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后，中国历史学界逐步形成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共识，围绕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在诸多领域提炼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取得明显进展。在中华文明史研究领域，学术界提出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打破了对西方文明话语的路径依赖，为中国自主文明史书写奠定基础。“大一统”“多元一体”等标识性概念为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筑牢概念基石，完成相关研究核心概念从移植西方到回归本土的转换。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十四年抗战”“东方主战场”等自主概念与理论打破了欧美二战史叙事体系，构建起全新的中国抗战史观和全球视野下的二战史观，初步形成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 “大一统” “多元一体” “东方主战场”
作者：贾小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4期P58—P70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17”重要讲话），首次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战略任务。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进一步明确了“三大体系”构建的目标和本质。从构建“三大体系”到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十年来，历史学界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引领下，形成了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共识与学术自觉，围绕历史学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取得明显进展。
一、凝聚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共识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既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成熟的基石，也是其长远发展的根本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贺信中，殷切希望历史研究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在历史学界引起强烈共鸣，学者们围绕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进行深入理论探讨与学理阐释，以立为主、破立并举，逐步形成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共识与学术自觉。
一方面，学术界普遍认识到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意义，并积极探讨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有学者指出，构建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有学者强调，构建成熟完备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基础性、长远性的重要意义。有学者提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应从概念着手、体系着力。要有成体系的概念构建自觉，并在学术研究中不断探索。还有学者认为，历史学应根据自身特点、积累及现状，以丰富史学遗产为依托，以重大历史问题和史学问题为研究主干，以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为参照，以建设中华文明为使命，以“两个结合”为必由之路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自主解释历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有学者主张，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侯外庐在解释明中叶至清末民初思想学说演进及其实质时，提出了“早期启蒙说”，彰显了本土学术主体性构建的理论可能，为当代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术范例。
另一方面，学术界普遍认识到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还要推动中国的历史研究彻底从“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中走出来。长期以来，西方凭借其先发优势，构建了一套以西方为基准的历史解释框架和话语霸权，使“非西方”世界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陷入对其概念、范式及价值标准的路径依赖，无法客观认识自身历史。如针对清史研究，有学者指出，近代以来，清史研究深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用西方的理论、概念和观念解读清史问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充斥着傲慢与偏见的“西方中心主义”，导引出西方人对清史的一系列曲解、误读甚至贬损。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的清史研究知识体系，既要吸收借鉴其他国家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又要坚决摒弃“西方中心论”，坚守中国立场、秉持中国价值、弘扬中国精神。与“西方中心主义”相表里的西方研究范式如“冲击—反应论”“现代化史观”“帝国—民族叙事”也遭到学术界的质疑与批判。学术界对西方史观与研究范式的批判体现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自觉。
新时代呼唤新学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时代要求，是实力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关乎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更关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这一构建过程，需要以更加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走出一条立足中国经验、回答中国问题、提炼中国理论的道路。基于此种理论共识，近年来历史学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迈出了坚实步伐，在中华文明史、抗日战争史等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二、中华文明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探索
汉语中的“文明”一词很早便出现在《尚书》《周易》等先秦典籍中，但现代世界通行含义主要来自西方概念 “Civilization”。它最初用来区分不同社会阶层，法国学者在解释“文明”时，举例说：“传播福音能使最野蛮的民族变得文明”，“农民不像城里人那样文明，而城里人又不像宫廷贵族那样文明”。这里，“文明”与“野蛮”相对应，并形成由“贵族—市民—农民”组成的文明等级。随着欧洲的对外扩张和殖民体系的形成，社会内部纵向的文明等级逐渐转变为世界范围内横向的文明等级。文明及其衍生出的等级论是在“自我”和“他者”的对立中抬高自己、贬低他人，贯穿其中的是不平等观念和种族优越论。对于西方而言，文明观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通过建构“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话语体系，成功实现了施暴者与受害者的身份置换。在这一叙事中，殖民侵略被美化为“白人的负担”或“传播文明的使命”；血腥的征服被解释为帮助“半开化”或“野蛮”地区摆脱停滞、走向进步的“高尚”行为。另一方面，西方以文明观为基础，构建起一套国际秩序。“文明”标准被嵌入国际法体系，成为构建西方中心秩序的“法理”基石。在这一体系中，只有“文明”国家才拥有主权，“野蛮”地区没有主权，主权国家可以依照国际法占领那些“无主荒地”。“半野蛮”地区主权不完整，西方国家可以获得“治外法权”，可以通过条约迫使其割让领土。在西方文明论的推动下，世界逐渐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由西方主导的等级制国际秩序，“西方中心主义”大行其道。
