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只谈谈满洲入关前后的几种礼俗之变迁。关于前清礼俗上变迁的材料，昆明能够找到的很少，所以仅仅排比一些文献；有许多私家著作，稍涉可疑或出于想像，全不敢取，因之所得更少。因为它本身未必全是一个问题，所以不一定有解答，更谈不到发明。

严格来说，在历史上我们所要谈的这一段时期，应该称作建州女真或后金，但我们为简便及通俗起见，题目同内容仍称为清或满洲，其中所涉事迹，为引征方便也用清朝的纪年，同时是名从主人的缘故。

清之先世在明曰建州卫，元为斡朵怜万户，再前为金、女真、渤海、靺鞨、勿吉、挹娄、肃慎，为中华古代民族之一，详见《金史》世纪，《两唐书·靺鞨传》《魏书·勿吉传》《三国志·东夷传》《通典·边防》等，兹不多述。在这些记载中，我们知道这部分人民从前无文字，穴居无宫室，裸袒无衣冠，无棺殓之礼，有车马麻布，知耕稼，劲悍善射，俗编发，然而不洁。不过这是历史上记载，至金源已不尽然。金献祖所居，别人呼作纳葛里，纳葛里就是汉语居室。金昭祖死后，他的仇人欲夺其柩，可知当时已有棺椁。到了明代建州更不同。虽然在荒僻塞外，不惟有屋宇，更有很好的烟囱装置在屋外，院落有围栅，城寨更有砖石的墙。至于文字，金朝的女真字虽然亡逸，可是努尔哈赤仿蒙古字又作了满洲字。衣冠有了规制，表现出他们的特点，那就是帽上的红缨，所以当时有红缨满洲之号。[1]舆服丧葬由具备而趋于奢侈，衣服有了缎绣，马鞍有雕饰，丧葬不但讲求且重厚殓。最显著的是人民不但不“不洁”，而且注意修饰，甚至于讲求的太过，以致清太祖说，“愚暗之夫……所修治者宴会时服饰，此与妇人何异？”[2]太宗说，“近见新进少年诸臣，每至朕前，言动举止，专事修饰，未足凭也”[3]，一类的话，屡次下令告诫。[4]可知这部分人民，他们本身的进步与改革，以及吸收大多数人的文化是很快的。

在清太祖、太宗时候，这部分人民的礼俗方面，也有显著的变迁，入关后更不同。

一、渔猎

渔猎本是女真旧俗，可是这时候已经不是纯粹经济的渔猎生活，而为一种娱乐同消遣。天聪五年（1632）六月，太宗同他的群臣到浑河上游捕鱼，一直玩了五六日到了抚顺；崇德元年（1636）五月，代善第三子萨哈廉病死，他是当时赞助太宗汉化的最重要的人，大家全很伤痛，于是太宗同代善及代善长子岳托往浑河“观鱼舒忧”，以所得的鱼分给新附的蒙古和汉官；崇德三年（1638），清命岳托、多尔衮由墙子岭入塞，分道南扰，翌年班师，岳托同弟马瞻阵亡，代善追痛其二子，于是太宗率诸王大臣同他到浑河捕鱼“以娱之”，并设大宴；这可见当时纯以渔捕为娱乐。

打猎的习俗更盛于捕鱼。在入关以前，几于一年有三四次大规模的打猎，天聪四年五月、十一月、十二月凡三次，六年九月、十月、十二月凡四次，九年三月、四月、八月凡四次。每次少则三、四日，多则二十四、五日以至三十日。天聪九年八月丙午，出榆林边射猎，九月辛未还，凡二十五日；崇德二年十一月庚寅猎于打草滩，十二月癸未还，凡二十三日；崇德七年十一月甲戌猎于克勒开原，闰十一月甲辰还，凡三十日；至于每猎在十日左右是最常见的。每年行猎季节，多在冬季农闲，春秋亦有，五月已少，六月则绝无。当时凡出军凯旋要行猎以为庆祝。天命十年（乙丑，1625），清太祖命王善，达朱户征瓦尔喀部，俘获甚众。四月初二日己卯军还，太祖出沈阳城迎之，翌日至避荫地行猎，凡四日然后祭旗朝谒，并以所猎的兽犒宴军士同降人。凡有忧患亦要行猎以为排解。天聪九年（乙亥，1635）九月二十四日辛未，代善以其子尼堪祜塞病，率本旗人员各自行猎；又崇德六年（辛巳，1641）九月清太宗与明帅洪承畴相距于松山，而其妃宸妃死，太宗还沈阳追伤不已，十一月十三日己卯，诸王贝勒劝其出猎，遂猎于蒲河四日。可知当时行猎亦是一种消遣与娱乐。所以在行猎时遇有意外即行停罢。崇德四年（己卯，1639）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宗与代善等猎于英格布占，代善射獐，马蹶伤足，太宗为之裹伤，遂令罢猎；崇德七年（壬午，1642）十二月初二日，太宗同诸王大臣猎于叶赫，到了十二日丁丑，太宗忽然得病，大家亦请求罢猎，不许。有时因为疾疫流行，也会举行田猎。

此外，行猎更是一种重要的军事训练。在太祖、太宗时累以出征行猎并举，劝勉群下。太祖说，“愚谙之夫，出猎行兵之事，漠不经心”[5]。太宗说，“凡出兵行猎不至错乱，庶大事可成”[6]。又说，“今若不时亲弓矢……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得饬乎？”[7]可见当时行猎，是一种训练，以为行军之准备。所以行猎之纪律，与行军一样，不准乱行，不准断围，不准践踏田禾，不准斫伐山木。太祖时将部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厄真管属，就是后来的佐领，为八旗制度的基本单位。牛录，华言大箭，厄真，华言是主。满洲旧俗，凡出师行猎，不论人数多寡，全依照族寨而行。每人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率十人而行，各依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名曰牛录厄真，后来官制即取于此，这是出猎制度演为军队制度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打猎时进行的方向与行列不得错乱，不得逗留在后，圈场的包围圈不得间断，在当时禁令很严，每旗令大臣一人专司统辖[8]，凡有违犯者，即就取其箭，以为猎后惩责的根据，大都用鞭责或罚薪。有一次在都尔鼻城一带田猎，代善第四子瓦克达乱行，太宗甚怒，代善遂亲自鞭之三次，瓦克达幼弟马瞻在旁因兄被责而哭，太宗说：“尔不继加辱詈，乃反哭之，理宜然乎？”[9]又有一次在博硕堆行猎，右翼叶臣所属合围中断，有黄羊逸出，为硕托所见，当时鞭责了一人，又将余人送兵部议罪。[10]至于军士践踏田禾者，重则射之，轻则鞭之[11]，斫伐山木者，即行执究[12]，其罚尤重太宗时虽然常用行猎来奖励武事，但不使他无节，因为多行猎可使马匹疲瘦，所以尝以此为代善的罪状[13]，并且告之都察院人员，如自己逸乐畋猎，教大学直谏无隐。[14]

