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是中华文明形态演进的关键转折点，其特殊历史坐标彰显着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交织共生的复合特性。作为中国古代大一统格局的成熟形态，清代集权体制及其治理实践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晚期形态，清代社会经济变革开启了近代中国转型发展的历史方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时期，清代学脉思潮构建起空前完整的古典学术体系；作为西方殖民扩张中的被动应对与主动调适者，清代变革求索之路展现了中华文明自我革新的内在活力。这一独特历史定位，决定了清史研究必须构建更具理论深度的叙事范式和话语体系，并以鲜明的中国立场、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批判西方错误的清史观。

作者：展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暨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自：《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5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2期

清代是中华文明形态演进的关键转折点，其特殊历史坐标彰显着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交织共生的复合特性。作为中国古代大一统格局的成熟形态，清代集权体制及其治理实践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晚期形态，清代社会经济变革开启了近代中国转型发展的历史方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时期，清代学脉思潮构建起空前完整的古典学术体系；作为西方殖民扩张中的被动应对与主动调适者，清代变革求索之路展现了中华文明自我革新的内在活力。这一独特历史定位，决定了清史研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构建更具理论深度的叙事范式和话语体系，并以鲜明的中国立场、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批判西方错误的清史观，这是新时代赋予清史研究的新任务和新使命。

文本互证：清史研究的话语基础

文本史料的整理与诠释是构建历史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不仅关乎历史真相的还原精度，更关涉历史解释权的深层博弈。清代存续期间形成的文本史料构成独具特色的知识谱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清史研究的旨趣和方向。新时代清史研究须突破对单一文本的认知偏差，构建更加多元的文本史料体系和更加客观的历史解释体系。

清代文本史料卷帙浩繁、类型多样、语种多元，这些跨越时空的存世文本共同构成中华文明史上庞大的文本系统。一方面，清代文本史料是权力与知识交织的产物。于此，学界已从档案、奏折、实录、会典、诏令、方志等官方文献入手，探讨了清代“文本政治”及其时代意义。清代奏折“直达御前”的制度，不仅改变了信息流通方式，更塑造了独特的文本层级体系，深刻反映了清代国家治理的逻辑与效能。清代军事方略将战事奏报、谕旨等原始档案统合为完整的军事记忆，集中呈现了清代护卫疆土的历史痕迹。清代方志以资治、教化、存史为书写原则，将标准化叙事规则与地方知识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另一方面，清代文本史料是知识载体和思想渊薮。如，诏旨、实录等构成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载体与历史叙事的主体脉络，体现了清代治国理政的权威意志和基本方略。文集、语录作为清代思想世界的物质载体与话语权力的争夺场域，从恪守程朱的学术自觉，到痛斥君权的启蒙意识，再到经世求变的革新精神，文集、语录串联起清人精神世界的嬗变轨迹，使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成为可能。当然，清代史料亦存在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的问题，利用时需去伪存真、审酌采择，如此才能为清史研究提供更加丰富、准确的文本依据与话语根据。

清代文本史料既根植于传统中华文明的书写体系，又因清廷的政治实践和文化策略，催生了以满汉双语为主导、多语种合璧并存的文本系统。一方面，清代多语种文本承载着不同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内涵，折射出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变通策略和灵活智慧。于此，学界已利用“遗留性”多语种史料探究了清代边疆治理、民族关系、宗教网络等重要命题，并认为清史研究应重视多语种文献的重要性。如，在满文老档、实录中，清廷借多语互译构建了满族入关前的叙事话语和统治逻辑。又如，清代满文朱批与汉文谕旨的差异性表述，印证了清廷政治认同的多重面向和自觉转变。通过对多语种文本的深度挖掘和相互印证，能够更加全面地还原清朝大一统格局的形成过程，总结其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智慧与策略。另一方面，清代文本史料的语际转换和互文阐释，揭示了官方统治话语的建构机制。如，在将汉文政令译为满文时，清廷会结合满族文化与政治背景进行调适，以保障政令在满族群体中的传达与执行，强化官方统治话语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互文阐释亦是建构官方统治话语的重要手段。不同语种文本相互参照、互为补充，使其内涵不断丰富完善。如清廷处理边疆文书时，借多语种文本构建起涵盖政治、经济等的统治话语体系。这种机制为研究清代官方政治意图与统治策略提供了重要线索。

