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污染”是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因各种主客观因素出现‌不规范、低俗、失范或功能受损‌的现象，影响语言的纯洁性、表达力和文化传承。

造成“语言污染”的因素很多。其中一项因素是“‌语言腐败‌”——即语言被人为扭曲、偷换概念，用于操纵人心、掩盖真相。语言腐败的核心特征，‌偷换概念‌，赋予词语与原意相反或完全不同的含义。‌本文就当下语言污染，列出十个有影响词汇（自愿、征求意见、招投标、公示、智库、公知、志愿服务、提倡、守护、院士）并进行分析。这是这篇文章第三部分。

七、志愿服务

联合国与中国官方明确定义志愿服务为“无偿、自愿和利他”‌。

联合国框架下志愿服务的三大核心原则——自愿性、无偿性、利他性，是界定其本质的基石，每一项都承载着深刻的伦理与社会价值。‌

自愿性。行动源于自由意志‌。自愿性是志愿服务的首要前提，强调个体参与‌完全出于自主选择‌，而非受外部强制或不当压力。例如，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UNV）在招募时明确要求申请者不得因学分要求、职场考核等非自愿因素参与。这种自主性保障了服务行为的真诚与可持续，也体现了对个体选择权的尊重。

无偿性。超越物质回报的精神奉献‌。无偿性是区分志愿服务与有偿劳动的关键。这一原则强调服务‌不以获取财务报酬为目的‌，但允许志愿者获得必要的“执事津贴”，如交通、食宿补贴，以保障基本需求。

利他性。服务指向公共福祉‌。利他性是志愿服务的价值内核，要求行动‌以造福他人或社会为目标‌，而非服务于私人关系或特定利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强调，服务对象应为“不特定多数人”，如社区环保活动需惠及全体居民，而非仅帮助亲友。

中国《志愿服务条例》也明确将“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公益服务”作为法定要求，并列举扶贫、环保、应急救助等典型领域。这种普惠性确保资源真正流向社会最需要的地方，推动公平与包容。

这三大原则相互支撑：‌自愿性提供动力，无偿性奠定道德高度，利他性明确价值方向‌，共同构建起全球公认的志愿服务精神框架。

（二）形成原因

“志愿服务”一词被“污染”，并非指其本义发生变化，而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下，其象征的公益精神和无偿奉献价值被部分行为扭曲、稀释甚至滥用‌，导致公众对“志愿服务”产生认知偏差或负面情绪。

这种“污染”并非词语本身的贬义化，而是社会行为对词义的扭曲。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志愿服务变成灰色服务

当志愿服务与学生评优、综测加分、升学挂钩时，部分人将其视为必须完成的“任务”。一些机构趁机推出“付费买时长”“代打卡”“售卖证书”等灰色服务，让本应发自内心的善举变成明码标价的商品。这种“走捷径”的行为，消解了“志愿”的真诚底色。

2、志愿服务变成免费劳工

一些商业活动、大型演出或城市管理中，主办方以“志愿服务”之名招募人员，实则规避劳动法规，不提供报酬、保险或基本保障，甚至扣押身份证件。一些机构以“志愿服务”之名行用工之实，规避劳动合同与社保义务，形成变相剥削。同时，二手平台公开售卖志愿时长与证书，已构成违法交易链条，严重玷污公益初心。

这使得“志愿者”在某些场景下沦为“免费劳工”的代名词，背离了志愿服务的自愿与尊严原则。

3、志愿服务被滥用‌

三年疫情，“志愿服务”身份被滥用现象严重‌。一些‌冒牌“志愿者”越权执法‌，“志愿者”逼迫居民签检讨书、擅自限制解封居民回家等行为，引发公众对“志愿”身份的反感与不信任‌。

一些非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执行管控任务，统称为“大白”或“志愿者”，实则承担的是行政或执法角色，模糊了志愿服务的公益边界‌。

此外，部分平台和机构对“志愿者”定义宽泛，导致其被随意使用，削弱了其严肃性与公信力。

4、‌负面事件加剧公众情绪反噬‌

个别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表现出权力幻觉，如强制居民道歉、干涉私人生活等行为，引发公众反感。尽管这只是少数现象，但在网络传播下，“志愿者”形象被部分污名化，进一步加深了对“志愿”一词的负面联想。

