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26年3月14日，是笔者插队农村50周年纪念。由此想到插队第一天发生的点点滴滴。
前言
1963年9月在安徽芜湖康复路小学上小学至1975年1月在铜陵市第三中学高中毕业，前后读书11.5年。1975年4月，同届高中同学赴农村插队。自己由于符合相关条件，被允许留在城里。
为什么一年后选择农村插队，三个理由：
一是受孟子这段话影响，这也是孟子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当时认为，一个人如果想做点事，可能需要这一过程。
二是为了人生多一些体验。这一认识，或许今天也不多见。50年前就有这一想法，怎么可能？但确实就是自己当时的想法，并一直贯穿在以后生命历程中。高中毕业以后11个月时间里，先后去了当地广播站，医院作临时工，后又去了媒气公司筹备处上班。后一个岗位是有收入的。这在今天也是令人羡慕的。同学们都去农村插队了，自己留在城里，自己就是一个逃兵。继续留在城市，又有啥出息？去农村插队，既能够接触农村实际，不敢说能够有多大作为，但至少可以丰富自己人生体验，多一些接触社会的空间。
三是对自己有信心。那时文革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虽然对未来走势并不清晰。但一个强烈感觉是，这个国家，不可能永远这样。而插队农村，接触中国农村实际，脚踩中国大地，更能够接地气。此时，不敢说豪气万丈，但对自己有信心，则是确定无疑的。
一、知青小组
1976年3月14日上午，全市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很多知青家长参加了送行，有些一直跟着送行车到了知青点。
到了知青点后，才知道我们一行共5位知青。除我之外，还有老五、三毛、小丁，小胡。欣喜的是，不像其他知青点，印象中几位知青家长都没有来送行。在以后岁月里，在知青点也没有见到几位家长前来看望。也就是，没有那么多婆婆妈妈。
小胡有点特殊。小胡属于投亲靠友，一直没有和我们一起活动。半年后就被安排当兵去了。小胡是否属于我们知青点，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其余四位，父亲单位都属于铜陵市委直属机关。为什么来自同一机关，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插队一个重要做法——厂社挂钩。
1974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一个很好的典型——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到社队农、林、茶场的调查报告》，首次以中央媒体名义系统总结湖南“株洲模式”。1975年?，中共中央正式将“株洲模式”作为全国知青安置的?主导政策?推广。株洲模式核心内容是，厂社挂钩?。集中安置?：知青不再分散插队，统一编入农林茶果场、知青点等集体单位，实现规模化管理。
1975年起，铜陵市开始执行“厂社挂钩”。1976年继续。资料显示，1976年，全市58个县级单位与铜陵县17个公社对接，全年共动员2500余名知识青年下乡。
铜陵市委直属机关对接的是顺安公社。4位知青，老五比较引人瞩目。老五父亲文革前是阜阳行署专员，此时担任铜陵市革委会主任（市里已经有一个革委会主任，还没有免去，此时又任命一个，也是文革奇葩）。三毛、小丁和我都毕业于铜陵市第三中学，只不过我比他们高一届。四位， 我年龄最大，过了19周岁，老五其次，也是19岁，三毛18岁，小丁17岁。由于气味相近，都比较投脾气，几位知青相处一直比较融洽，且友谊存续至今。
二、宿舍是茅草屋
上午送行的车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铜陵县顺安公社红星大队井塘村，生产队有人迎接。
取行李时，有人告知，行李车上没有发现我的行李。估计是在上一个知青点行李被人们拿错了。随行同志说，不用着急，会找到的。当然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是，没有行李，当天晚上睡觉咋办？
