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传统，贯穿并促进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与现代发展。具有文明同源性的先秦诸子，在提出多元性思想的同时，又普遍追求大一统的理想目标。西汉以后形成以儒家学说为主体、融合诸子之学的格局，使这种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思想定型。大一统思想传统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思想和文化根脉。习近平关于中国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现代化文明形态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思想传统，同时也表达出中华文明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大一统思想，只有从中华文明连续性和发展性的视角，才能够深刻理解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大一统；多元一体；中国思想传统；习近平文化思想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分别体现在有关中国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代中华文明的创建等各个方面。为了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对大一统的论述，特别需要从中华文明连续性和发展性的视角作深入考察，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这些思想在中华文明的历史继承和现代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创造出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思想，为中华文明历史传承和现代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追溯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不仅要关注汉代定型的大一统思想，还应该回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多元一体思想。诸子思想不仅要满足周秦之变对思想文化的多元化需要，同时还深刻蕴含着推动大一统中华文明形成的思想内核。
一、先秦诸子思想的多元化与相通性
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史的光辉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巨人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创造了影响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核心思想理念。先秦诸子在夏商周三代创造的精神文明基础上，深入思考春秋战国历史发展趋势，为未来中国建构出了一系列思想理念与学术体系。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思想多元的时代，从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的思想一统，转型为春秋战国诸子的思想多元，表明中国思想史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战国时期《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均有对诸子学的思想评论。这些著作都论述诸子的思想多元性，并对诸子多元思想的主张和特点，作出了相应的解释。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进一步将先秦诸子分为儒、道、墨、名、法、阴阳六家，并分析考察了诸家各家的思想特点。司马谈评论诸子学的目的，不只是总结前人的学术思想，其主要目的是为汉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文化挖掘思想资源。司马谈对各家思想所作评点，其实是立足于“务为治者也”的现实政治需求。他将纷繁复杂的诸子学派简化为“六家”，即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并对六家思想学说的主旨逐一作了精要的概述和评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诸子学派的学术评论又有拓展，他不仅介绍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诸子十家，并试图说明诸子学思想差异的原因。《汉书·艺文志》提出了先秦诸子出于王官的观点，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出现不同学派，与三代王官制度有密切联系。如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官，法家出于理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后来的学者也可能不一定认同诸子出于王官之学的说法，因为追溯诸子个人身份和知识具体来源，不一定与他们的王官经历有明确联系。但是西周文明下的不同职官的专业知识背景，确实有可能影响春秋战国诸子之学的形成；而且，诸子出于王官之学的说法，还可能揭示诸子学多元思想有着文明的同源性。
先秦诸子的多元化思想，可以从外王与内圣两个方面来考察其多元性。一方面是外王的政治手段、治理方法的多元性。先秦诸子思想的多元性，首先是统一天下路径与治理国家手段的多元性。周王室东迁洛阳之后，各诸侯国君在积极招揽帮助自己实现争霸的人才，那些民间士人也是费尽心机为诸侯国君献计献策，即所谓“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 故而形成了诸子学派的不同治术。 《汉书·艺文志》说：“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班固根据“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的原则，对各家学说在治理方面的优长作了评议。另一方面是内圣的价值理想、文化理念的多元性。诸子百家提出不同的内圣之道，儒家上承西周宗法制度与血缘理念，对以家族为本位的孝悌、礼乐、仁义十分重视，希望将家国制度、天下秩序均建立在这些血缘情感、仁义道德的基础上。而道家崇尚自然，认为“天道”就是“自然”，即天地万物均是自己而然，并没有一个外在的人为目的使之然，任何人为的目的都必须遵循“自然”，正如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法家秉持一种打破血缘氏族的国家主义价值立场，他们宣扬以法治国并崇尚权势与治术，其实是立足于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价值观念。墨家之所以主张非攻、贵俭的治术主张，也是源于其兼相爱、交相利的价值理念。
先秦诸子尽管在外王与内圣等领域存在巨大思想差别，故而体现出一种思想多元性。但是，先秦诸子具有文明的同源性与思想的共通性，他们的多元思想又具有协同互补的一体性。所以，这些多元思想都可以发挥其各自思想的优势，特别是在战国晚期诸侯争霸即将结束、天下统一趋势日益明朗时，学术思想界出现一个明显趋势：那些有远见的学人致力于对诸子百家思想的综合，以为未来历史建立一个多元一体的思想体系。本来是思想多元的先秦诸子，为什么其思想的多元性却不会导致文明体的分裂，最终可以建构出一体性与自洽性的思想体系，最终推动大一统中华文明的建构与延续？
