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初，多尔衮以亲王摄政称皇父，为往史之所无，举世骇怪，颇多蜚语。[1]尝疑“皇父”之称与“叔父摄政王”“叔王”，同为清初亲贵之爵秩，而非伦常之通称，其源盖出于族中旧俗。建国伊始，典制未备，二三功高懿亲，位登极爵，莫可更晋，乃加称谓于封号，用示尊异，未暇计及体制当否。以视后世之加“世袭罔替”“赏食亲王双俸”“赏穿四团正龙补服”“赏戴三眼花翎” 诸类，用世禄章服之虚荣，以赏懋功而无嫌于视听者相去盖甚远。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庚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崩，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群臣定议，翊戴帝子福临即帝位，是为世祖；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时范文程启多尔衮入定中原。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乙丑（初八日），多尔衮拜奉命大将军，统军南下。既逐李自成，入京师，乃迎世祖迁都燕京。十月乙卯朔，世祖诣南郊，祗告天地，并祭宗庙社稷，甲子（初十日）加封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2]，丁卯（十三日）加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其时，若礼亲王代善，镇国公阿拜，饶余郡王阿巴泰，镇国公巴布泰，英亲王阿济格，辅国公赖慕布，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均太祖（努尔哈赤）子，于世祖为伯叔；若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子务达海，镇国公汉岱，贝勒拜音图均显祖（塔克世）孙，色勒为景祖（觉昌安）曾孙，皆于世祖为从叔；而仅多尔衮称“叔父王”，济尔哈朗称“叔王”，而以二人同辅政，且封亲王久，多尔衮又有入关功，非他人所可拟，乃别加“叔”“叔父”之字以尊宠之，非家人通称也。“叔父王”“叔王”为爵秩专称，与“皇叔父”“皇叔”之通称者有别。顺治四年，甘肃巡抚张向曾以题报本内仅称“皇叔父”，遗“摄政王”三字，革职拟罪[3]，亦以此也。
“叔王”之制盖昉于太宗时代善之封“和硕兄礼亲王”，而“兄王”之称又源于“大贝勒”。太祖建号天命，封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及弟子阿敏为和硕贝勒。国中称代善大贝勒，阿敏二贝勒，莽古尔泰三贝勒，皇太极（即太宗）四贝勒。其后诸子弟封贝勒者多，于是此四贝勒遂有“大贝勒”之目，号“四和硕大贝勒”（四和硕大贝勒之称见天聪四年六月阿敏罪状谕）。太宗天聪五年，大凌河之役，莽古尔泰与太宗争论于城西山冈，莽古尔泰举佩刀前向；其后代善等拟其御前持刀罪，“议革去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4]，可知诸贝勒之名位不与“大贝勒”等，而同一名爵阶秩有等差，其制早始于此。逮天聪六年二月壬申（初四日）定仪仗制，“凡近地往来，御前旗三对，伞三柄，校尉六名；大贝勒旗二对，伞一柄，校尉四名；诸贝勒等各旗一对，伞一柄，校尉二名”，而其别益显。太宗初立，以代善等为其兄，不以臣下视之，朝会皆引与同坐。天聪十年四月丁酉叙功，册大贝勒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示以兄礼敬之，于是乃成爵秩之号，与其他亲王有别。
英亲王阿济格与多尔衮及豫亲王多铎同为太祖大妃乌喇纳喇氏子[5]，而齿居长。多铎既卒，阿济格自请为“叔王”，遣吴拜、罗玺启摄政王多尔衮曰：“郑亲王乃叔父之子，予乃太祖之子，皇上之叔，何不以予为‘叔王’，而以郑亲王为‘叔王’？”多尔衮使吴拜报之曰：“‘叔王’原为亲王，尔原为郡王……郑亲王虽叔父子，原系亲王，尔安得妄思越分，自请为‘叔王’，大不合理。”[6]据此可知“叔王”之为尊爵，其阶上“亲王”一等，不以齿亦不以亲也。
顺治三年五月丁未，苏尼特部腾机思等率所部叛奔喀尔喀部硕雷，命豫亲王多铎往征之，十月凯旋，四年七月晋封多铎为“叔王”，《东华录》顺治九，记其事曰：
七月庚子朔，摄政王传集内大臣，各部尚书，启心郎等谕之曰：“兹内大臣，礼部佥以和硕德豫亲王剿灭流寇，底定陕西，殄福王，平江南，及击败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硕雷汗，厥功甚懋，应进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予初亦念及此，尚以王为予季弟，故犹豫未果。然予恭摄大政，简贤黜不肖，国之巨典，乌容瞻顾。尔等偕诸王定议以闻。”众佥以为然。于是进德豫亲王多铎诫之曰：“汝继予辅政，益加勤勉，斯名誉非小矣。”[7]
