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颇具影响力的湖南、湖北宗族大多兴起于明代中后期。万历《湖广总志》显示明代湖广地区的祭祖与建祠之风并不兴盛，但仍有部分士大夫参与其事，如黄州府蕲州顾氏、承天府沔阳州童氏在嘉靖、万历年间设置宗族祠堂。乡约的推行对宗族影响很大，在弘治年间的荆州府与嘉靖、万历年间的辰州府、黄州府、德安府、宝庆府、岳阳府，皆可见推行乡约的事例。长沙府檀山陈氏所定《家训》是宗族乡约化的明证。明代湖广地区的族谱编纂也较为兴盛，武昌府《崇阳杨氏族谱》存留至今，反映了明代族谱学的认知高度。此外，长沙府、荆州府、黄州府、郧阳府、岳州府均不乏族谱编纂活动。这些族谱体例多样，包括谱序、谱例、图像、世系、传记、规训、诰敕、宗派、宅茔、碑记、志等。宗族设置义田也有较多事例。
【关键词】祭祖 宗族乡约化 《崇阳杨氏族谱》 义田
【作者简介】常建华，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明代湖广地区的宗族与族谱罕见专门研究，笔者将依据明人文集中的族谱序与祠堂记，以及现存明代族谱、地方志的相关记载，做一初步探讨。本文遗漏或多，敬请专家学者、地方人士不吝赐教。
一、祭祖与祠堂
祭祀祖先是宗族形成与增强凝聚力的重要保证。祭祖，或墓祭，或家祭，有的宗族在专门的祠堂进行。祭祀祖先作为宗族建设的一部分，在明代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
我们欲对明代湖广地区的宗族有一个概括性了解，可以通过反映区域概貌的万历《湖广总志》达成。该书卷35《风俗》分别介绍湖广各地习俗，涉及当地的祭祀礼仪与祭祖风俗。
万历《湖广总志》介绍了15个府、2个直隶州、1个卫、2个土司的风俗，依次是：武昌府、汉阳府、黄州府、承天府、德安府、荆州府、岳州府、襄阳府、郧阳府、常德府、辰州府、长沙府、宝庆府、衡州府、永州府、郴（沅）州、靖州、施州卫、永顺宣慰司、保靖宣慰司，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湖北、湖南两省。
万历《湖广总志·风俗》记载了常德府与衡州府的祭祖情况。常德府条说当地“正寝中堂，比比多列佛老及诸神像，或镂或绘，务为繁侈，旦夕供祀致虔；至其祖先神位，则杂处其间，或列于其旁，此其俗所当先正者也”。衡州府条谈到永明县“族有长，祭有宗，颇有古意”。这些材料反映出两个府的祭祖风俗有所不同，方志编撰者或贬或褒：常德府的家祭往往祖先神位与佛老及诸神像杂处，不符合礼制，方志编撰者希望对此予以纠正；衡州府的宗族由族长管理，宗子祭祀祖先，符合古代礼制，受到方志编撰者的表扬。其实常德府的士大夫也在移风易俗，嘉靖《常德府志》记载冬至“惟近时士夫家行祀先礼，乡人渐效之”。当地受到赞扬的冬至祀先礼，或许是在祠堂进行的。
长沙府的祭礼也间或行之。该府嘉靖《茶陵州志》记载：“祭礼不备，士大夫家间举古礼行之。”这种士大夫所行古礼，应当是包括祖先祭祀之礼的。
以上我们首先以明代湖广地方志为基本资料，考察了明代祠庙祭祖的大致状况，以及方志编撰者和建祠者的相关看法。明代地方志对宗族祠庙祭祖的记载，主要集中在风俗志的祭礼和岁时节日部分：祭礼部分记载祭祖礼仪实施的情形，涉及祠庙的设置状况；岁时节日部分有对节令祭祖活动的记录。上述资料所涉地区均位于现在的湖南省，衡州府永明县、长沙府茶陵州的宗族或士大夫行祭礼，但未提及祭祀场所；至于常德府，其民间家祭可视为一种多神崇拜。总之，湖南地区的祠庙祭祖并不盛行。地方志的记载表明，士大夫与地方官推行的家祭礼仪活动，是儒家推动佛道二教民间化，以及对民俗信仰进行移风易俗的体现。
其次，明人文集的记载表明，明代后期湖广地区的祖先祭祀得到一定的发展。
明代中后期著名学者王世贞的文集收有一篇《顾氏祠堂记》，记述了湖北黄州府蕲州顾氏祠堂的相关情况。王世贞谓湖北“楚俗号称朴啬”，其民崇鬼，蕲州顾公业（顾敦）在还是生员时就感叹：“蕲之中，大夫之宫鳞然，其侈者山节而藻棁，所以自居亦足矣！即借先人遗饶什一之息，亡所施，施之丛林之社，而奈何靳一椽先人也？此何以教民孝，且合族哉！”此言批评绅士居处豪华奢侈，越等僭礼，施舍于寺庙，却不肯用于建祠，不能教民孝，更谈不上合族。顾公业于是谋划设立祠堂，祠其高祖以下，然其为诸生，力有不逮。他的二子顾问、顾阙帮助他实现了愿望。顾问字子承，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任浙江寿昌县令；嘉靖二十八年，升任浙江按察佥事。顾阙字子良，号桂岩，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顾问、顾阙协助父亲设立祠堂，“祠既告成，乃合昆季，乃率子姓，卜日之吉，奉高大父以下入祠，左右昭穆，咸秩于礼”。王世贞赞扬说：“楚之大夫家有庙也，顾公风之矣，其二令子宜哉。”王世贞将该祠作为引领湖北建祠祭祖之风的榜样。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宗祠的发展是以嘉靖十五年祭祖令为契机的，顾氏祠堂的设立可能与这种时代背景也有很大关系。