‌（三）如何修正

认准“四真”原则，识别正规志愿服务项目。

1、发起方真实可查‌

正规项目通常由‌政府部门、民政注册的公益组织、学校团委或官方志愿服务联合会‌发起。可通过“中国志愿服务网”“志愿中国”等国家级平台查询组织资质与项目备案信息。

2、服务内容真实公益‌

项目应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如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和具体服务内容（如课业辅导、社区清洁、赛事支持），而非以“参观+盖章”“观影+认证”等形式走过场。

3、记录过程真实可溯‌

志愿服务时长必须基于实际服务时间记录，且通过官方系统登记。任何承诺“不参与也能开证明”“购买产品送时长”的行为均属违法。

4、参与过程真正自愿‌

正规项目不会强制收费、索要隐私信息或绑定消费。真正的志愿服务尊重个体选择，不设门槛、不施压。

八、提倡

‌“提倡”含义是因事物具有积极因素而发起倡议，鼓励大家使用或实行‌。在现代汉语中，“提倡”广泛用于政策倡导、教育理念、社会价值观等领域，如国家提倡普通话服务、专家提倡健康生活方式等。这个词的核心指倡导、提议，强调指出某事物的优点，从而引导公众接受或实践，它不仅是简单的建议，更带有推动社会风气或行为方式向好发展的意味。

“提倡”一词在特定语境下，可能被‌异化为权力任性的工具或掩护‌，从而构成对公共语言和治理伦理的“污染”。

（一）形成原因

1、‌将部门或个人意志包装为“提倡”‌

一些权力主体将本应通过民主协商、法治程序决定的事项，简化为“我们提倡……”，实则变相强制推行，使“提倡”失去自愿引导的本质，沦为行政命令的软性替代。

提倡是一种选择，不是强迫，不是必须。但在现实生活中，“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变味。例如，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正式提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此时的措辞为“提倡”，意在通过思想动员和党员带头，引导社会风气转变。但实际执行过程中，“提倡”已转化为“‌原则性必须‌”，配套的奖惩机制（如超生罚款、干部开除、子女入学限制等）使政策具备了强制力。提倡含义由此改变。

政府使用“提倡”一词，似乎保留了选择自由；但实际上，配套措施使其成为“不得不从”的规定。这反映了中国政策运作的一种典型模式：中央留有余地‌，使用“提倡”“鼓励”等柔性词汇，地方从严执行‌。在考核压力下，基层往往将“提倡”理解为“必须”，形成“上宽下紧”的执行格局。

2、用“提倡”规避法律责任与程序正义‌

例如，在缺乏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以“提倡绿色出行”“提倡节约资源”等名义，实施变相限制公民权利的行为（如限号、限购），借“提倡”之名行管控之实‌。

3、成为形式主义的修辞工具‌

在政策文件或宣传中频繁使用“提倡”一词，制造“积极作为”的假象，却无配套措施、考核机制或资源支持，导致“提倡”流于空谈，削弱公共话语的严肃性‌

4、扩大自由裁量权

与“任性”话语形成共谋‌。“有权不可任性”成为政治话语，但若同时滥用“提倡”作为模糊化权力边界的语言工具，反而可能掩盖真正的“任性”行为——即在“提倡”旗号下，扩大自由裁量权，甚至走向“口袋式执法”‌

