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从局部到全面的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广大的中国占领地区，拉拢、利用与扶植中华民族的各色败类与汉奸，通过组建傀儡政权，实行了残酷的对于中国人民的殖民统治。在日伪统治之下的上述地区，从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就被称为战时中国的沦陷区。中国最为富庶、战时堪称“半壁江山”且拥有1亿多人口的沦陷区的历史，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关于沦陷区的历史研究，自然也应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上的重要内容。笔者拟在简要回顾抗战以来、建国以后特别是新时期沦陷区研究的基础上，就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学界的沦陷区研究状况，进行粗浅的考察与总结。
一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关注到了沦陷区对于敌后抗战的重要性以及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当时，中共中央曾在延安组织过“时事问题研究会”，该会通过收集资料，然后进行初步研究，并将其成果编辑为“时事问题丛书”，共分为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的中国四个问题，由解放社出版。“沦陷区问题”作为一个重点，经过该研究会的编辑与研究，解放社于1939年10月1日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并作为“时事问题丛书”之第二集。毛泽东对于此书的出版十分重视，并专门为其撰写了题为《研究沦陷区》的序言。他首先指出了沦陷区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沦陷区问题，成了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重要的问题”。接着论述了沦陷区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指出“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是刻不容缓了”。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对沦陷区的研究相当薄弱：“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这就指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唤起注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了。”
针对敌后根据地的上述状况，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着重就沦陷区的研究问题，阐明了以下三个原则与方法：1.实事求是的学风（“‘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2.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方法（“‘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3.史论结合的研究路线（“仅仅是材料，而且还是不完全的材料，问题是没有解决的。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而在这类书里是没有解决的。”）。在毛泽东的号召及中共中央的指导下，敌后各解放区的主要报纸、杂志，均发表了关于沦陷区的研究文章和敌伪工作经验的各种总结，甚至出版与发行了关于沦陷区研究的各种著述，形成了一个抗战时期研究沦陷区的“小高潮”。毛泽东关于沦陷区研究中所提出的上述科学原则与研究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学术体现，不但建构起中国共产党人有关沦陷区研究的基本范式，而且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今日的抗战时期沦陷区研究，无疑也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史学界的沦陷区研究，虽经曲折但后来居上，并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走向了繁荣发展的阶段。就数量而言，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专著60余部、资料集30余种，翻译出版外国专著、史料集和回忆录10余部；就内容而言，上述成果既有研究日本的殖民统治问题，也有论述伪政权与汉奸集团及其重要人物，还有论述沦陷区政治、军事、经济、奴化教育以及民众抗争等问题；就区域而言，研究者们对于伪满洲国与东北沦陷区、汪伪政权与华中沦陷区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以后，研究者们在细化资料、深化内容的基础上，注意加强整体研究和理论探讨，继续提高了对于伪政权与沦陷区的研究水平。这期间，针对既往研究上一直薄弱甚至处于空白状态的华北与伪蒙疆政权以及广大的华北沦陷区，有关学者加大研究力度，并取得了若干重要的成果。
总之，随着新时期以来中国抗日战争史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显学，中国大陆学界关于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研究，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不但堪与同时期欧美、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相媲美，而且因此拥有了一定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二
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于7月30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就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研究发表了重要讲话。最近十多年，中国大陆学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深入发展。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研究领域，同样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笔者仅就个人研究所及目前之管见，将主要代表性学术成果分别简介如下：
（一）沦陷区区域研究整体水平的展现与提高。
中国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与解放区（根据地）、国统区（大后方）一样，呈现出较为独特而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如上所述，中国大陆学界关于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含内蒙古）以及华东、华南沦陷区，新时期以来均有若干代表性成果出现。但是，如何在各个分散的沦陷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的区域性的整合，以凸显沦陷区的全面性与整体性的历史特征？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较好的探索。以下两部著作，堪称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1.张同乐、马俊亚、曹大臣、杨维真的《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该书作为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之第12卷，在深入总结新时期围绕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汪伪政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新版的档案史料，通过板块型的研究布局，对于1931—1945年中国沦陷区既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以专题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日伪对沦陷区的基层控制、日伪之间的“外交关系”、沦陷区民众生活与日本居留民生活等专题内容，均具相当的新意。