承天府沔阳州童氏亦设立了宗族祠堂。陈文烛，字玉叔，号五岳山人，湖广承天府沔阳州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隆庆四年（1570年）官淮安府知府；万历二年（1574年）正月为四川提学副使，万历五年十一月升山东左参政，官至南京大理寺卿。陈文烛为童氏祠堂作碑记，先是谈到明代的祭祖制度：“明兴监于前代祀止四世，高曾居中，东祖西祢，而仪仍《家礼》，所谓祭于寝者是也。间有合为大宗祠者，有亲为小宗祠者，有尊为特祠者，虽未尽合乎古……安得不敬乎！是仁人孝子之心，亦犹行古之道也。”他认为明制依据《家礼》祭祖只准祭祀四代，然也有设立大宗祠、小宗祠、特祠祭祖者，虽不太合乎古礼，但可以令人接受。陈文烛接着介绍童氏祠堂：“童为沔阳世家，太守公旭、太史公承叙、武库公承契，后先举进士，官大夫之列，制得立庙于家，而三公早世，未遑祀先之典。有布衣公承祚者，慨然以其居改为先祠，树坊于门。”他认为童氏有三位祖先先为科举进士，后又为官，符合设立家庙的规定，不过这个“先祠”属于专门祭祀三公的特祠，其性质实为宗祠。
上述黄州府蕲州、承天府沔阳州两个宗族在嘉靖、万历年间设置宗族祠堂，是明代这一时期全国祠堂普及的产物。宗族组织化与乡约的推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宗族乡约化
明代将宋代儒家治国理念积极付诸实践，朱熹的《家礼》、吕大临等的《吕氏乡约》备受推崇，明太祖朱元璋还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行《圣谕六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要求在全国进行宣传。此后，王阳明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颁行《南赣乡约》，在明代影响很大。嘉靖八年，明廷依据兵部左侍郎王廷相奏议要求全国推行《圣谕六言》，推动了各地普遍性的乡约活动。湖广地区的乡约活动较为活跃，有的乡约还与宗族建设相结合。
（一）乡约教化实践
湖广地区的官府热衷于推行乡约。弘治五年（1492年），陈宣任荆州府夷陵州知州，于任上立社行乡约。弘治《夷陵州志》卷5《惠政》保存了陈宣所行乡约的一些资料，其中作为告示的《正俗图榜》内容如下：
湖广荆州府夷陵州为风化事，准本州知州陈关前事，照得本职自到任以来，凡与吾民所处所行，无非欲其日趋于善不抵于恶而已，然不立法以维持之，又恐不能保其久而不变也。乃采先贤蓝田《吕氏乡约》四事列其目，而以吾尝道吾民之所已行者各疏其事于下，亦乡约遗意也。使各易晓而遵守之。虽不能追古三代之民，亦不失为今之良民矣。仰本州在城西社等社，每社置文簿一扇，用印钤盖。立社长一人，以致仕官为之；如不足数，以乡矜式者补之，专主祭行礼，兼掌文簿，为一社劝善惩恶之主。立社副一人，专督办祭礼及散胙与乡饮酒事。又次择一贤能子弟，专协社长书办，要书某人能行四约中某事，某人悖约中某事，各开注明白，以备有司查照。劝惩文簿社长收藏，不许捏（引按：下残一字）失落，责有所归。准此，拟合通行，为此，今给告示，前去张挂，仰各遵守施行。顷至出给者，计开社长某人社副某人书办子弟某人。
这是一个将明代社制与《吕氏乡约》相结合的乡约事例，反映了官府对百姓趋善远恶的要求，以及对他们的道德教化。《吕氏乡约》分为四个部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陈宣将要求百姓所行之事分列其下，便于百姓遵守。乡约所立社长、社副，实为约正、约副，还有书办记录社员的行为是否符合相应要求。乡约的具体规定保留在志书所收的《乡约遗法》里，其中还提到：“又每社仿立保甲法，互相纠察，不容窝藏生面之人。”是知陈宣控制基层社会的措施全面而严密。另一文献《劝惩标目》记载了乡约具体的善恶条款，为了移风易俗，还规定“冠婚丧祭，教人一以文公《家礼》行之”。该事例表明，乡约在明代基层社会的推行已成为一种实践活动。
乡约在明嘉靖至万历时期广泛推行，其形式受嘉靖八年题准王廷相建议的影响很大，与保甲、社仓等结合，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胡直在湖北为官时，“创乡约，严保甲，核民间节孝旌之”，同时推行乡约、保甲。程次廷为辰州府知府，“至则下教诸邑，凡十条。又析高皇帝圣谕约束之，毋论山峒苗，咸踆踆趋事矣。已复申明乡约”。他的十条教化要求与明太祖圣谕相结合，使乡约得以推行于汉苗杂居地区。
黄州府的乡约事例较多。嘉靖《黄陂县志》记载知府卢睿立乡约堂。万历《黄冈县志》提到两种乡约，所据“府旧志”记载城南有乡约堂，“以每月朔，举行《吕氏乡约》”。耿定向，嘉靖三十五年进士，作有《题黄安乡约》，记载其家乡黄州府黄安县实行乡约保甲。他说明立国200余年宇内攸宁有赖太祖朱元璋的定制，可见黄安县推行乡约当在1568年（隆庆二年）以后，根据耿定向卒于万历二十四年，可知黄安乡约的推行或在隆庆年间或万历前期。冯应京在万历二十八年为湖广按察司佥事，备兵武昌、汉阳、黄州一带，“一以厚民生兴教化为务，首举乡约、保甲、社仓三事”。另外，万历时王氏在罗田县任上，据说他“举乡约而异端厘”。
