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勤，中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
原文刊发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6年第1期
摘要：1934—1937年间，禹贡学派以《禹贡》半月刊为主要学术阵地，从历史地理学视角形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相关论述。该学派通过对“九州”体系的创造性诠释，赋予其疆域整体性、文化多元性与政治统一性三重空间隐喻，将传统地理观念转化为现代民族认同的思想资源。在民族起源问题上，禹贡学派通过“层累造成说”解构传统民族起源叙事，提出“北中南三系”与“东西二系”的互补分析框架，揭示中华民族形成的多源特征与交融机制。在此基础上，他们从制度整合、经济互补与文化涵化等角度，揭示了民族融合的内在逻辑。禹贡学派的研究尽管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但其将空间叙事与民族认同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及其历史与现状相统一的方法论自觉，不仅有力回应了殖民主义话语对中国疆域完整性的挑战，更为后来的“多元一体”理论奠定了早期学术基础，对今天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仍具借鉴意义。
关键词：禹贡学派 “多元一体” 历史地理 空间叙事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作为标识中华文明特质的核心概念，其根基深植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演进的客观规律之中。这一概念不仅凝练了中华文明多元共生而又一体凝聚的结构性特征，也成为理解中华民族格局与文明传承不可或缺的学术框架。费孝通先生于1988年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实则集大成于前人丰厚的学术积淀之上。自20世纪初以来，在民族危机、国家建构与学术转型的多重背景下，中国学界围绕中华民族何以形成、民族关系如何定位等核心议题展开了系统探索，形成了兼具现实关怀与理论深度的思想谱系，为“多元一体”理论的体系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是1922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发出的根本性设问，“中华民族为土著耶？为外来耶？”与“中华民族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耶？抑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这一被称为“梁启超之问”的深刻命题，激起了学界对中华民族起源与构成的系统性反思，成为后续几代学人探讨民族格局的逻辑起点。
在此后回应这一问题的学术洪流中，20世纪30年代禹贡学派的探索颇值得注意。1934年2月，顾颉刚与谭其骧联合燕大、北大、辅仁以及其他大学有志于地理沿革史的师生发起禹贡学会。虽然该会成员众多，成分也较为复杂，但在治学方法、理念、专攻方向及某些学术活动的组织协调上显示出近似学派的特征，被称为禹贡学派。学会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主要撰稿人包括顾颉刚、谭其骧、冯家昇等核心人物以及他们的学生和同辈学者。禹贡学派以顾颉刚为精神领袖，围绕在《禹贡》周围，研究中国古代疆域、民族分布和文化统一，试图“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以学术研究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该学派以《禹贡》为主要学术阵地，一方面承继清代朴学注重考据、讲求实证的治学传统，另一方面积极引入西方现代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开创了融合历史地理与民族研究的跨学科路径。有别于同期偏重民族差异性或单一族裔史的研究范式，禹贡学派始终以中华民族整体性为出发点，系统考察不同时期民族群体的空间分布、迁徙轨迹及其互动交融过程，从历史地理的视角揭示出中华民族结构中的“多元”与“一体”如何相互建构、动态统一。其学术实践不仅积累了扎实的实证材料，更在方法论与问题意识层面昭示了“多元一体”理论的雏形，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成提供了关键学理支撑。
当前围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学术史研究，已形成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边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参与的格局。相关成果或聚焦20世纪上半叶学科本土化进程中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论辩与民族关系调查实践，揭示民国时期民族学界为后来费孝通理论创建提供的思想资源，中央研究院、燕京大学等机构在理论构建中的奠基作用；或关注中华民族观念的近代流变，钩沉“多元”与“一体”张力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思想源流，揭示这一理论赖以生长的深层观念土壤；或追溯考古学界对中国早期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探索成果，如何为费孝通先生的理论提供了直接启示与坚实支撑。上述成果为理解“多元一体”理论的生成背景提供了多元视角，但仍有拓展空间。本文拟通过考察禹贡学派历史地理研究对理论构建的奠基作用，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渊源的认知，透过学术脉络的复杂性与交织性呈现该理论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生成逻辑与时代意义，从而为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学术溯源提供新的思路。