2. 臧运祜、王希亮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第7卷“伪政权与沦陷区”。本书在简要地纵向论述1931—1945年抗战时期中国关内外各地伪政权的建立与崩溃的历史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重点从横向切面，分别围绕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及民众抗争等各方面，分别进行了专门而深入的专题研究。
如果说前一部书的研究专而深，第二部书的特点就是全面而完整。上述两书的出版，不但使得抗战时期沦陷区研究在整体水平上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展现了中国大陆学界关于沦陷区研究的新水平。
（二）沦陷区深入研究的专题新成果之展现。
2016年，南京大学成立“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该中心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8所国内高校，组织以中国大陆学界为主的海内外学者，分别撰写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各种专题著作，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截至2025年9月，《抗日战争专题研究》丛书已累计出版55部专著。该丛书按照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内容，分为十几个专辑。在其第4辑“沦陷区和伪政权”中，目前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冯成杰的《日伪在天津的统治研究》、谢晓鹏等的《日伪对河南沦陷区的统治》、贾小壮的《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张若愚的《沦陷时期大生纱厂研究》、雷娟利的《日本对滇西沦陷区的统治》、张展的《日本扶植汪伪政权研究》、郝昭荔的《抗战时期青岛市伪政权职员群体研究》等。以上均为近年大陆中青年学者的个人专著，它们的出版，展现了沦陷区研究深入推进的程度，极大地弥补了学界以往研究的诸多空白领域。
此外，涂文学、刘庆平主编的《武汉沦陷史》，从城市史的视角，系统考察了沦陷时期武汉在政治、经济、军事、市政、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变化，填补了以往研究上的专题空白。
（三）新档案资料的出版与数据库的运用。
中国的沦陷区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所造成的区域，亦可称为“敌占区”或“日占区”。因此，深入挖掘与系统整理日本侵华的档案资料，不但是日本侵华史，也是中国沦陷区研究的重要基础。最近十年，本着“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原则，中国大陆学界整理与出版了蔚为可观的日本侵华档案资料，极大地丰富了日伪政权统治与沦陷区研究的相关史料。主要有以下系列：1.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20卷，此书为日本侵华与伪政权及沦陷区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一手档案史料；《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一、二辑共120册（中华书局，2015、2017年）的全部出齐，又进一步补充了日本侵华人物的相关档案资料。2.国家档案局2016年起启动并实施的《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编纂工程，计划出版总规模不少于1000卷。截至2025年8月，该汇编已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136种692册，包括中国各地档案馆藏抗战时期的档案资料，不少涉及沦陷区。国家图书馆借助最近20年进行的“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整理出版60种、2714册抗战文献，其中内容有日本侵华罪行及对日战犯审判的文献若干种册。3.徐勇、臧运祜总编《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46卷，汤重南主编《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45卷、张皓主编《日本有计划有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军事档案选编》40册等有关日本侵华战争及其决策方面的档案资料，也包括了对于伪政权与沦陷区的日本方面政策文件。4.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内含大量的沦陷区汉奸等战犯的审判档案资料；邵汉明等主编的《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与吉林省档案馆编的《铁证如山》，其中均有与日伪及沦陷区相关的资料。
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信息的发达与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据库成为历史文献整理运用的最新平台。借鉴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2001年起主办并运营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http://www.jacar.co.jp），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起建设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http://www.modernhistory.org.cn），于2018年正式上线，供全社会及海内外学界免费使用，截至2024年12月1日，已经公布文献8300余万页；该平台极大地方便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史以及沦陷区文献的收集与利用。
（四）围绕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理论与方法之探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史学界围绕“三大体系”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围绕“三大体系”建设，在构建中国近代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方面，亦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围绕着中国抗日战争史“三大体系”的建设问题，2023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抗日战争史高峰论坛，曾对此进行过专题探讨；也有学者呼吁要加快构建中国抗战史学科的“三大体系”。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三大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中国沦陷区研究如何提高理论水平与研究方法，也成为大陆学界近年来普遍关注的问题。在2019年、2021年、2023年分别召开的第一、二、三届沦陷区研究工作坊上，已有相当的中青年学者就此进行过很好的探讨，这预示着沦陷区研究将会在该问题上有较大的推进与突破。此外，《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近年在日伪军与沦陷区研究方面，也有较多的论文发表与学术推进。
三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展望未来，关于抗战时期的沦陷区研究，借鉴有关学者此前发表的高见，笔者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学界继续讨论。
