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真理报》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是苏联政治舆论宣传的重要渠道,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九一八事变后,《真理报》十分关注东北局势的发展,陆续刊发文章和社论,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东北全境沦陷后,《真理报》对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队伍和具体斗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跟踪报道,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抗日斗争情形。全面抗战爆发后,《真理报》关于东北抗战的报道逐渐减少。1931—1939年,《真理报》关于东北抗战的报道多达上百篇,呈现出连续性和全面性的特点,以他者视角丰富了对中国东北抗战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客观的历史事实,表达了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同情与支持。
[关键词] 抗日战争;苏联;《真理报》;东北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抗日战争的起点,东北抗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东北抗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既有对东北抗战研究总体状况的详细梳理和对国外关于东北抗联历史资料及研究状况的介绍,也有从抗战时期国内外报刊报道的视角出发,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活动进行的研究,但从苏联报刊角度对东北抗战进行具体研究的成果较少。整体来看,从国外报刊媒体视域出发,对东北抗战进行多维度的系统研究还有很大空间。《真理报》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是苏联进行政治舆论宣传的重要渠道,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九一八事变后,苏联《真理报》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给予了较高的关注,对东北抗战进行了长期跟踪报道。本文以苏联《真理报》对东北抗战的报道为考察对象,详细梳理其具体内容并总结报道特点,以期丰富他者视角下的东北抗战研究,同时探寻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外宣传背后的外交政策调整变化的动因。
一、九一八事变至哈尔滨沦陷前《真理报》对东北局势的报道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莫斯科参加中苏代表会议的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分别向中方代表莫德惠和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询问关于事变的消息,希望能得到详细的情报,并于1931年9月20日,在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会议提出“针对日军占领南满和奉天而要采取外交步骤的决定,推迟到收到补充情报后再作出”,同时“责成加拉罕同志急速取得补充情报并报告政治局”。《真理报》在当天,也以《日本占领南满奉天落入日军手中》为题报道了日本派兵占领沈阳的过程以及国际上的反应。两天后,苏联方面依然没有弄清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日本发动战争的意图,于是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紧急致电在索契度假的斯大林,征询斯大林对“可以采取的进一步步骤的想法和对报刊的指示”。同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约见了日本驻苏大使,表达了对事变的关切,但并没有从日方得到具体消息。斯大林在收到电报后立即回电指示:“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合适”,同时表示报刊方面要“使人不怀疑我们是全心全意反对武装干涉的。要让《真理报》大骂日本占领者”“要让《真理报》大声疾呼”。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给报刊作出指示”,并要求驻华和驻日外交代表必须“向莫斯科及时通报发生的事件;没有莫斯科的指示不采取任何步骤,也不作任何解释”。