二、空间之维：九州重构与疆域一体性的知识建构
禹贡学会的创立，旨在“由认识国家民族之内涵，进而谋改造之方术”。为此，禹贡学派以“识吾中华民族自分歧而至混一之迹象，以识吾中华民族开辟东亚大地而支配之方术，以识吾中华民族艰难奋斗以保存其种姓之精神，蕲为吾民族主义奠定坚实之基础，且蕲为吾全国人民发生融合统一之力量”自任。
《禹贡》的命名及其发刊词，与顾颉刚“华夏之不可侮与国土之不可裂”的信念密切相关。禹贡学派以《尚书·禹贡》命名蕴含着大一统的深意。顾颉刚通过其著名的“古史辨”方法，考证出《禹贡》并非夏代作品，而是战国时期学者基于当时的地理知识和政治理想构建的蓝图。《尚书》经典篇目《禹贡》作为“中国纯粹地理学的始祖”，虽非出自禹笔，但其罗列九州，系于山川、土壤、物产、交通、民族诸端，呈现了彼时闭塞社会阶段中国人的广阔眼界，使当代与后世对自己生长居住的“神州”的概况得到最低限度的认识，这种认知不仅具有地理学意义，更承载着特定的政治文化理想。
《禹贡》发刊词集中体现了禹贡学派的学术志向，系统阐述了地理研究与民族意识的内在关联，确立了以地理沿革为民族史研究根基的学术路径。顾颉刚在《发刊词》中为禹贡学会规划了六项研究任务，两年后进一步拓展为八大著述计划，包括《中国民族史》《中国地理沿革史》《中国地理沿革图》《考订校补历代正史地理志》《中国地理书目》《中国地名辞典》《中国地方文化史料集》以及作为最终目标的《中华民国一统志》。这些研究项目相互支撑、环环相扣，旨在通过系统整理历代疆域盈缩、政区演变、人口迁徙、交通物产等关键史料，全面揭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其中《中华民国一统志》的编纂被视为最大目的，前七项工作皆为其奠基之作。这一学术规划深刻体现了禹贡学派对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大一统传统的自觉继承，将《中华民国一统志》置于研究体系的顶端，明确延续了元明清三代编纂《一统志》的史学传统，彰显了中华民国作为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自然延续。此举不仅从学术层面构建了现代中国与历史中国之间的制度连续性，更通过志书编纂这一传统形式，将民国纳入中国历代正统王朝的序列之中，有力地回应了当时甚嚣尘上的领土分裂论调。禹贡学派通过“一统志”这一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编纂体例，既承接了传统中国“修志以明统”的政治文化，又赋予其现代国家的建构意义，从而在学术实践中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论证与当代确认。
禹贡学派对《禹贡》“九州”体系的重新阐释，构成了其民族研究的空间理论基础。《禹贡》中的“九州”篇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它提供了一个超越任何单一朝代、描绘天下秩序的古典框架。这样一个按山川自然地理划分、统一治理的“九州”空间秩序，代表了战国末年扰攘之际“有心人预计之统一大法”，体现了中国早期对“大一统”地理空间和治理秩序的构想，超越了严格的民族界限，暗示了不同族群在共同地域框架下共存融合的可能性，为“民族史上不灭之光荣”，因而受到禹贡学派的重视。学派的目的，并非简单的复古或考据，而是要“用天才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的地理”，从历史深处寻找捍卫现代中国版图完整性的利剑。对“九州”的重新认识，便是这一努力的核心。禹贡学派通过重释“九州”这一象征中国的符号转化经典资源，以现代科学方法考镜地理沿革、绘制历史地图、书写疆域历史、重塑现代疆域知识体系，以疆域空间研究维护中华一体，以学术研究守护国土完整。
顾颉刚早有释义“九州”“四岳”之愿。早在《禹贡》创办之前，他就和北大学生王树民、杨向奎以及燕大的谭其骧、翁独健一起考论“九州”观念的缘起及演变，发现“九州乃是战国的时势引起的区画土地的一种假设，这种假设是成立于统一的意志上的”。《禹贡》创刊后，顾颉刚通过其开创性的“古史辨”方法，以“九州”之名阐释战国以降“九州攸同、四海会同”天下秩序的形成。在顾氏当时设定的 “推翻非信史”的标准里，排在前面的两条即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和 “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顾颉刚在《古史中地域的扩张》中进一步考察了“中国的疆域向来一统”之传说的形成脉络，告诉读者，中国的疆域由夏到秦，是一次一次放大的。这一考证具有重要意义，它使“九州”从一个凝固的历史地理概念，转变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空间想象，为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提供了理论可能。
马培棠通过梳理“古九州”—“新九州”—“大九州”的演变序列，进一步揭示了九州观念从板滞到开放的发展脉络。这一考证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解放了“九州”的概念。既然它不是某个过去朝代的固定疆域，那么它的边界就不是凝固的，其范围可以也应当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扩展，这就为将东北、蒙古、西域、青藏等地区纳入“禹贡”所代表的华夏体系打开了理论大门，有利于解构当时流行的一种错误认知，即简单地将《禹贡》九州等同于中国关内的“汉地十八省”，避免落入日本“中国本部论”的陷阱。
在对“九州”具体问题的探讨中，禹贡学派展现了开放的研究态度。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引导学生讨论九州来历，翁独健提出“方位观念”说，王树民主张“称王九国”说，杨向奎提出“历史传说”论，张公量发挥汪中的“虚数”说，综论州数用九具有天文、地理、政治三重意义，有一个从虚数到实数的演变过程，但其作为神圣尊号的意义则始终不变。因此，“九州”不是一个曾经完全实现的行政现实，而是一个对未来大一统国家疆域的理想化、系统化的规划。
