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巩固文化主体性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观点。文化自信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认识论基础，进一步拓展了实践唯物论的历史维度和社会维度；重视民族文化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逻辑前提，创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民族国家和世界历史的理论；新的文化使命明确了构建文化主体性的目标指向，接续回应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文明发展道路的思考；“两个结合”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性研究”(项目编号：23ZDA009)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 文化主体性/ 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个结合”/ 

作者简介：丁晓强，男，浙江义乌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徐英，女，上海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092)。

原文出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沪)2025年第5期 第14-21页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1]9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就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把握历史主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取精神和使命担当，是对新时代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课题的系统回答。

一、文化自信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认识论基础

文化自信具有更根本的地位，这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认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而形成了党和人民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2]252015年11月，他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会见外方代表时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3]2016年5月，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4]17这就明确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关系，并确认其具有本质性的、根本性的地位。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构成了“四个自信”的基本表述。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5]44这是一个崭新的、重要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重要阐发。

(一)文化自信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文化可以涵盖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精神生产能力及其产品的总和，通常我们使用的文化概念特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如哲学、宗教、道德、艺术、习俗等。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文化自信时，时常将其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联系。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精神文化，主要指观念形态的文化，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领域的基本哲学问题。唯心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执着于在观念形态上探讨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途径，认为“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支配和决定着现实的人，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6]510马克思、恩格斯批评青年黑格尔派的行为是“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6]515他们指出：“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6]525他们所说的社会存在，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的，这些个人从事物质生产，构成了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从而形成了所有制、社会结构和国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显然，在“四个自信”中，制度属于社会存在范畴，文化属于社会意识范畴。那么文化自信为什么会是更本质、更根本的自信呢？

马克思、恩格斯从认识论的视角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批判。费尔巴哈作为唯物主义者，在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主张哲学应当从现实的存在开始，而人是自然的产物，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认为他的反映论是机械的直观的反映。他们指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6]527-528“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6]528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6]500他批评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撇开历史的进程，没有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人的感性的活动，忽视了人的实践的能动性。他认为人的认识是人作为主体对客体的能动过程，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理性到实践、由现象到本质的循环往复的无穷发展的过程；人的意识不是人的抽象的孤立的个体反映，而是一个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对实践范畴的理解，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主体及主体性概念在哲学史上经过了长期演变，发展成主要从能动性方面来体现自身规定性的问题，成为贯穿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马克思认为，人是具有“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存在的，而且又“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6]209所以人是实际活动与实践创造的现实主体。这种作为现实主体的人是社会的人，人与周围世界的统一性以及人对物质世界的主体地位是在具体活动中确立的。人的主体性就是在从事对象性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确立与发展起来的，是主体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基本属性。

(二)把文化纳入实践的历史过程体现了文化的先在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把文化纳入实践过程并强调文化自信。其一，把文化纳入到实践的过程，进一步批判了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过程、把意识看成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体反映的错误思维，进一步突出了实践的历史性、社会的广泛性和发展的规律性。其二，对文化自信的充分强调，不是观念形态上的纯粹思辨，而是密切联系现实的道路、制度问题，特别是充分体现了在改变世界过程中人的主体实践的重要意义。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比之于社会存在是第二位的。它之所以具有更根本的力量，就是因为它被纳入到了实践过程。人们的社会实践，跨越了历史长河，铸就了文化形态，由此才能被认识和把握。

作为现实主体的人是社会的人，一定的社会群体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主体性体现，也就是文化的主体性。例如，一定的社群、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凝积了丰富的经验，既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世界又创造了灿烂的精神世界，并形成了使自己区别于他者的特征，即一种独有的关涉情感认同的话语体系。所以，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中，人是作为实践主体而存在的，特别是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人的主体性还总是通过自己创造的文化来体现。所以，文化主体性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产物。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文化主体性不仅意味着以文化本身作为主体，而且意味着在文化层面彰显中华民族在实践创造中作为主体的特殊性质。

文化自信比之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先在性。这种先在性包括时间先在性和逻辑先在性。时间先在性表述为经验、对象之间在时间序列中的先后顺序，具体地说，就是一事物先于他事物而存在；逻辑先在性指的是在道理上、逻辑上的优先地位。在认识论中，逻辑先在性强调的是，只有当主体在逻辑上具有先在性时，才能在主体的意识中构成与客体的逻辑关系。悠久的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影响和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更基础的自信、最基本的力量；思想深刻的哲理，只有成为更广泛的文化形态才能进入寻常百姓家，是更广泛的自信、最深沉的力量；制度，只有凝聚成制度价值和文明形态才能持久稳定，是更深厚的自信、最持久的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在于发展了主要立足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下，更着重于实践的历史过程和实践的社会生活，拓展了实践的时间与空间。这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认识论基础。