太宗在崇德元年（1636）七月二十五日丁卯曾对诸固山贝子说：“昔太祖时，我等闻明日出猎，即于今日调鹰蹴毬，若不令往，泣请随行。今之子弟惟务游行街市以图戏乐。在昔时，无论长幼穷困之际，皆以行兵出猎为喜。尔时仆从甚少，人各牧马披鞍，自爨而食……今子弟遇行兵出猎，或言妻子有疾，或以家事为辞者多矣。不思奋发向前，而惟耽恋室家，国势能无衰乎？”[15]这虽是太宗勉励群下的话，但也可看出其时渐习富厚，不耐劳瘁，行猎风气渐渐不为大家所重了。入关以后，其风更替。顺治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壬戌，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以有疾不乐，率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八旗固山额真官兵猎于边外”[16]，这还是祖风，结果他去了二十七天（十二月初九日戊子）死在喀剌城，后来用以解忧的射猎便不更见。顺治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丁卯，世祖时年十岁，幸边外阅武，据《清文献通考》卷二七〇说，就是行猎。后来世祖亲政以后自己曾说：“我朝之定天下，皆弓矢之力也，曩者每岁出猎二三次，练习骑射，今朕躬亲政事……日无暇晷，心常念兹不忘也。”[17]可见远不如前。康熙初常在南苑行围，平定三藩后又累巡塞外举行校猎，但每岁亦不能“二三次”了。康熙二十一年春，圣祖自关外回京，因见吉林兵丁役重差繁，遂将围猎规制加以改定，并说：“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亦不可无时。冬月行大围，腊底行年围，春夏则看马之肥瘠酌量行围……所获禽兽，均行分给。围猎不整肃者照例惩治，不可时加责罚，苛求琐屑。遇有猛兽，须小心防御，以人为重，勿致误有所伤。”[18]这与在关外时行猎情形大不相同。至于康熙偶尔用了本人射得的鹿尾（二十二年七月己卯），钓来的鲢鲫（二十一年三月丙辰），献给他的母亲和祖母[19]，还有些旧日风气。其后每年的秋狝[20]，实在只是游幸，而八旗官兵的冬初步猎[21]，更属具文。至于渔更不用谈了，不惟最初的意义不存，就是旧俗的形式也没有了。

二、祭告

《金史》二十八《礼志》说：“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其后太宗即位，（公元1123）乃告祀天地，盖设位而祭也。天德（1149—1152）以后始有南北郊之制。”[22]可知女真拜天旧俗，最初只是望天而拜，随时随地均可，方向则向东（据《金史》二，太祖伐辽，出门举觞东向，祷于皇天后土）。后来才设位而祭，最后乃有固定地点，至于南北郊那当然是渐染汉俗所致。满洲入关前，固定的祭天的地点就是所谓堂子，而一般设位而祭的“位”，全是立旗八面为代表。《武皇帝实录》说，阿巴泰等攻札鲁特部凯旋，太祖出城四十里迎之于古城堡，乃“竖旗八杆，吹螺拜天”[23]，《东华录》说世祖梦“列旗吹角，对天稽首”。吹角就是吹螺，想来这是当时的仪式。[24]

满洲风俗，凡有大的盟誓，全要杀乌牛白马祭告天地，将所杀牛、马削肉留白骨以祭，并设酒一杯，肉一碗，血一碗，土一碗，对天地而誓。誓词中说，“如背盟则似此血出，土埋，骨暴而死；如践盟，则食此肉饮此酒，福寿永昌”。太祖在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正月，同叶赫，哈达，辉发，乌喇盟，天命四年（1619）十一月，同喀尔喀盟，天命九年（1624）二月，同科尔沁盟，太宗在天聪元年（1627）三月，同朝鲜盟，全是如此。在天命九年以后两次盟誓，祭祀时又加了“焚香”，这是渐染外族风俗。盟誓誓词在双方用同样的词句。但太宗在天聪五年（1631）十一月，同明降将祖大寿誓，大寿还是用“谨具香帛昭告于上帝神祗”，这可见当时汉俗绝没有用土骨血设誓的习惯，而满洲也不像强迫蒙古人、朝鲜人的样子来强迫汉人。入关以后，这种祭告少见了，尤其是法定的制度里，我们在《大清会典》卷三十七，圜丘第二成陈设图里看，所列的祭器全是些簠簋笾豆，祭品也是些黍稷枣栗，虽然也有牲牢，可是不见乌牛白马，这完全汉化了。

三、祭堂子

祭堂子就是清代固定祭天的所在，是两座南北对面的神殿，一座方形在北，南向，名叫祭神殿；一座圆形在南，北向，名叫圜殿。圜殿南院庭正中设皇帝致祭时立杆子的石座，其后又有石座六行，每行分六重，为皇子王贝勒等致祭之用。《清史稿·礼志》四说：“清初起自辽沈……于静室总祀社稷诸神祗，名曰堂子，建筑城东内治门外”[25]；可见其来已久，必是旧俗。入关以后建堂子于北京东交民巷玉河桥东，庚子以后，改立于东安门外之南。在没有堂子的地方，仍是设座而拜。堂子一词比较晚出。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九月叶赫等九部来侵，太祖统兵拒之，《东华录》说，先率诸贝勒诣堂子拜祝[26]，在《太祖武皇帝实录》同《满洲实录》的汉文里则说“谒庙”；又天命三年太祖以七恨告天对明出兵前，在《东华录》也说“谒堂子”[27]，可是在《武皇帝实录》只说告天，不言祭堂子。《满洲实录》的汉文则作“谒玉帝庙”。可知在天聪修《太祖实录》时，堂子一字尚无确当汉译。在《满洲实录》的满文里，上面所引的“谒庙”“谒玉帝庙”全作（满文字符）（tangse），就是堂子的还音。