清代域外文本史料记录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观察与想象，在清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一方面，域外文本史料是文明互鉴的见证。如《往津日记》通过越南使臣视角记录了19世纪末的天津防务，俄国恰克图贸易档案则记录了中俄及亚欧大陆的商贸经络。这些跨国界的文本，实质是不同文明体系的知识交融与认知对话，更呈现了清代历史的异域图景。另一方面，域外文本史料是历史互证的根据。如将朝鲜《燕行录》对北京市场的记载与同期《乾隆京城全图》的商铺分布叠加分析，可重建北京商贸的空间实态。凡此，清史研究可通过整合官私史料和域外汉籍，在跨文化文本对话中定位清朝的历史坐标。

清代多语种、多体例文本史料交织并存，以兼具深入文本的微观功夫与跳出文本的宏观视野，并通过文本的互证、互释，从而超越传统史学的叙事框架，回归历史的原初语境，逼近历史的真实画面，揭示历史的多元特质，可以为新时代清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提供扎实深厚的话语基础。

本土叙事：清史研究的根本旨向

清史研究肩负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夯实历史认同、凝聚价值共识的使命。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以正确的民族史观筑牢价值根基，深刻把握清朝“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历史特质；以正确的学术立场构建话语体系，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理论窠臼；以文明互鉴的世界眼光，还原清朝融入世界体系的艰难历程，彰显和而不同的交往智慧，是新时代清史研究的使命所在。

清朝构建起各民族交错杂居、互补互鉴的多元一体格局。这决定了新时代清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审视清代“中国认同”与大一统国家形态，阐明“华夷一体”的历史逻辑和“或称中国”的时代内涵。一方面，清代“中国认同”是赓续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自觉。这种认同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既源于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的深刻认知，也是清代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面对东亚秩序震荡与西方殖民渗透，清朝通过勘界、签订条约及边疆治理，构建起具有法理意义的疆域治理体系。另一方面，清代构建的多元一体治理格局，既突破了“华夷之辨”传统观念，又开创了现代多民族国家雏形；其秉持的“从俗从宜”原则与“华夷一家”理念，既孕育了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路径，也延续了谋求民族和睦共生的精神传统。由此，新时代观照清代“中国”认同意识和大一统国家形态，既要深刻把握其维护统一的深层历史意义，亦要系统阐释其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新时代清史研究承载着诠释古今之变的学术使命，这一立场需通过本土化叙事，厘清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轨迹。一是把握历史话语权。清朝通过平定割据、抵御外侵、整合边疆等历史实践完成了统一格局，维护了领土主权，不仅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更以“中外一体”的政治话语重构了疆域格局。当西方理论强套“民族国家”概念，忽视中华文明国家建构的内在理路时，新时代清史研究需坚守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本立场，揭露一切割裂中国历史、解构国家主权的错误论调。二是重估清代历史得失。如，对边疆治理，既要看其军事整合的强制手段，也要关注“因俗而治”的灵活举措；对经济政策，既要批判其保守性，也应承认“自主限关”下的广州贸易活力；对满汉关系，既要直面文化冲突的代价，也要重视民族融合的进程；对文化政策，既要辨析文化政策的得失，也要肯定文化整理的意义。三是汲取治国历史经验。如，经济改革时的财政调适，政治建设时的制度创新，应对危机时的策略选择，都折射出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复杂图景。这些治理智慧深刻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并为当代中国处理民族、边疆、主权等核心议题提供了宝贵历史镜鉴。因此，新时代清史研究需在古今汇通、中西碰撞的多重维度中，揭示清代在国家建构、政治整合、文化调适、文明互动中的主动作为和战略抉择。

清朝所处的时代，正值全球秩序剧变重构的历史节点，面临着抗御外国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这种历史特质要求研究者探寻清朝与周边国家共生互动的复杂关联。西方理论对清史研究虽然有启发，但亦暗含陷阱。以“新清史”为例，其过度突出满文史料而割裂与汉文文本的整体关联，滥用“族群”“帝国”理论套嵌清代历史，标榜“二元对立”叙事模式而否定满汉文化的双向融合，将清朝视为“征服王朝”或“内亚帝国”而割裂其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针对这些偏差，清史研究须以全面的史料、相宜的理论和整体的视野为标尺，构建贴合清代历史实际的叙事框架和对话机制。如，传教士描述北京“兴盛繁荣”的第一感觉是对“停滞论”的有力反证；“洋船出入”的记载便可还原东南沿海的开放实践，回应“封闭论”。因此，清史研究应超越国家边界，以历史真实消解认知偏见，以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对抗，构建新时代清史叙事的自主知识体系。

