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思想史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到早期国家的文明形态，深藏中华思想之源。华夏早期的各种思想的萌芽，往往包裹在华夏宗教信仰形态之中。中华早期文明的许多思想观念，可以在华夏先民宗教信仰中找到思想源头。夏朝建立邦联王朝的政治经验，对他们政治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在此过程中，夏朝逐渐融合多样化的自然神和祖宗神，最终将二者融合为统一诸神的天神。华夏文明中的早期思想形态，对中华文化思想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思想体系，当然是一代代思想家不断创造的结果，但是，他们能够创造这些思想离不开前人的积累。由一代代中国思想形态往前追溯，就会探索到华夏思想的源头。中国思想史本来就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沿着中国思想史的脉络回溯，应该回到中华文明早期形态。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到早期国家的形成，可以发现中华文明母体中的华夏思想之源，它初步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走向。
一、华夏文明渊源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以多元一体方式建构起来的民族，他指出：“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中华民族是中国思想创造的主体，如果说中华民族是以多元一体方式建构起来的，那么，中国文明的早期形态与原初思想也是以多元一体方式建构起来的。
世界上的不同民族能够建立起本民族的思想体系，此前一定拥有文明史的长期积累。作为人类四大古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在文明曙光之前，就有中华先民在漫长历史中的文明创造和积累，从而为中华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文明基础。中华文明的主要形态、基本特征均初步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探讨中华文明与中国思想的起源，应该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开始。
近百年以来，中国新兴的考古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得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不断深化，新的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使得上古历史一步步成为现代史学的“信史”。许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史籍记载的上古历史，有了更加客观和清晰的论述。其中，苏秉琦对于上古文明的描述，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他认为大约在四五千年前，中华文明形成经历了一个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历史过程。此后，华夏文明逐渐演变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文明，它在不断吸收其他地域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凝聚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国思想史的一步步发展繁荣，也是沿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逐渐取得后来的辉煌成果。
在中华辽阔的土地上，考古学家已经陆续发现了从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的不同阶段人体化石的完整序列。“满天星斗”的多元文明形态，是新石器时代文明实存的主要特征。特别是近几十年内，中华大地又不断发现许多新石器文化遗址，这些文明形态的空间布局不仅遍布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主要中华文化区，还包括东北的燕辽文化区和南方的珠江流域区；这些文明形态的时间分布包括从公元前8000—前6000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早期国家文明形态。其中黄河流域有著名的仰韶文化（前5000—前3000）、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长江流域有良渚文化（前3300—前2200）、屈家岭文化（前3000—前2000）、三星堆文化（前3000—前1200），等等。从一开始，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文化形态可能会有一些传承或交流，但是它们主要还是作为独立起源的原生文化形态而存在，并各有其鲜明的文化特质。由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遍布中华大地，故而考古学家称这一时期的中华文化是“满天星斗”的多元文明形态。由于那个时期发生了“新石器革命”，中华的先民能够通过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明而控制食物生产，进而推动了原始文化的发展，他们不仅创造了石制工具、陶器、玉器、建筑等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了原始宗教、艺术、科技方面的精神文明。
但是，中华文明演变进入到四千年前的陶寺文化开始，一直到二里头文化、殷墟文化时期之后，整个中华大地的文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发展很快，成为中华大地的核心文明圈。考古学家以“月明星稀”比喻这一时期的文明发展格局。与这一段考古学文化遗址相对应的文献记载，恰恰是《史记》《竹书纪年》《尚书》记载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时期，即公元前1735至前1300年时期，这一段时期恰恰是对应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文明。历史显示，华夏文明的发达程度开始明显高于周边地区的文化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文明。以后中华文明史的3000多年发展，均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交互文化圈的演变和发展，周边地域的文化不断融入华夏文化体系，成为华夏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