首先，应该关注先秦诸子思想的多元性背后，还存在十分重要的文明同源性与思想相通性，这些同源性与相通性恰恰是诸子思想最终可以走向一体性的根本条件。思想多元的先秦诸子最终之所以能够走向一体，成为秦汉以后中华思想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其前提条件就是这些多元化的诸子思想具有文明同源性，即都是来源于上古三代文明，具有相同的文明基础。从夏代开始，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以方国联盟为形式的统一中国局面，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的正统王朝。原来遍及中华大地的诸多方国，经过夏商周的朝代更替，不断推动“协和万邦”的政治共同体建设，同时也在不断强化统一的思想文化建构。作为轴心时期春秋战国诸子的多元化思想创造，其实源于前轴心时代“学则三代共之”即夏商周的统一性华夏文明。三代时期形成的“古之道术”，成为诸子百家同源的思想基础。从《庄子·天下》关于“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表述可以看出，诸子的学术多元并不是中国思想的本来状况，故而需要超越彼此之间的思想差异，最终回归同源的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尽管战国时期诸子的思想分歧十分突出，作者相信最终可以实现思想统一，恰恰是多元的诸子思想其实源于这一个统一文明基础上的“古之道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进一步认定诸子学与三代王官之学有密切联系，试图说明诸子学与三代文明的关系以及思想差异的原因。班固在总结诸子之学时，深入思考诸子学兴起的原因是“皆起于王道既微” , 他相信诸子之学有一个共同来源，故而最终又会归宗于一统，即诸子学与三代文明的渊源关系，成为先秦诸子思想最终完成统一性的重要条件。
其次，诸子大一统思想目标的一致性。先秦诸子作为思想主体，其社会身份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考察：第一，特定阶层阶级成员的思想纬度；第二，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思想纬度。考察任何思想家的思想，既要考虑其特殊的阶级与阶层的立场，他们的思想与其阶级与阶层的社会身份相关；同时思想家还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他们还会充分反映其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思想视角。古代思想家在总结先秦诸子学派的多元学术旨趣、思想主张时，发现多元诸子思想背后其实有共同的思想目标，即希望中国思想最终必须回归大一统，这些思想其实是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春秋战国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些重要学派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学派代表人物，都希望结束春秋战国因诸侯争霸而导致政令不一、思想分裂的局面，他们纷纷以天下一统作为未来世界的理想。儒家是如此，孔子向往的“天下有道”，就是希望天下能够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提出：“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对曰：定于一。”孟子希望天下思想能够统一起来。荀子更进一步提出这种追求思想统一的要求，《荀子·正名》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辩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道家也是希望天下能够统一于“道”，《庄子·天下篇》在评论诸子思想的差别时，不仅深刻指出它们的文化同源，即所谓“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这一个“一”既是前轴心时代的华夏文明一统天下历史状况，同时也是表达诸子百家的共同思想目标，未来中国应该有一个大一统的“内圣外王之道”。墨家学派的大一统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谓的“尚同”。墨子认为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往往是由于人们的思想不一致，出现“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所以墨子认为尚同是“政之本，治之要”，即实现思想统一，并统一到最高政治权威那里。他提出：“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法家推崇的“大一统”，就是强调政治法律意义的统一性。法家代表人物李斯主张：“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这显然就是政治法律制度的大一统。韩非子也认为，君主集权的目的是更加有效地治理国家，他指出：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他认为国家治理依赖君主制定统一国家与天下的法令。总之，思想多元的诸子百家，其实都希望以自己推崇的学术思想与认可的政治制度一统天下。作为一种政治学说，诸子之学几乎均推崇一个统一天下的政治理念，尽管他们对具体实现大一统的路径有不同看法，但是他们均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均希望以自己的思想去统一天下。所以，秦汉统一帝国建立以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等不同学派的思想都可以保留下来，融入两汉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思想体系中，从而发挥其不同的作用。由于儒、墨、道、法、兵、阴阳诸家的多元化诸子思想能够在大一统的框架下相互补充，发挥各自政治指导与文化功能的作用，也就能够实现诸子思想的多元化融合和互补。
可见，由于诸子学派的多元思想具有上述的文明同源性与文化相通性，故而他们虽有思想差异又能够相互补充，推动了大一统思想体系的建立，使得不同思想的诸子之学最终会融汇成多元互补的统一性思想文化体系。诸如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思想；儒家的以德治国、仁政王道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尚同尚贤思想；法家的富国强兵、以法治国思想；管子学派的治国富民、德法兼治等，最终均在统一的中华治理体系与中华思想体系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形成了既有差别又能够统一的互补型大一统中华思想文化体系。后来的总结者也指出先秦诸子思想的互补关系，《周易》曾经断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其实，这一看法应该早就预见了中国多元一体思想形成的可能性。《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十家，“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作者认为，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的思想主张虽然不同，但均源于早期中国的整体性西周文明；而建构中华文明体系需要不同政治职能、不同思想的学术。不同政治职能、思想体系的“王官之学”，虽然可以追溯具体个人对历史和现实的不同理解和认知，但是从总体上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在不同领域的思想开拓。所以，诸子学派的多元一体思想，最终对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建构产生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汉代大一统思想对诸子思想的整合