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真理报》从1931年9月23日开始,陆续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对满洲的军事占领》《瓜分中国》等署名文章和社论,谴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认为日本正企图将东北地区脱离出中国,日本的侵略行为是策划已久和有步骤地进行的,“苏联的劳动者非常关注中国的斗争,他们同情中国人民”。同时,《真理报》也开始报道中国人民在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10月16日至11月19日,江桥抗战爆发期间,该报刊发相关报道63篇,其中军事战况报道41篇,表现出对中国东北抗战的高度关注。在《真理报》密集报道的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号召各国共产党在舆论宣传上声讨日本,但也强调“整个运动应与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结合起来”,并对各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提出了具体要求。与舆论报道的基调相反,苏联在此期间始终坚持对中日战争的不干涉政策,即便日军以进攻马占山为名开始出兵北满。此时日本也非常关注苏联的态度,通过外务省情报部进行了具体调查研判,根据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的谈话,进一步确认了苏联的不干涉立场。在日军进攻齐齐哈尔前夕,李维诺夫仍反复向广田弘毅表示,苏联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并指令中东铁路董事会苏联方面继续奉行中立原则。这一时期,《真理报》作为联共(布)机关报,严格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立场鲜明地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径,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支持,相比同一时期其他媒体的报道更富有感情色彩。
二、东北全境沦陷后《真理报》对东北抗日武装队伍的报道
1932年2月哈尔滨陷落后,东北三省全部被日军侵占,共产国际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哈尔滨以后在扩大自己的挑衅行为,要求各国共产党“要竭尽全力加强对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动员工作”,提出“日本军队从满洲和中国其他地方滚出去”的口号。同时,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也指出“应该号召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并且采取一切具体办法来进行这一战争”。此后,《真理报》开始对中国东北抗战进行了持续报道,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报道的焦点才开始转向中国关内主战场。这一时期,该报对东北抗日武装队伍的人数、领导人以及根据地等基本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
1933年5月27日,《真理报》在《满洲起义运动的增长》这篇报道中介绍了齐齐哈尔和吉林省的抗日游击队情况:“巴彦县出现了200人的队伍”,“吉林省延吉县有1 000人的队伍在活动,自称‘救国军’”。1934年4月30日,该报在《满洲农民斗争》一文中指出:“勃利一带有起义农民2万人,三姓地区的游击队人数过1万人”。同时,该报还关注抗日队伍的民族结构,一些报道中提到了中朝混合游击队,如《满洲中朝起义军的抗日战争》一文引用相关报道指出:“中朝起义军在满洲的吉林省东部和奉天省的活动对日本驻军造成威胁”,“1 000多名中朝起义军活动于该地区”。1934年,该报刊发的《7万满洲游击队》和《10万满洲起义军》等文章也对东北抗日武装队伍的规模进行了报道。1935年,该报称在松花江与黑龙江之间活动着21.5万名中国游击队员。虽然报道中的数据未必准确,但体现了对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舆论支持。1936年9月18日,该报刊发了题为《在占领者的铁蹄下(满洲被占5周年)》的评论文章,称据日本人统计,满洲有将近5万名游击队员在活动。
《真理报》对东北抗日武装的部分将领也进行了报道。江桥抗战期间,该报对马占山的抗日行动十分关注,刊载了8篇相关报道,涉及马占山拒绝日军投降要求、驳斥苏联给予援助的言论、要求日本为发动战争道歉、具体领导抗日斗争等方面,还以鲜明的态度表达了对日本侵略的谴责和对顽强抵抗的抗日军队的赞誉。1932年11月29日,该报在《满洲游击运动的增长》一文中,提到东北义勇军14位将领联名向日内瓦发电报,并详细列举了具体姓名,如马占山、苏炳文、王德林、李杜、丁超、冯占海等。12月,苏炳文领导海满抗战后撤入苏联境内,《真理报》刊文详细介绍了苏炳文部的军官姓名及军中职务。这些报道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东北的抗日武装队伍。此后,该报又多次在报道中提到东北抗联著名将领赵尚志。1937年2月24日,该报在《满洲游击队的战争》一文中,指出在满洲中部地区活动的游击队中有赵尚志的队伍。该队伍作战能力强——“最近在满洲三江省的汤原县,这支游击队有300人与日满军队500人发生冲突。经过4小时的战斗,游击队撤退,日本军队在这次战斗中遭受了很大损失,尽管他们有人数方面的优势”。4月15日,该报援引《同盟通信》消息指出:“北满最有名的‘匪首’是赵尚志,他在哈尔滨理工学院受过教育。他最常用的方法是劫富济贫”。这些报道虽然不尽准确,但已基本勾勒出东北抗联将领赵尚志的形象。