必须对“华夏”及其相关的地域、族群和文化做一个简要论述，才能够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华夏文明会成为中国文明的标志和代表，即成为代表“月明星稀”时期的明月。在历史文献中，就“华夏”的本义而言，其实具有地域、族群、文化三种意义。首先，从文字上考释，“华”与“夏”均是指黄河中游一带的华山和大夏的地域名称。“华夏”作为黄河中游一带的空间性地域概念，得到学者肯定。章太炎说：“夫华本华山，居近华山而有华之称。后代华称既广，忘其语原，望文生训，以为华美，以为文明，虽无不可，然非其第一义，亦犹夏之训大，皆后起之说耳。”可见，从本义来说，“华”本来是指华山一带的地域，而“夏”则可能是指晋西南一带的“大夏”地域。
其次，“华夏”又是指这一个地域的族群。《周书·武成》云：“华夏蛮貊，司不率仰。”孔颖达疏：“华夏谓中国也。”将“华夏”与“蛮貊”并列，其实是专指居住在华夏地区的“中国人”族群，即如《说文》：“夏，中国之人也。”上古史上，华夏人是不同于“蛮貊”的“中国人”族群。但是，由于不同族群的兼并与融合，华夏民族得以形成，华夏民族其实是当时的炎黄族群、东夷族群和苗蛮族群等多种族群不断融合的结果。此后的华夏民族继续通过不断兼并、融合和同化，到殷周时期形成更为稳定而庞大的民族共同体，并创造出灿烂的华夏文明。
最后，“华夏”进一步成为一种文化类型的标志。《左传》定公十年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正义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和“戎、狄、蛮、夷”这类名称，本来是地域意义的划分，后来成为与“中国”相关的民族共同体，而这里又进一步演化为一种文化共同体概念。而且，随着“华夏”一词外延的扩大，其文化含义也逐渐拓展，后来延续到中古、近古，进一步形成更大空间范围的文明概念，具有比地域、种族更加广泛的意义。
可见，从黄河中游的地域开始，作为地域的“华夏”在空间上不断拓展，最终演化、发展出一个亚洲大陆的最大国家；作为族群社会的“华夏”，也由生活在山西、陕西地区的炎黄部落，不断拓展方国联盟的夏商周，并衍化出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作为文化形态的“华夏”，由多元文化的不断融合华夏文明，最终演化为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连续性的中华文明。总之，华夏文明最后成为一个拓展为绵延5000多年的文明体系，本文探讨的中国思想史，就是在这一文明体系中形成的。
二、华夏早期思想
中国早期思想的萌芽，就深藏在中华先民创造的那些原始性的宗教、艺术、道德、科技等华夏文明成果中。所以，对华夏文明探源的深入开展，会进一步追溯到华夏早期的宗教、艺术、道德、科技方面的思想萌芽。一般而言，人类早期思想总是包裹在占据原始人类精神世界的宗教形态中，故而可以从原始宗教中追溯华夏思想的萌芽形态。华夏早期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科技思想、伦理思想的萌芽，大多深藏在华夏宗教信仰形态之中。
考察华夏宗教思想，值得注意的是《礼记·郊特牲》中的一段话：“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祭天、祭祖代表夏商周时期最重要的宗教思想，这一宗教思想最终统一为“上帝”的崇拜对象，其中蕴含着华夏思想的核心理念和成熟形态。所以，如果从祭天、祭祖进一步往前追溯，可以发现华夏思想之源及其演进过程。
“万物本乎天”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思想，它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哲学与信仰的基础，华夏思想溯源首先应该考察这一理念的历史渊源与演变发展。在中国先民最初形成的原始宗教中，其信仰的对象十分丰富，既包括天上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等，也包括身边的山林川泽、飞禽走兽，它们反映出原始社会中华先民万物有灵的思想信仰。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表明，早在远古时期，中华先民创造出的精神文化，就体现出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观念。从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动物绘画，到龙山文化的兽面玉器，均记录了华夏先民的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可见，新石器时代的华夏先民，他们在从事维护自己生活需要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生产时，不得不依赖周边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于是一切有利于生产、生活的自然物，无论是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或者是山林川泽、谷蔬禽兽，它们都是有灵魂的被崇拜对象。无论是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动物绘画，还是龙山文化的兽面玉器，都能够鲜明体现出华夏先民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思想特点。在其他有原始宗教记忆的神话《山海经》《楚辞》中，同样留下了华夏先民的自然崇拜与原始宗教记载。早期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人们信仰的神灵众多，随着华夏先民希望利用的自然对象不断增多，他们认为需要集中崇拜一些更有代表性的神灵。《白虎通义》对华夏先人之所以祭祀“社稷”之神说：“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社稷”是代表与华夏先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谷神、土神之总代表，一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延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早期华夏文明得多神自然崇拜，最终随着氏族部落更大范围的联合、同盟、统一，也逐渐统一为一个最高的天神。随着统一天下的共主出现，统一大自然一切神灵的最高最抽象之神“天”就出现了。“天”作为最高的神灵既统辖着天上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也统辖天下的山林川泽、飞禽走兽。故而形成了华夏文明的最高信仰。这一信仰具有与其他文明至上神不一样的特点，“天”既是一种苍苍在上的自然，又是一种神秘莫测的神灵。从夏商周留下的历史文献中，仍然可以读到他们崇拜对象的“天”，其实具有自然与神灵两方面的特征。《诗经·周颂·敬之》：“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监在兹。”这一个“天”既是“转运日月”的苍苍自然之天，又是“日监在兹”的神灵之天。