上述西方的文明及文明观于19世纪传入中国，甲午战争后开始被国人接受。20世纪初，法国基佐、英国巴克尔、日本高山林次郎等人的文明史著作被相继介绍到中国，西方的文明史观对中国历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西方文明史观影响下的历史书写，本质上是用西方标准生硬地裁剪与之迥异的中国发展历程，忽视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能动性。当然，这一历史书写方式在当时即遭到史家的批判，雷海宗对这种削足适履的分期方法提出批评，强调“西洋史的三段分法，若把希腊以前除外，还勉强可通；至于中国史的三段分法或五六段分法，却极难说得圆满”。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一些历史学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虽然早期的尝试还带有公式化的痕迹，但唯物史观的本质是从社会生产方式出发分析历史变迁，从中国内部矛盾运动中寻找历史发展动力，对于摆脱西方文明观具有革命性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史学工作者努力纠正以往史学研究中的偏差。但由于苏联史学未能清除“西方中心论”，故在其影响下，国内的史学研究特别是世界历史书写仍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大量西方的理论、学说、观点、概念、方法传入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风气。
西方文明观作为源于西方特定历史经验的知识体系，本应是多元文明中的一元，却在权力扩张中被包装成衡量所有文明的普遍标准。历史证明，如果我们的知识体系缺乏自主性，就只能做西方学术的附庸，始终亦步亦趋。只有立足于中国，从中国经验中提炼中国理论，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历史，才能真正超越西方文明观、“西方中心论”。因此，历史学界对西方文明观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有学者对西方学者的“文明标准”提出质疑，认为它是从部分文明的特征中概括出来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有学者批判了“文明区隔”，指出迄今为止的文明理论和文明史，大多专注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区别和分裂、互相争斗和倾轧，忘记了人类社会的本质是相互依存，忘记了人类各个群体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在扬弃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历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文明置于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考察，逐渐探索出关于文明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提出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者克拉克洪、格林·丹尼尔基于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提出并推广了“文明三要素”说，即城市、文字、冶金术。这一“文明”标准曾被广泛接受，中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复杂礼仪建筑（礼制）这个核心要素。即便如此，源自西方的文明标准仍存在明显缺陷，不具备普遍性。例如，美洲的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南亚次大陆的哈拉帕文明等世界著名的原生文明，并未同时具备这些要素。即便是历史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直到商代后期才具备上述要素。如果按照西方文明标准，中华文明只有3300年的历史。事实上，西方文明无法代表整个人类文明，西方学者更无权垄断文明的定义。
自“5·17”重要讲话发表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此基础上，中国考古学界发展出更加完善、更具普遍性的文明起源八大标准：一是农业显著发展，人口不断繁衍；二是手工业技术显著进步，专业化进一步发展，被权贵阶层掌控；三是人口集中，形成都邑；四是社会分化程度高，形成贵族阶层及以礼器体现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五是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于一体的王权；六是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维系社会发展；七是暴力现象和战争频繁发生；八是形成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管理机构。《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将文明产生的标准概括为：一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剩余食物积累，人口显著增加，社会分工明确，出现专业化生产高级物品；二是阶级和等级分化的制度化；三是出现都邑性城市；四是区域聚落等级化发展，呈现城乡差别；五是文化持续发展；六是各地区在社会发展的同时，交流互动日趋密切，共享文化精粹，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其中，前五项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公认的文明标准，第六项是着眼于中国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根源。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打破了学术界对西方文明话语的路径依赖，既反映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也为新时代的文明史书写奠定基础。
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以恩格斯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基本观点为理论依据，将生产力、阶级等历史唯物主义的标识性概念作为判断文明产生的依据，充分体现了“中国方案”的马克思主义属性，既充分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文明”的进步观点，又借鉴了西方文明理论的有益成果。正是由于融通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方面资源，中国的文明研究表现出鲜明的继承性和民族性。近十年来的文明研究，立足于中国实际，认清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这一特殊性，梳理了中华文明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同时又放眼世界，在世界古文明的多样性中寻找一致性，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文明研究在20多个学科400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综合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并探索形成这一过程的背景、原因、发展道路及其特点，凸显了新时代历史学研究的系统性和专业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历史学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探索中取得的成就。
（二）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学阐释
如何通过历史研究阐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书写中华文明史的重点。除考古学界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大突破外，历史学相关研究也取得了明显成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理解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必然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标识性概念，即“大一统”与“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以“大一统”为制度框架，以“多元一体”为内在结构，在应对内外挑战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性。历史学界围绕“大一统”传统与“多元一体”格局展开的实证研究，从史学维度阐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由来和深刻内涵，也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路径。