禹贡学派对“九州”概念的重新诠释，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他们批判凝固的九州论，揭示了“华夷”的相对性与流动性。《职方》“九州”在具体地理划分上存在诸多问题，顾颉刚在北大教授地理沿革时，以《职方》九州分配同学，学生绘制地图时发现四至颇有纠纷，这说明传统九州观念在实际地理划分中存在矛盾。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早期特性，“九州”疆域体系的扩展正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缩影。“九州”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层累过程，从春秋以前的“华夏”局限于中原数省，到战国时期“九州”疆域的倍增，再到邹衍“大九州说”代表的宏大世界想象，反映了中国人空间观念的不断拓展。通过考辨“九州”概念从具体地域名称到理想政治符号的层累过程，禹贡学派成功解构了凝固化的疆域观念，建立起动态、发展的民族空间观。这种研究路径不仅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王朝更替叙事框架，也超越了简单的种族论调，为理解中华民族形成提供了全新的时空维度。
从“九州”体系中，禹贡学派提炼出支撑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三大核心原则。其一，疆域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禹分天下为九州，中国典籍中对九州所在与所指有不同的理解，但其反映了战国时代人们切望统一、上下一致之心理无疑。“九州”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地理世界，它以自然山川为界，将一片广袤的土地划分为九个区域，但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名为“天下”或“四海”的整体。这个整体性观念，从根本上否定了将边疆地区视为“附加物”或“殖民地”的论调。他们相信，中国的版图是历史自然形成的整体，而非武力拼接的马赛克。谭其骧等人后来的历史疆域研究，正是为了实证这种整体性。
其二，内部的多元性与统一性。禹贡学派承认并尊重地理与文化的“多元”现实。“九州”体系并未泯灭地域间的差异性，各州的土壤、物产、赋税等级、民族风貌各不相同，冀州是“白壤”，徐州是“赤埴坟”，扬州是“涂泥”。《禹贡》在描述各州时，并不仅限于“华夏”族群，还提到了“莱夷”（青州）、“岛夷”（冀州、扬州）、“和夷”（梁州）等。因此，“九州”之内本就包含多样的族群，“华夷之辨”在文化而不在种族，并且这种身份是流动的，夷狄接受华夏文化即可“进于中国”，作为概念的“中国”本质上是包容开放的文化范畴，而非狭隘的种族国家范畴。并且，这种差异性被统一在强大的中央秩序之下，各州向中央交纳不同的“贡”物，象征着各地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与经济联系；所有“导山导水”的水道最终都通向帝都，象征着交通与政令的统一，这体现了高度的“一体性”。禹贡学派借此阐发，中华民族正是如此，内部包含多元文化群体，但却通过长期的历史交往、经济互补和文化交融，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九州”正是这种“多元一体”格局在古代最精彩的空间隐喻。
其三，“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与文化认同。“九州”的最终目标是“四海会同”、“声教讫于四海”。它表达的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的“大一统”理想，即在一个政权领导下，将不同的地区和民族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并以共同的文化进行教化与整合。对于禹贡学派而言，这为现代中国继承清朝版图、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它表明，中国的统一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政治文化和价值理想，大一统观念植根于文化认同的深厚根基，超越了单纯的种族畛域，具有包容和融合不同民族群体的内在特质。
疆域沿革承载着中华民族活动空间的盈缩。如果说重释“九州”体系，承袭并转化了传统的“大一统”观念，那么借由方志考辨和实地调查书写的疆域史则着眼于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讲授疆域沿革史，督促青年注意民族史及疆域史之研究。《禹贡》的创办实际上是延续这一初衷，为同人和青年学生提供公开讨论的园地。《禹贡》学派在系统梳理正史地理志、地方志与考古材料的基础上，致力于复原历史上边疆民族的空间分布与变迁轨迹。其研究揭示了一个核心事实，即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格局与民族分布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之中，边疆与内地通过经济互补、政治统合与文化交融，逐步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顾颉刚在考察绥远后道出了书生辈以纸笔为戈矛保卫国土的壮志，即“从辨清国土始”。华夏荣辱和国土完整的有机契合，蕴含着民族与国家不可分的信念，在国族意义上将中华民族视为一个整体。
针对日本学界以“中国本部”概念人为割裂边疆与内地的叙事，禹贡学派通过沿革地理研究证明这一概念实为近代殖民话语下的人为建构。1936年初，顾颉刚嘱史念海搜集资料并起草《中国疆域沿革史》，1938年3月，顾颉刚、史念海主编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检讨了中华民族自“皇古”以迄现代的疆域盈亏，呈现了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在疆域上的连续性，从根本上瓦解了分裂论者的“历史依据”。
地理非图不明，地理形塑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地图则直观展现了中华民族凝聚壮大的空间场域。禹贡学会基于地图对呈现中华民族疆域一体化的意义，重视地图对凝聚中华民族意识的作用。面对日本以地图为载体的侵略话语，禹贡学派开始用最新式的绘图法绘制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顾颉刚在《禹贡》发刊词中系统检讨了清末以来中外历史地图的编绘状况，指出既有成果在完备性与准确性上的不足，提出以准确性、实测性和整体性为标准推进“历史地图之再造”，准确性和实测性保证了内容上的科学，形式上兼顾疆域整体性的地图才是合用的。
