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于二战的历史叙事之争，本质上不仅是对历史真相的追溯，更是战后国际秩序合法性、道义话语权以及历史记忆主导权的深层博弈。然而，西方主流二战史观却长期存在一种系统性的叙事偏差，即提出“忽视中国说”“西方中心说”“二战六年论”“日本受害论”。构建“战前—战时—战后”的全链条分析框架，能够深入剖析西方错误二战史观在不同阶段的认知错误问题及整体建构的错误认知框架，并解析其内在原因。从战前维度看，西方长期奉行强权政治的历史惯性和狭隘军事战略视角，使其难以客观评价中国抗战的持久性与战略价值。从战时视角看，欧美“先欧后亚”战略导致资源倾斜，同时中国国民党发起的宣传战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认知。从战后因素看，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否认侵略历史，不断美化战争，而西方则受冷战思维、西方中心主义、地缘政治博弈和意识形态偏见等的影响，主导了弱化中国贡献的叙事话语权。对于此，我国应对不能止于批判，更需改革和完善教育体系、构建中国特色二战叙事、深化国际学术合作机制、借力多边平台宣传，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与互鉴性的全球二战史叙事体系，弘扬正确二战史观。

关 键 词：二战史观；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强权政治；意识形态；叙事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隆重纪念这一伟大胜利，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目的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1］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是对历史的铭记、对正义的捍卫、对和平的珍惜。然而，西方主流二战史观长期存在一种系统性叙事偏差。在叙事主体上，它过度凸显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在二战胜利中的主导地位，弱化甚至忽视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巨大牺牲与战略贡献。在道德判断上，它往往以“胜利者叙事”掩盖复杂的战争责任问题，并以一种“现代性优越”的隐含框架，将非西方国家的抗争纳入他者化的解释体系。此类史观不仅遮蔽了历史的全貌，更通过学术生产、舆论传播、公共记忆与教育构建起一套几乎闭合的“话语链条”，持续影响国际社会对战争因果、正义归属及战后责任的认知。解构西方错误二战史观，构建尊重事实的二战史叙事体系，有利于还原历史真相、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增强国际叙事话语权，正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

学界从二战的起源［2］、性质［3］，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4］，中国抗战史观的学术进展［5］，二战历史记忆［6］、纪念［7］、遗忘［8］与抗战精神弘扬［9］、中国的巨大贡献［10］及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11］等方面研究了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学者们从正确二战史观的概念［12］、重要性［13］、核心要义［14］、生成逻辑［15］、构建路径［14］，日本［16］、德国［17］等不同国家的二战史观，对错误二战史观的批判［18］、纠偏［19］等方面探究二战史观。张曙光认为在错误二战史观形成的过程中主要出现了西方中心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美化、苏联贡献的贬低、中国抗战的边缘化四种主要观点［18］。王文等学者则认为错误的二战史观主要表现为“忽视中国说”“西方中心说”“二战六年论”“日本受害论”，并探究其形成根源、表现形式、危害及背后的政治动机［19］。既有研究缺乏对西方错误二战史观的“全链条解构”，为此，本文构建“战前—战时—战后”的全链条分析框架，深入剖析西方错误二战史观在不同阶段的认知错误问题及整体建构的错误认知框架，并解析其内在原因。

二、萌生“偏见”：战前的强权政治传统与错误军事战略认知

中国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在二战后遭到西方社会的长期贬低或忽视，与战前西方社会早已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军事评价标准有关系。

（一）西方国家强权政治影响

从叙事维度看，战胜国通过“正义叙事”巩固战后秩序合法性，战败国以“受害者叙事”重构历史记忆，中立国则在道德模糊地带塑造自我身份［20］。近代以来，欧美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积累了雄厚的物质资本，逐渐主导了全世界的话语权，并不断强化大国主宰世界命运的历史观。这成为其意识形态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欧美国家强调“大国主宰历史走向”，既是对小国、弱国历史作用的忽视，也是丛林法则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美国家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也是文化殖民的推广者。国际社会话语权被他们牢牢控制。欧美国家的文化伴随着殖民地的扩张渗透到亚非拉等广大地区，亚非拉国家成了文化渗透的重要输入地。掌握叙事话语权的主体国家，通过选择性强调、阐释或遮蔽历史事件，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历史认知框架。这种叙事权不仅关乎对过去的解释，更直接影响现实政治合法性、国际关系格局与文化认同。如此背景下的国际教育带有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特征，表现为披着“平等”和“公正”外衣的文化沙文主义，而这恰恰就是二战之前世界国际教育的基本格局［21］。“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期形成的意识形态概念，声称西方文明是人类最优秀的文明，决定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22］。为了强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地位，西方国家对世界各国进行了“中心—边缘—外围”的划分，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只有同化和被同化的关系［23］。一战后的国际秩序重建并没有对近代以来诸多世界冲突的根源——以侵略求发展的模式做出实质性的调整［24］。