中国古代“大一统”完全定型是在西汉时期，但是其思想来源，则可以追溯到先秦，特别是战国时期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记载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从文本上看，这是现在能够见到最早文献来源的“大一统”。 《公羊传》的“大一统”原义是指统一历法，即天下历法必须统一到周文王的历法。但是，《公羊传》之所以要从“王正月”引出“大一统”，绝不仅仅是一个历法统一问题，而是由此引申出西周政治的大一统意义。其实《公羊传》此时提出“大一统”思想，涉及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主张。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而战争不断，孔子希望恢复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礼制秩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儒家向往的“天下有道”，首先就是指这种具有“大一统”意义的天下政治秩序。《公羊传》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希望恢复西周尊王的礼制，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的政治秩序。
进一步考察儒家的“大一统”，会发现其中包含着王制和王道的双重意义。“王制”属于“政”，“王道”属于“教”，而三代时期的政教是一体相维的。一方面，“大一统”体现为以一统为大的王制，《公羊传》推崇的“大一统”主张回归西周封建制的尊王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天子对诸侯拥有的政治权力，特别要求各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一统天下的号令。其次，“大一统”又是指一种以“一统”为大的王道，这一“王道”的内容就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应该遵循的尊尊、亲亲的思想原则。而董仲舒继承、弘扬的《公羊传》“大一统”主张，已经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制，以及与之一致的大一统王道。总之，董仲舒希望重建一个大一统的政教体系与文明体系。
西汉王朝继承了秦朝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但是汉儒意识到还必须建立一个与之配套的思想体系。汉儒董仲舒通过诠释《春秋》“元年春王正月”时提出“贵元”，他说：“《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 董仲舒将“贵元”与“王道”联系起来，其实是要强调“尊尊”的政治原则。他又进一步指出：“《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以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董仲舒所讲的“一元”，不仅仅是正朝廷、正百官的“王制”规定，同时还进一步突显“贵元”“正心”的“王道”意义。
应该说与三代先王之道相比较，汉代“王道”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董仲舒不仅仅继承了《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王道学说，而且需要极力丰富其思想内涵，以满足秦汉的政治制度、思想重建的需要。考察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特色，特别体现在他全力完成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综合发展。《汉书·艺文志》在评论“九流”时，曾经指出诸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皆相成也” 。诸子思想本来是“相灭亦相生”，故而可以“舍短取长”而重组为一个思想共同体。所以，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之外的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兵家等诸子思想并没有消亡，而是被整合、重组到一个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思想体系之中。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明显吸取了墨学。墨子的“尚同”强调确立天子作为天下的最高思想权威，恰恰是思想“大一统”的核心内容，故而为董仲舒所兼容与整合。董仲舒之所以建议“罢黜百家”，其理由就是“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这其实源于墨子的思想，与墨子通过“尚同”而实现思想统一到天子的说法完全一致。同时，墨子肯定天子的政治权威性来自宗教权威的神灵之“天”，提出“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 。董仲舒也提出天子治理三公、诸侯、士人和百姓，而天子的权力来自人格意义的天，即所谓“天之为政于天子”。董仲舒认为： “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夺也。”以人格意志的天作为天子的权力来源，同时肯定天子代表天的意志，这些思想均来源于墨家。
董仲舒也整合了法家的大一统思想，特别是在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大一统思想。韩非子主张强势的君主能够控制国家权力，有效的国家治理离不开强势的君主权力：“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所以，韩非子一直将“以势治天下”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主张。董仲舒的“伸君”思想，明显继承了法家尊君的政治思想。所以他也强调君主集权，同时贬低士人和民众的政治作用，他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士者，事也；民者，暝也。” 董仲舒不仅以“天意之所予”来说明君权的神圣性，同时在讨论君、士、民关系时尽量贬低士与民众，明显表达出其“屈民而伸君”的法家思想。董仲舒还从“土之事天”的天道原理，论证臣民为何必须忠君的政治原理，他说：“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谓有行人矣。”其实，这是董仲舒希望“屈民而伸君”的政治思想，与法家维护君主集权思想十分接近，由此可见法家思想对董仲舒的深刻影响。董仲舒上书汉武帝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这些主张，也是吸收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董仲舒还通过吸收黄老道家天道自然、刑德相养、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建构起以元统天的天道观、阳德阴刑的刑德观、垂拱无为的治术论。董仲舒提出的“人副天数”“天人感应”等学说，明显来自稷下黄老道家。黄老道家早就提出了“同类相感”“道法自然”的思想观念，董仲舒在引入这些思想的同时，将其改造为天神崇拜的思想信仰，相应提出了“人副天数”“天人感应”的思想。如他提出“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这里将人与天作外形、数量的比拟，论证人与天的紧密关系。董仲舒的刑德观也来源于黄老道家，《黄帝四经》是黄老道家的代表作，该书提出刑德并用的主张。