地图绘制不仅是技术工作，更承载着民族情感与学术竞争的意识。《禹贡》不仅专门编发利玛窦世界地图专号（第5卷第3—4期合期），还特别注意日本的相关成果。日本出版的历史地图，内容除详列各处古迹外，尤注重民族特性及动植矿产之分布，但因缺乏实地调查难免讹误。日本人为了侵华所作的绘图工作和研究工作深深震撼了顾颉刚，他多次回忆，1936年傅作义攻克百灵庙后，捡到一份十万分之一的蒙古地图，非常详细，什么地方有水草，适于游牧，什么地方有矿产，可以开发，大道之外有小道，森林之外有孤树，处处注明。
地图编绘需以深入的专题研究为基础。为此，《禹贡》载文除了同人随时研究之作品和专号，还重视地方志考校，为地图绘制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历史时期疆域、政区、地名、山川等的变迁使得相关研究琐碎且有难度，历代正史地理志为研究中国疆域增缩及其制度演变的主要记载，但各史地志并不完备且处处有疑问。禹贡学派自禹贡学会创立之初即以绍述朴学诸贤遗志为鹄的，延续清代朴学未竟之业，考校补订正史地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仅武力侵占东北，更在学术和舆论上炮制并推广“满蒙非中国论”等错误史观，试图将东北、蒙古等边疆地区从中国历史与版图中剥离出去，是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殖民话语（Colonial Discourse）。禹贡学派考镜地理沿革并绘制科学地图，正是在这一危急存亡之秋的正面回应。但基于传统的夷夏之辨和民族观念，禹贡学派的批判并不彻底，比如对于长城的认识，认为有明一代长城的修筑除伤民害财，以墙为华夷之界，并不能永保无虞。嘉靖年间廷臣筹边无策，疏请开马市，名为羁縻，实则怯敌。复套之议未被采纳，北虏之祸与明相始终，不自觉掉入“长城界限论”的陷阱，反映出其在批判性与理论自觉方面的不足。
禹贡学派从古典“九州”体系中提炼出的疆域整体性、内部多元统一性及文化“大一统”三大原则，不仅系统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依据，更在学理上初步瓦解了殖民话语赖以生存的“中国本部”论调。通过严谨的沿革地理考证与科学地图绘制，他们将抽象的疆域观念转化为可视的主权象征，使历史地理学成为捍卫国家统一的有力武器。然而，他们在批判外来殖民史观的同时，却未能完全摆脱传统“夷夏之辨”的思维定式，这种内在的张力折射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三、谱系之辨：古史考辨与民族“多元”根基的历史建构
禹贡学派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知，建立在对民族源流谱系的系统性考辨基础之上。学派通过独特的古史研究方法，打破了传统单一民族起源论，构建了崭新的民族历史叙事框架。
在方法论层面，禹贡学派以层累的古史观认识华夏族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顾颉刚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在《禹贡》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凭借疑古精神，禹贡学派以“层累造成说”为理论武器，以解构三皇五帝神话为起点，由破而立，试图重建民族起源的历史叙事。在史料运用方面，禹贡学派善于从非正统文献中发掘民族起源的线索。《山海经》《楚辞》《逸周书》《穆天子传》因为神话传说色彩浓厚，为国内外“中国学”研究者所轻视，但其中所包含的地理知识实比外形整齐的经史丰富，不仅昭示了中国古人的世界观，而且对于中华民族起源与东亚文化源流至为重要。上述文献被禹贡学派重新确认为研究上古民族史的重要资料，其蕴含的地理知识与文化记忆，为追溯中华民族多元起源提供了独特视角。
何以华夏？又如何与四裔形成五方之民的格局？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之间对应不可分割的关系代表了古人的民族观，这种对应关系的产生过程代表了夷夏观念的变迁。在顾颉刚疑古学说的影响下，学生辈开始尝试考辨中国古代的夷夏观。北大学生袁钟姒考证，汉族起源于黄河流域，自称华夏，以蛮夷戎狄名诸异族的观念确立于两汉。她遍检《禹贡》发现，戎夷之称仅以区名异族，《职方》亦无分配四方之明文，汉时成书的《王制》《大戴记》《白虎通》始以夷蛮戎狄严整分配四方，由此推论其始于两汉之世，后世则沿两汉旧说。
童书业不同意袁钟姒的两汉说，将时间提前至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如此，他还打破了夏与蛮的界限。余永梁曾论及“蛮夏”为秦斥诸夏之称，童书业坚持，蛮与夏皆西族之称。春秋战国以来，楚国疆域日益扩大，于是中原之人始目楚为南蛮。夏亦西方之族，东周以前未有以夏泛称中原者，周本西方夷族，冒夏之名，逮为中原宗主后，始渐以夏为中原民族之统称。《左传》以华夏为中国之代称，确见于春秋以后之书。与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提出受到崔述《考信录》的影响如出一辙，童书业注意到崔述的《丰镐考信别录》（卷三）早已把这种对应关系推翻。惟其不同的是，崔述相信“蛮夷”为四方之总称，而“戎狄”为蛮夷种类部落之号，非以四者分四方。童书业征引甲骨文金文，辅以经典载籍《左传》《尚书》《国语》《史记》等的记载对戎夷蛮狄的用法和内涵进行了辨析，发现春秋前后夷夏观念发生了变化，所谓诸夏的中心夏商周三个种族也是从夷戎之族进化来的，春秋以后，中国本部的四裔种族尽被所谓“诸夏”所吞并同化，于是人们就渐渐忘了春秋以上的情形，夷蛮戎狄渐渐与东南西北发生不可解的因缘了。
关于华夏族群的起源问题，顾颉刚提出的大禹戎族起源说较童书业的蛮夏论更具系统性。他考证指出，九州、四岳、禹等华夏文明的核心元素均起源于西方羌戎文化，从而得出“戎与华本出一家”的结论。针对晚清以来的汉族驱逐苗族说，他指出苗族与驱苗之族皆杂居于河东河南一带，同蒙于戎之一大名下，历史上华戎之判别，在于入居中原先后之不同，实际上华族文化出于戎族，他深切希望后人考论华戎不再牵缠于不平等之眼光。这一论述彻底颠覆了传统儒家华夏中心的单一起源论，证明华夏文明的核心元素源自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童书业赞其“根本摧毁了旧日狭隘的夷夏观念而给予人们一个新印象”。不惟夏民族，殷周间秦亦为犬戎之一支，秦之父系母系均为戎族，只是秦为西戎之说，由史迁而泯。