（二）西方狭隘军事战略视角

西方错误二战史观以西方狭隘军事战略视角看待中国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无法得出客观真实的结论。西方社会习惯性地以传统阵地消耗战视角来看待二战中的中国战场，忽略了这一战场的特殊性——工业化强国对传统农业大国的全方位侵略战争。这是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遭到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中国战场在牵制日军主力方面贡献巨大。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七七事变”后，日本将陆军的21个师团（全部陆军共计24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1938年日本增设10个师团兵力，日本陆军总兵力达到34个师团［25］。从歼灭日军的数量看，中日军队进行大规模战役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26］，远高于在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人数。《牛津二战指南》在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出版，进一步指出：中国曾独立对日作战逾两年，即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仍牵制日军兵力逾百万，使其无法投入其他战区，为此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27］。

中国以半殖民地大国弱国的身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工业强国，如果单纯依靠大规模的阵地战、消耗战作为战略手段，后果不堪设想。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频频失利就是例证。在欧洲战场上，曾号称欧洲大陆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不到40天就失败了，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陷入全境沦陷的境地。苏联在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之前同样丢城失地，损兵数百万。美军有珍珠港之败，英军曾在马来半岛向人数比自己少得多的日军投降。二战期间，中国军民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自身作战优势作出判断，最终找到“全民族抗战”这把取胜之匙。中国共产党坚持持久战，在敌后根据地不断袭扰日军，越战越勇；而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后来将策略转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同样在正面战场上取得成效。由此可见，中国战场的作战方式同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那种硬碰硬的作战，有很大不同。中国战场是能够长期发挥效力的“软性”战场，在不懈的持久战中，实现战场优势逆转，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正如牛津大学拉纳·米特教授所言，“几十年来，我们关于那场全球性战争的理解，一直未能对中国的角色给出恰如其分的说法。即使在中国被考虑在内的时候，它也只是一个次要角色”［28］。不同地区战争带有不同特征，完全以西方军事战略眼光来看待中国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显然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三、放大“讹传”：战争期间的欧美“先欧后亚”战略与国民党“宣传战”

中国战场受到西方社会的忽视与贬低，也涉及战时的影响因素。从国际上看，这与战时欧美等国选择“先欧后亚”战略有重要关系；从国内情势看，这与国民党发起的“宣传战”密切相关。前者显示的是，战略选择上的藐视带来战场地位被边缘化的结果；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国家忽视中国战场的认知偏见。

（一）欧美国家“先欧后亚”战略带来弱化效应

二战前期，英美等国推行“先欧后亚”的反法西斯战略，大大降低了中国战场的地位，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战场作用的发挥。在1941年、1942年法西斯将侵略战争扩大到全球的形势下，英美等国权衡东西两线战局，确定了首先集中军事力量对德作战的“先欧后亚”战略［29］。但是，这一战略成功实施的先决条件却易被大家忽视，即亚洲国家依靠现有的军事作战力量，在较长时间内守住阵地、拖住日军主力，维持整个亚洲战场的相对稳定。如此，英美等国才能集中力量在欧洲作战，最终取得战略主动权。历史和实践证明，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不懈抗战，日军才难以抽调更多兵力投入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行动，也正是基于此，“先欧后亚”战略才得以成功。

“先欧后亚”战略极度失衡的物资分配政策，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战场的军事潜能。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过程中，美国以租借物资等形式先后向盟国提供了近500亿美元战略物资援助，其中95%以上投向欧洲战场，而作为四大盟国之一的中国，仅得到1.8%的援助［30］。不仅如此，在这仅有的援助中，一半以上是集中于1945年获得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直接用来装备史迪威指挥的中国远征军的［31］。运进中国的美援物资中，75%以上分给了美国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剩下的才会交给中国［32］。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都远不如英、美等国，却与装备悬殊的日军进行了长期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沉痛而巨大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总数为3 500万以上［33］，其中作战伤亡超过2 000万；经济损失方面，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与战费损失）合计约为559.4亿美元［34］。学者朱玉湘认为加上战争本身的消耗，直接损失应为1 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 000亿美元［35］。如果中国能够得到与其他盟国大体相当的战略物资援助，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方面必将发挥更大作用。

