少。以辽州为例，明代该地仅有两所学校，未曾产生解元^[3]。

四、明代平阳府科举兴盛的内因考察：基于洪洞韩氏科举家族发展因素

据研究统计，明代自洪武四年（1371年）首开殿试，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举行最后一科殿试，273年间共产生2088个进士家族；这些家族贡献的进士共4970名，占明代进士总数的20.21%^[32]。这一事实表明，家族组织在科举人才培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对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的有效集聚与代际传承，是家族科第连绵与区域科举兴盛的重要内因。明代平阳府作为山西科举最发达的地区，涌现出洪洞韩氏、蒲州张氏等一批绵延数代的科举世家。对韩氏家族的分析，有助于析清平阳府科举家族兴盛的深层原因。

（一）韩氏家族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是科举繁盛的物质前提，对地区如此，对家族亦然。韩氏家族的财富积累始于医业。正如李东阳所言：“韩氏用医起家，世有恒业。”^[11]四世韩肃因医术精湛被任命为医学训科，又因其才干被委派督办柴炭的事务：“辟为医学训科，仍以才委督易州柴炭。”^[33]这使韩氏获得了超出普通农户的稳定收入。同时，族中女性以勤俭持家著称，如韩昌之妻张氏、韩渊之妻李氏皆“守前人家法，勤俭修立，家道以裕”^[33]，确保了家族财富的有效积累。在明代平阳府人口渐增、商业繁荣的背景下，韩氏家族自一世至四世皆以医为业，凭借精湛医术与高尚医德，既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也赢得了地方社会的广泛信任，从而为韩文等后世子弟提供了专心应举的物质保障。

随着韩文及其子弟相继入仕，家族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为更多成员投身科举创造了条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入仕者持续反哺，提升家族物质条件，支撑更多族人应举，实现家族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34]。尽管明代官俸普遍微薄，顾炎武曾叹“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35]，但韩文、韩士奇等高品级官员的任职，仍为家族带来了显著的经济优势。据《洪洞韩氏宗谱》记载，“其余诸孙曰廷臣，曰廷瑞，曰廷采，曰廷伟，曰廷谏，皆习举子业”^[12]，表明韩氏家族同一世代便有多名子弟攻读举业。备考科举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考生在此期间难以从事生产活动以维持生计，全赖家族的经济支持。韩氏能够维持多名子弟同时脱离生产、专注举业，不仅体现了家族在代际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应举氛围，也说明其经济基础较为稳固。

（二）韩氏家族的宗族组织

明代中央政府对宗族组织的发展持鼓励态度，不仅为家族进行宗族建设提供了合法性空间，也为其利用宗族组织促进科举繁盛创造了条件。在此背景下，洪洞韩氏逐渐建立以宗祠、宗谱为核心的宗族组织，使科举活动在家族内部完成了从价值塑造到制度保障的闭环。

首先，宗族组织强化了家族层面的科举价值导向。其一，通过宗祠仪式实现科举价值的情感内化。为纪念先祖功业，韩氏于洪洞恒德坊大街西侧建立宗祠和太傅祠，祠内按“左昭右穆”制安置祖先神位。族人参与四时祭享仪式，在跪拜、聆听祝文的过程中沉浸于祖先功名的象征世界，从而将读书入仕从个人奋斗目标升华为光宗耀祖的伦理义务。其二，宗谱叙事将科举价值进一步制度化。《洪洞韩氏宗谱》明确将“以书香为末务”视为不孝，并强调：“至忠定祖读书起家，位跻公孤，自兹科第冠簪相传五世，阅百二十余年。忠定公历任四朝，功昭社稷，载在国史及名臣诸录，班班可考。”^[12]宗谱不仅记录家族的荣耀历史，还通过构建“读书起家—科第相传—功昭社稷—名载国史”的价值逻辑，强化科举传统与家族荣耀之间的因果关联，形成代际激励。

其次，宗族组织为族人参加科举提供了制度性支持。《洪洞韩氏宗谱》规定，对鳏寡贫弱者予以扶助，严禁“视骨肉如秦越，轻族党若路人”^[12]，形成典型的内部互助机制。家族会专门资助贫寒子弟的学费及赴考盘缠，确保其不因经济困难而影响学业。此类互助机制为族中寒门子弟的求学应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使家族能够维持较高的教育参与率，实现了从科举价值塑造到物质保障的衔接。

最后，韩氏家族在入仕过程中积累了显著的政治声望与物质资源。例如，韩文的坟茔由皇帝敕建，族中多人获赐诏令与封诰。韩氏家族通过宗族组织的构建，将这些荣耀有效保存、宣扬并用来教育后代，不仅促进子弟勤奋向学，而且对平阳府的整体科举氛围具有辐射作用。可见，宗族组织既是韩氏家族维系科第不辍的重要支撑，也是科举制度在家族层面深度落地与功能延展的体现。

（三）韩氏家族的婚姻选择

科举影响了人们的联姻取向，科举时代人们普遍重视教育，文化是家族联姻考虑的重要因素^[36]。韩氏家族同样倾向于与文化底蕴深厚、具有科举传统的家族通婚，通过婚姻实现文化资本的积累与传承。