《真理报》还有一些报道反映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情况。1934年8月25日,该报援引其他消息说:“中国和外国的报刊关于在满洲存在苏区的报道,第一次被日本报刊证实。日本报刊《哈尔滨新闻》公布了一系列有关间岛(吉林省内,靠近朝鲜边境)苏区的文章。‘尽管日本精锐部队进行了多次围剿’,‘躲藏在山区和森林地区的共产主义军队仍无法根除。他们创建了所谓的苏维埃地区。在这些地区进行围剿时,必须沿着穿过山谷的唯一道路前进,因此,牺牲是巨大的。然而,当日本军队到达目的地时,土匪就躲在某个地方。小队离开了,他们又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被清剿。从飞机上进行轰炸也无法达到目标。在间岛地区有5个苏维埃区,这些地区的边界被称为国界。没有当地苏维埃政府发放的通行证,人员不允许穿越这些边界。在这些地区发生了什么是完全神秘的,但秘密情报和其他资料显示,那里似乎正在创造一个非常文明的环境,相应的生活条件正在逐步改善。在苏区里有学校,甚至还有人踢足球,还有一家碾米厂。很难说这些是不是真的,但去年日本军队从苏区缴获了10台缝纫机(这在满洲乡村非常少见)。在苏区还有戏剧爱好者小组,在各种周年纪念日,他们会在一些小剧院进行演出,《觉醒时刻》《红喇叭》等剧目均在上演’”。该报道还提及一些在根据地出版的报纸,如《青年斗争报》《工人生活报》《红军新闻报》等。1935年10月7日,一篇同样名为《满洲的苏区》的报道援引其他消息指出:“在鸭绿江地区的满洲和朝鲜交界处存在苏区,苏区在最近一段时间内迅速扩张并得到巩固。在这片区域,当地红军数量达到数千人”。这些报道不仅反映了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还展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内部的生产生活状况。
三、东北全境沦陷后《真理报》对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跟踪报道
在东北抗战时期,《真理报》在对东北抗日武装队伍进行报道的同时,也十分关注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具体情况并进行了详细的连续性专题报道。1932年5月4日,该报在题为《北满的战争》的报道中,提到丁超、李杜率领的抗日义勇军与日军交战的具体情况。报道说:“4月30日中村旅的部队在方正南部5公里的地区与反吉林军交战,战斗仍在继续。丁超和李杜军队的数千人集中在三姓,军队正在建造防御工事和挖掘战壕。”此后,该报刊登的有关东北抗战的报道,很大一部分都以《满洲的游击运动》为标题,形成了关于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系列报道。
1932年5月6日,《真理报》在《满洲的游击运动》一文中,首先介绍了抗日游击队在通辽附近的一次战斗情况:“据日本军方5月1日消息,日本特种部队和中国游击队在通辽西北部发生战斗。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游击队撤退到西北部,伤亡100人。日本方面,6人死亡”。随后,该报又介绍了抗日游击队与日本警察队在通化交战的情况:“在通化(奉天东北方向)附近,日本警察队与‘大刀’游击队发生了冲突。警察队向北撤退,有2人死亡,4人受伤。在这一地区,游击队员人数达到了2 000人。奉天的日本军事当局发布命令,要求立即从四平街、铁岭、辽阳、营口和长春派遣警察部队前往奉天,之后这些警察部队将从奉天开赴通化地区”。5月15日,该报刊发《满洲的游击运动》一文,报道称“李海清(游击队队长)的军队占领了肇州。一支吉林新军投奔李海清,并称通化完全被‘大刀’队占领”。这些报道反映了伪满洲国建立后东北各地抗日武装的兴起以及具体的战斗情形,同时也看到了日伪部队的反应和伤亡情况。在《满洲的游击运动》系列报道中,该报经常引用其他国家报刊的相关内容。1932年9月6日,该报在《满洲的游击战争》一文中,援引了《每日邮报》记者的观点:“对日本军队的首府和司令部所在地奉天的新一轮突然袭击表明,日本对该国长达一年的占领仍未解决相关问题”。同时直接引用《德意志汇报》的文章《满洲北部农民的斗争》,详细转述了游击队的战斗情况:“白天,他们以普通农民的身份劳作,夜晚则从藏匿处取出武器。他们的目的是让日本士兵时刻感受到危险……正是农民,而不是其他人,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抵抗”。关于游击队,“常常看到,小伙子们晚上花时间练习骑马……自卫队成员不会远离自己所在的区域。他们与家人平静地生活着。但当日本人出现在他们的辖区时,队长就会号召他们拿起武器。如今,这样的自卫队有数千名成员”。此外,相关报道还附有东北游击队分布图,更加直观地展示了当时抗日游击队的活动范围。1934年4月2日,该报在《满洲的游击运动》一文中,援引了《密勒氏评论报》的内容,称一名日本警官和12名伪满警察在奉天至洮南铁路线二连山附近被游击队击毙,又引用《大连新闻》的报道,指出有200名警官哗变逃跑,并向通化方向转移。在这一系列报道中,除了广泛收集各方面信息并摘选外,《真理报》也进行了犀利的评论,赞扬了东北抗日游击运动,肯定了游击战争的作用和意义。