辛丑（初二日）上御太和殿，册封和硕德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赐金千两，白金万两，鞍马一匹，空马九匹。增册文曰：“定鼎中原以来，所建功勋卓越等伦，因封辅政叔德豫亲王。”[8]
曰：“厥功甚懋，应晋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曰“定鼎中原以来，所建功勋卓越等伦，因封辅政叔德豫亲王”；则“叔王”之为亲王建功晋封之阶可知也。
世祖即位，代善以年高病足不复与军旅政事，虽以太宗时之“和硕兄礼亲王”，而入关不得晋爵“伯王”。顺治四年，济尔哈朗以府第逾制罢辅政，仍称“和硕郑亲王”，及多尔衮卒，再辅政，复封“叔和硕郑亲王”。则“叔王”之称以功不以亲，又可知。
就仪制言之，“叔王”与“亲王”差异尤显，而“叔王”与“叔父王”亦有别。《东华录》称：
顺治元年十月辛未（十七日），定诸王，贝勒，贝子，公俸禄：摄政王三万两，辅政王一万五千两，亲王一万两，郡王五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二百五十两，镇国公辅国公俱六百二十五两。[9]
顺治元年十一月甲午（初十日），定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下护卫员数：摄政王三十员……辅政王二十三员……和硕亲王二十员……多罗郡王十五员……多罗贝勒十员……固山贝子……六员，公……四员”。[10]
顺治三年十二月丁酉（二十五日），定诸王入朝降舆及朝列坐次仪注：辅政王入午门至太和门降舆，德豫亲王、肃亲王、英郡王入午门至昭德门降舆，诸王俱午门外降舆……[11]（前已定叔父摄政王于午门内从便下轿）
“叔父”与“叔”在汉族家人称谓上原无歧异，而顺治初摄政王与辅政王以“叔父”与“叔”分冠之，尊卑秩然如此。其在文移题奏遇“叔王”及“摄政王” 称号之抬写，亦与“亲王”异。北京大学研究所所藏顺治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户部尚书巴哈纳题本，“皇上”“皇叔父摄政王”双抬；九月二十六日刑部尚书吴达海题本，辅政叔德豫亲王亦双抬，与皇叔父摄政王同，其例正多。
总上列诸事观之，可知清初之“叔王”，盖为“亲王”以上之爵秩。凡亲王建大勋者始封之，不以齿，不以尊，亦不以亲，尤非家人之通称。
“叔王”之制如此。“皇父”之称应不相远。然济尔哈朗，多铎本世祖之叔，“叔王”之封固无僭越，而多尔衮终非世祖之父，当时不疑嫌悖，必以“皇父” 为称者，其故亦可得而述。
多尔衮以“叔父摄政王”专政久，勋绩甚懋，而爵无可迁，就家人行辈言之，亲尊于伯叔者惟父耳。左右献谀乃以“皇父摄政王”之称进，摄政示尊于国，皇父示尊于家，此其故一也。
多尔衮初摄政尚守臣节，朝贺赐予皆修臣礼，《东华录》称：
顺治元年四月乙丑（初八日），上御笃恭殿，赐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大将军敕印……王受印敕行三跪九叩头礼。[12]
顺治元年九月癸卯（十八日），上驻跸通州，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率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群臣迎驾，上遣人赐王鞍马一，王跪受讫，偕诸王至通州见上，跪候驾过。上至行殿……诣卜行三跪九叩头及抱见礼。[13]
顺治元年五月己丑（初二日），师至燕京，故明文武官员出迎五里外，摄政睿亲王进朝阳门……内监以故明卤簿御辇陈皇城外，跪迎路左，启王乘辇。王曰：“予法周公辅冲主，不当乘辇”……望阙行三跪九叩头礼，毕，乘辇入武英殿升座。[14]
顺治二年十月戊子（初十日），赐摄政王多尔衮，辅政王济尔哈朗，和硕肃亲王豪格马各一匹，王等跪受，入武英殿叩首谢恩出。上遗冷僧机、巴哈谓摄政王曰，“凡遇朝贺大典，朕受王礼，若此等小节，不必行此大礼”。王曰，“上年幼冲，臣不敢违礼，俟上春秋鼎盛，凡有宠恩，自不敢辞”。[15]
均其明证。逮执政稍久，渐恣放自擅，视朝臣若臣仆。此由于骄纵者半，由于左右谄谀者亦半。《东华录》称：
顺治二年五月丙戌（初五日），辅政王济尔哈朗及内大臣等定议，以皇叔摄政王代天摄政，虽赏罚等于朝廷，而体统尚未崇隆。夫为皇上辅国立政，所关至重，一切仪制亦应加礼……[16]
甲辰（二十三日），礼部议定摄政王称号及仪注：凡文移皆书“皇叔父摄政王”。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演兵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聚集之所，礼部俱启传集等候，其各官则视王所往，列班跪送。候王回……遇元旦及庆贺礼，满、汉文武诸臣朝贺皇上毕，即往贺皇叔父……若赍食于诸亲王及饶余郡王，俱立受不叩头；承泽郡王衍禧郡王以下跪受叩头……[17]