（二）国民党“宣传战”引起负面效应

抗战时期，国民党基于政治博弈发起的内耗性宣传战及其引发的国际信息壁垒，共同导致了中国战场尤其是中共敌后战场的关键贡献在国际反法西斯叙事中被长期遮蔽与低估。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但随着战争的持续深入，特别是1939年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后，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为了夸大自身的重要性，国民党在实际管辖区内发起了“宣传战”，这其中不乏一些歪曲事实的报道。国民党基于政治博弈的内耗性宣传战，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视线，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战场作用的认知大打折扣。

国共合作时期，合作刚刚达成时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即致电蒋介石，声称中共“表面虽为归顺中央，一致抗日，然自始至终毫无诚意”，“不过借此公开扩张其势力”［36］。国民党造谣，“八路军不听指挥，不愿牺牲等”［37］。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利用训话、各种大会时机，广泛造谣；由正中书店、独立出版社等出版各种造谣小册子，在各地贱卖乃至免费发送［41］。在抗日大背景下，国共双方在军事上的摩擦和斗争往往被限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但在宣传思想领域的斗争日趋白热化。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为遏制共产党的迅速发展，极力封锁解放区。在国统区内，国民党当局限制外国记者与中共接触，并扣发删减有关中共的稿件；在报纸杂志刊登文章时，有偏向地“提醒”“引导”外国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38］。国民党当局污蔑共产党在敌后“大抢地盘、搞军事割据、破坏社会秩序”，污蔑“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不力，避敌主力、游而不击”。

此外，西方社会对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和坚持敌后战场作战的情况知之甚少。抗战初期，由于蒋介石奉行的不抵抗政策和战略指挥上的失利，短时间内丧失了大片国土。而海外却有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国民党指挥的政府军就是中国抗日的全部力量，忽视了中共领导的长期在敌后战场与日军开展游击战的军事力量。作为中共政治和军事中心的延安地处内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工业发展滞后，又长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密新闻封锁，直到抗战胜利前夕都缺乏向国外广播消息的电台。因此，国外很多人无从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情况，更不清楚中国抗战是两个战场的配合作战，尤其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及其中流砥柱作用知之甚少。有一些外国进步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或其他国际朋友（如斯诺、史沫特莱、谢伟思、戴维斯等），冲破层层封锁，进入解放区，报道解放区战场的真相，起过不容低估的作用（特别是对美国读者）。然而，当时的西方国家普遍弥漫着反共情绪，任何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著作都销路不广，他们本人甚至也因此受到迫害。中共实际上作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在国际上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四、固化“谬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崛起与西方叙事话语权的消极影响

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不仅没有对日本发动战争的历史责任进行全面清算，反而出于平衡冷战格局考虑，为日本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使其经济飞速恢复，很快超越战前水平。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故态复萌，不仅否认二战中的侵略历史，而且时至今日，仍然美化侵略战争，肆意为战争翻案。

（一）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持续进行舆论操控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提出“历史战”，本质是为对抗国际社会揭露和谴责日本战争罪行的正义呼声而从事的具有欺骗性的舆论战［39］。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通过系统性的“历史修正主义”叙事策略，重构虚假的“集体记忆”、推卸战争罪责。这不仅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对侵略历史的认知，更对东亚地区的历史正义与国际和解构成了持续挑战。日本右翼势力从根本上否认二战的侵略性质、美化侵略战争；否认二战期间对中国人民、其他东亚国家人民的侵略屠杀事实。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更是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其恶劣行径混淆了广大日本国民的视线。