除了《满洲的游击运动》这样的系列报道外,《真理报》还刊登了许多具体的有关东北抗日战斗的报道。1932年9月2日,该报在《中国志愿军对奉天展开新的进攻》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抗日武装对奉天发动的进攻:“据日本报纸报道,一支400人的部队从南门方向攻打这座城市,另一支200人的部队袭击了兵工厂,第三支400人的部队从位于沈阳以南一公里处的一座佛塔方向发起进攻,第四支300人的部队则尝试从位于城市东北部兵营方向在城内展开攻击。进攻者装备有步枪、机关枪和手榴弹”。这一报道详细介绍了辽南抗日武装于8月28日晚攻打沈阳的情况,当时抗日义勇军兵分三路向沈阳发起进攻,文中第四支部队应是伪靖安军起义部队。9月24日,该报在《满洲游击运动的加强》一文中指出:“9月19日,反对满洲国的军队破坏了辽源至营口两站之间的铁轨,四洮铁路上的辽源至卧虎屯段铁路也被破坏”,“一支1 500人的反对满洲国的军队于9月15日占领了伊通”,“9月19日一些反对满洲国的军队又进攻了安奉东段铁路上的几个站点”。11月29日,该报刊发了题为《满洲游击运动的增长》的报道,提到东北义勇军将领联名发给日内瓦的电报,称电报“谴责日本侵占满洲并企图伪造中国公众舆论,指出中国人民已奋起坚决抵抗侵略者”,声明“中国民众永远不会屈服于日本,不承认满洲国,不会放弃中国对满洲的主权”,“中国人民已坚定决心驱逐日本侵略者”。1932年9月27日至12月3日,苏炳文领导的历时60多天的海满抗战,是继江桥抗战后反抗日本侵略的又一次重要战役。战役失败后,苏联方面同意苏炳文率领的东北民众救国军退入苏联境内。该报对苏炳文率军退入苏联的情况进行了报道:“4日夜间至5日,一列由43节车厢组成的列车从满洲里站方向进入苏联领土。这列火车在被我国边防部队检查过程中发现,其中除其他人员外,还有苏炳文将军及其整个参谋部”。1934年3月22日,该报在《满洲的抗日战争》一文中指出:“1933年,日本军队与游击队在黑龙江省发生了3 595次冲突”。还有一些报道,如《中国起义军进攻沈阳》《满洲起义军占领朝阳》《满洲游击队袭击火车》等也都涉及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活动。1937年6月8日和10日,该报刊登了两篇同名文章《满洲朝鲜边境的游击队》。其中一篇详细报道了边境地区抗日游击队的突袭作战情况,文中提到,在冲突中一名日本人被击毙,两人受伤。另一篇则报道了抗日游击队在三江省方正地区和安东省活动的消息。
除这些详细报道之外,《真理报》也会定期刊发文章对中国东北抗战情况进行总结评论。1934年9月18日,该报在《占领者铁蹄下的三年》一文中写道:“这三年来,满洲人民反抗占领者的解放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息过”,“每天都有满洲国军的骑兵连、步兵连、步兵排、整个警卫队向起义军投诚”。1935年1月19日,该报在《艰苦游击战斗的三年》一文中,总结了东北抗日斗争的情况,文中援引了其他报刊的评论:“显然,如果关东军历经三年仍无法镇压满洲地区反抗其统治的起义,那么它更别指望能成功实现其更为宏大的征服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计划。尽管满洲的中国游击队组织涣散,饱受粮食、衣物及武器匮乏之苦,但他们依旧顽强抵抗日军,令人联想到南非布尔人。中国游击队不愿看到满洲沦为日本殖民地。经过三年顽强斗争,日本军方不得不在其报纸上承认,直至此时,他们仍未能镇压满洲民众的武装抵抗。日本人被迫在所有战略要地部署重兵,频繁派遣讨伐队追捕游击队,游击队持续困扰着日本军国主义者与他们的傀儡—溥仪、郑孝胥等人”。1936年9月18日,该报刊发了题为《在占领者的铁蹄下(满洲被占五周年)》的评论文章,指出:“尽管日军进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和无数次围剿,惨无人道地清洗了数百个中国村庄,满洲的游击运动却丝毫没有减弱”。
《真理报》除直接报道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具体情形外,还对日伪的人员伤亡、应对行动等方面进行了侧面报道,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了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对日本侵略者的沉重打击。在每篇关于游击运动的报道中,该报几乎都会提及日本方面的死伤情况,同时,该报还刊登专门的文章来报道日本在东北遭受的打击。1935年10月31日,该报在《占领满洲的代价是什么》一文中,引用其他媒体的消息总结了日本占领东北后的损失情况:“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杂志刊登了一篇专题文章,聚焦日本军队占领满洲四周年的相关结果。杂志编辑部指出,四年占领的代价甚至超出了最‘大胆’的预想。该杂志援引日本权威消息并强调,仅官方通过国家预算支出的费用,在4年时间里就达到了11亿日元这一巨额数字。《朝日新闻》发布了日本陆军省关于自占领满洲(1931年9月18日)至1935年9月10日期间,日本军队在满洲的总体损失的特别报道。该报道指出:‘自满洲事变爆发以来,日本军队阵亡3 156人。受伤总人数达7 879人。’英国《京津泰晤士报》在评论陆军省的这一报道时写道:‘这些数字显然被低估了。只需统计日本统治期间满洲每日战斗的伤亡人数,得到的数字就会比公布数字大3倍’”。