二、重视民族文化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逻辑前提

巩固文化主体性需要对文化主体有新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注重民族国家在走向世界历史过程中的文化革命和文化运动，重视文化的阶级主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更加依托于民族国家，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得到彰显。阶级文化体现的是文化内在的矛盾运动，决定了文化的性质，民族文化是文化存在的基本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确立了构建文化主体性的逻辑前提。

(一)对文化运动的认识从注重阶级主体向注重民族主体转变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中，民族国家走向世界历史是一个重要的规律性论述。他们关于社会意识和文化的论述着重分析了社会意识和文化的阶级性。他们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6]550这就明确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少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却被包装为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这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及其宣传的虚伪性。马克思、恩格斯着眼于民族国家向世界历史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最终在多国胜利。他们注重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革命，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实践性批评维度，特别强调文化的阶级主体。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现实运动中，注意到了民族文化的作用。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包含两项重要内容：一是文化革命的主体属性问题，二是文化革命的社会属性问题。前者是要使无产阶级走上文化革命的历史舞台，进入到文化革命的主战场：后者是要革资本主义社会旧文化的命，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也就是说，在民族文化中有统治阶级的文化，也有劳动群众创造的文化，但占统治地位的是统治阶级的文化。列宁所说的“民族文化”，是指当时俄国“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7]344-345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及其合乎规律的发展，劳动人民经过阶级斗争使人类的总体知识和文化最终通向无产阶级文化。列宁着眼于在一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民族国家的文化相当重视，并重视文化在革命中的意义，但是仍然强调文化运动中的阶级主体。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是文化运动由阶级主体向民族主体转变的现实社会基础。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取得了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因民族国家的解放而得到发展。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在全球化日益发展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日益依托于民族国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曾说：“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8]321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9]10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中国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使得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世界高高飘扬。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民族文化在推进社会变革中的意义也得到彰显。

阶级斗争决定着意识形态，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今天，意识形态仍然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并且代表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同时，我们还需要具备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的能力。一方面，社会实践的形式不仅有阶级斗争，还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等，文化也不仅仅只有体现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还包括哲学、道德、审美、生产生活方式等；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的意识形态能够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阶级文化和民族文化这两种文化内在的阶级对抗性冲突已不复存在，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文化与社会层面的生产生活文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就为我们认识文化运动，从特别重视阶级主体向重视民族主体的转变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二)要创造性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把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过程。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同时，还要求马克思主义要有中国的形式、中国的气派。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10]533-534他强调不能割断历史、抛弃老传统，要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为中国革命服务，提出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10]707舍弃那些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封建残余，保留其中民主性和革命性的部分，发展中国现时的新文化，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使中华文化从被动转向主动。新中国成立后，针对许多中国人特别是文艺工作者“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11]213的情况，毛泽东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强调，文艺工作者在本民族文化和外国文化之间进行选择时，首先要继承吸纳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而后才是借鉴外国的好的文化，强调“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11]147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他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1[2]他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2]26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论断：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其蕴含的哲学思想、道德伦理、生态理念等为团结多民族和合一体、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深化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根，守好传统文化是理论创新的前提，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关键。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许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就是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1]2-4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对文化运动的认识从重视阶级主体转向了重视民族主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一切物质文化真正创造者的根本观点，确立了构建文化主体性的逻辑前提。

三、新的文化使命明确了构建文化主体性的目标指向

构建文化主体性是为了实现新的文化使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时，也指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12]36他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阐述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的接续回应和重要创新，也是构建文化主体性的目标指向。