万历初年，方扬（隆庆五年进士）在德安府随州推行乡约，他要求约正、约副“除朔望赍善恶文簿赴州投见外，每月初二、十六查集乡民讲明圣谕，杂以为善阴骘、为恶阴报等言，令其通晓，仍申以孝悌之义，儆以律例之条，利害并陈，祸福俱列”。该乡约除了宣讲圣谕、劝善戒恶，还宣讲律例，进行普法教育。
万历《新宁县志》提及宝庆府新宁县所行乡约，“每乡举齿德俱尊者为约正，能书正草者为约史，讲读圣谕，又立彰善、纪恶二簿以示劝惩”。该乡约设约正、约史，也立簿劝惩善恶。
岳阳府安乡县乡约的推行深入乡村。清人记载：“明乡约在村者十一，木铎者悉以小姓充之，不堪任事，且累小民。”当地以小姓充任乡约宣讲，使小姓颇受其累。
（二）乡约与宗族的结合
官府与士大夫推行的乡约进入宗族，遂使宗族乡约化。万历时期长沙檀山陈氏所定《家训》堪称宗族乡约化的典型事例。该宗族以宗子主大宗祠祭祀，陈氏《家训》在罗列各种要求后说：“已上条目，约正副修己以主约，务协于公论，否则易之。族之人同心以践约，毋挠于私意，否则罚之。若事情重大者，即鸣之官，毋得徇私纵恶，扶同隐匿，以致后悔。”陈氏《家训》是作为“约”制定的，是宗族之约，故由约正、约副主持，要求族人“践约”，并说事情重大者当鸣官，通过向官府求助来解决问题。
陈氏另有《族约订议》，其中规定：“宗子主祭大宗，在诚心以凝一家之福；族正主盟族约，在正心以端一家之本；户首主司户役，在秉公心以急公家之务……族众则当遵其教令，勿违背以取罪戾。倘事未尽善，则必婉言几谏，不使陷于有过之地……立宗子一条前言已详，族众当加隆重，务使不失统众之体，以为一家具瞻……族正户首如招物议，必自力求退而更之，亦无难者。若宗子将奈之何，必行长年长，或德或爵，酌取以代主祭，俟其改过而复之可也。”陈氏《族约订议》的名称更接近乡约，实为族规，由族正主持，即所谓“族正主盟族约”，而由宗子、族正、户首组成的陈氏宗族内部管理体系，则与约正、约副并存。族正即族长，结合陈氏设有约正、约副这一情况，可以认为族正的设立和族约的订议，受到了当时乡约普遍推行的影响，服务于宗族建设。
接续上述《族约订议》，陈氏《家训》还谈到宗族与官府的关系：“万历拾陆年叁月十六日呈验，蒙长沙知县骆批详，观族约宜家化俗之心，再阅奏疏，崇本重源之念，此乡先生之贤者也。仰户首照依条款，一一举行，如有户丁抗违，许指名具呈，以凭惩究，付照。”万历十六年，陈氏呈验族约得到通过，说明当时长沙县宗族制定族约需要接受官府监督。因此，宗族订立族约很可能是当时推行乡约过程中长沙县的普遍做法。
万历十六年长沙陈氏这一事例，可以理解为乡约与宗族的结合日益紧密的表现，即在乡约影响下宗族制度化的产物。陈氏将族约送呈地方政府检验、批准，以获得合法性，说明地方政府既利用宗族制度化建设维护社会秩序，又对宗族的制度化实施监控。
三、族谱的编纂
宗族的凝聚往往借助编纂族谱实现。族谱追溯始祖以来的世系，辨别亲疏，记载祖先事迹遗文及族务，其编纂实为宗族建设的重要环节。明代湖广地区的族谱主要由士大夫修纂，普通百姓修谱者极少。著名学者、长沙府茶陵人李东阳指出：“今天下非士大夫家，莫知为谱。幸而有之，乃或牵合附会，冒他人之祖考，而不知其非，则虽炫于一时，而不可传于后世，其弊有甚于无谱者。是谱固不可无，而亦乌可以易为哉？”可知普通百姓修谱即便有之，也存在“牵合附会，冒他人之祖考”的弊端。李濂在岳州府《巴陵余氏族谱序》中亦称“顾世之为谱者，冒望则附，讳微则匿，浮实则夸，三者皆谱之疵也”，同样反映出民间族谱存在内容不实的现象。
明代族谱编纂以江西最为盛行，不少湖广人是从江西迁入的，他们与江西人在族谱问题上有较多的交流与互动，明人文集中的谱序可以反映这种情形。
安陆府京山县人李维祯曾作江西《山原罗氏族谱序》，比较了北方与东南地区的修谱风气：“盖江淮以北中原地多兵燹之患，仳离流散，一姓千人而处者殊少，则病无族。东南山谷深阻，被兵常居天下后，生齿蕃庶，在江西诸郡为盛。而或病于无谱，始惮创，末惮述，其族名号不闻，支叙不别，情谊不属，悠悠若路人。然公廓谱若干卷，有大宗小宗，表系有生卒、婚嫁、墓域，有帝命，有列传，有祠庙，有祀田，有宗法，有家训，有艺文。即数十传而若旦暮遇，即不亟见而若在左右，明尊卑亲疏之伦，通吉凶庆吊之事，举祭祀燕享之礼，秩秩雍雍如也。”李维祯列举的江西族谱卷帙繁多，内容丰富，多有涉及宗族制度之处。