此外,《真理报》还介绍了日本及伪满洲国为应对此起彼伏的东北抗日运动所采取的措施。1932年6月9日,该报刊发《日本在满洲的警察力量将翻倍》一文,报道称:“关东地区和南满铁路地区的警察力量将会翻倍,因为这些警察应当不仅只在关东地区保护日本侨民,而是在整个满洲”,同时提到“满洲国政府同意这些意见”。1934年4月29日,该报在《满洲的农民起义》一文中介绍了日伪在东北实施的保甲制度:“满洲政府决定在农村引入一种相互作保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每十户家庭应当互相担保。日本人希望通过实施这一制度,在打击起义运动方面取得更好的成效”。伪满政权正是在1933年12月颁布了《暂行保甲法》,又于1934年初颁布了《暂行保甲法施行法》等法令,规定以十户为一牌,“在村屯以一村或相当区域内之牌为一甲,在市街以十牌为一甲”,“以警察署管辖区内之甲为一保”,通过实行保甲制度,“不断强化对东北人民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与镇压”。《真理报》的报道对当时日伪政权推行保甲制度的行径提供了证据,也反映出实施该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殖民统治。
四、全面抗战爆发后《真理报》对东北抗战的报道
全面抗战爆发后,《真理报》立即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分析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和目的,抨击日本的军事侵略行径,宣传中国抗日情绪的巨大高涨和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强意志。此后,该报对华北、上海、广州等地的战况进行了持续详细的报道,关于东北抗战的相关报道开始逐渐减少,但在一些报道中会提及东北抗战的情况和经验。1937年7月30日,该报在《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一文中指出,满洲的经验表明,前线的抵抗是与后方千万个游击战相配合的。9月3日,该报在介绍上海、华北地区的战斗情况时,转引其他媒体讯息指出日本在东北遇到了巨大困难:“在离沈阳不远的地方,满洲国军队有两个营举行了起义。热河的军队中也发生了骚乱,那里有两名日本将官被杀”,“驻沈阳的满洲国军队几天前举行了反抗日本军官的起义,许多军官被杀。日军和满洲国军队在城外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还提到在长白县,“有一个团的满洲国军队开了小差”。1938年2月,该报在《日本对华战争需要花多少钱》一文中指出:“日本政府占领满洲之后,每年都得花费大量资金,用于同日益增长的游击运动作斗争的部队所必需的薪俸”,“这些年,日本预算中有一个专项——‘满洲事件支出’”,主要用于“反对游击运动和修筑军事工事”,“日本政府占领满洲五年时间,仅直接的军事开支就达10亿零800万日元”。这侧面反映出东北抗战给日本造成的巨大压力,必须投入大量的军费支出。
《真理报》在《游击队员的母亲》一文中,通过来自东北安东(丹东)的赵玉丹女士的叙述,侧面展现了中国抗日游击队员的事迹,其中提及了在东北的抗日游击活动。据赵她叙述,1932年2月,在东北大学读书的儿子回到家乡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一个月内游击队就发展到1 500人”,她也帮助游击队员做饭洗衣,观察并报告日本人动向,1934年她被日本人逮捕,释放后逃到北平,而她的儿子仍然在东北,队伍已发展到近7 000人。三年后她又收到了儿子的讯息,其所在的游击队“打败了一支日本部队,缴获了20挺机关枪,150支步枪,几十支左轮手枪和20辆卡车。战斗击毙了72名日本人”。这种通过采访当事人的方式,增加了报道的可信度,其中还介绍了一些游击队员牺牲的情况,反映了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艰苦和激烈。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真理报》关于东北抗战的直接报道十分有限,内容也比较简要。 1939年2月12日,该报在《满洲第十二游击队》一文中写道:“著名满洲游击队领导人李杜指出,在最近三个月间满洲游击队对日本占领区进行了将近300次不同规模的袭击。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满洲的游击运动日益扩大”。1939年10月19日,该报还以《满洲游击运动的增长》为题指出:“游击队员数量已达到30万人,自今年春季以来还在不断增长”,文章最后还做出总结:“尽管现有数据仍较为零散且不完整,但我们仍可据此推断出游击队的抵抗行动对日军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打击”。可以看出,该报报道的这些数据并不十分准确,更多的是苏联方面试图从舆论角度对日本造成迷惑,实际上,此时的东北抗日武装处境十分艰苦,部队人数锐减。