1963年，日本作家林房雄分期发表题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长篇文章，随后集结成册，成为战后第一部为侵略战争公开辩解和歌功颂德的专著，也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战争侵略性质的所谓“理论依据”。林房雄妄称：“我不承认东京审判，从任何意义上也不承认。那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复仇，是战争的继续，与正义、人道、文明都没有关系。”［40］曾任日本海军少佐的富士信夫妄言：“东京审判法庭判决的所有内容都是不真实的，（判决）日本侵犯了国际法、国际条约以及国际协定，是‘侵略战争’。日本过去的一切行为、行动都是犯罪，是‘恶’的。”［41］除了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外，日本还公然把侵略战争美化成“解放殖民地”的战争［42］。战后，摆放于日本各家书店的有关二战的书籍，大量地充斥着日本军民在投降后归国的艰辛历程，广岛、长崎受到原子弹轰炸后的惨烈画面，日军在战争行将失败时所谓“玉碎”的场景，而真正反思战争本身的读物屈指可数。在这些出版物的描述中，仿佛日本和日本人民成为整个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例如由日本陆军大校服部卓四郎编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不仅刻意回避日军在长达14年时间内侵略中国的客观事实，还将日本最终战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和苏军在远东地区的胜利。在日本公开发行的关于二战的出版物中，真正揭露日军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发动惨无人道的活体人体实验、泯灭人性的细菌及毒气战的信息少之又少。甚至日本人第一次知道南京大屠杀、平顶山惨案、731细菌部队等战争罪行，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和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公开发行［43］，一些日本国民才开始接触并了解真实的二战。然而，时至今日，日本社会在右翼势力的长期错误宣传和引导下，部分人仍然不能正确看待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

（二）战后西方叙事话语权主导下的消极影响

西方传统的二战史叙事体系，是冷战意识形态、西方中心主义史学范式、地缘政治博弈与制度性话语权共同构建的产物，企图维护自身全球主导地位的历史合法性叙事，系统性地遮蔽了中国战场的贡献。

一是冷战思维的延续。1946年丘吉尔于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通过将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建构为“世界黑暗面”的他者身份，赋予“苏联威胁论”以政治合法性，由此开启近半个世纪的系统性东西方对抗，并确立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对立范式。冷战期间，西方通过其媒体与学术机制构建话语霸权，致使对苏联阵营的历史评价超越现实政策批判，进一步延伸至对二战历史叙事的回溯性重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消除苏联在亚洲的主要力量和影响”，提出要采取包括隐蔽行动在内的一切手段，制造中苏分歧，甚至妄图分裂中国［44］。后冷战时期，此种二元认知模式仍具持续影响。欧美国家在全世界范围推行价值输出，致使历史话语权演变为国际影响力竞争的关键维度。在北约东扩进程与俄欧关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二战集体记忆呈现显著的工具化转向。布鲁金斯学会2022年量化研究显示，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欧国家在二战纪念活动及公共历史教育中，系统性强化本土抵抗叙事，弱化苏联为盟军胜利作出的决定性贡献。此类政治记忆重构不仅服务于新西方认同的形塑，更通过历史合法性的再生产，为特定国家“反俄”政策提供规范性支撑。

二是西方中心主义叙事限度。西方理论传统长期将自身历史经验确立为“普世标准”，其全球史阐释深植于中心主义叙事范式。这种历史构建并非基于客观事实，而是冷战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西方国家为塑造战后秩序、抑制其他大国崛起所做出的战略选择［45］。英国历史学家艾伦·泰勒（Alan Taylor）与美国学者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等声称，1941年之前，二战的核心主线始终集中于英德之间的对抗，德国所发动的实质上是一场欧洲范围内的冲突，而非全球性战争；直至1941年12月美国正式参战，这场冲突才真正具备全球性战争的实质维度［32］。此类观点沿袭欧洲中心的二战叙事框架，往往将中国抗日战争排除在主流论述之外，或片面地以太平洋战场指代东方战场［28］，弱化中国战场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这类观点忽视了自1937年起日本全面侵华的历史事实，本质上体现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倾向。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自由主义民主构成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此种单线进化论实质上消解了文明多元性与历史贡献多源性的基本认知［46］。安德鲁·罗伯茨对传统史学叙事提出了明确批评，“往往极力淡化，甚至有时完全忽略中国的战时经历”［47］。在探讨日军战争罪行、抗日战争的关键战役以及日本战败原因等重要议题时，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被选择性忽视，中国在二战中的关键角色与重要作用几乎从未得到西方二战史叙事体系应有的肯定与认可［48］。