湖广人所修族谱也有外省学人的谱序，吉安永新人尹襄便为长沙府茶陵州作《谭氏族谱序》，他说：“茶陵与吾吉接壤，故多旧家，有数十世而派系尚可征者，故乡论往往重谱。谱之阙焉不称右族……盖谭之先在唐咸通间始祖可奕自吉泰和徙茶陵之上塘，宋真宗时祖全忠又自上塘徙居茶乡之大傅里。故元谱以全忠为一世祖，至十二世祖寿璋在至元时，又自大傅里徙乌石里毗塘，至行人十七世矣。至于今之幼者，又且数世，不为之谱，则支派日远，或不识其先人族属，弥蕃或不辨其伦序，谱是以不可缓，然则任其事者可不谓知务矣乎！程子常言，管摄人心，收宗族，厚风俗，莫若明谱系立宗子法。夫宗法之废久矣，溯源以详委，秩伦以著恩，惟谱系焉系，则今之谱犹有古宗法之遗意焉。异哉，苏氏之言谱也，曰‘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者势也，势吾无如之何’。然则先王之为宗法，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将至于百世不相忘也。而谓无服亲尽遂可以已乎？”可见茶陵亦如吉安，多旧家右族，注重留存世系、修纂族谱。茶陵谭姓于宋代自吉安府泰和县迁入，元代已有谱，至此次修谱世系已传17代。所谓“程子常言”，实本于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尹襄认为此说意在复兴宗法，而苏洵的“途人者势”看似无可奈何，却可通过以宗法睦族、会族克服，并非五服亲尽就束手无策。由此看来，尹襄对宗族建设仍抱有一定信心。
历史上湖北屡遭战火，修谱者较少。承天府沔阳州人陈文烛为荆州府《夷陵王氏族谱》作序指出：“予闻吾乡鲁文恪公曰：‘自古起事者必争荆楚，楚世家稀少，谱牒不修，盖楚山川交吴蜀，盘纡岪郁，代遭兵燹，长子孙者屡播迁。’鲁公言尤信云。独幸不夸谩依附，近长厚耳。王为夷陵世家，余同年中书君素张出所修谱，首诰敕、宗派及宅茔、碑记，凡十篇。”可见楚地世家不多，修谱不盛，夷陵王氏所修族谱内容丰富，难能可贵。陈文烛还提到承天府潜江县欧阳氏有谱。
较之族谱，家乘的内容更为丰富，包括宗族世系与记载先世事迹的各类文献，如“长沙谭济翁谱其先世传序之次，并录其功行之列于史传、见于铭志序跋者，萃而为书题曰《谭氏家乘》”。
关于湖广族谱的体例与内容，郭维藩以荆州府《石首张氏世谱》为例总结道：
其为目有四：曰图谱者，列合族之生叙而达其所分者也；行谱者，列分族之生叙而人著其所履者也；事谱者，录合族之行也，凡有善皆弗掩也；文谱者，录合族之文也，文凡为族人而作者也。凡张氏之子若孙，观图谱而知其本之一也，而尊祖敬宗之心生；观行谱而知其一之分也，而敦本睦族之心生；观事谱而知先之不可忝也，而继志述事之心生；观文谱而知先烈之有述也，而敬守慎重之心生。尊敬可以作孝，敦睦可以作爱，继述可以作善，敬慎可以作德。孝爱德善立，而一家仁让之化行矣。
该谱很有特色，分为图谱、行谱、事谱、文谱四类，强调观谱可以使人产生尊祖敬宗、敦本睦族、继志述事、敬守慎重的观念，进而涵育孝爱德善之风。
黄州府《蕲州甘氏族谱》规定：“凡谱揭图于首，表纲也。传次之，疏目也。诰志次之，备事也。旧序述又次之，广稽也。他支尾焉，周远也。”该谱体例有图、传、诰、志、旧序等。黄州府麻城县人刘守泰，隆庆五年进士，于江阴知县任上推行乡约，他请同年进士赵用贤为《麻城刘氏族谱》作序，赵用贤说到该谱有五善：“阙疑以征信，故断自彦三为始也。尊祖以崇让，故严于列祖，而昆弟不次也。重嫡以著代，故详于继嗣，而妻妾必纪也。述规以示守，故系之家训也。合族以明亲，故终之月会也。”可知该谱在确立始祖、尊崇列祖、详于继嗣、示有家训、合族明亲五方面颇具特色。
王世贞的两篇谱序呈现了岳州府族谱的状貌。该府《平江艾氏族谱》“凡六则：曰谱例者，其纲也。曰世系者，始自孔大夫，以至秦蜀之派，咸备焉，独详于平江者，志核也。曰大传者，宋一人，明二十五人，传所知也。曰家礼者，示轨也。曰族训者，敦睦也。曰撰述者，鸿胪之疏与纪难皆在焉，而竿尺附之，识大也”，包括谱例、世系、大传、家礼、族训、撰述六个部分。华容县刘氏是个大族，其修谱始祖断自宋靖康、建炎间先人统制公刘宝，有人劝道“汉有《同姓诸侯王表》，唐有《宰相系表》，可逆而按也”，修谱者并未听从。
郧阳府郧县杨氏修有族谱。该谱“以恩命为始，世系次之，世纪又次之，世美又次之，墓田又次之”，内容具体分为五个部分。
宗族在不断分派的同时，又通过不断修谱对内部加以整合。李东阳说：“吾茶陵谭氏旧有谱，累代多缺。元至正间处士汉章修之；国朝洪武间，训导弘敬又修之；今行人司副玉瑞又修之，而其谱始备。盖自唐咸通间，有可奕翁者，居州之上塘。其孙三人，五代时仕于马氏，长金吾将军进颇。进颇之孙二人，居茶乡之大传，分东、西派。”茶陵谭氏东派八世为邦达，邦达之子五人，其一出继，其余四人各自为派。
长沙府湘阴邵氏有大宗谱，还有分支的小宗谱。张吉《邵氏小宗谱序》记载：“邵氏小宗谱者，谱邵氏之小宗也，邵出康节先生弟维之后，世居湘阴禄塘，是谱则维十世孙宗仁与族子康孙之所析焉。邵氏大宗故谱备载，家世本末甚详，至是各录一支以便省览，而邵氏之谱三，有合而为一者焉，有析而为二者焉，凡若子孙观其合而一者，则思继别而下初无彼此之间可以念其同矣；观其析而二者，则思继祢以外不无轻重之差，可以审其异矣。念其同者情也，审其异者义也，情不掩其义，义不灭其情，则其有所惧而不忍者，庶几免与！”可见邵氏小宗谱既有一个支派单修的，也有两个支派合修的。