相关研究以标识性概念提取和阐释为切入点，“大一统”作为中华文明史的标识性概念受到学术界关注。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往往建基于“国家”“帝国”等现代概念，由此构建的中国古代史实际上是“现代人的中国古代史”。缘是，学术界对“大一统”的研究始于其内涵的演变。“大一统”最早出现于《公羊传》，本义为“推崇一个（以时间开端为标志的）统绪”，其引申义则指大规模（或大范围）的统一，而后者成为元代尤其是晚清以来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国家统一悠久传统和历史依据的标识性概念。可见，“大一统”是一个在历史中动态演变的概念，汉代之前，“大一统”的核心仍是正朔、服色、礼乐以及思想等“统于一”，并没有涉及疆域。宋代之后的“大一统”进一步要求在“九州”“中国”范围内形成政治上的统一。不同历史时期的“大一统”承载着不同的内涵，既体现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反映出其创新性。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没有自主的概念体系，就不可能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界从“大一统”概念溯源入手的相关讨论，集中体现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自觉。
自主概念的背后是对历史认知的重构。从“大一统”入手，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有了新的阐释。从源头上看，先秦“大一统”思想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历程，夏商周三代“大一统”表现为一种事实存在却没有被察觉的状态，可称为“自在”的“大一统”。战国时期正式提出“一天下”“大一统”，“大一统”成为一种“自觉”的思想状态。此时的“大一统”观念在服制上也有体现，周代服制彰显的是一种开放思想，蕴含着包容天下、统一天下的理念。将“大一统”观念的起源追溯至文明起源的早期阶段，揭示出其深厚的历史根基，充分说明“大一统”不是后人的附会，而是深植于早期政治实践的内在逻辑。秦汉以降，“大一统”观念的历史演进是理解中国疆域由“小”变“大”、由“内”及“外”的关键。秦汉“中国一统”为汉唐文明的辉煌及辐射周边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秩序及演进基础。元明清“华夷一统”囊括中土和塞外，形成了“华夷多元的复合共同体”。元明清“华夷一统”的演进，推动复合式共同体的中国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文明结构及传统王朝序列等在新的时空格局中得到相应的完善与升华。这充分表明，“大一统”不只是静态的理想，更是一个不断扩容的过程，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吸纳新的族群、新的地域、新的文明要素，从而实现了从“中国一统”到“华夷一统”的内涵升级。其中，清代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底定”时期，也是“大一统”从思想观念全面转化为“制度实践”的关键期。清朝的“大一统”突破了“华夷之别”和“内外之别”，疆域统一、华夷一体与施政一致共同构成清朝“大一统”新理论的基石。“大一统”不是取消“多元”，而是在更高层次上整合“多元”的制度框架和文化理想。进入近代，“大一统”又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前提和内在动力。
“多元一体”作为中华文明的又一标识性概念，也是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维度。历史学界对“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主要从概念探源、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两方面展开。“中华民族”一词是在历史演变中生成的，其渊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华夏”观念。魏晋隋唐时期，将“中国”与“华夏”两词融合，“华夏”逐渐演化为“中华”，“中华”逐渐代替“华夏”成为中国各民族的集合称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称谓深入人心。“中华民族”概念“名后于实”的现象深刻揭示出，“多元一体”不是一个近代建构的认同概念，而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根基的实体演进过程。历史上“蛮夷”诸国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作用不可小觑，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暗含了“华夏高于蛮夷”之意，然而历史的进程却是“大夷”之国秦国完成了国家一统，率先推行郡县制，加快了诸族交融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这充分显示了“多元”如何参与并塑造“一体”。而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动荡的几个阶段，民族融合反而更进一步，中华民族主流价值和民族大义仍是超越单一族群或王朝的文化存在，积淀为中华广土众民共享的文化心理结构，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成熟、更新。这有力解释了在政治“多元”甚至对立的情况下，“一体”意识何以不坠反升，并最终实现政治上的再统一。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过程又离不开“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中国”概念正是众多人群继承和实践“大一统”的重要标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从“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的历史过程，“大一统”观念始终是其主导思想。这表明，“大一统”不仅是疆域整合的驱动力，也是“多元”汇聚于“一体”的制度框架和合法性来源。上述研究既清楚地回答了“多元”如何凝聚为“一体”，也回答了“一体”如何通过“大一统”的制度弹性包容“多元”。
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和“多元一体”的内在结构紧密相连。上述研究表明，“大一统”是“体”，提供了制度框架和精神根基，从先秦“天下观念”的萌芽，到秦汉“中国一统”的确立，再到元明清“华夷一统”的完成，“大一统”始终是中华文明追求的政治理想和制度支持，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多元一体”是“用”，揭示了内部结构，体现了包容性和创新性；“天下观念”和“向内凝聚”赋予了价值取向，决定了和平性。从“大夷为前驱”到“华夷一统”，从“自在”到“自觉”，从“多元”到“一体”，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正是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内在逻辑的生动展开；也正是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的有机统一，构成了中华文明数千年赓续不断、历久弥新的深层原因。
学术界围绕“大一统”“多元一体”展开的持续研究是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成功实践，完成了相关研究核心概念从移植西方到回归本土的转换，为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概念基石；实现了历史研究从“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材料”到从“中国经验提炼中国理论”的转向，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方法论支撑。这些从中国历史中提取的概念与方法，超越了民族国家等西方理论，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的复杂历史进程，有力反驳了“冲击—反应”论、传统的“华夏中心论”及“元清非中国”等谬论，既符合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实际，也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基。故而，历史学界围绕“大一统”与“多元一体”研究的意义，正在于让中国历史学回归中国历史本身，从本土经验中生长出能够解释本土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
三、抗日战争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进展