当然,这也与苏联此时在东北同日本关系紧张有一定关系。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苏联对中国进行了大力援助,并在东北与日本发生了两次军事冲突,其间考虑到中国对日本的牵制和获取情报,苏联对东北抗日游击队进行了一些援助,在舆论报道方面则希望凸显东北抗日力量的增长,但又不能过多地刺激日本,特别是面临西线德国威胁的形势下。日本在“北进”受挫后,同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随后于1940年向苏联提议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在双方谈判过程中,苏联报刊开始逐渐减少对中国抗战的报道。1941年4月,苏日两国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后,《真理报》完全停止了对中国抗战包括东北抗战的报道。
结语
总体来看,抗日战争时期《真理报》关于东北抗战的报道主要集中在1931—1939年之间,数量达到上百篇,其中1934年的报道相对较多。这一时期《真理报》对东北抗战的高度关注,一方面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作为苏共机关报,需要按照苏联的外交方针政策作出相应的报道,以反映苏联政府的立场,扩大政治舆论影响。九一八事变后,苏联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加快了同中国恢复由于中东路事件断绝的外交关系,在向日本表示执行不干涉政策的同时又指示《真理报》“大骂日本占领者”,反对日本武装入侵东北。此后,该报开始对中国东北抗战进行报道,谴责日本的同时也批评国民党政府以及美英等国家的对日外交妥协政策。如果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真理报》对中国东北抗战报道的肇始,那么从1932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则是《真理报》通过对东北抗战进行报道,对中国进行舆论支持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真理报》关于东北抗战的报道,谴责、抨击了日本的侵略行径,支持中国东北民众的抗日活动,与苏联对中日战争采取的中立外交政策形成了一定的反差。这主要是苏联基于当时国家安全的考量,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避免在远东地区与日本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则通过舆论表达对中国民众的同情和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支持,使得中国东北抗战能够对日本有所牵制,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卢沟桥事变后,苏联将舆论关注重点转移到了华北地区以及淞沪会战等主要战场,在与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开始在道义和物质上积极支持援助中国,也使《真理报》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更多地集中在东北以外,对东北抗战的报道日渐减少。这背后依然是苏联从当时的国际局势和战略安全考虑,尚不希望在远东地区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这也使苏联在舆论报道方针上开始调整,1940年苏日双方围绕《苏日中立条约》开始谈判后,《真理报》关于东北抗战的报道就基本消失了,直到1945年该报才又恢复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
苏联《真理报》关于东北抗战的报道,呈现出连续性和全面性的特点。九一八事变后,《真理报》在1931—1939年期间对中国东北抗战进行了持续跟踪报道,内容比较全面具体,包括东北抗日武装队伍情况、东北抗日武装斗争活动以及日伪方面的伤亡损失、应对行动等各个方面,既有整体视角的切入,也有对具体事例的观察。在消息来源方面也比较广泛,该报注重援引当时西方以及中日两国的媒体来补充相关事件的细节和数据。同时,该报还刊登了大量社论和署名评论员文章,鲜明地表达了苏联官方的态度。当然,在一些具体报道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完全准确的情况,比如在涉及抗日武装具体人物的报道中,一些将领的姓名翻译得并不十分准确,在涉及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一些具体数字方面,由于转引的原因存在一些误差。但总体而言,苏联《真理报》关于中国东北抗战的报道,以他者的视角丰富了对东北抗战的认识,尽管存在着党报意识形态的导向,但也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客观历史事实,表达了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同情与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