关于族谱的分发与保存，武昌府嘉鱼人李承箕于弘治十七年自序其族谱说：“吾宗自讳璠当南唐时，由江西武宁来居嘉鱼……吾甚惧之，乃续旧谱，并志其所居之地，房授一谱而藏之。”该族由江西迁徙至嘉鱼，修谱后给每房一部族谱保存。岳州府巴陵县余氏修谱称“兹辑谱将以遍给族人”，可能是将族谱发给每个族人。
四、《崇阳杨氏族谱》个案
《崇阳杨氏族谱》是现存罕见的明代所修族谱，记载了武昌府崇阳县杨氏宗族的源流与发展。崇阳杨氏始迁祖诚，字仲诚，元人。《崇阳杨氏族谱》不分卷，扉页题名“杨氏家谱”，书名据谱序题。该谱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片，以下不单独出注），抄本，一册，有图像六帧。该谱内容包括谱序、图像、像赞、敕书、世系表五个部分，我们分别介绍如下。
谱序共六篇。首篇《崇阳杨氏谱序》，为宣德七年（1432年）翰林侍读学士江西吉安府庐陵人陈循所作，内容如下：
杨氏崇阳之名宗也，其先有讳通者自建昌徙，寓居邑之白马桥。传六世，至念四公复徙西原。念四公生仲诚，仲诚生贵开（引按：世系表作“季开”），贵开生潮宗，潮宗又自西原徙居桃原，今为桃原始祖。潮宗字谷瑞，洪熙纪元之岁，朝廷自其子昺推恩，赠为监 察御史，赠其配程氏为孺人。谷瑞生六子，曰昱，曰晟，曰昺，曰 暹，曰昂，曰旻（引按：前六字据文意补）。昱生子（引按：“生子”二字据文意补）昇，洪武中太学生（引按：下残六字），永乐壬辰进士，擢监察御史，岁满迁浙江按察佥事，数年致事，生二子，俱早 世，幼子孟銕字永坚。暹字文晖，生孟锳、孟钧、孟铣。昂字文举，生孟锐、孟鏄、孟鋹。旻字文勗，生孟铜、孟锭。文昭尝惧其家谱 牒未复，无以示所自于将来，乃述其始祖至于子，凡十余世为谱其间，知者则直著名，有不知者则云几世至某，示不敢有妄也。谱成 未有为之序者，比致仕而归也，乃录先父母所得敕词与其遗像，冠 诸此谱，属为之序，将归宝藏于家。予闻文昭居官刚方廉直，务持 大体，所至辄见誉于君子，而见畏于小人，其所以得推恩于亲与归 荣于乡者，岂偶然之故耶？而又重不忘其所自，其贤为如何也？予 于其谱又可以辞序耶？夫谱所以导人尊祖宗、惇孝悌，士大夫家不 可无者，谱（引按：下残七字）可以不实，若杨氏谱其（引按：下 残七字）氏之子姓诚因此而考见源流，上不忘其所自，下不薄其所 亲，人人为士君子之归，固文昭之功矣。若夫有所观感而兴起焉，舍斯人父子，其谁哉！遂为之序，以俟。
宣德七年九月壬申翰林侍读学士奉训大夫兼修国史庐陵陈循书
陈循是应崇阳杨氏四世祖文昭公杨昺邀请作序的，陈循不仅介绍了崇阳杨氏的由来、迁徙情况与世序，作为来自宗族兴盛之区吉安的士大夫，他还认为族谱可以教导人“尊祖宗、惇孝悌”，是士大夫家不可或缺的。在他看来，修谱既可考见源流，上不忘其所自，下不薄其所亲，又能使人皆成为士君子。因此，杨昺的榜样之功可使他人“观感而兴起”。
第二篇《杨氏家谱序》是宣德六年十一月吉安庐陵人邓时俊应杨昺邀请所作的序，内容如下：
家必有谱，所以辨世次、序昭穆、别亲疏，岂徒然哉！世次辨则服内之亲者几何，服外之亲者几人，至百数十人，或至千人；昭穆序，则四时之祭各以其所当祀者，伸其尊祖敬宗之意，而荐其诚；亲疏别，则因其世次之已辨，昭穆之素定，而子事其父，弟事其兄，等差有节，隆杀有礼，谱之所系，不既（引按：下残三字）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矣。武昌崇阳（引按：下残二字）杨氏之先世自受姓以来，绵千数百载，莫得考其世次之详也，其代有显人作之于前，然或且彰而遂泯，微而复著，亦莫明其孰为嫡派之苗裔者矣。惟其宗法久废，家谱失坠，是以若是其缺略也。今浙江提刑按察司佥宪公实杨氏之佳子弟，杰特之显人，擢巍科，仕为名御史，秩满升今职，按历诸郡，所至澄清。击去大奸，闻者碎胆剽魂；祛除宿弊，遂尔革故鼎新。使其与关西夫子并列，忠襄公同时未必不移四知于今日，与通守建康之事业同年而语乎？观夫崇阳之派，自建昌府君讳通侨迁白马坂，凡六世，至念四处士迁西原，又三世，至潮宗聘君实佥宪之尊公迁桃原以来，连世祖宗，毋乃积善以相踵，清白以相承，故能致于今盛明之世，有如是之人杰者出乎，不然佥（引按：下残九字）遽，至于亢其宗若此（引按：下残六字），公之手写家谱，近自所可知者，以为昭穆之序，世次不劳而辨，亲疏得以等差而知节，因其隆杀而尽礼，深嘉其有得于苏明允作谱之法，宜为宗法久废、家谱缺逸之权舆。自今以往，虽百世之久远，可以继绍其世次之辨、昭穆之序，而为亲疏之别矣。三叹敬服而序诸首简云。
宣德六年岁次辛未冬十一月日南至前，进士衢州府通判庐陵邓时俊书。
邓时俊认为族谱的功能有三项：辨世次、序昭穆、别亲疏。邓时俊特别称赞崇阳杨氏绍述东汉名士“关西夫子”杨震为官却礼的四知美谈，素有积善相踵、清白相承的良好家风，还强调杨昺的手写家谱深得苏洵谱法之精髓。
第三篇《杨氏家谱序》为宣德六年十一月衢州儒学教授江西临川梁萼所作，时杨昺方巡按衢州，请萼为序。该序将修谱视为合族以增进族人亲密关系的举措：“昔先王之世，有宗法以系尊尊之谊，有合族以笃亲亲之恩，自宗法坏而合族废，然后故家大族各自为谱，上以承先世之源，下以起后昆之派。”接着历数崇阳杨氏的徙居过程，又谈到杨昺修谱的动机是他在永乐年间考中进士后为官，“念先世积累之厚，致于今日，而谱牒未修，岂能缺典”，于是编修“世家谱一帙”。梁萼评论该谱“不妄引，不强附”，详其可知，略其未备，是一部实事求是之谱。
