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剑，经济学人，抗战史研修者。
2025年11月6日傍晚，笔者应南翔书苑邀请，就全面抗战若干问题作了两个小时视频演讲，听众达1700多位。近期，南翔书苑将这次演讲整理成2.4万字文稿。由于文字过长，笔者将这次演讲分为五部分刊发在常态发展公众号，供读者分享。此篇是演讲的第五部分，也是最后部分。发表时内容有修改。
提问环节
中日两国军队力量对比悬殊很大。当时也产生了“主和派”和“主战派”，当然，后来也有不少人从“主和”变成了”主战”，您如何看待战争中的这种主和主战的声音呢？
答：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内部确实存在“主战”与“主和”两种声音。无论是主战或者是主和，当初都是基于对国家实力所作的判断。当然以后逐渐分化。
一、主战主和，需要具体分析
无论是主战或者是主和，究竟基于怎样的思考得出的判断，这个很重要，需要进行分析。不能够认为主战就是对的，是出于民族大义考虑。其立场是否合理，需结合具体策略、目标、历史背景和实际效果来判断。
道理很简单，“主战”不等于科学抗战路线。如果盲目主战可能忽视现实力量对比，若仅凭情绪主战而不制定符合国情的战略（如持久战、人民战争），可能导致无谓牺牲和更快溃败。正确的主战必须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而非单纯情绪化表态。
主战派中一些观点之所以被认为是荒唐的，是因为它们严重脱离战争实际，盲目乐观，缺乏对敌我力量对比的清醒认识，最终被战争进程无情证伪。例如，主战派中相当一部分人鼓吹“速胜论”，特别是台儿庄会战中国取得胜利后，这种观点更为盛行。 这种观点忽视日本的战争准备、军事动员能力，以及中国自身的军力短板（装备落后、统一指挥不足），将局部战术胜利等同于全局战略胜利。
“速胜论”本质上是对战争难度的严重低估。它忽略了中日之间在军事工业、装备水平、海空力量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也未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战争韧性。这种情绪化、口号式的判断，无法为持久抗战提供科学指导。
同样，抗战时期，“主和派”并不简单等同于“投降主义”，这一区分在历史语境中具有重要政治与道德分野。真正的主和派主张通过谈判、外交与有限妥协维持国家生存空间，其前提是保全主权与领土完整；而投降派则是无原则地屈服于侵略者，出卖民族利益。两者本质不同。
主和派的底线是“能战方能和”。主和派并非反对抵抗，而是认为在特定形势下，应以谈判争取喘息之机，为长期抗战积蓄力量。这种“有实力谈和”的逻辑，体现了“弱国无外交，能战方能和”的现实智慧。
抗战期间，部分主和声音源于现实困境判断。例如，1937年胡适曾估计中国“可支持六个月”，主张保留外交渠道，避免全面崩溃。这类观点虽被批评为“低调”，但出发点仍是避免国家彻底毁灭，而非放弃抵抗。随着战局发展，胡适本人也转向支持全面抗战。
此外，国际调停的期待曾具一定合理性。一些主和人士寄望英美施压日本，促成和平。尽管后来证明此类“太平洋调停”实为“东方慕尼黑”阴谋，但在当时信息条件下，这种期待并非全然荒谬。中国最终正是借助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扭转战局，说明外交手段本身并非错误。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语境中，“主和派”一词已被严重污名化。将“主和派”与“投降派”等同使用，是一种偏激。从历史研究角度看，仍需区分动机与后果，避免将所有主张谈判者一概否定。
二、主和派代表人物观点分析
1、 胡适观点分析
抗战初期，胡适对日本抱有和平的幻想。全面抗战爆发前，他曾和一群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如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和陶希圣等人频繁往来，想方设法的商量着如何避战。他认为中国军力薄弱，无法承受现代战争，主张以妥协换取时间发展国力。
胡适主和立场的依据：
一是军事实力悬殊，装备落后。若仓促应战将导致国家崩溃。
二是主张“以退为进”的外交策略，换取中日关系调整和疆土保全，争取十年和平发展期。这一提议虽遭程潜怒斥为“汉奸之言”，但其出发点是避免全面沦陷。
三是寄望于国际局势变化。他判断日本扩张终将激怒英美，引发太平洋大战，中国可借此“翻身”。“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中国只需“苦撑”等待变局。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抵抗三个月，让胡适深受震撼。他承认“我们能打、肯打”，是“大收获”，从此不再祈望和平。特别是出任驻美大使，全力争取外援，成功促成桐油借款等援助项目，为抗战提供关键支持。他提出“苦撑待变”战略，强调持久抗战对国际格局的意义，也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他在美国奔走七年，发表数百场演讲，促成多项对华援助，用行动完成了从“主和”到“助战”的转变。也就是说，胡适的主和立场植根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与他对国际局势的理性判断，其核心并非投降，而是试图以退为进、争取时间实现国家自救。
2、周佛海与低调俱乐部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面对日本侵略，国民党部分军政要员和知识分子对战局持悲观态度。 该组织以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一个主张妥协求和的圈子。 他们经常聚集讨论时局，普遍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据回忆，名称源于一次聚会中胡适与高宗武的对话，胡适问高有何高见，高宗武答曰：“我的姓虽然‘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自此，这个圈子便得名“低调俱乐部”。