生产队姚队长很热情地欢迎我们到来。并说早就把住宿安排好了。这让我们很感动，也很期待。当送行汽车停在住宿门前时，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我们的宿舍——一个十分破旧简陋低矮的茅草屋。一开始还以为是个牛棚，但没有牛。一位估莫有60多岁老妇人从茅草屋走出来，笑咪咪地看着我们，并朝我们招手。感觉有点怪怪的。生产队姚队长说，这是与我们同住一个茅草屋的邻居，村里的五保户。进屋一看，茅草屋一分为二，中间用棍子和稻草作的隔栏。一半我们居住，另一半则由五保户老人居住。老太太在隔壁屋说话，这边听的清清清楚。显然不隔音。姚队长说，老人家中无人，只有生产队负责照顾。你们不要紧张，老人很好，就是有时有点糊涂，但基本还能够自理。
当地给知青安排的宿舍，确实简陋些。好在有心理准备，也没有太在意。
三、生产队条件不错
中午生产队安排大家吃饭。吃完饭后，生产队姚队长和几个社员与我们聊天。姚队长个子高高的，估计有一米八，脸黑黑的，50岁左右。姚队长十分自豪地说，咱们村里条件不错，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周边村都有死人，咱们村死人少。全村百十号人，20多户。虽然每年有一个季度断粮，但问题不大。现在一个工份值31分钱，比周边生产队还高一些。更好的是，咱们村没有地主富农，都是贫下中农。当时就有犯疑，没有地主富农，如何体现以阶级斗争为纲呢？
生产队给我们安排的宿舍，离河边很近。下午4 点多，几位知青一起到河边走走看看。途中遇到一位中年妇女，正带着一个孩子。笔者上前与其聊天。
“这是你的孩子？”，
“不，是我的孙子，已经一岁多了”
“你都有孙子了？，看不出，那你今年多大呢？”
“我都31岁了”。
“那你啥时结婚的”，我继续问。
中年妇女很健谈，她说她14岁就结婚了，15岁就生育了一个女孩。现在她带的男孩是她的外孙。当时感觉，31岁也确实不小了。但已经有一岁的孙子，并当了奶奶，还是有点震惊。这位妇女给自己上了一课，什么是农村的早婚早育？以后知道，这种现象在当地还很普遍。
四、需要改善住宿条件
傍晚得到信息是，行李找到了，但只能第二天上午送过来。欣慰的是，生产队确实做了一些准备，给我们安排的大通铺铺上了厚厚的稻草。还是比较暖和的。只要借个床垫当被子用，一晚上没啥问题。
插队第一天结束了。自己结论是：几千年农耕文化影响至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个生产队，包括科技，似乎没有看到任何进步。地地道道的渔米之乡，至今仍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社员文化普遍较低，但相对纯朴，回城交通方便。
四位知青躺在大通铺上，开始了漫无边际的聊天。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漫无边际，记忆中至少包含以下两点内容：
一是改善住宿条件。这是当务之急。住宿条件确实糟糕。当时了解的情况是，如果屋外大雨，咱们这个茅草屋屋内就可能滴滴答答下小雨。短期可以克服，但长期不能容忍。需要了解一下公社究竟是怎样安排的。厂社挂钩，是有一笔知青住宿安置费用的。
二是学习经验。到周边知青点走走看看，既可以散心，也是学习。特别是学习一些优秀知青点是怎样处理日常生活的。包括蔬菜怎么解决。
那天晚上，聊天聊的很晚。在隔壁五保户老奶奶阵阵梦语中，四位知青才渐渐入睡。
五、以后发生的一些事
插队农村，对中国政治痴迷的人，有更多时间关注中国政治。以下三件事，至今印象深刻。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很不平常的年份。4月5日，天安门事件爆发。给自己带来的是震惊、困惑。多年后在北京认识盛平先生——这是一位著名的四五英雄。告知他当年一个安徽插队知青听到“四五运动”时所感受到的强烈震撼，感觉中国有希望。4月7日晚上听广播，印象深刻的是当时被批的诗篇 “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专制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诗写得很好，但当时就有疑问并存留今天，真的一去不返了？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多左右，在铜陵市区见到铜陵著名播音员房培凯（后任安徽省电台播音员）老大哥，不知道他怎么那么早得到的信息，他十分悲切地告诉我出了大悲事，我当时一愣。听到确切信息后，第一感觉是，一个时代或许结束了，处在社会最底层知青，还能再坏到哪里呢？只能会好，而不是更坏。