“华夷”是文化概念而非种族概念。禹贡学派通过历史研究证明，任何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如北魏拓跋氏、清满族，在接受中原文化后都自觉继承了中国的正统王朝地位，将自己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定义从来都是一个以文化认同为核心、不断扩展的多民族政治共同体，而非单一的汉族国家。
夏商周三代的起源与分布是探讨中华民族早期结构的关键。禹贡学派提出了“北中南三系”与“东西二系”两种互补的解释框架。马培棠通过对古冀州的考述，提出了中华民族“北中南三系说”：
吾族在昔，三系攸分，各自发展，绝少往来；后以生育日繁，不守天限，南国北海，始渐相知。比较之下，中系之文化独隆，作农耕，制书契；而北系尚在狩猎，南系不变牧畜。于是中系之人，自称曰诸夏，居地曰翼州；北乎我者，赐号胡貉；南乎我者，取名闽越。
他分析“翼州”原指中区，后因《禹贡》擅改及许慎《说文》穿凿，逐渐转以指称北方。马培棠在《古代中国民族考》中进一步详考古代民族结构与迁徙，他承续清儒孙诒让《禹生于昆石》之说，考证北中南三系经由混合最终在秦朝形成了中华民族。他认为南北二系皆出自“鬼戎”，且共祖大禹。周人的迁徙轨迹自西方来，由渭而河而济而江，北达河北，南逾江南，三系接触，而开混合之渐。战国而还，三系交通，乃臻极盛，由此奠定了秦政之业。至秦始皇平定天下，实行郡县制，法令一统，前所未有，而筑长城、戍五岭等措施，既迫使胡越远徙边疆，也开启了民族迁徙与交融的新历程。马培棠肯定秦始皇统一后推行郡县制、法令一统及巡行天下的政策，认为这些“耀我大一统之微光，开我大历史之新页”的伟绩，实现了《禹贡》作者所构想的政治地理理想。
顾颉刚通过疆域沿革推测三代起源，认为夏代疆域仅限于黄河下游一带，与外部交通以济水流域为主，商代则在夏的基础上向东北扩展，周人灭商则代表西方势力的东进。他指出：
商是被西方的周民族所灭的，周民族与姜姓民族是累世的婚姻，而姜与羌实为一字，所以与其说商的势力西展至羌，毋宁说羌的势力东展至商。……东土是夏商时的中原，北土是商增于夏的境域，西土是周人的老家，惟有南土是新开辟的……周的南境不过到申、吕、许，就是今河南省的南部。三代的疆域是不相等的，周比了夏恐要大上两三倍。
针对夏商民族的起源问题，学生劳榦在徐中舒的指点下，根据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搜集的材料，著文与顾颉刚商榷。他分析商民族可能起源于东北，与乌拉阿尔泰系或中国东部民族有关；而夏民族则可能源于西方，与西藏民族有密切关系。他推论：
夏的民族我很疑其为与西藏民族有密切关系的一支，其后始移至三河者……古汉水及嘉陵江均称汉水，汉水又称夏水，所以汉水应当和夏有关系。夏和巴蜀似有关系……巴蜀距西藏最近，西藏语和中国语同原，似乎夏更有与西藏同族的可能。
这一东西二系的划分，试图从语言、地理和传说等多个层面建构起早期民族的二元格局与交融模式。
杨向奎的研究则试图在东西之争中寻找平衡点。自汉晋以来人们总说夏代不出于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又将夏禹传说中涂山定于寿春，其地离河东甚远，二者自相矛盾。钱穆对于禹迹会稽山别有新解，认为涂山近伊嵩。杨向奎觉得钱穆之说虽可弥缝上述冲突，亦有难解之处。在此基础上，他通检古籍中有关夏代地理的记载，通过传说中帝王活动的区域推断民族范围。针对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夏商在东的说法，以及傅斯年《东北史纲》中商起东北的观点，他依据尧舜禹的地望所在，提出：
匈奴之来源甚早，夏、商之际，已逼处中国西北部，夏灭后，或有苗裔入居匈奴，因以其祖说为匈奴之共同祖先。此例在上古史上甚多，大夏地望之北徙，盖亦以夏遗民北徙逼近匈奴之故也。
他认为夏遗民北徙逼近匈奴，导致“大夏”地望北移，反映了上古史上民族迁徙与称号袭用的普遍现象。
“北中南三系说”从经济文化类型和地理分布切入，强调民族差异与演进；“东西二系说”则注重族源追踪与迁徙动态，试图从语言、制度与传说中还原早期民族的互动图景。尽管具体观点有异，但其共同点在于打破汉族一元中心论，强调中华民族在起源阶段即具有多元交融的特质。
在微观实证层面，刘德岑对先秦氏族迁徙的个案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河南通志馆馆员刘德岑在其著作《古氏族迁徙篇》（属《古代中国民族发展研究》之一编）中，系统考察了先秦时期53个氏族的迁徙轨迹。他承袭崔述的疑古学风，并基于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玁狁考》中提出的殷周民族论说，对钱穆、徐中舒等人关于殷周民族分布的观点提出质疑。刘德岑以申氏族南迁与黎氏族东迁为个案，试图归纳古代民族迁徙的规律，并指出婚姻、战争等因素在迁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都邑是文明与国家的重要标志，禹贡学派深谙都邑研究对探讨中华民族起源的重要意义。丁山从都邑地理角度对周人西域起源的论证，为理解早期民族文化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他将分散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印证，通过语言文字的比较，勾勒出一条周人自西向东的迁徙路线，通过对周人都邑名称、选址规律以及生产方式、宗教礼俗的分析，论证周人与西域民族的关系。丁山的周人西域起源说打破了传统史学的中原中心论，体现了禹贡学派“古史辨”与“民族考”相结合的研究特色。
可见，禹贡学派在中华民族早期起源与结构问题上呈现出多元立体的阐释路径。“华夷之辨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断，既承继了传统天下观的文化主义特质，又赋予其现代学术表述，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合法性提供了深层的文化逻辑。这些讨论不仅深化了对三代时期民族与地理关系的认识，也为后来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前史。禹贡学派的贡献，正在于以实证与推演并重的方法，在古史辨与民族考之间，构建起一张多元而动态的古代中国民族结构图谱。
四、交融之机：制度整合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三维机制