三是地缘政治博弈的扭曲。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显著强化了历史话语权的战略属性。伴随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的形成，“历史话语权”成为当下非传统安全竞争的核心场域。战后，西方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等不断兴起的社会思潮，为错误二战史观的塑造、形成、固化提供了错误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质言之，错误二战史观是一些西方国家政界与学界所沿袭的西方中心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持续发酵的结果。当前，世界处于国际格局新的动荡变革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推崇单边主义，霸凌行径大行其道，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一些人刻意淡化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重要贡献，公然美化殖民统治，甚至直接否认法西斯侵略历史。”［49］西方系统性贬低中国战场，本质是认知霸权的体现。针对中国抗战贡献与苏联胜利地位的系统性贬抑策略，本质上构成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的历史维度延伸。俄乌冲突进一步激化了二战集体记忆的政治化进程。地缘政治博弈选择性激活或遮蔽特定的历史片段，为当下的外交政策、联盟构建与身份认同提供历史合法性。这一叙事转向清晰地表明，历史记忆已从相对静态的、旨在维系社会凝聚力的“纪念性叙事”，动态地转化为服务于现实地缘政治目标的“战略性工具”。

四是西方意识形态偏见使然。西方史学界长期用话语将苏联建构为“邪恶帝国”，这一价值预设不仅主导了对冷战时期苏联政策的阐释，也形塑了关于二战及其前后历史进程的书写范式。美国总统里根于1983年提出“邪恶帝国”论述，对苏联政权进行了道德层面的污名化［50］。这种二元对立的历史认知框架持续影响学术与舆论场域，导致苏联在和平时期与战争状态下的历史贡献难以获得客观评价。类似的历史叙事困境也存在于中国抗战史研究领域。冷战期间，西方主流学术焦点较多集中于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及“飞虎队”等美国援华案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则存在系统性忽视或负面评价。近年来，以苏珊·史密斯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学者指出，西方关于中国抗战史的研究长期存在“理论断裂与史料遮蔽”现象，甚至出现过度倚重日方史料以佐证“中国抗战效能低下论”的倾向。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睡行者——一战如何爆发》引言中指出，欧洲史籍与教材对东方战场的简略处理，本质上反映了西方维系“全球叙事主导权”的保护主义策略。其结果是，在国际主流历史叙事中，中国抗战的整体性贡献长期处于被边缘化与被动化的境地。

综上，西方系统性淡化、无视乃至造谣抹黑二战期间中国战场贡献的深层原因，来自冷战思维惯性的延续、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局限、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工具化利用，以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于中国来说，强调自身历史叙事的权威性与正当性，不仅是历史自信的体现，也是维护国际公平、破解历史虚无主义侵蚀全球秩序的关键所在。

五、中国应对错误二战史观挑战的实践进路

历史不容亵渎，真相不可歪曲，记忆不能抹杀［51］。西方错误二战史观的建构伴随着权力对历史叙事的有意引导、史料的选择性阐释与公共记忆的意识形态化重塑。中国对此及时做出应对迫在眉睫。

（一）改革和完善教育体系，纠偏错误二战史观

教育体系作为塑造历史认知的核心机制，在弘扬正确二战史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提升二战历史教育的全面性、批判性与国际性，应从课程体系构建、教材内容修订与教学方法创新三个维度实施系统性改革。第一，应构建具有全球史视野的二战历史课程体系。当前多数国家的二战历史课程仍深植于民族国家范式，侧重叙述本国战场经历与民族贡献，未能充分整合跨地域、多阵营的史实与多元阐释框架。亟需推动课程结构转型，系统纳入亚洲、非洲、欧洲及太平洋等多战场的战略互动与因果关系。尤其应重视中国抗日战争（1931—1945）、苏联卫国战争、太平洋战场及北非战役等在全局中的战略地位与影响。第二，应在坚持客观性与实证性原则的基础上，在教材内容中增加非西方视角的叙述权重。教材作为历史知识合法化的重要媒介，须反映国际学术共同体认可的研究成果，兼顾不同国家与区域的历史叙述。在处理具有争议的历史议题时，应采纳多源档案对比与交叉验证的编写策略。同时，教材应明确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防止以片面或去语境化的叙事消解历史的整体性与复杂性。第三，应通过技术赋能的教学方法创新，提升学生对二战历史的情境感知与理解深度。可引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沉浸式教育技术，重建关键战役、国际会议或日常生活场景，帮助学生形成具象化的历史认知。