于是摄政王之体制，视诸王益崇，而文武百官之于摄政王亦犹于皇上。然此仅示尊于群臣，尚未疏略礼注于世祖也。顺治四年十二月丙申（三十日），辅政德豫亲王多铎同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议，遣索尼、冷僧机、大学士范文程……等启摄政王曰，“今国家既定，享有升平，皆皇叔王福泽所致。其元旦节皇叔父王于皇上前行礼，及百官行礼起立以待，进酒时入班行跪礼，俱行停止。我等所以启请者，知皇叔父王体有风疾，不胜跪拜，恐勉强行礼，形体过劳，国政有误”。摄政王从其言，谕曰：“止今年率众行礼毕就座位，进酒时不入班行跪礼，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行停止。”[18]自是而朝会燕飨，不复跪拜。其时君威隆肃，揆之臣仪微嫌亏略，欲弥其阙，惟以皇帝所尊者称之，于是乃有“皇父” 之号，此故二也。
当清太祖、太宗两帝之崩，多尔衮皆有缵承大位之机，而太宗崩时其势尤可自为。其事在官书已削节无存，然钩稽旧文尚可窥知一二：
顺治八年二月已亥（二十一日），追论睿王多尔衮罪状，诏示中外。诏曰：“郑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巽亲王同内大臣等合词奏言，太宗文皇帝龙驭上宾，诸王贝勒大臣同心翊戴，共矢忠诚，扶立皇上……皇上因在冲年，曾将朝政付伊与郑亲王共理，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以皇上继位，尽为己功……擅自诳称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以挟制中外……”[19]
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二十五日），摄政王多尔衮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遣人传语曰：“今观诸王贝勒大臣但知谄媚于予，未见有尊崇皇上者，余岂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诸王贝勒大臣等，率属意于予，跪请予即尊位。予曰：“尔等若如此言，予当自刎，誓死不从。’ 遂奉皇上缵承大统……且前此所以不立肃亲王者，非予一人意也，尔诸王大臣臣皆曰，‘若立肃亲王，我等俱无生理’，因此不立……”[20]
顺治五年三月己亥（初四日），贝子屯齐，尚善，屯齐喀及公扎喀纳，富喇塔，努赛等共讦告郑亲王济尔哈朗罪状……闻忧时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王为君，以上为太子，私相计议……肃王使何洛会，扬善谓郑王云，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需尔议。郑王云，摄政尚未知，待与众商之……于是会议郑亲王济尔哈朗当两旗大臣，谋立肃王为君，以上为太子，及议时乃言我意亦如此……擅谋大事，其罪一也。[21]
顺治九年三月癸己（二十二日），世祖发出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冷憎机五人罪状。其中一款曰“皇上即位时，英王、豫王跪劝睿王当即大位，汝不即位，莫非畏两黄旗人臣乎？我舅阿布太及固山额真阿山曾有言，两黄旗大臣愿皇上即位者不过数人，尔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是以睿王于众前亦述此言。夫两黄旗阿布太阿山有亲者，不过谭泰及尔等耳，更有何人？”[22]
据此可知太宗之崩，继位人选时有四议：一、多尔衮；二、肃亲王豪格；三、世祖福临；四、豪格称帝，福临为太子。而多尔衮独排众议，弃尊荣，翊戴福临即大位。此清高宗（弘历）所誉为“史册所罕睹”者也。[23]然究其心志，初非无意于此。其详固莫可得见，惟世祖于顺治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癸巳），发布拜尹图等五人罪状时，有一款曰，“睿王曾云，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证”[24]云云，可知多尔衮虽翊戴世祖，自居摄位，而实有以世祖为储贰，自为皇帝之意，左右希旨，遂上“皇父”之号，此其故三也。