祭堂子典礼不一，元旦拜天及出征凯旋祭堂子，是国家的大典，由皇帝主祭，王公满洲大臣及从征将士陪祭，这是公的祭祀；月祭，杆祭，浴佛祭，马祭等，则为皇室或皇帝个人的祭典，是私的祭祀，私的祭祀，无须陪祀。入关以前，凡元旦皇帝须先祭堂子后方能御殿受朝贺，如皇帝因病不能亲诣，须派员行礼，崇德八年元旦，太宗不豫，命亲王以下诣堂子行礼，就是一个例，这与历代郊天大祀是一样的重视。与祭的人，崇德元年定制：自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其后改为满一品文武官以上[28]，《清史稿·礼志》四说限贝勒以上，后又限郡王以上，是不对的。在限制内是不能僭越的。元旦祭堂子前，并在堂子悬挂纸钱，这亦是满洲旧俗，意义不甚明白，它的限制亦很严，崇德四年元旦，贝子硕托因为越分在堂子悬挂纸钱，降为辅国公，并罚银五百两。在入关前，元旦祭堂子是一个重要典礼，入关以后记载不常见，或因习见之故。凡出兵征伐，无论是否亲征，均应率从征将士先诣堂子行礼，天命三年太祖攻明，崇德元年太宗征朝鲜[29]，全是如此。因为当日是皇帝亲自临阵，所以规定凡出征诣堂子，皇帝应该军服骑马[30]，凯旋诣堂子，则在班师回京之后，皇帝应先祭堂子然后还宫，天聪二年三月，太宗征察哈尔还沈阳先诣堂子，即其一例。后来出兵凯旋的诣堂子，渐渐变成了中国历代帝王所行的祃祭，有时亦省略了，如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亲征噶尔丹，七月初六乙未，抚达大将军福全师行，《东华录》只说，“上御太和门赐敕印，出东直门送之”[31]，没有说祭堂子。（三十五年二月，三度讨噶尔丹，于三十日丙辰诣堂子行礼，亲领六军启行。）而于三十六年噶尔丹之死，亦只在闻信后“于行宫（布古图）……率文武官员行拜天礼”[32]，班师回京以后并没有诣堂子行礼。在清初满洲习俗中，祭堂子是保存旧俗最多最虔诚的一种，可也不如入关以前了。但有清一代祭堂子有几点还保存关外习惯：一、祭堂子时兵部陈八旗蒙古画角海螺，行礼时螺角齐鸣，饶歌大乐备而不作，与其他祭祀不同。二、堂子的圜殿同黄龙大纛全是北向，行礼时向南而拜，这与汉俗的向北而拜不同，也与金朝的向东而拜不同。三、祭圜殿以后要祭黄龙大纛，虽亦行三跪九叩礼，可是不用鸣赞官赞礼。清制汉官不参加祭堂子，（自康熙十二年始）蒙古王公亦不参加，或者就是因为不同俗之故。

私的祭堂子，多半遣所司代表致祭，间或皇帝亲临。祭祀时亦有几点可以注意的：一、临祭时由坤宁宫中将所祭的神位或神像移来，（佛菩萨关帝）祭毕送还。二、皇帝或主祭人坐于祭神殿檐下东向，俟司祝祝祷后入殿行一跪三叩礼，礼毕仍出殿外，从祭的王公大臣等不行礼不入殿，皇帝不亲临王公大臣就不到。三、祭时由萨满（司祝）祝祷，歌“鄂啰罗”，弹三弦，拍神板，并举刀指画，祝词初用满洲语，乾隆后改汉字。四，祭品用饽饽，熟豕，每年正、四、七、十各月，并用马牛荐神。[33]五、祭毕，撤祭品赐从祭的王公大臣。六、祭毕还宫，仍至坤宁宫行礼。这当然全是旧俗的保留。所谓“萨满”实际就是女真族中的巫。祭祝的仪注很繁，容另谈。杆祭是立杆子于圜殿南面庭院中石座上而祭，杆子又称神杆，采松木长三丈径五寸，树屑留枝叶九层。祭杆子和祭堂子，其意全在祈福或禳解。堂子又是皇室的祭祀所在，所以立杆的前后（皇子在第一排，亲王在第二排，郡王贝勒贝子公以次递降），神杆的数目（旧制，王贝勒祭三杆，贝子公二杆，将军一杆，后改入八分公以上均祭一杆，将军等不立杆致祭），致祭的日期（皇帝在月朔，王贝勒以下各以次轮，凡祭三杆者，上旬先祭一杆，其余二杆，在中旬以后祭），均依照主祭人的爵秩，加以严格限制，不准僭越，不准多祭，也不准争竞。皇族以外的官员庶民，不准入堂子致祭，更不准私家建立堂子，但事实上八旗各家莫不有其杆子，莫不有其祭神之所，以维持其旧俗，到清末还有存在的，可是虔敬不如前了。