禹贡学派重视民族融合在中华民族早期形成中的作用，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他们在边疆与民族研究中，跳出传统“华夷之辨”的窠臼和单向“汉化”的解释框架，致力于揭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复杂多元的融合机制。
学派深刻认识到大一统国家作为民族融合推动者和制度供给者的意义，强大的中央集权王朝，如汉、唐、元、明、清通过一系列政治设计，为融合提供了基本框架与动力。在行政与军事制度领域，郡县制、都护府、行省、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将边疆民族地区纳入国家治理体系；长城防御体系、屯田戍边则在一线塑造了持续的军民接触与互动空间。社会与经济政策上，移民实边、和亲政策及朝贡贸易，不仅促进了大规模人口流动与交错杂居，更建立了中原与边疆之间长期的经济互补与依赖关系。这些制度客观上“强制”或引导了各族群的接触、交流与协作，为更深层次的文化融合奠定了基础。
历史时期制度建置的沿革镌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和发展的轨迹，边疆制度的变迁深刻体现了边疆治理与民族融合的事实，有力表现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历代中央政权在西域、东北、西南等边疆地区的行政建置不仅象征着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亦是中心与边缘凝聚为一体的制度保障。因此，禹贡学派重视地理沿革史的研究，顾颉刚作为总设计师，罗列了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如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北魏六镇和唐代六都护府的建置沿革、明朝都司卫所制度等等，上述问题渐次有禹贡学人着手研究。
北魏六镇是北魏重要的防线，其名称和地域史籍上记载不清，说法不一。周一良梳理了北魏镇戍制度的起源、规制、分布和作用。谷霁光进一步讨论了北魏到唐初约350年间镇戍防府四种制度的相互关系，从边疆兵制沿革中不仅发现了隋唐衰落的迹象，还从民族方面观察由魏到北周府兵制的演变，发现民族融合是兵制变迁沿革的关键，兵制变迁沿革提示了民族变迁关键之所在。兵府之兵由魏末“百保鲜卑”的种族差异，到西魏时期“不必一种一族”，到隋唐“种族更是混一，大部分的兵已只有地域区分……无形中消灭了种族间差异的痕迹”。
唐代都护府之设，不仅是中华民族空前繁盛的标志，亦为边疆治理提供了制度化整合的范本。邝平樟考述唐都护府数目、设置、更名及迁移，辨析都护府与羁縻州的关系指出，不同于汉代对西域“仅以监视之态度，统督西域土人诸职官”，唐代六都护府是以中央集权为内核、以多元包容为外延的治理体系，“直接管辖民政”，“声教所及”，“中国文化光被四夷”。从制度架构看，他考证都护府—都督府—羁縻州的层级体系，说明唐代将边疆部族纳入郡县制框架，“汉人”与“蕃酋”共同充任都护，册封“蕃蛮”首领为都督刺史，突破了前代单纯羁縻的松散治理，实现了边疆治理无隔华夷的共生性逻辑。王怀中系统梳理了唐代安东都护府的置废、迁徙与治理实践，确认安东都护府的任务“专为东北夷之经略”，对其下的府州县取羁縻政策，由“华官”与高丽人共同参理，补正了其并非“一废即绝”的史实，指出其变迁与边疆局势及中央管控能力密切相关，体现出唐代东北边疆治理“因俗而治”的制度弹性，为理解古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东北边疆的历史样本。但他将之与欧洲人对付殖民地的策略进行比附，或许是为了强化安东都护府治理的强制性特征，却忽视了古代中国边疆治理与近代殖民主义的本质差异。
元代是中华民族巩固发展的重要时期。元朝开创的行省制体现了中华民族南北混一的特点，福建行省置罢分合迁徙频繁，谭其骧萃取诸家之说，证以载记，衡以事理，考证了福建行省的建置沿革，梳理了元中央政府镇抚滨海诸部的过程。元代驿站制度的演变反映了蒙汉文化交融的史实。学生李梦瑛在听课时发现问题，驿站之“站”初写作“醮”，后始更作“站”。欧人治蒙古史者，对“驿站”之西文译音亦每致混淆，欧人“驿”“站”译音有Jam或Yam并Jam，“驿”“站”不可辨认。驿传制度起源于秦汉以前，直至唐宋仍因驿传之名，而“站”字一辞，用为Station Postal-station之义，是否蒙古民族进入中原以前“驿”“站”二字曾连用？她在清初顾炎武、清末王国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元初典籍中所载“站赤”一辞，实为当时蒙文音意兼。“札木臣”（管站官）初可译作“醮赤”，后始改作站赤，元代以前“站”“占”通用，除像人直立外，别无驿传之义，至宋濂王祎等修元史时，“站”字已成定制。
明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接续巩固的时期，郑和下西洋生动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以及明朝中华民族中外会通的特点。冯承钧对郑和下西洋史事的高度重视，根植于三重核心关切：一是针对郑和远航早于西方大航海却长期为中外史家忽略的学术缺憾，他力主扭转这一历史叙事的偏失；二是聚焦郑和在历史记忆中积淀的文化象征意义，将其视为凝聚中华民族情感的精神符号，凸显其超越具体史事的文化价值；三是暗含与海外中国学展开学术争胜的诉求，这一诉求深深嵌入民国时期中西学术对话与竞争的时代语境。法国的伯希和曾撰《郑和下西洋考》，其研究虽具开拓性，却也存在对中国本土文献解读不够精准的局限；向达考证了有关史源版本，在史料掌握的全面性与准确性上超越了伯希和。冯承钧在向达的基础上，考证郑和是一个信奉回教的人，提出对郑和作两面观，一是历史的郑和，二是故事民话的郑和，前者聚焦航海史事的史实还原，后者关注其在民间叙事中的文化建构，这一双重认知视角为郑和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解读维度。更重要的是，冯承钧明确以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为学术参照，希望中国学者能以郑和为中心叙述元明时代中国与西方之交通，超越桑原的书，彰显中国学者在自身历史研究中的学术能力与话语自信。