考之满文题本，“皇父摄政王”满文作（满文字符）（哈阿，安；伊；阿，玛阿；斡阿，昂。Han i ama wang），译言“汗（君）的父王”。满文，（满文字符）（阿玛ama），汉语为“父”。此种称谓施之外人，在汉族伦理观念上，除寄养之外决不可通，而当日略不避忌加之多尔衮者，疑在满洲旧俗向有呼尊者为父之例。《太祖武皇帝实录》称，丙申（明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布占太感太祖二次再生，恩犹父子”[25]（《东华录》作事如父）。又戊申（明万历三十四年）秋九月，“布占太遣大臣来求曰：吾累次背盟获罪于恩父，诚无颜面，若得恩父之女与我为妻，吾永赖之”[26]。又壬子（明万历四十年）冬十二月，布占太令兀巴海把土鲁乘舟而来，立于舟上呼曰：恩父汗兴兵无非乘怒而来，今恩父之怒已息，可留一言而去，如此遣使三次。布占太又亲率六将乘舟来至河中，于舟上顿首呼曰：兀喇国即恩父之国也……”又“……布占太对曰：或者人以谗言令吾父子不睦”[27]。《东华录》及《开国方略》诸书，凡记布占太与太祖对语，均有父子之称，其非泛泛之词可知也。乌喇贝勒布占太事清太祖如父，遂称之为父，此一例也。
《元朝秘史》中亦有称他人为父之例：
卷二，“帖木真说，在前俺的父（额赤格）也速该皇帝与客列亦惕种姓的王罕契合，便是父（额赤格）一般，他如今在土兀剌河边黑林住着，我将这袄子与他。于是帖木真兄弟三个将着那袄子送去。见了王罕，帖木真说：在前日子，你与我父亲（额赤格）契合，便是父亲（额赤格）一般，今将我妻上见公姑的礼物将来与父亲（额赤格），随即将黑貂鼠袄子与了”。[28]
卷三，“于是帖木真，合撤儿，别勒古台三个前往土剌河的黑林行脱斡邻勒王罕处去。到了说，不想被三种篾儿乞惕每将我妻子每掳看要了，皇帝父亲（罕、额赤格）怎生般将我妻子救与么道”。[29]
王罕为元太祖之父执，而称之为“父亲”，为“皇帝父亲”，盖太祖尝事之如父也。[30]满洲与蒙古同为边外民族，其风俗多有相似处，疑此种称尊敬如父者为父，盖金、元以来之旧俗也。郑亲王济尔哈朗为清太祖弟舒尔哈齐子，而其宠赐无间于太祖诸子，史称其“幼育于太祖宫中”，疑亦事太祖如父而称之为父者也。“皇叔父摄政王”满文作（满文字符）（哈阿，安；伊；额，緀伊，珂额；阿，玛阿；斡阿，昂。Han i ecike ama wang），译言“汗（君）的叔父父王”。世人徒疑其后之称“皇父”为可骇怪，不知在称“皇叔父”时，早用“阿玛”（父亲）之称矣。凡此所称父《满洲实录》三满文均作阿玛ama（俗称叔，只用eshen不加ama字）。
“皇父摄政王”既为当时之最高爵秩，多尔衮之称“皇父摄政王”复由于左右之希旨阿谀，且其称源于满洲旧俗，故决无其他不可告人之隐晦原因在。其后《实录》所以削之不书者，盖汉化日深，渐觉其事之有嫌僭越不相称耳。然其事见于蒋良骐《东华录》，则在乾隆三十年尚不深讳。[31]多尔衮除封后，至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始有诏重葺其茔域[32]；四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始复还其爵号[33]；八月二十五日入祀盛京贤王祠。以意度之，官书之尽削皇父之事，当亦在其时。四十三年正月复多尔衮爵号谕中，有“其原传尚有未经详叙者，并交国史馆恭照《实录》所载，敬谨辑录，增补宗室王公功绩传，用昭彰阐宗勋至意”之语。既遵之增补，必亦遵之削节。史称《顺治实录》重修于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乾隆四年十二月告成，其书即蒋氏《东华录》所从出，尚无“皇父” 之讳，则其后《世祖实录》必尚经校改也。
“皇父摄政王”之体制仪注，今无完确之文献足据，所可知者，凡朱笔批票本章，皆用“皇父摄政王旨”字样，不用皇帝朱批，一也。皇父虽较皇帝为尊，而其仪注则次于皇帝，内外题奏或仅称“皇上”，或仅称“皇父摄政”，或“皇上”“皇父摄政王”并称，但无列“皇父摄政王”于“皇上”之前者，二也。“皇父摄政王”告群臣称“旨”，皇帝告君臣称“敕”，三也。[34]又顺治六年赐祭朝鲜国王礼物，皇父与皇帝所赐亦有差别，其单如次：[35]
据此可知“皇父摄政王”之一切体制均下于皇帝，与“太上皇”固不同也。
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之时日，《东华录》与《清实录》《清史稿》所载各不同：
蒋氏《东华录》卷六曰：（顺治五年十一月）冬至（初八日），恭奉太祖配天，四祖入庙，遣官祭告天地太庙社稷，文曰，“……溯推原本，追崇太祖以上四世，高祖泽王为肇祖原皇帝，高祖妣为原皇后；曾祖庆王为兴祖直皇帝，曾祖妣为直皇后；祖昌王为景祖翼皇帝，祖妣为翼皇后；考福王为显祖宣皇帝，妣为宣皇后。聿成大典，敷布多方，备此明禋，预申虔告”。余文同覃恩大赦。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36]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十一曰：顺治五年十一月辛未（十一日日），以奉太祖武皇帝配天及追尊四祖考妣帝后尊号，礼成，诸王群臣上表称贺，是日大赦天下。诏曰，“……特大赦天下以慰臣民，应行事宜条列于后：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及妃世子应得封号，院部大臣集议具奏……布告遐迩，咸使闻知”。[37]