（二）构建中国特色二战史叙事体系，增强二战史叙事话语权

构建中国特色二战史叙事体系、增强二战史叙事话语权，是应对国际历史话语权博弈、强化国家集体记忆与历史认同的战略性举措。当下，亟需构建一套系统严密、学理深厚并具备外交操作性的历史叙事体系，实现中国抗战史从“史实叙述”向“话语权建构”的转型。第一，要确立中国抗战历史的权威阐释框架与方法论革新。应在战争性质、东方主战场地位、军民牺牲规模、抗战精神及中国在战后国际秩序构建中的作用等关键议题上形成统一而坚定的表述。在当前全球史视野下，要进一步纳入跨国比较、记忆研究、空间转向等新范式，引入“复合抗战”“全球东方战线”“反法西斯共同体中的中国贡献”等具有整合性的概念工具，从跨地域、跨主体和跨学科角度重构历史解释模型。第二，要推动抗战精神的价值提炼与国际转译。在推动中国抗战史研究“走出去”的过程中，不能仅依赖直译式的话语移植，应进行契合国际学术规范与文化语境的创造性转译。对“抗日战争”“全民抗战”“和平发展道路”等核心概念进行精准的学术定义和语境化阐释，使其既保持原意又能与国际话语体系有效对接。要构建兼具实证基础与理论深度的叙事结构，注重因果机制阐释与人文关怀。第三，要构建系统化的国际传播与话语权维护机制。建立常态化、多轨道的对外传播体系，通过国际组织平台、学术出版、数字档案公开、多边纪念活动等渠道，运用跨文化传播策略传递真实、全面的抗战历史叙事。同时，应建立健全对国际涉华历史歪曲现象的监测、评估与回应机制，依托原始档案、国际法理和学术成果，及时批驳诸如“中国贡献被高估”“二战仅限于欧洲战场”等荒谬论调，捍卫历史真实性与国家历史尊严。

（三）深化国际学术合作机制，重构二战史叙事体系

在全球化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背景下，中国史学界亟需通过深化国际学术合作、积极参与跨国学术对话，构建更加客观、真实和全面的二战史叙事体系。第一，推动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国际化发表与传播。鼓励国内研究机构与学者撰写并出版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英文专著与论文，系统梳理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贡献与战略价值，以跨文化的学术表达方式，将中国视角有机融入全球二战史研究的知识图谱。第二，积极参与并主办高规格国际学术会议，构建可持续的学术交流机制。定期组织专题研讨会、工作坊及联合研究项目，促进中外学者在史料互鉴、方法论创新和观点对话方面深度互动。第三，建立跨国学术评审与合作机制，提升研究的国际公信力。主动邀请享有学术声誉的西方历史学者参与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成果评议、编辑与出版过程，借助其专业视角与国际影响力，增强研究成果的方法论严谨性与论述说服力。同行评议、合作撰述与联合出版等方式有助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更有效地进入国际主流学术视野。

（四）借力多边平台宣传，弘扬正确二战史观

在多边平台主动设置议程，通过理论层面的概念重构与意义再生产，将“抗战精神”从民族叙事范畴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反霸权主义”精神象征。第一，强化多边平台中的学术外交与制度性话语能力。利用联合国系统内各类会议及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主动发起并主办高层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题纪念活动与多边外交论坛，推动形成围绕历史正义的持续性议题网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等机构中提出倡议或决议草案，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有机嵌入全球反殖民与反霸权叙事之中，实现从战争贡献叙述向全球治理价值贡献的话语转型。第二，推动二战史观的理论创新与全球转译。当前亟需对抗战历史的核心概念进行创造性重构，在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两个层面实现突破，借助有效的跨文化转译策略，融入全球历史叙事共同体。这包括系统开展抗战史关键术语的国际对标与语义再生产。第三，增强制度性话语能力与规则建构参与度。应积极依托多边平台提出具有国际法理意义的倡议与草案，例如推动联合国将“维护二战历史真相”纳入官方决议议程，支持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共同发表关于反对错误二战史观的联合声明。

六、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启示，就是必须毫不动摇走和平发展道路。”［52］80年前，世界人民用鲜血铸就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80年后，单边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阴霾再度浮现，挑战着来之不易的和平共识。全链条解构西方错误二战史观，积极作出应对之策，不仅是还原历史真相的学术使命，更是勿忘历史、回应时代挑战、捍卫国家尊严与国际正义的战略行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唯有坚定历史自信，弘扬正确二战史观，才能让先烈的牺牲不被遗忘，让历史的警钟长鸣于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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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4BDJ06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伟大斗争话语研究”（2023CDJSKZK17）

引用格式：卢旭东，陆惜．西方错误二战史观的全链条解构与中国应对［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6）：182-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