人口迁移作为历史时期民族交融的重要途径，被禹贡学派视为“民族史不可或缺之主文”。学派通过移民史的视角，系统考察了历史上民族的多向迁徙与流动，谭其骧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基于汉族在中华民族中的主体地位，谭其骧力主叙述中国民族史必须以汉族之发展史为其主要题材，这一观点体现了他从中华民族整体性出发理解民族史的卓识。不过，受时代局限，他与同时代学者一样，沿用了“内地十八省”这一地理概念，未能充分意识到其理论缺陷。在这一认识框架下，谭其骧将中国内地移民史作为重要研究方向，着重考察“内地十八省”境内的民族迁徙轨迹，旨在厘清汉民族的空间拓展历程与地域的“中国化”进程，为构建“完美民族史”做准备。他抓住了中国内地移民史的两个关键，一是西南移民，二是东南移民。针对当时坊间流行民族史研究详于外族内徙而略于汉族发展的偏颇，谭其骧分析其成因有二：一是误以为汉族自秦汉以来即领有“内地十八省”，导致对秦汉至明这一关键时期的汉族发展史研究不足；二是外族内徙有正史外国传、蛮夷传可据，易于取材，而汉族渐次发展的史料分散，研究难度较大。基于此，他选择湖南这一“西南之咽喉”作为突破口，不过，在此过程中他发现，近代湖南的“汉人”有少数民族血统，稍后他专门就此进行考察。这一开创性研究不仅奠定了内地移民史研究的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撑。关于后者，东晋南迁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大关键，而侨州郡县的设立为了解民族迁徙路径提供了重要突破口。他得出结论，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不仅带动了经济重心南移的新趋向，也促成了“华夏血统之南徙”。在此基础上，班书阁进一步梳理了侨置州郡的不同情形，揭示了民族迁徙的复杂情形。
明清时期由官方主导了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范围最广、频次最高的移民，洪洞移民传说关系华北数省之礼俗语言者甚重，郭豫才本诸正史，旁采遗说，对此传说加以检讨，以期引起当政者注意当下的边疆危机。该文确认了洪洞移民的时间，不自明始而始于金，移民之制，金朝已盛，元朝继之，明初始有大规模之迁移。三代相承，亦非偶然。迁移区域之广、事业之大，亘古未有；厘清了移民的范围，地域不限于洪洞而指晋南诸郡，移民亦不仅至于河南，移至安徽或北平者亦甚多，河北河南安徽山东浙江江苏在风俗习惯语言上多有相同之处，皆此次迁移所致；分析了传说的来历，明初移民为整个之设置，或山西移民时，设总府于洪洞专董其事，而人民相沿成习，皆谓自洪洞来。从传说出发，基于历史的连续性，他肯定了移民、屯田、战乱灾祸作为金元明三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途径，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
禹贡学派将民族迁徙这一多族群双向互动与融合的核心机制，视为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视角。陶元珍的考证揭示了两汉之际北部汉族南迁的史实，指出此举不仅促进了南方人口的显著增长，更关键的是加速了中原文化在南方的传播与扎根，体现了人口流动带来的深层文化影响。与汉族南迁形成历史呼应的是，边疆民族亦曾向中原核心区域移动。金宝祥的研究聚焦于汉末至南北朝这一漫长时段，指出在东汉末年和晋武帝时期中原人民两次大规模南迁的同期，南方“蛮夷”也开启了向北的迁徙历程，与南下的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在中原之地交汇驰逐，构成了“民族迁徙史上一回重大的事”。他通过钩稽正史记载，重点考证了氐蛮僚等南方主要族群的迁徙路线，勾勒出一幅“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线”的民族互动与融合图景，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多元性与互动性。
禹贡学派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启发下，从地理空间与经济生态的互动中，系统阐释了民族融合的深层机制。其研究聚焦于长城地带、河西走廊等关键地理单元，视其为沟通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生态枢纽。顾颉刚和童书业对汉代以前华夷空间认知和交通交流的梳理，通过分析“四海”“天下”等词汇的使用，解读“昆仑”“蓬莱”的象征意义，串联起古人的大一统政治理想，呈现了中原与周边区域从认知隔阂到逐步关联的过程，还原了“有海的中国”。早期中原视“四海”为界，将周边族群视为域外，而随着交通拓展，认知逐渐突破地理局限，这种从隔绝到交流的转变轨迹，为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起源提供了上古时期的认知与交通层面的依据，对后续民族文化融合研究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近代以来新式交通的兴起，正有效地消弭着历史形成的地理隔阂与南北之见，“建设了一个新的统一的民族”。
文化融合论是禹贡学派最具创新性的理论贡献。他们突破了文化单向传播的“汉化”模型，转而以双向“涵化”视角，揭示了不同文化间双向渗透、采借与重新整合的复杂历程。学派在充分认可儒家文化所具有的强大整合功能与弹性调适能力的同时，也深刻指出，非汉族政权如北魏、辽、金、元、清对儒家文化的接受，实质上是一个为巩固统治而进行的主动选择、吸收与调适过程，其结果反而加速了统治阶层与中原社会的融合。文化交融并非单向输出，汉族在进入边疆或与少数民族杂居的过程中，也大量吸收了当地的语言、习俗与技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元朝畏兀字得以行诸蒙古，是唐以来畏兀文化盛行西域，元初畏兀人入仕蒙元，与色目一起移居东方的结合。禹贡学派关于民族融合中文化传播与交融的研究，是其学术体系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之一。
禹贡学派回溯历史时期的文化交融，承认和重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目标是推动当下的民族融合。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决定了各民族共同承担着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禹贡》为此推出“回教专号”，致力于打破“回汉间的隔膜”。顾颉刚发现，“问题不在于回人对汉人文化的不了解，而在于汉人对于回人文化的不了解”，“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负担”，“在文化方面做一些文化沟通工作，尤其注意汉人对于回人文化的了解”，研究回教是使“非回教徒尽量知道回教中一切，从而激起彼此的同情心，造成合作的大事业”，他从中华民族的角度平视汉回文化，否定了汉族的优越性，避免陷入汉族中心的盲目自大，其研究不仅具有学术创新价值，更在民族危亡关头，为构建国族认同、反击分裂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