王氏《东华录》曰：（顺治五年十一月）戊辰冬至（初八日），祀天于圜丘，奉太祖武皇帝配享太祖以上四世：高祖泽王为肇祖原皇帝，高祖妣为原皇后；曾祖庆王为兴祖直皇帝，曾祖妣为直皇后；祖昌王为景祖翼皇帝，祖妣为翼皇后；考福王为显祖宣皇帝，妣为宣皇后。上诣太庙致祭上册宝。辛未（十一日）以奉太祖武皇帝配天及追上列祖尊号礼成，御殿受朝贺，大赦天下。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及妃世子应得封号，部院诸大臣集议具奏。”[38]
《清史稿》列传五《睿忠亲王传》曰：五年十一月南郊礼成，赦，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39]
此外若清国史馆《宗室王公传》中之《多尔衮传》及《清史稿·世祖本纪》皆削而不书。据蒋氏《东华录》及《清史稿》本传说，多尔衮称“皇父”，盖与覃恩大赦同时；据《清实录》及王氏《东华录》说，则在覃恩大赦以后，经群臣集议而始定。考是年十一月辛酉朔，戊辰冬至祀天为初八日，辛未覃恩大赦为十一日。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藏有十一月十一日覃恩大赦诏，文与《实录》同，则皇父之称盖经群臣集议而后定；是称“皇父”确在十一日以后，然其时日尚有待于新史料之证明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大库档案已封存，无可取证；而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顺治五年十一月题本为数较少，又无称“皇父”者。今所见旧档，称“皇父”最早者为史语所藏顺治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工科给事中魏象枢《圣朝大礼既行亟请更正会典》揭帖一件耳。[40]
1936年7月25日北平西城小将坊胡同二十三号。
篇中关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清代档案均李光涛先生检示；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档案均杨向奎先生检示；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清实录》由刘官谔、单士元两先生检示；满文均由李永年先生音释：谨此志谢。
（原载《清史探微》）
【注释】
[1]近惟孟心史先生以为皇父之称犹古之尚父，见孟森：《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第1页。
[2]其后以御史赵开心言，改称皇叔父摄政王，但玉宝仍作“叔父摄政政王宝”，北大藏有钤宝之令旨。
[3]见顺治四年四月丁酉，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八，第266页。
[4]见天聪五年十月癸亥，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六，第88页。
[5]《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900页；及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命四，第49页。
[6]事在顺治六年六月壬寅，见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十二，第294页；及《清史列传》第2册卷2《多尔衮传》，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9页。
[7]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九，第269页。
[8]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九，第269页。
[9]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三，第225页。
[10]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三，第227页。
[1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七，第262页。
[12]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二，第203页。