四、丧葬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丙寅，1626）八月十一日未时（下午一至三时）清太祖卒，十二日辰时（上午七时至九时）其后（后称大妃即多尔衮之母）被迫以身殉。《武皇帝实录》说，“乃与帝同柩，巳时（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出宫，安厝于沈阳城内西北角”[34]。所谓同柩，其事甚怪，据《东华录》说实在是同时殓，辰时棺殓，巳时移榇出宫，当日即行埋厝，可谓简单之至。录中并没说到臣下的服制，也没有繁文缛节的仪制，我们于此可以窥见当时满洲的质朴风气。到了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八月初九日亥时（夜九时至十一时）太宗死时就大不同了。在顺治《东华录》卷一所记当时丧仪，有百官及命妇的缟素，截发，哭临，斋戒斋宿，以及禁止屠宰等，我们用明代制度一为比较，知道这已渐渐汉化了。太宗于天聪八年（1634）二月初五日壬戌定丧祭例（天聪九），旧习的变更想是自此开始。入关以后《会典》中更有详密的规定，汉化的程度愈高。然而其中亦还保留些满洲旧俗。第一是截发。凡是父母之丧或帝后大丧（旧俗后丧不截发辫，康熙后改），成服时男子全要截发辫，女子要截发。所谓截发辫又称剪发辫，又称割辫，[35]应当是将辫子长发剪去些，究竟剪多少，如何剪，则不清楚。据道光十三年孝慎后丧仪，当时因皇子年幼遂无截发辫礼节，[36]是必有长辫乃可截，则所剪必多（当时宣宗第一、二、三子均已卒，文宗年三岁，所谓皇子即指文宗）。乾隆尝说，自行剪发为国法所最忌[37]，当即指此。中国古制，丧服中只有绾发（周），敛发（唐），披发（唐明），而没有截发。[38]第二是丹旐。凡人死，丧家应立丹旐于门前，男在左（其右为鼓），女在右（其左为鼓）。所谓丹旐就是红色长旙，用丝织品制成，上有织金龙凤绮，男用龙，女用凤，以绮文多少为尊卑。皇帝用织金九龙绮，皇后用织金九凤绮。[39]设木座立高竿悬挂。每天黎明悬出，日暮取下，放在棺柩旁侧，发引时用丹旐为前导，殡后焚掉，看来是用作招魂的。《清会典》五十四注“旗人用丹旐，汉人用铭旌”，可知这是满俗，而且并没有强迫汉人去用。第三是殷奠。在移殡以前，择期将死者生时所着衣服焚燔，并焚大量楮帛，在清代礼制里叫做殷奠，是一个最隆肃的仪式。太宗于天聪二年正月初五日丁卯下谕国中，“凡送死者殉葬焚化之物，各遵定制毋奢费”[40]。并定官员各限焚三袭，庶人各一袭，不得新制[41]，就是指此而言，可见由来已久。降及清末，奢风更甚，竞有作锦绣新衣来焚的，孝钦后的殷奠礼就是一例（《红楼梦》六十九回说，尤二姐死后，贾琏开了尤氏箱笼，有几件半新不旧的绸绢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一齐包了自己提着来烧，就是写当时旗俗）。第四是百日剃头。满洲人头顶边缘的头发是要时常剃去的，但是遇父母之丧或帝后之丧则不准剃，必须候到一百日满，这是服丧的表示之一。剃头是满俗，居丧不剃头应该也是满俗，但是百日不剃头，在太宗同世祖的丧仪中全没有明白提到。王氏《康熙东华录》一，顺治十八年四月十七日丙申称，“上诣世祖章皇帝梓宫前行百日致祭礼”，而没有说是否剃头。圣祖之丧，据高宗说，世宗于移葬后始剃头。圣祖于二月二十三日满百日，三月二十七日移葬，是则剃头在百日期满之后。[42]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孝惠章皇后之丧，于三月十五日百日期满，圣祖命诸人均于四月初七日移葬后再行剃头，亦在百日期满之后。[43]据此可知，百日剃头之期亦可改变，但不能在百日之内。乾隆以后，百日剃头遂明定于丧制内，并且不许满百日后不剃。[44]至于在百日以内剃头的治罪尤严，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孝贤后之丧，都司姜兴汉，知府金文醇，总河周学健，巡抚彭树葵、杨锡绂，总督塞楞额，全以在百日内剃头几乎处斩，后乃特赦。[45]第五是摘冠缨。满洲礼服，帽顶用红缨为饰，遇丧事就将红缨摘去，也是表示服丧之意。康熙十三年孝诚后之丧，因对三藩用兵，曾令军前不摘冠缨，于是成了后丧定制，乾隆时又恢复一律仍摘冠缨。

太宗以后的丧仪虽说沿袭明代，可也稍有增减。如明自世宗死后已免命妇哭临，而清朝仍袭用此制。或者由于关外不知，遂不及改。又明成祖死后禁屠四十九日，清太宗死时仅禁十三日（世祖死后就禁四十九日了）。明制皇帝死，太子及诸王斩衰三年，二十七月除，服内停音乐嫁娶[46]，事实上多半以日易月，嗣天子多丧服百日。清太祖卒于八月，至除夕已历一百三十九日。而太宗以国丧为理由，停止了除夕同元旦的乐舞大宴，自己并且素服居丧，这既不同于古时的二十七日，也不同于通行的百日，然而也并不是实行二十七个月的礼，因为在二年七月已有大宴的记载，尚未满二十七个月。在上面所说的除夕这一天，太宗曾命达海往三大贝勒家议事，达海所看见的情形是：太宗是素服居丧，俯首独坐；代善（太祖子）是素服俯首卧榻侧；阿敏（太祖侄）是与三福金同坐，福金盛服，阿敏垂泣；莽古尔泰（太祖子）是与弟妹盛饰筵宴，女乐吹弹为戏。[47]这更可证明当时还没有确定的丧仪，太宗的停止宴乐以及同代善的在一百四十日后还素服，不过是盲日的模仿汉化，而阿敏、莽古尔泰家人的盛装倒是当时的普遍风气。《大清会典》五十一，规定皇帝大丧，京朝官二十七月不作乐，期年不嫁娶，较之明朝群臣辍乐百日，官停婚嫁百日，民停婚嫁一月的规定，亦重得多。

女真有丧葬较迟，所以满洲风气不注意坟墓的修治，太祖殓后即日埋于城内，经过三年到天聪三年二月十三日己亥改葬于石觜头山，又经过五年到天聪八年十月初六日己丑，始命加建寝殿，植松木，立石象、狮、虎、马、驼等。自己说是“仿古制行之”，实际是效法明朝，这亦可看出当时的汉化。

入关以后殡葬习惯中，还有几点是清朝自认为国俗的。高宗尝言，“我满洲旧制，凡侧室虽生有子女者尚不得与本夫合葬，盖以名分所在，不可逾越”[48]，世祖生母孝庄后不祔葬昭陵，别建昭西陵，后人多以为疑，我想就是为此。又孝庄后死于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礼部定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引，圣祖不许，群臣根据“我朝向日所行，年内丧事不令逾年”，及“素无久留寝宫之例” 的理由来争[49]，后来勉强定为正月十一日。又如丧中遇清明祭祀不用祭文，遇冬至日祭祀不许哭[50]，亦是其例。