黄老以阴阳比附刑德，不同于孔孟等原始儒家特别推崇德教，董仲舒在吸收黄老道家“刑德相养”的思想基础上，也提出阳德阴刑的思想。同时，董仲舒关于君主掌控权力的思想也受道家影响，他提出：“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因国以为身，因臣以为心，以臣言为声，以臣事为形。”董仲舒认为人君应“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就是源于《老子》第二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董仲舒还大量吸收阴阳家的思想。为了维护汉代君主的政治权威，他吸收了战国阴阳家的三统、三正学说，以论证汉朝代替秦朝的天道意义，以强化西汉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董仲舒吸收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进一步建构了旨在强化西汉大一统的“三统说”。董仲舒认可的“三统”，是历史按黑、白、赤三统循环，天道的“三统”与朝代更替相配合，即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周朝是赤统，三代天子受天命而王，故必须按天运而改正朔、异服色、定制度，这就是表达天子是在顺从天意。董仲舒的这一思想显然来自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他改造成满足西汉需求的三统、三正说。董仲舒的这一理论还包括天人感应、治国方略等各种学说在内，使他的思想体系更能够满足西汉建立大一统的新天下格局。
董仲舒吸收兼容了上述墨家、法家、黄老道家、阴阳家等不同学派思想，并将其整合到以大一统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之中。尽管董仲舒思想的来源十分多元，但仍然有一个思想主体与核心，就是儒家思想学说。董仲舒的大一统的核心思想，首先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孔子到孟子、荀子，其实都是倡导西周尊王的礼制精神，希望重建天子一统天下的政治秩序。当然，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更多传承了荀子、《春秋》公羊传在内的儒家思想。在早期儒家的政治思想中，荀子尤其推崇思想和政治的大一统。他在《非十二子》中，指责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执己见的结果是“枭乱天下”，故而推崇“总方略，齐言行，一统类”的政治一统与思想一统的天下。
西汉董仲舒确立的大一统思想体系，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体现密切结合，奠定了大一统的中华文明。这一文明体系能够延续两千多年而独立生存和发展，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历史现象。
三、大一统思想传统的历史延续和近代转型
由于先秦诸子多元思想均整合到两汉以后的大一中华思想文化之中，经过一代代思想家、政治家、学人的传承和发展，最终完成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体系的建构。考察诸子思想对大一统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影响，可以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核心的“道”来作进一步分析。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道”一般是指人们必须遵循的恒常而普遍的法则，而诸子百家总是将自己认可的法则或理念称之为“道”。由于先秦诸子的多元化思想蕴含大一统思想传统，往往会转化为多元一体之道的思想文化形态，进而推动着大一统中华文明形态的建构和发展。
按照《庄子·天下篇》所说，三代先王所掌握与运用的“内圣外王之道”，才是完整而全面的华夏文明之道；而先秦诸子虽然对此古之道有发展，但只能够各得其一偏。尽管如此，诸子百家们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均坚信自己提出的思想理念来自上古的圣王，最终服务于走向统一的天下。《吕氏春秋·不二》曾经提出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兼，然而诸子百家无不坚称他们所“贵”之道，就是源于上古的内圣外王之道。由于春秋战国诸子之道各执一端，而单一的诸子之道均是既有所长又有所短，决不能够支撑起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秦汉以后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体系，必然要求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体系，进而建立起大一统中华文明。所以从汉武帝开始，中央集权的汉代政治体系最终确立了以儒学为主体而兼容诸子之学的思想体系，重新建构了新的内圣外王之道，进一步发展为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由于先秦诸子之学背后都有大一统的思想根基，他们的多元化思想能够进入大一统中华思想体系中，从而构建成影响后世两千多年的大一统中华文明。西汉开始不断演变发展的大一统中华文明，历经两千多年而衍化出不同的学术思想形态，其实都是先秦诸子以大一统思想统摄的多元思想及其互补结构。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实际主导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从来不是先秦诸子的某一家，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同时兼容道家、法家、墨家、兵家、阴阳家等各家思想在内，丰富的诸子思想能够在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但是最终统一在具有思想文化统合作用的儒家文明体系之中，成为大一统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诸子的多元思想为何能够得到后世的尊崇和效法，共同在两汉以后的文明体系中发挥作用，最终完成大一统中华文明的历史建构？历史学家司马迁有一段话，能够充分说明三代圣王之道、春秋战国诸子之道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原理。他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 中华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以“神谕”作为必须遵循的最高准则，而是坚持以“志古之道”作为自己的价值理想、文明典范，这一“古之道”就是一种包括从三代圣王之道到诸子之道的历史经验与思想传统。同时中国人并不是盲目以“古之道”为教条，而是将“古之道”与自己的社会实践境况（“自镜”）结合起来，这样的“古之道”其实是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变革发展。由于先秦的“古之道”，其实也是包含大一统思想在内的内圣外王之道，故而“志古之道”的文化精神使得大一统思想传统，能够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延续下来。由于中华民族的“自镜”思想传统，使得大一统思想传统会依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改变其具体的思想形态与制度形态。所谓“古之道”不仅仅是学术思想、意识形态，还会体现为精神气质与文化心理。先秦诸子普遍认同一个与“道”相通的“德”，诸子学术之“道”必须积淀为人的内在之“德”，才会对人的社会行动产生作用。先秦诸子讨论的道与德关系，其实就是传统的文化思想与文化基因的关系。先秦诸子之道，不仅仅存在于外在的文献典籍、国家制度之中，同时还存在于人性化的文化心理、文化基因之中。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道与德的相互作用就是文化思想与文化心理的相互作用，它们共同推动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先秦诸子大一统的多元化思想理念，也积淀为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人格与文化基因。