韩氏姻亲家族的女性普遍家学深厚，如韩肃之妻吉氏被誉为“女德所宗，名门为范”，韩文之妻张氏出自“上卿元配巨郡名家”，韩晫之妻晋氏则以“望族淑女，华胄贤嫔”著称。这些女性不仅是家庭背景的象征性延伸者和文化资本的附带者，更是家族文化传承的实践者，对子弟成长和科举兴盛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吉氏以“士夫立身仕途，崇守己爱人，而以勤慎济之”劝勉家人；张氏“泽衍诗书，允佐趋庭之训”，推行礼法教养，涵养子弟德性与学业；左氏“绍书香而课子侄”，督促后辈积极向学。这些记述虽带有礼教意味，但客观反映了女性以自身的文化修养与教育理念积极参与家族子弟教育的事实。这说明，家族科第绵延不仅依赖父系家学，亦深受母族教育的影响。正如学者仓桥圭子所言，家族通过科举正途的（曾）祖父、父亲、母亲及姊妹对后辈的科举成就均具有显著影响^[37]。

此外，文化上的强势结合保障了家族后代的优生，增强了家族文化教育水平，从而使家族的科考长盛不衰^[38]。从结果上看，基于文化因素的婚姻选择确实有助于增强后代的学习能力与科举表现。韩文之孙韩景休“天资颖敏，刻意向学”，韩廷伟亦“幼承家学，领略速敏，博览广识”，均早年显露出优异的学习禀赋。现代研究发现，父母教育水平与子女认知能力呈显著正相关^[39]。这为韩氏文化联姻与其科举成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学理上的佐证。由此可见，重视文化联姻的婚姻策略也是韩氏家族科举长期兴盛的一个内生因素。

（四）韩氏家族的教育传统

韩氏家族的科举成就除了受益于平阳府良好的外部教育环境，还与家族内部绵延数代的教育传统密切相关。韩氏的重教传统，始于家族对科举功名的强烈期许。始祖韩渊在夫人临产之时，“梦紫衣人抱送文彦博至其家”^[40]，遂为其子取名“文”，寄寓其子承袭贤相风范、登科济世的期许。韩文最终“领成化乙酉乡荐，登丙戌进士第”^[12]，成为家族最早的科举成功者，为后代树立了具体可循的榜样。他不仅延续了父亲对教育的重视，劝勉子孙勤奋为学；而且在外勤政之际，仍心系家中诸儿，以书札训子：“进士人中第一流，儿曹正好继前修。”^[12]此外，在《垂教遗言》中，他要求未仕者“奋志自励，艰苦以备尝，毋致后时之悔”^[12]，劝诫子弟奋发图强，以免贻误终生。

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韩氏家族围绕科举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建立了严格且系统的应试训练体系。已登科者会亲自向后代传授科考知识与应试经验，如韩文经常督导子孙研读儒家经典，传授考试技巧。据《洪洞韩氏宗谱》载：“稍暇即呼诸孙至庭下，俾其讲论传义四圣易学及考验，日逐所作三场举业文字。”^[12]在明代，学习八股时文乃是科举及第的必由之途。通过家族内部的相关经验传授，韩氏提升了子弟的科场竞争力，也形成了一般平民难以企及的家学优势。

除了应试训练，韩氏家族还致力于营造浓厚的诗书氛围，将文化修养融入日常生活。南京兵部尚书刘龙评其“晨夕赋诗，寄兴，俾诸孙歌以侑觞，时作”^[12]，生动描绘了家族雅集景象。虽略有赞饰之嫌，但可以看出诗文唱和、节令雅集等活动已成为其家族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韩文本人爱作楷行细书，并常指导子孙练习；其子韩士奇精通楷书，代表作有《完名荣寿录》；其孙韩廷伟、韩廷建亦为当时的书法名家。这种日常的书写训练，虽非科举的直接要求，但在注重书法水平的童试与殿试阶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五、现代启示

本文以洪洞韩氏家族为例，探究明代山西平阳府科举兴盛的成因，发现其既得益于平阳府在地理、经济、人口、文化等方面的外部优势，也离不开以洪洞韩氏为代表的科举家族在经济积累、宗族建设、文化联姻、家族教育等方面的内在努力。前者为区域科举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后者则将外部优势转化为家族具体的科第成就，二者共同推动了平阳府的科举繁荣。明代平阳府科举兴盛与韩氏家族科第连绵的历史经验对推进当代教育发展至少具有两点启示。

其一，区域教育可以在整体欠发达的省份中实现突破，这为当代中西部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历史镜鉴。明代平阳府的科举情况表明，区域教育的发展并非完全受制于所在省份的整体经济与文教水平。即便在整体发展相对滞后的山西，平阳府依然凭借一定的地理优势、领先的学校数量和浓厚的尚学风气，将人口优势转化为科举竞争力，实现了对省内其他府州的超越。这一历史事实对当下推进中西部教育振兴、缩小区域教育差距具有借鉴意义。一方面，要强化省级层面的统筹支持，整体提升全省的经济发展与教育投入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激发县域层面的内生动力，完善基层教育体系与软硬件设施，培育地方重教尚学的文化氛围，使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也能获得良好的教育资源。

其二，家族教育与地方教育体系的结合，为新时代家校社协同育人提供了历史参照。洪洞韩氏实现科第绵延百余年，不仅得益于平阳府提供的外部教育资源，也离不开家族代际相传的重教传统、系统的应试训练与良好的家风家教。这一历史经验，为当下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提供了有益启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41]，凸显了协同育人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当代人才培养，既要发挥家庭在未成年人品德养成与学习习惯培养中的基础作用，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功能，也须整合地方社会的优质教育资源，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合力，而非简单地将教育责任归于一方。

引用格式: 谢长法, 于苏宁. 明代山西平阳府科举兴盛析因: 以洪洞韩氏家族为考察中心[J]. 中国考试, 2026(6): 1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