周佛海是低调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和组织者。他不仅是理论鼓吹者，更是汪伪政权的实际策划者。周原为中共一大代表，后投奔国民党，抗战初期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作为“主和派”中最具理论建构能力的人物，他提出“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若战争延长，“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因此，抗战不是“救国”，而是“亡国”。
1939年周佛海发表《回忆与前瞻》，公开为投敌辩护，称“唯一的出路便是接受日本的条件”。他自诩汪伪政权“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并担任伪财政部长、伪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全面掌控伪政权经济与特务系统。
周佛海的特殊性在于，他后期暗中与重庆联系，试图“戴罪立功”，但始终未脱离伪政权，体现出典型的投机心态。
“低调俱乐部”核心成员中，一部分追随汪精卫投靠日本，沦为汉奸。根据历史资料，真正公开投敌、担任伪职的主要有以下几人：周佛海、梅思平、罗君强、林柏生、陈春圃等。而陶希圣，也曾是“低调俱乐部”核心成员，并随汪精卫出逃河内，但在“高陶事件”中幡然醒悟，于1940年公开揭露汪日密约。此外，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负责对日交涉，一度参与汪精卫“和平运动”，但最终与陶希圣一同出走香港，揭露密约。至于其他成员，如陈布雷、顾祝同、朱绍良等，随着抗战爆发，态度也发生要根本改变，始终未落水。
三、汪精卫与其绝命诗
汪精卫曾是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一度被视为孙中山接班人。
1、由战转和
“九一八”事变后，汪表现出强硬的主战态度。严令张学良务必死守热河，汪精卫多次对张学良进行指责，称其“丢失了东北以及热河”，并且要求张学良辞去职务以“平息民众的愤怒”。
1933年长城抗战，汪精卫作为国民党内重要的领导人，表现出强硬的主战态度。他公开宣称，“须先有抵抗，接下来有交涉”。战争进程中，汪精卫派遣其心腹陈公博前往前线进行考察。当陈公博目睹战场惨状后回报“士兵未见到日军即被炸死”，汪精卫对中日军事实力差距产生了深刻悲观情绪。他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汪精卫虽然后来赞扬了宋哲元部在喜峰口所取得胜利，但他还是认为整体战局处于不利的状况，于是开始大力推动对日进行和谈这件事。长城抗战的惨烈现实让汪精卫认为“战必大败”，从而寻求“和平救国”的出路。南京沦陷后，汪精卫彻底转向“主和”。其核心观点包括：“战必亡，和未必大乱”：他认为中国军事、工业远逊日本，长期战争只会导致国家彻底崩溃，而通过谈判“保存主权”尚可维持国家基本框架。从战到和思想转变，为其1938年投敌，埋下了伏笔。1938年12月29日，他在《艳电》中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主张以此为基础实现“中日和平”，标志着其从“主和”走向“投敌”。
2、曲线救国实为“降敌求荣”
汪精卫及其集团宣称，正面抗战已难以为继，中国国力薄弱，继续抵抗只会导致“亡国灭种”。因此，主张通过与日本“和平谈判”、建立“合作政权”的方式，保存部分国家主权和民族血脉，待时机成熟再图复兴，美其名曰“忍辱负重”“以退为进”。他们将投降美化为“救国的另一条路径”，声称：可避免无谓牺牲，保全百姓生命财产；能在日军占领区内维持一定秩序，实施“仁政”；借助与日本的合作关系，逐步争取权益，最终实现真正独立。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版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又称汪伪政权成立，实际上则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事实证明，该政权完全受制于日本。“曲线救国”实为“降敌求荣”的遮羞布。它不仅未能挽救国家危亡，反而助长了日本侵略气焰，分裂了抗日统一战线，造成大量国民党军政人员效仿投敌。据记载，1940至1944年间，约有67名旅级以上将领、50余万军队投降，占伪军总数六成以上，严重削弱了抗战力量。
汪精卫所谓“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汪伪政权）所鼓吹的“曲线救国”论，非但没有挽救国家危亡，反而严重破坏了全国抗战大局，产生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军事与社会影响。特别是协助日军推行“清乡运动”、镇压抗日根据地、掠夺资源、征发劳工，并组建“和平建国军”参与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围剿。这不仅未能“保全民族血脉”，反而使沦陷区人民陷入更深的苦难，成为中国抗战的直接破坏者。
汪精卫曾写过两首绝命诗。第一首是他年轻时舍生忘死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未遂入狱后所写：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第二首是汪精卫死前写下的一首题为《自嘲》的绝命诗：
心宇将灭万事休，
天涯无处不怨尤。
纵有先辈尝炎凉，
谅无后人续春秋。
写第一首绝命诗时，汪精卫是名满天下的反清革命英雄，其视死如归的冲天浩气，比起任何前贤都不逊色。而第2首《自嘲》，表达了一种深沉的绝望与自我辩解交织的复杂心境。特别是“天涯无处不怨尤”，隐含一种悲情自辩：我之所为，并非全然私利，却落得举世皆敌。
汪精卫悲剧在于，他曾站在历史高光处，却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投降。1944年汪精卫病逝后，其墓地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炸毁，挫骨扬灰，象征着人民对其背叛行为的终极审判。历史证明，只有坚持民族独立与尊严的坚决抵抗，才是真正的救国之路；以妥协换“和平”、以依附求“自立”的幻想，事实上沦为侵略者的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