考察中华大一统思想传承，必须紧密联系中国传统思想主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多元一体而建构起来的民族，费孝通先生追溯中华民族早期形态的华夏民族，强调这是一种以多元一体方式建构起来的民族。他指出：“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秦汉大一统国家制度、思想文化建立之后，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不断交流融合，不同地域的族群也在不断交流融合，使得民族群体得以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具多元一体突出特征的中华民族。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那种源于多元性、归于统一性的大一统思想传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密切的同构关系。以后，无论是中华大地上不同民族交流融合，或者是其中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会以华夏文化的大一统思想为指导，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并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
因此，中华大一统思想传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大一统思想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民族及其创立的大一统思想理念和文明形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建构过程和传承发展的阶段。尽管中国历史上有不断出现的统一和分裂，但是大一统中华文明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断传承，并建构起不同的大一统文明形态，既包括汉唐的“天下体系”的大一统文明形态，也包括元朝“蒙汉一家”和清朝“满汉一家”的文明形态。在秦汉以后两千多年历史上，大一统中华文明促进了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使得大一统思想传统能够深入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维系着中华民族历朝历代延续发展。由于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建构起来的，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思想形态在推崇大一统的同时，又以多元一体方式建构起来的思想体系。考察近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史，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核心理念就是崇尚统一，主张多元差异下的一体化和共同性，故而大一统思想不仅成为贯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线，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理念，也成为建构大一统中华文明的思想根脉。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概念，在中国古代是以自在的状态形成和发展，而到了近代以后，开始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文明自觉，进而推动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等重要概念的正式提出。梁启超1902 年强调文化融合，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重要概念，其内涵由汉族扩展为包括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在内。以后，革命派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理念，承认汉满蒙回藏平等。这样，近代以来的中国大一统思想内涵也在历史传承中发生重要变革。可见，在近代中国国家意识逐步觉醒的过程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思考和处理疆域与族群问题时，希望传承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传统。尽管中国人民在积极探索新的大一统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的过程中，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包括通过君主立宪制度、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以完成新大一统重建，但是终因种种历史原因均未实现中华文明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显然，中华民族悠久的大一统思想传统，需要立足于新的政治基础，转化为一种新的思想形态，才能够得以完成其历史传承和现代发展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终于可以重新赋予大一统思想传统的新意义，并对能够对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华民族，提供强大的制度资源和思想依据。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现代国家体制构建的过程中，也在推动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传统的现代转化。新中国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制度的建立，这是一个吸收了中华大一统传统的现代性国家体制，也是近代中国在民族自强、文明复兴目标下建构起来的中国式现代文明形态。应该说，新中国建立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明显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思想传统，但是在继承中又吸收了人类现代制度文明的成果。
四、习近平对大一统思想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阐述中国大一统思想传统及其现代意义，这些相关思想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论述，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丰富的大一统思想传统，并且将这一思想传统发展为中国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建现代中华文明的一系列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大一统传统的论述，只有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性视角，才能够深刻理解其重要意义。以下从中国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代中华文明建设三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传统的传承和发展。