禹贡学派对民族融合机制的探讨，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解释框架。在制度层面，他们剖析了历代王朝通过行政建制、军事防御与经济政策所建立的融合架构，揭示了国家力量在引导民族互动中的基础性作用。在空间维度，他们通过对地理通道、生态过渡带与交通网络的考察，论证了物质交流与人口流动如何为民族交融提供持续动力。在文化领域，他们提出的双向“涵化”理论，打破了单向“汉化”的传统叙事，既肯定了儒家文化的整合功能，也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反向影响。这一融合机制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理解，更以其历史与现状相统一的方法论，为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提供了深具启示的历史镜鉴。
结语
禹贡学派的民族研究，是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中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禹贡学派，将严谨的学术研究与深切的民族关怀相结合，将古典学术转型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相结合，不仅推动了传统夷夏观向现代民族观的转型，回应了当时殖民话语的挑战，也为费孝通后来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至今依然是我们理解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学术思想资源。
禹贡学派基于历史地理学的独特视角与方法，系统阐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通过对“九州”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与诠释，剥离其经学神秘外衣，激活其内在的地理智慧和政治哲学，论证了疆域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通过系统性的古史辨伪与民族源流考辨，打破传统民族一元论的神话叙事，揭示华夏族在起源阶段即融汇多民族因子的历史真相，从源头上解构了凝固的族裔边界，奠定了中华民族构成的多元根基；通过对历代边疆治理制度的沿革梳理，展现中央政权如何通过都护府、行省、羁縻州等一系列制度设计，将多元族群逐步纳入统一的国家治理框架，在制度实践中推动“多元”与“一体”的有机融合。这一系列卓见，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理论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禹贡学派并未对“多元一体”进行明确的理论总结与概括，也尚未充分认知到多元与一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张力，但已形成鲜明的初步意识。他们对民族与疆域多元性的认知始终以整体性与国家性为统领，这一核心取向在学派开辟的东北、西北、西南、南洋研究等专号中得到集中体现。这些围绕边疆展开的系统性研究，本质上是从边疆视角出发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学术实践，暗含着对当时甚嚣尘上的“满蒙非中国论”等分裂话语的批驳，昭示了“多元一体”理论和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之间的有机联系。
更进一步看，禹贡学派的贡献远不止于其自身的理论创见。在近代中国学术的谱系中，它更扮演了一个独特的沟通者角色，其学术活动与平台有效地促进了不同学派、不同机构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禹贡》半月刊作为当时重要的学术阵地，不仅集中发表了学派内部顾颉刚、谭其骧、冯家昇等人的核心研究成果，也积极吸纳了来自不同学术脉络的声音。它既与历史学北派的中研院史语所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也为南派学者如刘掞藜关于民族迁徙的论文提供了发表空间；既刊载了人类学北派代表人物吴文藻关于广西瑶族调查的序言，也发表了南派学者杨成志的民族调查计划。这种超越门户之见的学术包容性，使得《禹贡》成为连接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平台，为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性论题汇聚了多元的视角与方法。
不可否认，禹贡学派的学术探索也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其论述中不自觉流露的中原文化本位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天下观的文化等级观念；在考证“九州”边界历史流动性的同时，又需要强调疆域延续性的现实诉求，使得空间叙事在实证性与建构性之间难以平衡；受制于当时的史料条件，某些民族源流论断缺乏足够的考古学与人类学支撑。这些局限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普遍特征。
尽管存在上述不足，禹贡学派的学术遗产仍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禹贡学派的工作，不仅为后来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奠定了史地基础，更在学术史上留下了连接古典传统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刻印记，为当代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