第四篇《崇阳杨氏族谱序》由曾任监察御史的浙江吴兴人施儒作于正德十五年，内容丰富，其文曰：
夫人之所贵于天地者，存乎其道也。人道莫急于亲亲，亲亲莫大于合族，宗法废而族属离，服曾未穷，而情犹路人彼，盖合之者无其道也。君子有不得辞其责焉。是故世家之谱牒，庶几乎所谓合族之道，而尊祖敬宗之意存乎其间矣。乌程分教崇阳杨君宗鲁，出其氏族之（引按：下残五字）而观之杨氏之谱于是者（引按：下残五字）龙山处士别为桃原之宗，顺而下之，其势递分，其情渐疏。分则然也，等而上之，琬瑶兄弟之行凡七十余人，其初则文昭佥宪之兄弟也，又初则仲诚一身也。犹夫木繁条叶，而同于一本；水殊流派，而同于一源，故曰：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此谱之所以作也。理之一者存乎仁，分之殊者存乎义，仁义得而天下之能事毕矣。传曰：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此之谓也。文昭公盖深有见于此者，杨氏子孙尚仰而观之，聿修厥德，无忝尔祖，此作谱者之所有望也，不然谱亦何补哉！
正德庚辰岁仲春之吉前监察御史吴兴施儒书于城南之浮碧亭。
该序强调的是宗法既废，修谱遂为合族之道，并着重从理一分殊的角度论证了修谱的意义，诠释了宋以后新儒家将理一分殊作为儒学仁义宗旨的思想。施儒还讲述了亲亲对治理天下的意义。
第五篇《崇阳杨氏家谱序》作于正德十三年，作者是江西吉安府安福乡进士李恩。序文开头部分讲到修谱的目的：“家必有谱，谱同异也。借使不知所自，亦恶而谱之，克自祖宗以至今日，统之为大宗，析之为小宗，其间虽尊卑不同，长幼不同，亲疏贵贱不同，皆原委于一人，故谱之作，所以纪述者世次，连属其宗亲。”强调修谱可以凝聚宗族。
第六篇《杨氏家谱序》为成化十六年（1480年）浙江上虞俞绘所作，其论述别具一格：
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郡邑之有志。盖史以纪帝王之统绪，志以叙郡邑之事要，谱以载前之源派而别后之伦序，史也，志也，谱也，其义一也。但后世饰贱为贵，引远为祖，欲传其实而反诬之，如魏必祖徵，韩必祖琦，问之稠则曰非吾祖，问之侂胄则曰非吾祖，以（引按：下残三字）有故也。殊不知皆其四世（引按：下残二字）有无子而孙必由曾而玄，若是者可为之发笑，故先儒谓世系不明，远则七世近则五世，此固确论，然能服膺是训者，吾于崇阳杨公文昭见之矣。公读书而登进士，居官而为御史，至宪使致仕，建家庙，置木主，修谱牒，皆崇阳所无者，公能为之，且谱以四世祖起，非胸中有定见，其能拔于流俗如此乎！第以作谱时世少人少，以二世提行，今日去公未远，子孙蕃衍已难用此式，况后日乎！予尝往拜公之墓，欲为之改修，事不暇及，迩者公之从子永刚受蜀之简令还家，偕公之子永坚，踵门请为之重修而序之。予虽秩满届行，亦不果辞，而仓猝中为此者，乃教化中当为之事而为之，以引变俗之端，且嘉其不泥习俗，不冒远祖，非特为杨氏一家之信，抑亦可为乡之人劝，为凿脉拜墓者之戒云。
成化庚子秋八月望日掌崇阳学事乡进士上虞俞绘书
该序开宗明义，指出了史、志、谱各自所载内容的特色，强调其“义”实则相同。接着批评后世谱学多有不实之弊，赞扬文昭公杨昺修谱不追远，仅溯及可知之近祖，以四世祖为世系之始。该序特别提到杨昺在致仕后致力于崇阳杨氏宗族的建设——“建家庙，置木主，修谱牒”，而这些活动都是崇阳此前所无者。据此，杨昺修谱在当地应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俞绘还特别指出，杨昺之子永刚、永坚鉴于族人增加、原谱世系简单，请其为杨氏重修族谱。俞绘将此举视为教化变俗的实践，称赞杨氏“不泥习俗，不冒远祖”，足为乡闾之楷模。
上述六篇谱序作于不同时期，其中宣德年间三篇，成化年间一篇，正德年间二篇。从谱序内容看，《崇阳杨氏族谱》经历了杨昺初修，以及杨昺二子延请俞绘重修的过程。
下面介绍图像、像赞、敕书，其形式是图像配赞语，中间附有敕书，具体包括：二世祖辛九公遗像，像的上方写有简单履历，配有赞语，作者为东湖李恩；三世祖潮宗公遗像，无像赞，像的上方写有简单履历；三世祖妣程太遗像，无像赞，无简单履历；洪熙元年（1425年）杨昺敕书，像的上方写有简单履历；四世祖文昭公遗像，像的上方写有较为详细的履历；洪熙元年文昭公故妻敕书；文昭公元配熊遗像，无像赞，无简单履历；洪熙元年文昭公继室魏氏敕书；文昭公继室魏遗像，无像赞，无简单履历。
最后一部分为世系表。版心标出页数，共计22页，每页分上下，共有43幅图像。世系表所录共八世，其内容以四世昺长子五世孟铁的世系为中心记录。此外，还有七部分世系，分别是昺次子（老谱东关派）孟锡世系、老五房（潮宗公第五子）四世暹（老谱西原派）之子五世孟铉世系、老六房（潮宗公第六子）四世昂之子五世孟锐世系、昂次子五世孟钰世系、六房昂第三子五世孟镈世系、老七房（潮宗第七子）世系、旻第三子孟锭世系。可见该族谱世系是由潮宗公诸子诸系——昺（包括长子孟铁、次子孟锡世系），暹、昂（包括长子孟锐、次子孟钰、三子孟镈世系），旻诸子的世系合成的。在崇阳杨氏房派中，暹、昂、旻诸派被分别命名为“老五房”“老六房”“老七房”。“老”相对“新”而言，说明崇阳杨氏房派结构正处在调整过程中，而“老”是以昺这一辈为基础的。换言之，在杨氏族谱里，也有“老谱”与“新谱”之分。
