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9点57分，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2026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50周年纪念。由此想到50年前，在广播中听到周恩来去世消息对笔者个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的震惊与悲恸。50年后，人们可以更立体地多角度对周恩来作一个评价。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周恩来有四个值得回味的经典瞬间值得关注。如果能够正确解读这四个经典瞬间，或许能够大体对周恩来有一个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
以下两项内容或许是解读经典瞬间的钥匙。
一是坚强的党性。周恩来有坚强的党性，在“文革”中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以“下苦海”的决心尽最大努力减少国家损失，始终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作为最高准则。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没有选择退避养病，而是坚守岗位，与“林彪”、“四人帮”进行顽强斗争，尽最大努力减少国家和社会的损失。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担当，体现了党性高于个人荣辱的崇高境界。正是坚强党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光辉体现。
坚强的党性还意味着，党决定的事项，即使自己内心不认同，也会坚定地去执行。此时的党，是个人，还是党的机构，需要结合时代进行分析。
二是邓小平对周恩来的评价。1980年8月21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问：你如何评价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回答：周总理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处境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小平说得很轻巧，“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如果结合具体事例，可能就是很大的事。
四个值得回味的经典瞬间：
一、“九一三”的嚎啕大哭
1971年9月13号凌晨，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共9人乘坐空军256号专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苏布拉嘎盆地），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的第二天下午，即1971年9月14号下午，得知林彪坠机身亡确切信息后，情绪失控、嚎啕大哭。在场的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纪登奎回忆，他劝慰周恩来：“这样的结局应该是最好的，您该高兴。”周恩来一边哭泣，一边摇头说：“你不懂，你不懂！”
问题来了，周恩来为什么嚎啕大哭？为什么连声说“你不懂，你不懂”，如何解读？
人们知道的是，周恩来与林彪之间关系一直很好，有着长期的革命情谊。林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而周恩来曾是该校政治部主任，二人有师生之谊；在红军时期，周恩来一直位居中央核心层，给林彪很多帮助。例如，林彪曾反对东征、主张南下游击，是周恩来耐心说服，才使其服从中央决策。即便在“文革”期间，林彪位居副统帅地位，对周恩来也始终保持尊重。这种几十年的共事情感，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难道没有一些悲凉？
林彪作为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作为写进宪法的副统帅，其死亡是对“文化大革命”政治格局的沉重打击。实际宣告了“文革”的失败。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长期在动荡中维系国家运转，目睹党内外大批老干部被冲击、学校停课、工厂停工，而二号人物林彪葬身异国，这不仅是一个政治人物的覆灭，更是对整个时代路线的无情否定。他面对如何向全党全国人民解释这场悲剧的发生，这种历史重压让他难以承受。
问题是，林彪究竟是怎样死亡的，林彪如何出逃，或许周恩来最清楚，但又无法言说。如何准确解读，没有重要史料解密，能够准确无误解读周恩来嚎啕大哭显然是十分困难的。
二、对贺龙遗像七鞠躬
1975年6月9日，身患癌症晚期的周恩来拖着虚弱的身体，坚持出席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到了安排仪式的会场，周恩来问道：“薛明同志来了没有？”当听工作人员说薛明已在二室等待时，忙起身说：“我去看看薛明。”就快步向二室走去。沉浸在悲痛中的薛明见总理来看她了，如同见到亲人，扑过去紧紧拉住周总理的手：“总理……”就泣不成声了。周总理眼含热泪，嘴唇颤抖着，强忍悲痛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来晚了，我来晚了……”在场的人忍不住落下泪来。他声音颤抖地说：“?薛明啊，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
周恩来在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致悼词，高度评价了贺龙元帅的一生，赞颂了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丰功伟绩。
通常情况下，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后的追悼仪式上，致哀环节以“三鞠躬”为正式礼节。周恩来曾出席陈赓大将、罗荣桓元帅、陈毅元帅等重要领导人的追悼会，均按惯例鞠躬三次。但他在为贺龙元帅骨灰安放仪式上含泪向贺龙遗像鞠了七个躬，并即席讲话称“贺龙同志是个好同志”。
1927年7月，周恩来与贺龙初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南昌起义，周恩来将起义军总指挥的重任交予他。这种无条件的信任让贺龙深受感动，也奠定了两人深厚情谊的基础。在“文革”期间，贺龙遭到迫害。周曾三次转移贺龙住所，甚至将他接到中南海西花厅亲自保护，尽最大努力维护其安全。然而，他终究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贺龙于1969年6月9日含冤去世。