其一，中国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设目标，继承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思想传统。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条件与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 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不断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曾经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一制度和治理体系明显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思想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这里列举的“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的思想精华，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思想精髓。如前所述，中华大一统文明奠基于秦汉时期。秦朝建立起中央集权和郡县制度，成为实施对全国开展有效治理的大一统国家体系；西汉开始确立大一统思想理念，通过多元一体的思想文化综合，建立起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从完善现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思想传统。
其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华大一统思想传统。中华民族是生活在中华大地 56 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近百年来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得以进一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追溯中华大一统思想传统时说：“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 由此可见，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密切联系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吸收中国大一统思想传统、近代中国多元一体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大一统思想形成的贡献。这一种源于多元性、归于统一性的大一统思想传统，其实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有密切的同构关系。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有关民族融合的思想，包括元朝“蒙汉一家”和清朝“满汉一家”等思想，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建构的源于多元性、归于统一性的大一统思想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此可见，强调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交融汇聚成的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既是对中华文明大一统思想传统的继承，更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体系发展趋势的表达。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下，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是中华民族能够应对任何复杂多变的局势的根本保证。
其三，构建现代中华文明思想，继承发展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传统。中华文明既可以指那个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古典中华文明，也包括正在开展现代化建设的现代中华文明。由于中华文明是一个连续性存在，与居于文明核心的大一统思想有密切关系，大一统思想既对古典中华文明延续产生重要作用，也会对现代中华文明发展产生推进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并对其中的统一性与大一统关系作了深刻阐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可见，中华大一统思想传统，能够推进中华文明“统一性”突出特征的形成。其实，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特征与连续性特征，同样也是密切相关的文明特征：大一统既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必要条件，中华文明连续性也在进一步巩固强化中华大一统思想传统。另外，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多元包容性是紧密联系的，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一种“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 。也就是说，大一统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一性思想文化，绝不能够用单一性思想文化代替多元性思想文化，而应该是由多元思想文化汇聚成共同的统一性思想文化。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与多元性的辩证统一，恰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突出特征。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大一统不仅仅是传统中华文明的历史特征，更是现代中华文明建设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方向。在中华文明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现代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命题，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体现。这一重要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在结合实践，发展为一种中华文化的自觉建构，具有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 所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而完成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文明形态，就成为继承发展大一统思想传统的现代新文明形态。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