(一)马克思关于东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思考和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用欧洲模式说明和概括一切。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存在方式，他们提出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五形态说”，以及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三形态说”，这些重要思想具有普遍性。但是，这主要是依据对欧洲社会发展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欧洲的特点。所以，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还会有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特征。马克思曾经说过，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3]4661879至1882年间，晚年的马克思曾放下了对《资本论》的研究和撰述，专注于对东方社会的历史研究，留下数百万字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深入探索人类社会特别是东方社会的发展规律。尤其是《古代社会史笔记》，其内容包括除欧洲以外的广大亚非拉地区，具有较浓厚的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色彩，因此又被称为《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他认为东方古老社会的社会规律问题只能根据这些国家的历史特点作出判断。马克思在笔记里十分重视东方各国土地制度及其演变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反对用西欧模式说明和概括一切。他对欧洲以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古老社会形态进行深入研究，对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以及东方革命与西方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二)新的文化使命接续回应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文明发展道路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社会革命实践中不断明确文化建设的使命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4]12的文化自觉，界定了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观念形态，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使命，阐明了革命文艺的具体发展方向，强调发展独特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强调文艺的“二为”方针，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握文艺发展规律，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原则；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把文化建设作为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的任务，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提升到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吸收借鉴历代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文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在传承中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凝练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新飞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责任提出的重大科学判断。推动文化繁荣，指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直接目标。文化繁荣意味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兴盛，有助于满足人民多样性、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更有助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共识凝聚、价值引领的作用。建设文化强国，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引领至服务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即到2035年，我国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15]20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目标上升到文明高度，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结合起来，充分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美好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5他强调要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华民族自身来看，“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16]156注定实施文化建设和完成文化使命要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根塑着中华民族文明的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的引领之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因此有着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和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中国式现代化所体现的文明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存在本质区别：一是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华文明蕴含以民为本的文化精髓，主张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为逻辑，其发展模式源起于对外殖民侵略掠夺、对内剥削压榨工人阶级，即便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导致的却是物质主义膨胀和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二是统筹发展各领域文明，超越了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系统观念，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17]271能有效规避西方以资本为逻辑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虚假政治民主、生态危机等一系列弊端。三是主张构建不同文明包容互鉴、和合共生的世界文明新格局，超越了奉行文化霸权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华文明内含突出的和平性、包容性等特性，彰显胸怀天下的格局，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秉持的“文明冲突论”和“种族优越论”。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文明高度关注，通过阐明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前提揭示其现实基础和本质真相，指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局限性并对其展开现代批判。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文明形态的阶段性成果，接续回应了马克思晚年的思考，也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升华了世界历史命题的意境。

四、“两个结合”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遵循

构建文化主体性必须遵循“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他同时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5“两个结合”是新时代的原创性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并相互成就，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使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凝结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一)中华文化主体性概念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文化及文明的发展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农耕文明发展水平长期处于世界前列，中华文化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形成了长期辉煌的中华古代文明。然而，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使得西方文化在与中华文化的碰撞中处于强势地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危机相伴而来的，是中华文化的危机。要救国就要学西方，这成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还提出了“全盘西化”论、“中体西用”论等诸多主张。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随着西方学说的不断涌入，“全盘西化”论的影响日益扩大。这种文化理论强调文化有优劣等级之分，以“古今新旧”来简单概述中西文化的差异，过度强调了“现代”与“传统”的非相关性，甚至将中华传统文化简单地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旧文化而加以全盘否定。

毛泽东曾经批评五四运动领导人对于中国的现状、历史和外国的事物，以为坏的一切皆坏、好的一切皆好的“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18]832要求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分析问题。他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既要研究中国的现实，也要研究中国的历史，还要总结中国的思想文化遗产；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10]707同时，中华文化也在马克思主义的帮助下得到更新，从近代以来在西学的挤压下被否定的被动状况转为新中国建立后在民族独立自主前提下被肯定的主动状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及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时指出：“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10]697这种共产主义文化思想不但粉碎了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文化结成的反动文化联盟，也结束了盲目崇尚西学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华文化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毛泽东还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19]1516在这个意义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的崭新的中华文化，重新获得了推动中国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的主体性，诞生于欧洲文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的特点和文化形式。

(二)在“两个结合”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命题。他说：“强调‘两个结合’，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创性的。”[20]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在中国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必须结合的一个客观实际，是被对象化了的一个客体。马克思主义使中华文化得到了更新，而中国特点和民族形式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创造了条件。

“两个结合”的提出，把“第二个结合”从“第一个结合”中独立出来，不仅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的重要意义，而且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习近平总书记把“第二个结合”看成“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1]8把“第二个结合”看成是思想解放，这就把“两个结合”提升到了认识论的高度，这就需要突破一些思想上的禁锢，即要充分认识文化和文明在思想创新中的地位，充分认识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创造力和活力，充分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的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同科学社会主义具有高度契合性，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的前提。他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进一步结成新的文化生命体。在这个生命体中，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使马克思主义充实了“文化生命”、推动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不仅显示了“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而且体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⑴6这就意味着，中华文化具有主体性，不仅要在影响和推动社会变革实践中发挥主体性作用，还要在回答时代问题、总结实践经验的理论创造中发挥主体性作用。这样的理论创造，不仅仅是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创造条件，更是在更广泛和深远的意义上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之所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是因为它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起来。一方面，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破解了西方现代化的诸多难题：而且，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不仅有了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民族形式，更有了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思想内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得19世纪在欧洲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体现出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担当文明使命，对新时代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课题的重要回答。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结合起来，对从民族国家走向世界历史、实现科学社会主义新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3]习近平谈文化自信[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7-13.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就是要理直气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事”[N].人民日报，2022-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