五、殉死

清太祖死，诸王逼乌喇纳喇后殉（纳喇后是多尔衮之母，清代官书改称大妃，此据《武皇帝实录》）。又有二庶妃阿迹根代因札亦殉[51]；太宗死，章京敦达里、安达里二人殉；[52]世祖死，妃栋鄂氏殉[53]，侍卫傅达理殉[54]；太祖孝慈后死，太祖命四婢殉之[55]；多尔衮死，侍女吴尔库尼殉[56]；岳托死，其福金殉[57]；可知妻妾殉夫，奴婢殉主，是满洲的旧俗，并不仅限于殉君上。[58]殉死有是自己情愿的，也有不是情愿的，可是自称愿殉而不果殉的，则为大家所不齿。雅荪尝自矢欲殉太祖，后来迟迟不死，天聪三年八月戊辰太宗杀他还以不果殉为罪。[59]乌喇纳喇后之殉太祖，诸王逼之甚急，太祖《武皇帝实录》记其事说，“后……有机变……留之恐后为国乱，（太祖）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于是……自尽”[60]。是否太祖遗命事不可知，就是真有遗命的话，而“虽不从不可得也”一语，在今日读之还觉得有些余懔森森，无怪《东华录》后来将他删节了。当时还有因嫡庶不和，而强迫殉身的事。所以天聪八年二月初五日壬戌定丧祭例时定了一条，“妻愿殉夫葬者仍予表扬，逼侍妾殉者妻坐死”[61]，就是为防止其害而设。

奴仆殉主入关以后亦禁止了，事在康熙十二年六月十七日乙卯，《东华录》只说，“禁止八旗包衣佐领下奴仆随主殉葬”，而没有说到他的原因。[62]据涵芬楼秘笈《松下杂抄》说，是由于朱裴的请求。朱裴字小晋，山西闻喜人，顺治三年进士，《清史稿·附刘楗传》云：“满洲俗尚殉葬，裴疏请申禁，略言：泥信幽明，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问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宜有，疏入报可。”[63]以时代核之，恰正相当，《杂抄》所说应该不误（《红楼梦》十三回述秦氏死后有侍婢瑞珠触柱而死，贾珍遂以孙女之礼殡殓之，亦是描写旗人旧俗）。

六、婚嫁

在《太祖武皇帝实录》说，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太祖聘布羊古（《东华录》天命一作布扬古）之妹，用鞍马盔甲等物作聘礼，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布占太（《东华录》天命一作布占泰，乌喇贝勒）聘蒙古明安（科尔沁贝勒）之女，用盔甲十副，貂裘猞狸狲裘共十领，羊裘十领，金银各十两，骆驼六只，马十匹鞍韂俱备作聘礼，可以看出当时婚嫁聘礼以鞍马盔甲为主。这是他们的旧俗，还遗留着男子因武勇而得妻的余绪。其后虽然仪文繁缛，可是其意不改。顺治八年世祖大婚，纳采礼用马十匹鞍辔具，甲胄十副，缎百匹，布二百匹，金茶筒一具，银盆一具[64]；其余亲王以下的聘礼也还保存着鞍马甲胄的馈赠。但是因为汉化的缘故，又加了许多金约领，金簪，金珥，金钏，衣帽，表里，衾褥之类，甚至还有绵三百斤。[65]至于公主下嫁外藩，额驸于鞍马甲胄以外，还要进骆驼[66]，这与布占泰之聘明安女儿相同，想是用蒙古习俗。

在关外时婚礼，最重的是亲迎同大宴。《武皇帝实录》载称，戊子年（万历十六年，1588），“哈达国万汗孙女阿敏姐姐（胡里罕贝勒女也），其兄戴鄯（《东华录》天命一作戴善）送妹与太祖为妃，亲迎之至于洞（地名）……戴鄯同妹至，太祖设宴成礼”。又“初太祖如夜黑，其国主杨机奴……言我有小女堪为君配……太祖遂聘之，杨机奴故后，子纳林卜禄于是年（戊子）九月内亲送妹于归，太祖率诸王臣迎之，大宴成婚”[67]；（《东华录》天命一作叶赫贝勒杨吉砮子纳林布禄）又丙申（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二月布占太感太祖二次再生恩，……将妹……送太祖弟黍儿哈奇（舒尔哈齐）贝勒为妻，即日设宴成配”[68]；又辛丑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一月内兀喇（乌喇）国布占太送满太之女（名阿巴亥）与太祖为妃，太祖以礼迎之，大宴成婚”[69]；又壬子年（万历四十年，1612）“明安贝勒……送其女来，太祖以礼亲迎，大宴成婚”[70]；又甲寅年（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十五日蒙古札伦卫（札鲁特）桩农（锺嫩）贝勒送女与太祖次子古英把土鲁贝勒（代善）为婚，贝勒亲迎大宴以礼受之”[71]；又“蒙古廓儿沁（科尔沁）蟒孤贝勒（莽古思）送女与太祖四子皇太极贝勒为婚，贝勒迎至辉发国胡里气山城处（扈尔奇山），大宴以礼受之”[72]；可见当时婚礼质朴而亲敬。大宴的意义是要亲族会面，承认这个婚礼，如果不到就是不赞成，阿敏以女许嫁蒙古，初时太宗不知，后来宴会太宗也不赴，就是不承认的表示。[73]入关以后，世祖在顺治八年同十一年举行了两次大婚[74]，所谓亲迎仪式没有了，这是汉化以后皇帝地位加高，所谓“天子无亲迎礼，汉晋以来皆遣使持节奉迎”的缘故。

《大清会典》二九《礼部·婚礼》一，所载大婚礼注，同《明史》五五《礼志》九，天子纳后仪（正统七年定），大同小异，更可见清初的效法明制。再从他们的不同之处来看，也可得到一些保存下来的满洲旧俗。

清制有“皇后凤舆启行出大门，前导命妇四人，后扈命妇七人，均乘骑”[75]。这是明朝所无，清朝末年也取消了（穆宗德宗大婚均无之）。我想这是关外亲迎风俗的遗留，当时人人善骑，同时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所以扈从亲迎的妇女也骑马。

明制，有“（皇后入内殿）帝……具衮冕，后……更礼服，同诣奉先殿行谒庙礼，祭毕还宫合卺”[76]。这是清朝所无。清制皇后娶入宫以后，“皇帝御太和殿赐后父及亲属燕，王公百官咸与。皇太后御慈宁宫赐后母及亲属燕，公主、福晋、大臣命妇成与。吉时届，宫中设燕行合卺礼”[77]。并无谒庙礼。这种燕后父母同亲属的仪式，我想就是入关前所谓“大宴成礼”“设宴成礼”的遗俗。至于不谒庙，也是因为旧俗没有。明制天子虽然不亲迎，可是皇后舆入宫以后，有“皇后出舆，由西阶进，皇帝由东阶降，迎于庭，揖皇后入内殿”的规定，还有夫妇敌体之意，清朝并此去掉，同他旧俗相去更远了。