5、商业机构将“提倡”私有化

将“提倡”从“节约资源”“环保责任”等公共价值，‌扭曲为消费主义的通行证‌。例如“提倡精致生活”“提倡轻奢仪式感”等广告语。“提倡”成为诱导消费的软性话术‌。

此类用法使“提倡”从‌社会动员工具‌沦为‌消费催眠术‌。

“提倡”被污染的过程符合以下特征：

语义空洞化‌：原本具有“倡导有益价值”的正面含义，被泛用于各类无关紧要或争议性事务，失去道德重量‌。

功能异化‌：从“引导”变为“施压”，公众对“提倡”的接受度下降，转而视为被动服从。

当“提倡”与“必须”“坚决”“一律”等强制性词汇搭配使用时，形成新型官话套路，削弱公共讨论的理性基础‌。

‌（二）如何修正

‌明确“提倡”的适用边界‌。仅用于真正具有公共利益、且无需强制推行的价值引导（如节约、环保、诚信）。

强化法治约束‌。任何涉及公民义务或权利限制的措施，应通过立法或行政法规明确，而非以“提倡”替代‌。

‌提升语言规范意识‌。政府文本应避免滥用“提倡”作为万能动词，回归其本义——‌倡议而非命令‌‌。提倡类政策若缺乏执行机制易被视作“道德绑架”‌，关键在于如何将倡导性规范转化为可操作、可监督、可激励的制度安排。

九、守护

“守护”本是充满温情与责任的词汇，却被某些任性的权力所挪用、异化，通过语义偷换，将控制、压制、不作为等行为，包装成正当、高尚、为民的举措。其根源在于权力失控、话语权垄断与语言腐败的三重合谋。

南京博物院，原本守护文物的机构，却成了监守自盗的“污染源”。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被鉴定为“伪作”后，以6800元“调剂”给文物商店，后竟以8800万元天价拍卖，暴露出处置流程的严重漏洞。不仅践踏了公众信任，更让“守护”二字蒙尘。问题是不仅仅南京博物院，诸多的博物院，几乎如出一辙。

（一）形成原因

‌‌1、权力扭曲与制度约束失效‌

权力的“守护”职责源于其公共属性与人民授权。然而，当权力来源观念错位，将权力视为个人或小团体的私有物而非公共信托时，“守护”的对象便从公共利益滑向私利。例如，云南高黎贡山原局长高坦，从生态“守护者”变“森林硕鼠”‌（2025年8月‌，高坦，时任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山管护分局局长，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贡山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6年2月‌：经贡山县委批准，县纪委监委完成立案审查调查，决定给予高坦‌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生态保护专项资金挪作他用；将生态工程指定给关系户，收取回扣；违规经商‌，利用职权牟利。此案被媒体称为“守护绿水青山者毁绿水青山”，是对“守护”一词最直接的亵渎。

2、权力任性，为“守护”注入虚假合法性‌

当权力失去约束，便会以“守护”之名行控制之实。例如，一些公权力部门将过度管控称为“守护公共安全”，将压制合理诉求说成“守护社会稳定”。这种“守护”并非为了民众福祉，而是为了维护权力自身的稳固，将“守护”异化为一种自上而下的、不容置疑的高压式控制。例如，2025年6月4日，山西农妇杨某花因对法院判决不满，称“法官没良心”，个别执法者以“守护司法权威”为名，滥用职权，杨某花因骂法官被重罚案‌被拘留15天并罚款10万元。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处罚被撤销，涉事人员被追责。2025年12月24日‌，法院再次通报，强调将吸取教训，加强审判管理，提升司法能力，并感谢社会监督。

3、话语权垄断，扭曲“守护”的本义‌

任性的权力强行改写“守护”的内涵。他们将“守护”与特定的政治叙事绑定，使其从“保护个体权利”的本义，偷换为“服从集体/组织安排”的代名词。久而久之，公众对“守护”的认知被悄然重塑，真正的保护需求反而被边缘化。

4、将“守护”变为遮羞的“美名”‌

当权力行为本身存在瑕疵或不公时，便需要用“守护”这类神圣词汇来粉饰。例如，将对特定群体的不公待遇，包装成“守护传统价值观”；将对信息的封锁，美化为“守护意识形态安全”。这种滥用，使得“守护”一词的公信力被严重透支。例如，教育部原副部长‌杜玉波‌，将“守护教育公平”的职责异化为谋私工具，利用职权在民办高校审批、教育工程承揽中大搞权钱交易，受贿超6700万元。严重侵蚀公众对教育制度的信任‌（2024年9月，杜玉波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2025年3月被开除党籍；同年6月被提起公诉；2025年11月26日，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其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二）如何修正