[13]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三，第220页。
[14]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二，第205-206页。
[15]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五，第247页。
[16]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四，第237页。
[17]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四，第238页。
[18]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冶九，第274页。
[19]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十六，第312页。
[20]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五，第250页。
[2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十，第275页。
[22]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十八，第330页。
[23]《清史列传》第2册卷2《多尔衮传》，第13页；及王先谦：《东华续录》第4册，乾隆十九，第133页。
[24]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十八，第330页。
[2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第318页。
[2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第325页。
[2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第329页。
[28]撰人未详，李文田注：《元朝秘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3页。今案：郑先生原注为，叶德辉刻本卷二第四十页。
[29]撰人未详，李文田注：《元朝秘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0页。
[30]高宝铨：《元秘史李注补正》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3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页。
[31]蒋氏自序曰：“乾隆三十年十月重开史馆于东华门内稍北，骐以谫陋，滥竽纂修。天拟管窥，事凭珠记。谨案馆例，凡私家著述但考爵里，不采事实，惟以《实录》红本及各种官修之书为主。遇阄分列传，事迹及朝章国典兵礼大政与列传有关合者，则以片纸录之，以备遗忘。信笔摘抄，逐年编载，祗期鳞次栉比，遂觉缕析条分。积之既久，竟成卷轴得若干卷云。”蒋良骐撰，林树惠、傅贵九校点：《东华录》“自序”，第1页。
[32]顺治十年三月二十一日丁亥尝修葺一次，见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二十，第352页。
[33]多尔衮夺爵后，凡文书涉之者概称睿王，亦有称墨勒根王者，详见拙作《墨勒根王考》。
[34]《明清史料》甲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版，第293、517页。
[35]《明清史料》甲编，第668页。
[36]蒋良骐撰，林树惠、傅贵九校点：《东华录》卷6，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3页。
[37]《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3册卷41，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6页。
[38]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十一，第284页。王氏《东华录》本从《清实录》出，但未录全文亦明言其为覃恩之公告；又《实录》外间罕觌，故并录之。此据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本。
[39]《清史稿》卷218《睿忠亲王多尔衮传》，第9036页。
[40]今畿辅丛书本《寒松堂集》卷1收有此疏，已芟刈皇父字样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