下面我们对世系图表做一具体考察。第1幅图表为一世至四世，第2幅图表为四世至八世，这里列出前三世：
一世，讳诚，字仲诚，行重十，自白马硚徙居西原，葬西原欧家巷塘底堡，午向，娶温氏，葬同夫穴，生子一季开。
二世，季开，字必先，行幸九，葬西原白马滩祖屋后山，亥向，娶张氏，葬西原山上冲尾，坐西向东，生子一潮宗。
三世，潮宗，字谷瑞，行德一，号龙山处士，徙居桃原，以子昺官任监察御史，前元庚辰正月十一日生，永乐辛丑十月十一日卒，葬上新村紫云峰顶，未向，娶本里张家湾程再荣长女，赠孺人，前元庚辰五月二十八日生，永乐庚子正月二十四日卒，葬本里矶埠狮子头，辰向，生子六，昱、晟、昺、暹、昂、旻，女一秒英，适本里矶埠邓昂才。
从一世诚、三世潮宗徙居的情况看，彼时该宗族尚不稳定。在世系图表中，前11幅图表所载八世人物为：一世诚，二世季开，三世潮宗，四世昱、晟、昺，五世孟铁，六世深、沂、濡、湛、瀛，七世时元、时宝、时亨、时夔、时说、时享、时贞、时皋、时变、时说、时奭、时契、时利、时礼、时稷、时颜、时章、时爱、时尹、时旦、时乐、时文，八世琬、瑶、球、玊、璲、瓒、瑾、璄、瑛、璘、璒、瑆、玘、珮、琎、琰、琨、琅、珍、珂、瑺、璠、瑞、圣、珽、璜、玑、琦、璁、玖、玕、珪、玠，共计67人。从上谱人名看，不同行辈的谱名很有规律性。
第12~15幅图表题有“昺次子”，标注“老谱东关派”，有孟锡等23人。第16~22幅图表题有“老五房”，标注“潮宗公第五子”，有暹等38人。第23~24幅图表题有“老六房”，标注“潮宗公第六子”，有昂等12人。第25~27幅图表题有“昂次子”，有孟钰等18人。第28~36幅图表题有“六房昂第三子”，有孟镈等45人。第37~38幅图表题有“老七房”，标注“潮宗第七子”，有旻等11人。第39~44幅图表题有“旻第三子”，有孟锭等31人。上谱人数总计245人。世系图表最后书有“第一卷终”字样。图表中所载人物，有两例卒于万历年间：一位见于昺次子世系（排在最后一位），“上，字邦首，行育，正德壬申十月十三日生，万历六年十月卒”；另一位见于六房昂第三子世系，“岫，字邦云，行育，弘治庚申八月初四生，万历甲午葬赶龙坑”。据此，世系图表记事晚至万历二十二年，可见该谱最后完成不会早于万历二十二年。
由谱序可知，文昭公杨昺既是崇阳杨氏的修谱者，又通过其在官场的关系，邀请众多士大夫为族谱作序。为了更详细地了解他的情况，我们录下世系表中四世杨昺的小传：
昺，字文昭，行贞三。邑庠生，中永乐乙酉乡试，壬辰马铎榜进士，历广西、山东道监察御史，升浙江按察司佥事，请养病后杨文贞公荐升广东按察使，三载乞致仕，享年八十有七。洪武辛亥十月初一日生，天顺丁丑正月初四日卒，葬本里桂林墩，丑向，娶下故里稍原熊定九长女，赠孺人。前元丁未九月十一日生，永乐丙戌四月十三日卒，葬本里危家园车堆墩，申向。女一妙贞，适平下里吴城坪龚志敏。
杨昺生于洪武四年，死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考中永乐十年（1412年）进士，然后为官，从而改换门庭。身为士大夫的杨昺按照世家要求修谱并从事宗族建设，这在崇阳县是引人注目的。万历《湖广总志》记载崇阳“山多田少，土瘠民贫，士夫鼎盛，婚姻葬祭之礼质而不文”，看来当地士大夫有一定的势力，杨昺通过修谱与开展宗族建设，在当地开风气之先。实际上，杨昺也是明代崇阳第一位进士，系明代首修崇阳县志者。杨昺的详细传记保留在后世地方志中，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官场交际，名臣杨士奇甚至为其留下了诗歌。
五、义田的设置
义田设置也是宗族建设的重要一环。宋代范仲淹在家乡苏州设置义田，影响深远。明代义田持续发展，尤以江南地区最为盛行，形成了鲜明的区域性宗族特色。
湖广地区宗族的义田设置也比较突出。例如，荆州府石首张氏修世谱，随后“乃为族约以训宗人，以敦宗好。又置义田以待贫乏，以救饥寒。约法也，田惠也，法以翼谱，惠以翼法，张氏之谱，虽传之百世可也”，即通过族约、义田与族谱的相互配合治理族人。
黄州府蕲水县朱氏义田的规模较为可观。该府江夏人郭正域于万历时期记载：“在蕲城几十里为朱氏康侯义田，为丘三十有三，为子粒一十有五有奇，为地几为塝几。康侯为之约曰：此先方伯先太守志也，我小子念先志未就，奈何惜升斗，不以活同姓而慰先人地下，且与族众约，田有界，储有庾，出入有纪，出纳有长，每岁以春秋二祭之日议赈，族之人无得私佃，以恣侵渔。其有私买卖者，谰种横取者，不告于长，不注于籍，族之人共以告有司。凡贫女得嫁者衣一袭，贫妇入门者，谷一钟；死而不能藏者，棺槥一具；孤而不能学者，助膏火；疾病者与汤药；误犯有司者，出赎锾；孝子节妇，为表其门；待费而粜，以完官赋；朱氏义田之政，灿如也。”朱康侯完成其父遗愿，不仅设置义田，而且重视管理义田，凡有破坏义田者直接告官，并以义田收入资助在婚、丧、学、病、罪、旌、赋等方面需要帮助的族人。