汉族习惯上所谓外亲妻亲的尊卑，在满洲旧俗根本没有这个观念，所以缔婚只注意本人，而不注意其他。多尔衮同豪格是叔侄，可是二人同娶于桑阿尔寨之女，为姐妹。清孝端后同孝庄后是姑侄，可是先后嫁清太宗，在顺治初年同时称皇太后。世祖废后同孝惠后也是姑侄，而先后嫁世祖。太宗的三、四两公主下嫁外家，行辈也不同。如下：（参看《清史稿·外戚表》《公主表》及《后妃传》。）

又如太祖同叶赫部太杵子孙的婚媾也很复杂，行辈也不一：

乌喇部贝勒同太祖的媾姻的情形也相同，太祖既娶布占泰侄女，而布占察又娶太祖第四女，相差两代：

至于阿敏以亲女嫁蒙古塞特尔，自己又娶塞特尔之女，二人互为翁婿[78]，尤为奇特。这种现象，入关以后渐渐没有了（同治时孝哲后与珣妃为侄姑，偶尔一见）。《会典》中明显的表列了外亲服图（母族），妻亲服图（妻族）[79]，户律中规定了外姻有服尊属卑幼共为婚姻的科条，无服尊属卑幼共为婚姻的科条[80]，并且禁止了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这完全是汉化的表现，所谓“外属无服尊卑不通婚”[81]，从唐朝早已如此了。姑舅两姨姊妹的不能通婚，是因为他们尚有缌麻之服，可是这与后来的习俗并不相合，所以雍正以后将他解禁，听从民便。

七、剃发

满洲习俗，男子将顶发四周边缘剃去寸余，而中间保留长发，分三绺编成长辫一条垂在脑后，名为辫子，或称发辫。这是满洲人的特别表征，与汉人全部束发不同，与蒙古人分作左右两辫也不同。四周剃去的头发，除了父母之丧同国丧以外全不准养长，应时时剃除，名为剃发，或称剃头。这是与清朝相终始从未改变的一种满洲习俗。清太祖天命四年以后，凡其他部族投降加入满洲集团的，无论汉人朝鲜人，全以剃头为唯一表示。《武皇帝实录》天命六年记辽阳之胜说，“其余官民皆削发降”，又说：“辽阳既下，其河东……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82]削发就是剃发。在以前纪天命三年下抚顺，四年下开原，全没说削发剃发事，可知天命四年以前尚无此例。天聪元年七月太宗答朝鲜王李倧书，谈到“前剃发降我”的人民遣还的事[83]；崇德元年十二月征朝鲜之役，太宗告谕朝鲜人民说，“尔等既降，勿逃避山谷，宜速剃发在家”[84]。可见当时朝鲜人降附亦须剃发，但其后何以复允朝鲜保存全部留发旧俗则不可知。清太宗时几次入塞扰明，经过的地方官民时有剃发出降者，如天聪三年十月经汉儿庄城，四年正月攻永平城。[85]但不知清兵退出之后，已剃发者明朝如何处治？在当时明清屡次战争中，明朝文武官员被擒获的，也以不剃发为不投降表示，大凌河之役，明监军道张春被擒不肯剃发，清太宗令与白喇嘛同居三官庙，后来终于不降而死。[86]洪承畴松山之败，于崇德七年二月十八日被擒，未死亦未剃发，四月初一日张存仁建议太宗说，“窃思承畴欢然幸生，是能审天时达时务……宜令其剃头在官任使”[87]。是被擒四十余日尚未剃发，可以看出他于死节投降两途尚在徘徊，到五月五日他朝见太宗想来已剃发了。

多尔衮率兵入关，与吴三桂晤于山海关前，命三桂兵以白布系肩为号，当时三桂兵尚未剃发。多尔衮入关以后，凡迎降的全要剃发，非迎降的传檄限期剃发作为归顺的表示。然而当时令禁并不甚严，且听自便，明朝廷臣投降者亦在观望。冯铨、孙之獬、李若琳之流，因故明阉党关系被科道纠弹，他们就以于众人未剃之先首先剃发改换满装为人所忌自解[88]，可知当时剃发尚不普遍。顺治二年六月以后，福王覆亡，多尔衮谕多铎说：“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89]又谕礼部说：“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90]自此法令加严，而刑戮随之！二年十月孔文謤以孔子子孙为理由不愿剃发及改服制，他说：“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各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未之有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多尔衮摄政批答说：“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文謤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91]这是当时一件趣事，也可看出人民的不愿剃发。其后清兵在江南各地的大屠杀，全导因于剃发。田仰指剃发为名在通州如皋海门起兵[92]；江阴耄老以“头可断，发决不可剃”的口号，抵制清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令，起义抗清八十日[93]；嘉定因剃发令到县，民众大哗，以“为我保此发肤” 的口号，各乡义兵不约而起，与清军拒守二十余日[94]；吴江也因为不肯剃发杀县令，遭屠城[95]；他们全以碧血殉了发肤！

八、衣冠

满洲章服与明朝衣冠的显著差别，一个是缨帽箭衣，一个方巾大袖，（士人）纱帽圆领；（官）一个窄瘦，一个宽博。满洲服装最初也不是大家一致的，在传统的相近习俗下仍许随从各人之便。清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初二日乙丑，清太宗布令国内禁冠服僭越[96]；七年六月初九日己巳又谕官民冠服遵制画一。[97]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1637）四月二十八日丁酉，太宗谕诸王贝勒说，“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余俱令遵国初定制仍服朝服”[98]。便服同朝服分别言之，可知当时尚不能完全画一，更可见满洲服装曾经一度改革。这个改革，是将服装式样，同颜色加以规定加以统一，其时间应该在天命初间，就是太宗谕内所称国初。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太祖赐蒙古克石克图靴帽衣带（王氏《东华录》天命三尚有貂镶朝衣），五年二月赐色特希尔蟒衣裘帽靴带（《东华录》失载），三月赐色本蟒衣轻裘靴带，这种赐予衣服应该全照规定格式作成。