‌“守护”一词被污染，并非词语本身之过，而是源于支撑其实现的权力体系在来源观念、制度约束、运行规则、监督机制及深层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出现了偏差。

1、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当权力失去监督、信念崩塌、法治缺位时，“守护”便沦为权力寻租的遮羞布。要让“守护”回归其纯洁与力量，关键在于将权力真正植根于人民，并以透明的法治、刚性的监督与严格的问责构建不可任性的制度环境，才能真正守护“守护者”的初心。

2、‌强化公共话语的透明度‌

对政府、企业、媒体使用“守护”类表述进行语境审查，避免将其作为空洞口号。例如，在公益宣传或品牌营销中，若使用“守护健康”“守护未来”等措辞，应配套公开具体行动路径与成效评估。

3、正本清源：回归“守护”的本义‌

“守护”不是口号，而是行动。它的本义是‌用身体和意志挡住危险，保护所珍视之物‌。最有力的“净化”，是‌用真实的守护行为，覆盖那些空洞的言辞‌。

十、院士

近年来，由于诸多原因，“院士”一词已污染。严格说，“院士”本身并非污染语言，但在特定语境下被‌滥用、误用或过度功利化‌，导致其在公共话语中产生“语言污染”的负面观感。

（一）形成原因

1、“院士”被功利化

在中国，“院士”不仅是学术称号，更附带了巨大的社会资源与政策倾斜，如科研经费优先、行政级别待遇（在很多省市，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地方政府争相引进等。这种“帽子”带来的实际利益，使得“院士”逐渐从‌荣誉性、学术性‌的本源，滑向‌权力与资源的象征‌。‌一些单位将拥有多少“院士”（包括含金量存疑的“洋院士”）作为衡量学术实力的指标，‌助长“唯帽子”“唯头衔”风气‌‌

一些人追逐院士头衔，不是为了推动科学进步，而是为了获取地位与利益，导致公众对“院士”的尊重逐渐被质疑。

2、形式主义泛滥

在各类会议、报道、活动中，‌无论是否必要，均刻意强调“院士”头衔‌，将其作为权威的唯一标志，忽视实际专业匹配度与学术贡献‌。

院士头衔常被‌用于站台、背书、争取项目资源或政策倾斜‌，甚至成为“聚宝盆”式利益符号‌。

尽管2024年两院已出台行为规范，禁止以院士名义参与非学术活动，但执行层面仍存偏差‌。

3、‌“跨界发言”损害公信力‌

一些院士在非专业领域发表意见，如医学院士谈经济、工程院士评教育，甚至为商业产品站台，发表缺乏科学依据的言论。这类“跨界权威”利用身份影响力误导公众，引发院士不专的负面印象。不是说院士不可以在非专业领域发言，也确实有一些大家，在多个领域都属于一流水平，但不是所有的院士都有这样的水平。坦率地说，院士跨界，如果不在自己的熟悉的领域，或许认识水平只有大专，甚至高中水平。笔者认识一些院士，在非专业领域高谈阔论，例如中医领域院士谈政治改革，或许只有误导作用。

为此，中科院已发布新规，‌禁止院士发表与自身专业无关的学术意见‌，正是为了遏制这一乱象。

4.‌“洋院士”泛滥，稀释含金量‌

近年来，一些非官方机构（如欧洲自然科学院、联合国科学院等）大量授予中国学者“外籍院士”称号。这些组织多为民间注册，学术权威性远不及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但被部分人包装成“国际院士”，用于自我宣传、项目申报甚至骗取补贴，混淆概念，误导公众，‌制造虚假权威‌。此外，国外民间组织明码标价出售“院士”称号，形成灰色产业链。例如，俄罗斯工程院（RussianAcademyofEngineering,RAE）外籍院士，其含金量存在较大争议，既非完全“水货”，也难比肩中国两院院士或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需理性看待‌。俄罗斯工程院是俄罗斯重要的工程类学术组织之一，曾获俄罗斯联邦国家认证，但近年来多篇网络调查指出其“商业化”倾向明显。例如，郭伟在2025年7月被江苏科技大学宣传为“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然而，随着其学术履历造假事件曝光，该头衔的真实性受到广泛质疑。