湖南义田的事例较多。长沙府益阳县贺氏，族人数以千计，置义田若干亩，“族人祭于是，葬于是，老与病者食于是”。株洲“茶陵火田尹氏有从吾先生……既壮宦游滇南，不获展心，比归整其旧业，出常稔田百亩，以膳族人之贫者，族弟进士勿所氏为之著规条垂遐”，以义田收入专门养赡贫穷族人，还订立相关规条。
义田的用途颇为多样。湖南人刘崇简“置常稔之田一百二十亩，岁收租入一千桶，明列丘段，立券以归于小宗祠”，择祠之彦孟宿等“协力而司其出纳”，其目有敬老、葬祭、赡士、义馆、嘉劳、奖守、给乏、赒族、恤姻、助婚、助葬、扶病、施棺木、役法、济无告，修桥梁，“而终以生谷二千桶贷于所不及赒者”。刘氏宗族列出义田的用途达16项之多。该宗族义田归祠堂管理，宗祠凭借掌管义田的权力，加强了对族众的管理。
六、结语
宗族的凝聚依靠祭祖先、修族谱实现，既与经济救助相关，也离不开社会治理中教化力量的推动。明代湖广地区的宗族活动虽不及相邻的江西与东南的浙江，但也是较为突出的。万历《湖广总志》显示湖广的祭祖与建祠不发达，不过仍有士大夫进行这方面的活动，特别是黄州府蕲州顾氏、承天府沔阳州童氏在嘉靖、万历年间设置宗族祠堂，以及武昌府致仕官员杨昺“建家庙，置木主，修谱牒”。
明代湖广地区宗族的组织化受到乡约推行的很大影响，弘治年间陈宣任荆州府夷陵州知州，立社行乡约，将明代社制与《吕氏乡约》相结合，对百姓加以道德教化。嘉靖、万历时期辰州府、黄州府、德安府、宝庆府、岳阳府都有类似的事例。长沙府檀山陈氏所定《家训》是宗族之约，由约正、约副主持。陈氏《族约订议》实为族规，由宗子、族正、户首组成陈氏宗族内部的管理体系。族正的设立和族约的订议是当时普遍推行乡约影响下的宗族建设，陈氏向长沙县呈验族约得到通过，说明长沙县宗族制定族约需要接受官府监督。长沙陈氏这一事例可视为宗族乡约化的产物。
明代湖广地区的族谱编纂也较为兴盛，湖广各府多有族谱编纂活动。长沙府茶陵邻近江西吉安，也多有旧家右族，注重留存世系、修纂族谱。茶陵谭姓修谱记录世系17代。长沙府《谭氏家乘》谱其家族世系与先世事迹。湘阴邵氏既有大宗谱，又有分支的小宗谱。荆州府世家族谱内容也颇为可观。《夷陵王氏族谱》“诰敕、宗派及宅茔、碑记，凡十篇”，《石首张氏世谱》分为图谱、行谱、事谱、文谱四类，黄州府《蕲州甘氏族谱》体例有图、传、诰、志、旧序等。《麻城刘氏族谱》的特色在于确立始祖、尊崇列祖、详于继嗣、示有家训、合族明亲五方面。岳州府《平江艾氏族谱》包括谱例、世系、大传、家礼、族训、撰述六部分。《华容刘氏族谱》始祖断自宋靖康、建炎间先人统制公刘宝，世系绵长。此外，还有“遍给族人”的《巴陵余氏族谱》，武昌府《嘉鱼李氏族谱》亦同。这些族谱的体例包括谱序、谱例、图像、世系、传记、规训、诰敕、宗派、宅茔、碑记、志等，内容丰富，编纂比较讲究。
现存明代武昌府《崇阳杨氏族谱》有题名页、谱序、图像、像赞、敕书、世系表等内容。谱序均系士大夫所作，反映了互相撰写谱序在当时的官场交往中是颇为重要的事项。在六篇谱序中，有四篇作者为江西人，其中三位是吉安人，与宋代谱学家欧阳修同府，该地是宋代以后族谱学的发源地之一，谱学发达。另有两篇谱序的作者是浙江人，浙江也是宗族修谱之风甚盛的地区，两位浙江人的谱序分别从哲学、史学的角度论证谱学的意义，富有学术性。这些江西、浙江学者对族谱学的认知，代表了当时谱学达到的高度。杨昺因修谱向他们求序，并以此为契机进行交流，不仅使《崇阳杨氏族谱》成为一部明代湖广地区颇具价值的族谱，其纪实风格备受称赞，而且提升了崇阳杨氏的社会声望。由此，我们不妨将杨昺修谱视为其家族首位进士试图将家族转变为世家的努力。杨昺在致仕后致力于修谱等宗族建设活动，并首修崇阳县志，这些举措无疑会对地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明代湖广地区宗族的义田设置亦引人注目。荆州府石首张氏通过族约、义田与族谱的相互配合治理族人，黄州府蕲水县朱氏以义田收入资助在婚、丧、学、病、罪、旌、赋等方面需要帮助的族人，长沙府益阳县贺氏置义田资助族人祭葬与老病者，茶陵火田尹氏设田百亩以膳贫穷族人。此外，刘氏小宗祠设田120亩，义田用途达16项之多。
囿于资料有限，我们主要探讨的是明代湖广地区士大夫宗族与族谱的基本面貌，从中也隐约反映出普通百姓宗族的存在，如士大夫在议论祭祖、修谱问题时对民间情况的间接呈现。不过，湖广地区宗族在民间的盛行，要到清代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其发展与形态。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3期，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专题文章，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