多尔衮入关以后下令明朝臣民衣冠皆用清朝制度[99]，但并未严厉执行。顺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己亥山东巡按朱朗鑅启多尔衮说，“中外臣工皆以衣冠礼乐覃敷文教，顷闻东省新补监司三人俱关东旧臣，若不加冠服以临民，恐人心惊骇，误以文德兴教之官疑为统兵征伐之将，乞谕三臣各制本品纱帽圆领临民理事”。多尔衮特允其请，说，“目下急剿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莅事。其寻常出入，仍遵国家旧制”。[100]可见当时不但汉人没有改满装，而满官还要用明服。这是因为多尔衮本人汉化程度较深而且倾慕汉化，所以如此，但是一般满洲人是不赞成的。所以在福王覆灭以后，服装之禁亦严，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丙寅严行剃发谕内原有“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101]的话，过了五十三日到七月初九日戊午（中间有闰六月）又谕礼部说，“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从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价腾贵一时措置维艰，故缓至今日。近今京城内外军民衣冠遵满式者甚少，仍著旧时巾帽者甚多，甚非一道同风之义。尔部即行文顺天府五城御史，晓示禁止。官吏纵容者访出并坐。仍通行各该抚按转行所属一体遵行”[102]。于是衣冠之禁也和剃发同样严了，因不改衣冠而被刑戮的也同样多。顶发一剃不易复留，衣冠旧者也不易即毁，因之人民服装时有反复，而政令也时有张弛。《启祯记闻录》所记苏州情形可作一例：

乙酉（顺治二年，1645）九月十二日，“奉新旨：官民俱依满洲服饰，不许用汉制农服冠□。由是抚按镇道即换钹帽箭衣”。[103]案此新旨当即七月戊午的谕。

十二月九日“迎春，府卫县官俱汉冠吉服束带”。[104]

丙戌（顺治三年，1646）四月初八日，“苏松新兵道行牌云，大兵将至，士庶不许方巾大袖，速更满洲衣帽”。[105]

五月二十六日，“土公（国宝）悬示皋桥，欲士民俱遵满装，一切巾帽俱不准戴，巾铺歇闭改业，违者重责枷示”。[106]

十一月初一，复严衣帽之禁，大袖每加扑责，巾即扯毁，由是举监生儒皆戴小帽，士庶漫无分别。[107]

丁亥（顺治四年，1647）“新正，城市俱服大袖，月余因贝勒王自浙回兵……抚按有司申饬，衣帽有不能备营帽箭衣者，许令黑帽缀以红缨，常服改为箭袖，由是人尽加红绒一撮于帽顶”。[108]

壬辰（顺治九年，1652）六月，“抚台（周国佐）又忽申巾帽之禁，十五日兵卒复抢扯人帽，行人多顶凉笠”。[109]

在满洲人严厉执行汉人满装的时候，有一件可注意的事，就是汉人女子始终没有接受满洲装束，直至清朝覆灭时止，女子礼服仍是凤冠霞披，便装仍是上衣下裳，所以在民间传说上有所谓“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有人说这是洪承畴的政策，其实不然。或者许是因为女子不出门，而棺殓别人又不易见，所以仍在保存著故国衣冠。民国十年以后女子盛行旗袍，这也是前人想不到的。

有清一代不改他本来的服制，这是他们传统国策之一。清太宗曾谆谆训谕诸王，“凡言语衣服及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加学习”，以“金熙宗完颜亮变易祖宗衣冠制度，循汉人之俗，服汉人衣冠，尽亡本国言语”为戒。并且说，“朕所以谆谆训谕者非为一时计也，正欲尔等识之于心，转相告诫，使后世子孙遵守无变弃祖宗之制耳”。[110]顺治八年闰二月二十二日己巳御史匡兰兆请用衮冕朝祭，世祖不允。[111]后来高宗于乾隆十七年三月在箭亭刊泐卧碑，重申太宗禁止效汉人服饰制度之意[112]，又于序《礼器图式》（乾隆二十四年奉敕修，三十一年重加校补凡二十八卷，名《钦定皇朝礼器图式》，见《四库总目》八二，《清朝文献通考》二二二《经籍考》十二作十八卷）时说：“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袭，朕则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恐后之人执朕此举而议及衣冠，则朕为得罪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于以绵国祚，承天祐，于万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癸未又说：“辽金元衣冠初未尝不循其国俗，后乃改用汉唐仪式……前因编订《皇朝礼器图》，曾亲制序文，以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诚以衣冠为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沿袭，凡一朝所用原各自有法程，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寝弱，洊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覆辙具在，深可畏也……朕确然有见于此，是以不惮谆复教戒，俾后世子孙知所法守，是创论实格论也。所愿弈叶子孙深维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庶几不为获罪祖宗之人，方为能享上帝之主，于以永绵国家亿万年无疆之景祚，实有厚望焉。”[113]他一再说服制改易关系国祚，似乎笃信甚坚，所以癸未一谕不但“申谕中外”，而且“仍录一通”，悬勒于皇子读书所在的“上书房”。清代服制直至覆亡没有变革，此数谕关系甚大。但是制度虽然未改，而瘦窄的风气却早已荡然无存。

以上所举的清初几种礼俗，有的强汉人法效，有的禁汉人从同，有的潜移默化与汉人趋于一致，而大体上均有所变革。这种变革不是由于政令的强制而是文化的自然调融。

1942年12月8日在西南联大文史讲演会讲演，承何鹏毓先生笔记。嗣复增加例证，广为此篇。

1945年3月18日识于昆明靛花巷。

（原载《清史探微》）

【注释】

[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八，顺治四年五月乙巳条，第266页。

[2]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命三，天命六年七月甲子，第40页。

[3]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六，天聪五年七月辛巳，第83页。

[4]以丈夫比女子，是当时一种较重的责辱，如代善同布扬古说，“汝非男子，乃妇流耶”之类，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第358页。

[5]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命三，天命六年，1621，七月二十五日甲子，第40页。

[6]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五，天聪四年，1630，十一月十九日甲午，第70页。

[7]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二，崇德二年，1637，四月二十八日丁酉，第141页。

[8]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七，天聪六年，1632，十二月癸酉，第98页。

[9]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二，崇德二年，1637，七月初五日辛未，第144页。

[10]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三，崇德三年，1638，三月初一日甲子，第149页。

[1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七，崇德七年，1642，六月初五日癸卯，第181页。

[12]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七，天聪六年，1632，十二月初十日癸酉，第98页。

[13]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十，天聪九年九月壬申，第122页。

[14]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一，崇德元年，1636，五月十四日丁巳，第131页。