1976年10月中下旬，在插队期间去上海观察，深刻感受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封锁消息，上海市民从不知晓，到半信半疑，当最终信息确定后，全市市民的狂欢情景。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自1976年3月14号插队至1978年2月中旬，在农村23个月。在关注中国政治同时，虽然生活条件艰难，但却是一段自由愉快岁月。 这样的说法，很多知青会不认同。知青受了那么多苦难，怎么还自由愉快？当然，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如果插队时间再长一些，估计自己感受也会改变。
为什么愉快，就是自由，少一些束缚。插友都是18至19岁，普遍玩心重。以游玩为例，除了与插友经常串门周边知青点外，铜宁（铜陵至南京）线在顺安有一站，插队地点距离顺安站不远，自己因此成为这条线常客。仅在1976年下半年，就先后去了合肥、南京、上海、芜湖等地。当然，去这些地方不完全是游玩。并且，知青以不购火车票为时尚，自己岂能例外？
为什么愉快，就是通过努力生存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插队半年后，公社给我们在村里的山坡上建造了新的知青宿舍。两室一厅的红砖大瓦房，虽然粗糙，简陋，但实用，不漏雨。我与老五一屋，三毛与小丁一屋。
生产队也按照要求，给知青点划拨了菜地。我们种了一些蔬菜，可以接待来自各地朋友了。记忆中，有几次来了外地插队友和朋友，在门口池塘钓几个田鸡，找乡亲们买几个鸡蛋，再在门口山坡上采摘一些野生黄花菜，到自家菜地再摘些辣椒或其它蔬菜，再加上七毛三分钱一斤山芋干白酒，有酒有菜有米饭，这样接待水平还不可以吗？
5年前，笔者在《常态发展》公众号上刊发《共和国特殊群体——知识青年》（2021年12月12日）一文。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了一个较为全面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多种形式，包括去集体农场，插队等多种形式。插队最大特点是自由，特别是生活环境宽松。没有人管你，少有束缚。当然，缺点是缺钱，生活艰难。但此时情况不同了，由于厂社挂购，在插队第一个年头，每月公社还给发10元零花钱。10元钱，这是一笔在当时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钱。这应当感谢福建李庆霖先生，正是他给毛的一封信，让我们后来人感受到知青安置所带来的积极变化。
知青们的表现，包括干活，得到了生产队和社员们的认可。特别是水利工地挖土方，几位知青表现得到了普遍好评。在水利工地上，饭量也特别大，中午一顿饭，能够吃1.7斤米饭。这在今天，要吃好几天。
插队10个月后，1977年1月，笔者被大队安排去红星小学担任记工分的民办老师。当时还有点失落，有点依依不舍，毕竟自由自在生活结束了。但高兴的是，吃饭问题也基本解决了。一年的民办教师，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特别是作为领队参加顺安公社举办的小学生运动会，居然红星小学也获得若干奖项。自己几个月辛苦没有白费，且功不可没。
1977年3月，老五在顺安火车站失手伤人，轰动整个公社。再加上其他一些传闻，我们这个知青点在全公社名声大振。恰好，老五父亲调离铜陵去合肥，担任省商务厅厅长，老五也就此告别知青点转到其他地区。与老五同居历史就此结束。自此，至今已49年，与老五再没有机会见面。
1977年12月10号，笔者参加首届恢复高考。1978年2月上旬，收到了安徽大学政治系录取通知书，自此告别知青点。
或许是1978年下半年，三毛与小丁也分别回城，去国有企事业单位上班。以后三毛下海经商，成为铜陵市知名民营企业负责人，企业也很有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