（一）立足于中国抗战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继续提高沦陷区研究的水平。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一个分支，中国抗日战争史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发展起来且后来居上的学科，虽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取得了若干成就，但总体而言，中国抗日战争史不但在学科建设上相对滞后，而且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探讨至今也相当薄弱。我们要倡导构建中国抗日战争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沦陷区研究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有关该领域的知识体系之构建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就学科体系而言，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植的诸多伪政权与形成的多个占领区，这应该是日本侵华史的范畴；而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则属于中国抗战史的范畴。两者虽有密切的因果联系，但显然又有所区别。而我国学界多年来在研究上经常将以上两者混为一谈。这种思维方法与研究模式，虽然有利于揭露和批判日本侵华的本质和面相，但是在沦陷区的研究上就容易出现脸谱化、标签式的批判现象。因此，沦陷区研究首先就要在这个学科问题上有所突破——注意日本侵华史与中国抗战史的学科之别：既要看到日伪之间的狼狈为奸，也要看到其矛盾与冲突；既要关注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又要看到中国沦陷区本身的历史发展。
就学术体系而言，首先，与沦陷区研究密切相关的是近代日本的殖民统治问题。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殖民统治，以及与其在朝鲜、中国台湾的不同情况及其与西方列强在华殖民统治之比较问题，中国学界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大大落后于欧美与日本学界；关于殖民地与近代化问题，迄今的理论研究也有很大的空间。其次，目前的沦陷区研究，总体上还处于分散性的区域研究，如何走出西方学界曾长久进行过的区域研究，并在比较台湾与大陆、关内与关外的基础上，对沦陷区进行系统与完整的论述，这样的成果迄今仍然十分缺乏。再次，对于中国沦陷区普遍存在且最为复杂的汉奸与伪军问题之研究，也考验着当代中国学者的智慧。
就话语体系而言，沦陷区自抗战时期出现以后，有关其定性与评价便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话语体系：来自被侵略视角的中国抗战一方的日伪话语及日伪的负面形象和来自日本殖民统治者及其傀儡自我建构的话语与形象。抗战胜利后至今，中国大陆学界一直延续了战时的前者话语体系，但在国际因素、特别是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下，主要来自海外学界的某些话语体系（例如海外学界的所谓“灰色地带”论、“隐性抵抗”说，日本学界的所谓中国“合作者”等等），也是我们不容忽视、需要应对的学术问题。因此，在沦陷区研究上，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尤为突出和重要，需要唤起更多的研究者加以关注。
除了以上三大体系问题之外，伴随着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日战争，其历史研究自然也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从全球史或跨国史的视野与角度重新审视中国抗战史，早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向。在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国际共同研究项目中，也出现了不少有关沦陷区研究的新成果。形势比人强，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国际共同研究的同时，继续探索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沦陷区研究。
（二）在继续深化政治、军事史研究的基础上，大力加强社会史、文化史研究。
80年来的中国大陆学界，政治与军事一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点领域。今后的沦陷区研究，除了应继续加强与深化政治史研究之外，在军事史领域也有必要加强对以下问题的探讨：侵华日军一直是沦陷区的军事主体，但除了一些资料性介绍，迄今还缺少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成果；关于伪军的形成因素与构成状况以及其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生态与发展状况，专门的研究成果也不多；对于伪警察与特务机构的专门研究，就更加缺乏；对于日伪在沦陷区的历次军事镇压行动及其社会影响等，研究上亦有提升之必要。
相较于以上两个重要方面以及日伪在沦陷区的经济掠夺问题，社会史与文化史一直是沦陷区研究最薄弱的两个领域。就社会史而言，沦陷区的上层与底层社会状况，1亿多城市与乡村民众的生活状况及战时大量的流民与难民，这些问题在研究上都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日伪在沦陷区通过“协和会”“新民会”“大民会”等傀儡组织来实施的社会控制问题，也需要加强研究；还需要关注针对西方学者的所谓“灰色地带”论，如何评判中国沦陷区的实际社会状况。此外，沦陷区民众对于日伪的抗争历史，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内容。就文化史而言，除了文学与教育领域已有较多成果以外，对于沦陷区新闻、出版、广播、电影、戏剧、学术等事业的分门别类和综合性研究的成果，至今也并不多见；鉴于20世纪末以来“新文化史”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及抗日战争史的影响，战时中国沦陷区的文化现象也是一个值得被关注的研究领域。此外，要提高沦陷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水平，同样也需要在克服“碎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总体性与宏观性研究。
（三）不要忘记中国的“老沦陷区”——台湾。
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逼签《马关条约》割占中国台湾与澎湖列岛，中国台湾地区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个沦陷区。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中国政府对日宣战以后，中国大陆学界在关于收复台湾的论述中曾提出“老沦陷区”的概念。1949年以后大陆学界的台湾史研究，对日据时期的台湾历史已经进行过较为充分的考察，但在中国抗日战争史领域，并未将台湾列入其中。
笔者为此呼吁学界不要忘记台湾这个近代中国的“老沦陷区”。其缘由如下：第一，日本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无疑为其在侵华战争期间通过扶植傀儡政权实施间接的殖民统治，创造了先例和经验，且后者又可以与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在诸多方面进行比较。第二，台湾人民50余年不屈不挠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参与祖国大陆抗日战争的历史，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第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史，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三大体系”建设，同样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台湾光复80周年了，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史学界，今后更应该继续加强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