抗日战争史研究是学术界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发力较多的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构建抗日战争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在于，摆脱单纯的西方叙事框架，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和中国人民的抗战实践，从多元、多国、多语种史料入手，提炼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概念与理论。
坚实的史料基础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十年来，抗日战争史学界在资料整理方面成绩可观，主要表现为大量中国国家档案的整理、全球范围多国资料的搜集和大型数据库建设。如国家档案局自2016年启动的《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编纂工程，计划出版1000册，截至2025年已出版136种692册。国家社科基金设立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30余项，截至2023年已出版《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100册）、《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102卷）、《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社会资料汇编》（50册）等。在发掘中国本土档案资料的同时，学术界着力搜集全球范围内的抗日战争史料。抗日战争研究专项中即包含大量外文档案资料，如《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19册）、《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等。此外还有徐勇、臧运祜总主编的《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46册）、汤重南主编的《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45册）、姜良芹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40册）等，都极大丰富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文献资料。影像资料《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30卷）的出版，为抗战史研究从文字史料走向“图文互证”提供了可能。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大型抗日战争史数据库“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于2018年正式上线，免费向全球开放，体现了中国学术界在知识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自主探索。这种“以中为主、多国互证、数字赋能”的史料格局为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构建抗日战争史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文献基础。
长期以来，欧美主流二战史叙事在时间上以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或日本偷袭珍珠港为起点，在空间上以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为中心，片面强调欧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战场被置于边缘地位，轻视、忽视甚至蔑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而日本部分右翼学者提出“日本无罪论”“日本建设东北论”等歪曲历史事实的谬论，混淆视听，以否认战争罪行、推卸战争责任。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重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但整体上没有改变“西方中心论”“中国战场边缘论”“外援决定论”的二战史观。由西方学术界主导的海外中国抗战叙事，严重扭曲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形象，正本清源、书写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抗战史已势在必行。缘是，中国学术界针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重大问题，展开系统深入研究，逐步形成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抗战史自主知识体系。
提炼出标识性概念是抗日战争史研究走向自主的关键一步。十年来，学术界围绕关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局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自主概念，其中“十四年抗战”和“东方主战场”概念的提出，对于树立正确的抗战史观和二战史观具有重要意义。概念的提炼不仅是学术术语的创新，更是历史认知框架的重塑，这些概念直接关联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这一论断是有着坚实学术支撑的历史判断。有研究指出，“十四年抗战”概念更能准确反映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完整呈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全过程，更符合历史本来面目。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率先打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十四年抗战”概念的提出，不仅还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完整历程，而且从根本上重置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坐标，确认了中国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参与者，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先行者。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其历史地位在中国已被广泛认可且深入人心，并在国际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力。因此，“十四年抗战”改变的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引导人们更全面、系统、客观地看待历史，由此带来的是对中国抗战史乃至二战史的根本性重构。
“东方主战场”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又一标识性概念，它的提出以大量扎实深入的研究为基础。研究显示，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当年年底，日本已向中国战场（不包括中国东北）派出16个师团约60余万人，占当时日本陆军总数的2/3。到1938年，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已达 24个师团100万人以上，日本本土只剩1个师团。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大部分兵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总数达27个师团。如果加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则为40个师团，约占当时日本师团总数的78％。这有力说明，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有力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他战场。围绕“东方主战场”相关问题，中国学术界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从多层面论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编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是一部彰显中国历史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代表作。该书明确采用“十四年抗战”的叙事框架，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体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世界意义。