5、院士自身问题

应认识到，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整体水平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被视为中国科技界的最高学术荣誉，其评选标准严格，当选者多为各领域顶尖专家‌。尽管两院定位不同，但均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

但以下一些因素影响了院士整体形象：

一是院士学术荣誉与行政权力交织‌。多位院士在当选后承担大量行政职务，如高校校长、研究所负责人等，导致科研精力分散。数据显示，中国工程院院士人均兼职达7.2个。这种“双线作战”削弱了公众对其纯粹科学家形象的认同。

二是院士自身行为不端影响了院士形象。2015年至今，至少有‌18位院士因学术造假、违纪违法被撤销称号‌，甚至包括国防科技领域的核心专家。

2024年7月召开的第二十一次院士大会上完成修订并生效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已明确，院士若违反科学道德或品行不端‌，若行为损害院士群体声誉，情节严重者，由学部主席团决定劝其退出或撤销称号；违纪违法‌：受到党纪政务处分、行政或刑事处罚的，视情节严重程度处理；危害国家利益‌：触犯法律、危害国家利益的，直接撤销称号。这标志着院士称号不再被视为“终身铁帽子”，其退出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三是在任性权力指使下，一些院士表现令人难以恭维。例如，三年疫情期间，一些院士对疫情防控发表的违背基本常识的演讲和讲话，影响了院士形象。

院士称号滥用严重损害学术公信力与社会信任，其核心影响体现在学术生态扭曲、公众认知混淆、资源错配与制度权威弱化‌。这一现象不仅是个人失信问题，更折射出评价体系与监管机制的深层结构性缺陷。

（二）如何修正

“院士”成为“污染语言”，是‌使用场景的异化与社会认知的偏差‌所致。当前正通过制度规范与舆论引导，推动其回归纯粹的学术荣誉定位‌

1、‌退出机制走向“刚性执行”‌

《中国科学院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虽早有“撤销称号”条款，但长期被视为“沉睡条文”。近十年，特别是2020年李宁案、2026年刘国治、吴曼青撤销院士的处理，标志着该机制已‌常态化、实战化‌。过去“劝退”为主，如今直接“撤销”，体现了制度执行的刚性升级。

2、治理逻辑转向“选管并重”‌

过去社会关注焦点集中在“如何选院士”，如今焦点已转向“如何管院士”。除名事件表明，院士不仅要在增选时经受学术审查，更要在获得称号后持续接受‌科研诚信、伦理操守、公共声誉‌的全周期监督。这标志着院士制度进入“增选—监督—退出”闭环管理新阶段。

3、强化遴选学术导向

为避免非学术因素影响院士增选，应进一步‌压缩推荐渠道、严控提名程序‌。目前改革已取消政府部门、高校、企业等单位的推荐资格，仅保留院士个人和学术团体提名，此举有效减少了“单位助选”“人情票”等现象。

建议推行匿名推荐机制‌，在初筛阶段隐藏候选人单位与推荐人信息，降低“圈子文化”影响；建立独立监督委员会‌，由科技伦理、法律与社会代表组成，全程监督增选流程，确保公平透明。

4、回归学术本质

院士称号应是学术荣誉而非利益载体，需彻底“去行政化、去商业化”。院士不再仅是学术成就的象征，更被视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代表。尤其在国防、核能、航天等高密领域，院士身份与国家利益深度绑定。一旦出现违纪违法或泄密风险，即便过往贡献卓著，也将被果断清理，体现“‌功不抵过、绩不掩错‌”的治理原则。

5、生态净化

‌打破“能人特权”幻想‌。过去存在“技术顶尖即可豁免纪律”的潜规则，如今一批院士被除名，彻底终结了这一认知，对科研群体形成强大震慑。

提升公众信任‌。频繁的“静默删名”整体上回应了社会对“学术净土”的期待，增强了院士制度的公信力。

倒逼科研合规‌。尤其在军工、央企体系，管理者更加重视项目流程、经费使用、利益冲突披露等合规细节，推动科研生态向规范化、透明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