问题是，周恩来为何含泪向贺龙遗像鞠了七个躬，并说我没有把他保护好？文革期间，对贺龙的最终审查，都不是林彪四人帮能够决定的，究竟如何解读，需要史料公开。
三、“别往脸上打叉叉”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带病在李先念和乔冠华的陪同下和前来访问的泰王国政府总理克立巴莫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送走客人后，按照事先安排，由乔冠华出面，请总理与大家合影留念。
周恩来此时住院已经一年多了，人们见到的总理瘦了、老了，脸上的老人斑多了。自从周住院后，就很难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今天是个好机会。当乔冠华向周恩来提出和大家合个影的要求后，周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李先念和乔冠华很快站到会客室的中间。不久，周恩来在值班护士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随行人员、医护人员和部分在场的工作人员，个个像孩子似的围拢过来，在周恩来的身边站成两排，做好拍照的准备。就在摄影师杜修贤将要按下快门的时候，一个让人心颤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
周恩来这么一说，本来十分喜悦的场面顿时冷却下来，在场的人们心头个个像坠上了铅块一样。
周恩来为什么此时会说这样话？
笔者三点解读：
一是周恩来当时处境艰难。自1973年起，以“批林批孔”为名，实则矛头直指周恩来，被诬为“右倾回潮”的总代表；1973年11月，周恩来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会谈，受到批评，被江青称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1975年为支持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被看作幕后支持者。周经常经受敲打，还要抵御“四人帮”的明枪暗箭，更要强撑病体维系国家运转，艰难处境实为时代悲剧缩影。
二是在那一时期，或许几天前还是国家领导人，但一旦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的人，人民群众立刻就会在这些“修正主义分子”等人的脸上打上叉叉。 周恩来深知自己在政治风浪中的位置，也明白一旦被否定，过往的贡献可能被一笔抹杀。
三是基于周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理解。由于缺乏基本的是非观，大多数国人还是很盲从的。只要领袖一句话，很多人就会挥手前进。今天你可能是英雄，受到人们追捧；明天领袖一句话，就可能是狗熊，被人在脸上打叉叉。
四、我不是投降派！
1975年9月20日，病危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承受住院后的第4次大手术。周恩来清楚，施行这次手术的结果很难预测。在进入手术室前，他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问题》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看了一遍，然后，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
“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研究显示，这是周恩来生前所作的最后的一次签字。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竭力大声地说了一句久埋在心里的话：“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伍豪”是周恩来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参加天津“觉悟社”时，通过抽签方式获得的代号（编号为五号，“伍豪”为谐音）。后来，这一化名被国民党特务知晓。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在上海多家报纸刊登，企图污蔑周恩来、破坏中共形象。1932年2月，周恩来已从上海辗转抵达江西瑞金近两个月，正式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面对谣言，中共迅速采取应对措施：上海地下党通过《申报》刊登“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的反常广告，巧妙辟谣，暗示所谓“伍豪启事”不实；毛泽东在瑞金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公开揭露此为国民党造谣污蔑；党内刊物如《实报》《斗争》也发表声明，驳斥谣言。
1967年，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翻出该启事抄件，并上报江青。江青如获至宝，上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意图将周恩来诬为叛徒而后打倒。周恩来当即批驳：“纯属敌人伪造”，并整理《大事记》呈送毛泽东以证清白。1972年，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专题报告《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系统澄清事实，录音稿存档全国，以防再被利用。
问题来了，既然党内高层都知道“伍豪事件”是国民党造谣，但周恩来为什么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坚持签署这份材料，还大声说我不是投降派呢？
周恩来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林彪事件之后，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如果一人不高兴，即使历史清白，仍然可用伪造的材料作为打击对手的武器。很多人就是这样被打倒的，周恩来对此十分熟悉。所以，“伍豪事件”虽属敌人伪造，但仍可成为打击的把柄。
“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在生命最后时刻为维护自身政治清白所做的最后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