[15]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一，崇德元年七月丁卯，第133页。

[16]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十五，顺治七年壬戌，第306页。

[17]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二十，顺治十年三月初二日戊辰，第351页。

[18]王先谦：《东华录》第2册，康熙二十九，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丙寅，第103页。

[19]《清史稿》卷2《圣祖本纪二》，第210页。

[20]《清朝文献通考》卷270“舆地二”，第7272页。

[21]《钦定大清会典》卷86“八旗都统·训练”，第832页。

[22]《金史》卷28《礼一》，第693页。

[23]事在天命八年五月，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第376页。

[24]事在顺治九年十一月初四壬申，顺治十九，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第340页。

[25]《清史稿》卷85《礼志》四，第2553页。

[26]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命一，第13页。

[27]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命二，第26页。

[28]《钦定大清会典》卷86“内务府·掌仪司”，第853页。

[29]《清史稿》卷90《礼九》，第2658页。

[30]《钦定大清会典》卷35“礼部仪制清吏司·军礼”，第275页，案清制皇帝衣色用明黄，惟祀天则用蓝色。

[31]王先谦：《东华录》第2册，康熙四十六，第247页。

[32]四月十五日甲子，王先谦：《东华录》第2册，康熙五十九，第342页。

[33]见《钦定大清会典》卷35“礼部仪制清吏司·军礼”第230页；及卷88“内务府·掌仪司”，第856页；《清史稿》卷85《礼志》四，第2553页；《清朝文献通考》卷99“郊社九”，第5713页。

[34]《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第393页。

[35]《清朝文献通考》卷148“王礼二十三”，第6131页；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己巳，王先谦：《东华录》第2册，康熙四十，第195页。

[36]《清会典事例》第6册，卷488“丧礼”，第610页。

[37]王先谦：《东华录》第5册，乾隆八十八，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乙未，第687页。

[38]此俗清末仍存，见《清会典事例》第6册，卷473“丧礼”，第483页。

[39]《钦定大清会典》卷90“内务府·掌仪司三”，第873页。

[40]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三，第62页。

[41]《清朝文献通考》卷195“刑一”，第6597页。

[42]《清会典事例》第6册，卷458“丧礼”，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184页。

[43]《清会典事例》第6册，卷477“丧礼”，第441页。

[44]《清会典事例》第6册，卷482丧礼”，第518页。

[45]王先谦：《东华续录》第4册，乾隆二七，第223页。

[46]《明史》卷58《礼十二》，第1446页。

[47]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命十一年十二月戊辰，第52页。

[48]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十八日己酉谕锺音，见王先谦：《东华续录》第5册，乾隆八十七，第574页。

[49]王先谦：《东华录》第2册，康熙四十，第197页。

[50]《清朝文献通考》卷147“王礼二十三”，第6129页。

[5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第393页。

[52]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一，第6页。

[53]《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909页；又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康熙一，二月壬辰，第487页。

[54]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康熙一，四月壬午，第488页。

[5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第322页。

[56]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十六，顺治八年二月癸巳，第311页。

[57]事在崇德四年四月初一日戊子，见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四，第157页。

[58]明太祖殂，殉葬宫人甚多，所谓朝天女户是也。英宗以前仍以宫妃殉葬，英宗遗命禁，见《明史》卷58《礼志》十二，第1452页。

[59]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四，第68页。

[60]《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第392-393页。

[6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九，第108页。

[62]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康熙十三，第581页。

[63]《清史稿》卷264《附刘楗传》，第9924页。

[64]《清会典事例》第4册，卷324“婚礼”，第819页。

[65]《清会典事例》第4册，卷325“婚礼”，第848页。

[66]《钦定大清会典》卷29“礼部·婚礼二”，第233页。

[6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第312页。

[68]《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第318页。

[69]《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第321页。

[70]《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第327页。

[7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第331页。

[7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第331页。

[73]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五，天聪四年六月乙卯，第77页。

[74]《清会典事例》第4册，卷324“婚礼”，第825页。

[75]《清会典事例》第4册，卷324“婚礼”，第823页。

[76]《明史》卷55《礼志》九，第1392-1393页。

[77]《钦定大清会典》卷29“礼部·婚礼一”，第231页。

[78]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五，天聪四年六月乙卯，第77页。

[79]《钦定大清会典》卷54“丧礼五”，第493页。

[80]《清会典事例》第9册，卷756“户律婚姻”，所谓无服尊幼如父母之堂姨，子孙妇之姊妹等，第337页。

[81]杜佑：《通典》卷60“礼二十”，《十通》，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页。

[8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第369页。

[83]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二，第61页。

[84]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一，十二月壬午，第137页。

[85]并见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四，第72页；天聪五，第73页。

[86]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六，天聪五年十一月丙戌，第89页。

[87]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七，第94页。

[88]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五，顺治二年八月丙申，第246页。

[89]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四，六月丙辰，第239页。

[90]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四，二年六月丙寅，第239页。

[9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五，十月戊申，第248页。蒋良骐撰，林树惠、傅贵九校点：《东华录》作孔闻漂，系在八月，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0页。

[92]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五，顺治二年七月丁丑，第245页。

[93]韩菼：《江阴城守记》，沈云龙选辑：《明清史料汇编三集》第6册，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2803页。

[94]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乐天居士辑：《痛史》第11种，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第3页。

[95]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5，乐天居士辑：《痛史》第13种第3册，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第8页。

[96]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七，第98页。

[97]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八，第103页。

[98]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二，第141页。

[99]顺治元年五月己丑，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二，第206页。

[100]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三，第212页。

[10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四，第240页。

[102]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五，第244页。

[103]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6，乐天居士辑：《痛史》第13种第3册，第5页。

[104]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6，乐天居士辑：《痛史》第13种第3册，第8页。

[105]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7，乐天居士辑：《痛史》第13种第4册，第1页。

[106]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7，乐天居士辑：《痛史》第13种第4册，第2页。

[107]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7，乐天居士辑：《痛史》第13种第4册，第4页。

[108]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7，乐天居士辑：《痛史》第13种第4册，第4页。

[109]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8，乐天居士辑：《痛史》第13种第4册，第9页。

[110]崇德二年四月丁酉，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二，第141页。

[11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一六，第316页。

[112]王先谦；《东华续录》第4册，乾隆三五，第391页。

[113]王先谦：《东华续录》第5册，乾隆七六，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