总之，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旨归，通过本土化叙事，客观审视清朝在国家建构、边疆治理与文化融合上的承启意义，揭示其维护国家主权的历史实践，并以文明互鉴的胸襟重构历史图景，将历史真实与文明对话相融通，是新时代清史研究的根本旨向。

问题重构：清史研究的现实维度

清代国家治理实践既延续了历代政治智慧，又发展出独特制度体系；既释放了农耕文明的潜能，又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暴露了制度缺陷。这种治理体系与近代化转型所需的制度环境、发展理念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新时代清史研究需在文明嬗变的视域中，揭示封建王朝与近现代国家间的过渡特征，阐析国家治理与文明演进的辩证关系。

清代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具有融合性和凝聚力的国家统一格局，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演进轨迹和突出特性。由此，要阐明清代大一统格局，就需紧扣以下认识视角：一是铸就意识形态共识。清朝统治者不断强化臣民的“中国”意识，确保主流思想的主导地位，并将其贯穿于“天下共主”的治国实践中，凝结在“天下一家”的文化认同中，从而实现多元文化的创造性融合，构筑起“四海一家”的共同体意识。二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清代空前强化的集权体制，维护了政权统一稳定，提升了国家治理成效，促进了民族交流融合。三是实现全国疆域统一。清代借助军事征讨、政治整合、经济联动、文化引导、民族融合等多重策略，实现了中国疆域空前统一。四是创新民族治理模式。清朝“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这种植根于文明传统的治理模式，在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方面展现出持久生命力。

清代依托其成熟的大一统集权模式，成功将广袤疆域内多样的文明形态整合于统一政治框架之下。从治理机制看，军机处等机构的设立旨在提升决策效率与强化皇权集中，其作为高效执行中枢的运作模式，与同期欧洲仍在演化中的权力制衡结构形成鲜明对比。在地方治理中，省府县架构与督抚权力的动态调整，维系了中央集权下的有效统治，避免了欧洲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离心倾向。这套制度在王朝上升期展现出强大的政治统合与资源动员能力。然而，当清代步入衰退期时，高效的君主集权却演变为僵化迟滞的决策机制。面对西方列强凭借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带来的冲击，清朝统治者虽在传统框架内有所调整，但终难有效应对“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清代治理体系的崩溃，揭示了传统集权模式在西方列强挑战下的深刻困境。当欧洲依托议会、契约等现代治理工具持续强化国家能力时，清代却囿于传统范式难以突破，这种时代落差最终决定了二者在近代的命运分野。

清代新旧杂陈、多元并举的时代格局和文明形态，决定了清史研究需紧扣王朝鼎革与盛衰规律、集权体制与治国模式、社会结构与经济形态、文化政策与思想整合、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全球秩序与国家安全等重大历史命题，阐明清代是从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的转型期，也是在世界格局中走向衰落的剧变期。在政治维度，清朝通过制度建构将“修其教不易其俗”的治理逻辑，凝练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范式；将传统疆域观念，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领土主权形态。在经济维度，则显现出深刻的历史悖论，康熙朝制定“永不加赋”的财政制度释放出传统经济最后的潜能，却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暴露出农耕文明对抗工业文明的无力。在思想维度，从编纂大型文献的文化整合到近代进化、变革的启蒙呐喊，清朝始终在文化自信与文明焦虑间摇摆。清代文明形态的演进轨迹表明，文明转型需在制度创新中实现适应性转化，更要在多元文明碰撞中重建文化价值的主体自觉。这一过程要求清史研究者既要深耕历史文本，阐明治理逻辑，更需观照清代回应西方冲击时的抉择，从中探寻中华文明在保持主体性的同时，如何实现自我革新的历史逻辑。

清代国家治理体系是理解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生动样本，其集权体制的统合能力与调控智慧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然而，历史的发展深刻表明，成熟的治理体系若固守传统框架，终将在文明转型中陷入被动。真正的治理现代化，既要传承维护国家统一的核心智慧，更需培育突破制度惯性的革新勇气。同样，现代国家治理必须在守正与创新间建立动态平衡，将治理智慧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方能有效应对“大变局”的时代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