全书立足全球史视野，在还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面貌的基础上，深入阐释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论述中国战场对日本陆军主力的牵制和对世界反法西斯其他战场的支援，强调指出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时间最早、作战过程最长、斗争最艰苦的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东方主战场”的提出，从整体上肯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它不只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史实确凿的理论体系：从战争起点看，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而且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标志着东方主战场的正式开辟；从战略地位看，中国战场长时间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粉碎了日本“北进”“南进”计划，有效支援了苏联抗德战争，有利于英美对日本的战争准备；从牺牲和贡献来看，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人数达3500多万，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6000余亿美元，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国际认可来看，战后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参与构建战后秩序，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是以中国战场的重大贡献和中国人民的巨大牺牲换来的，绝非他国他人恩赐。从“东方主战场”理论入手研究中国抗战史与二战史，不仅揭示了中国战场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的客观事实，更阐明了中国战场的存在深刻影响了太平洋战场乃至欧洲战场的战略格局，从而彰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决定性贡献。
“十四年抗战”与“东方主战场”是中国抗战史学界提出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与理论，是中国学者基于自主研究产生的知识整体，二者共同构建起全新的中国抗战史观和全球视野下的二战史观。“十四年抗战”是在历史整体维度上对中国抗战历史过程的还原，将局部抗战与全面抗战贯通起来，呈现了中华民族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觉醒的完整历程；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嵌入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进程，还原了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先行者的历史地位。“东方主战场”理论的提出，则确认了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中国战场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反法西斯战场，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支援了欧洲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东方主战场”理论主导下书写的中国抗战史和二战史彻底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二战史叙事，对于推动历史认识的多元化、重新审视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具有深远意义。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对历史正义的捍卫，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批判。在世界格局变乱交织的今天，弘扬正确的抗战史观和二战史观不仅是为了铭记过去，更是为了守护和巩固来之不易的战后国际秩序与世界和平。
结语
“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围绕“三大体系”建设持续发力，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展望未来，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道路还很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继续深化标识性概念体系。目前，在标识性概念提炼方面，历史学界已经显示出充分的自觉，在诸多研究领域提出了彰显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核心概念，诸如“大一统”“多元一体”“东方主战场”等，但这与形成系统性概念体系尚有一定距离。未来，在已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制度史中的本土概念，如“天下”“正统”“封建”“郡县”“礼治”“德化”“持久战”“人民战争”“统一战线”等，形成一套能够完整解释中国历史的本土概念体系；揭示不同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如“大一统”与“正统”、“多元一体”与“华夷之辨”等，厘清相似概念的内涵；考察概念从生成、演变到定型的历时性谱系，形成标识性概念由点到面、由断代到贯通的概念网络，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筑牢概念基石。
拓展研究思路与视野。历史学界围绕“大一统”“多元一体”的研究，已经展现出中华文明演进的“多元互动”态势，揭示出多元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但如果进一步拓展思路，系统研究东北、北方、西北、西南、东南沿海等不同区域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独特贡献，既呈现“一体”的主线，也呈现“多元”的细节，那么“多元”便不是“一体”的背景，而是“一体”形成的动力。继续拓展研究视野，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从多角度、多层面深入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为东方主战场理论提供更丰富的事实依据。诚如学者所言，“东方主战场”概念“绝非空洞抽象的口号，而是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是可验证的历史事实,它蕴藏于浩瀚丰富的抗战史料之中”。唯有从多种类、多语种的史料入手，做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才能筑牢东方主战场理论的根基。
深化国际对话。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国际对话，目前历史学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内部的历史阐释，国际对话尚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要致力于中国历史叙事体系的重构，以“中华文明”为叙事主体，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巩固为主线，将政治史、制度史、民族史、文化史融会贯通。另一方面，要将基于中国历史经验提炼出的概念体系推向世界，使其能够为人类政治发展、多民族国家治理、文明发展等问题的研究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资源；用国际学术界能够理解的方式，讲述中华文明“大一统”“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加强国际对话；同时，立足中华文明，展开文明比较研究，揭示人类文明的共性。而在抗战史研究领域，加强国际交流、对话尤为重要，要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中国战场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中加以论证，将“东方主战场”理论推向世界，使其成为国际学术界可讨论、能辨析、愿接受的理论。这种理论的输出，是中国学术话语权提升的表现，也是推动抗日战争史乃至国际二战史研究走向公正、客观的重要力量。概言之，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用自己的概念解释自己的历史，更要用自己的历史经验丰富人类对历史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