与“万物本乎天”信仰演化的同时，作为华夏文明特色的“人本乎祖”的祖宗崇拜，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华夏先民最早的生殖崇拜、鬼魂崇拜，逐渐演化出母系先祖崇拜和父系先祖崇拜，这就是华夏先民的祖宗崇拜的来源。郭沫若曾经考证甲骨文的“祖”“妣”二字，分别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形，由此可见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的渊源关系。在具有政治－伦理意义的祖宗崇拜形成之前，有一个漫长的生殖崇拜形成期，并经历了从女性生殖崇拜到男性生殖崇拜。在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上绘有大量鱼纹、鱼形，其实就是体现了当时的女性生殖崇拜的转变期。赵国华认为，鱼的轮廓与女阴相似，鱼腹多子，都代表了对女性的生殖崇拜。但是，随着男性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地位的不断提升，男性生殖崇拜开始普遍出现。在仰韶文化晚期的大量出土文物中，出现了大量象征男性生殖器的陶祖、石祖、木祖。可见，华夏先民对生命产生、社会人口的生产表现出空前重视，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生殖崇拜。生殖崇拜是原始宗教的普遍文化现象，在人类不同文明中均普遍存在，但是在华夏文化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这一种男性生殖崇拜在吸收了灵魂崇拜、图腾崇拜的基础上，逐渐走向原始社会晚期与大型氏族部落、氏族联盟组织密切相关的祖宗崇拜。生殖崇拜主要是自然性的崇拜，进一步发展的祖宗崇拜却包含了对道德、能力、功业在内的人文性崇拜。这一种祖宗崇拜在华夏先民进入早期古国、方国联盟时期尤其突出，在融合华夏先民早期的生殖崇拜、鬼魂崇拜的基础上，产生出本氏族最高地位之神“帝”的崇拜。郭沫若、陈梦家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研究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青铜文，发现殷墟卜辞记载了殷人对“帝”的普遍信仰。由此可见，“帝”其实融合祖宗崇拜、自然崇拜至上神信仰对象。
上面分别探讨了“天”与“祖”的崇拜形成过程，而“天”与“祖”的不同崇拜开始融合成对“帝”的崇拜，即《礼记》所说“天”与“祖”最终是“配上帝也”。许多历史学家肯定，在早期氏族部落联盟进入邦联式方国联盟时，祖宗神与天神开始逐渐合一。陈梦家认为：“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逐渐接近、混合，已为殷以后的中国宗教树立了规范，即祖先崇拜压倒了天神崇拜。”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既有区别，又往往是接近与混合在一起的，成为早期文明国家时期的思想史的重要特点。而且，华夏民族对“天”的信仰，也明显受到祖宗崇拜的影响。《尚书》《诗经》肯定，“天”能够化生天地自然、人类社会，并且是一个自然的“生生”过程。“天”之所以能够“生”，则必须联系华夏先民早期的生殖崇拜以及相关的母祖崇拜、父祖崇拜，它们都是与“生”相关的信仰传统。所以，《周易·系辞传》有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些关于“天生人”的论述，其实就是根源于华夏文化传统中以“上帝”统合天神与祖宗神的思想信仰。
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本来有巨大的区别，但是它们为什么能够接近与融合？这一切其实源于它们具有相同的人文基础。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宗教的内容就是人类生活的内容，这是人本主义宗教观。如果将其转换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能够更加正确理解华夏原始宗教思想来源及其思想萌芽。代表华夏思想萌芽的早期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其实均与华夏先民生存目标的社会生产实践有着密切关系。华夏先民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自然崇拜，不少历史文献有明确论述说明：“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此话虽出现在春秋甚至更晚，但是其宗教思想却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华夏先民的早期思想观念。确实，社稷山川之神、天之三辰、地之五行、九州名山川泽，它们之所以受到华夏先民的普遍崇拜，纳入民族的祀典，无不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人民的生活、生产的需要。祭天、祭祖成为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祀典，源于天与祖均是“生之本”。祖宗代表血缘氏族所有生命存在获得生命的本源，天代表自然万物得以生成的本原，这就是《礼记·郊特牲》所说的“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由于天与祖均是“生之本”的话，就意味着天与祖的合一是可能的。中华经典没有关于上帝创世与造人的信仰，而是强调人类万物其实都是“生”出的自然生成。《诗经·烝民》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华夏先民认为万物与人都是“天”与“祖”生出，故而“生生之道”最终成为华夏后世哲人思考宇宙世界的起点和结果。在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与思想信仰中，“生生”能够处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原点地位。
所以，中国经典中追溯华夏先祖包括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炎帝为本民族的始祖，华夏民族将崇拜对象指向与“生”相关的文明创造型先祖，其崇拜的祖宗神表达出华夏先民丰富多彩的生产与生活方面的活动。中国先贤将自己祖宗崇拜与构木为巢、钻木取火、以佃以渔、耒耜之利、采药治病、农耕养殖、手工制造等文明创造联系起来，恰恰反映了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的民族。中国经典表彰的祖宗神，均是本民族中能够创造族群生存需要的历史人物。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从华夏先民的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思想出现，到夏朝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的融合，其实均是与华夏先民重视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的文化基因相关，恰恰对应于他们生产活动的两个方面即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而且，这一文化基因又成为华夏民族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口的生产的精神动力。《易传》提出的“生生之谓易”，由“生生之易”宇宙理念而产生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价值理念。作为与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相关的“生生”理念，又产生了“道洽政治，泽润生民”的“生民”观念。《尚书·大禹谟》提出正德、利用、厚生：“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上面所引文献虽然属于伪古文尚书，但其包含的思想应该是比较早的。中国先贤能够将正德、利用的价值追求，落实在“厚生”的物质生活之中。其实，夏商周的许多重要思想观念，可以在华夏先民宗教信仰中找到思想源头。
三、夏代的政治思想与宗教思想
司马迁《史记》的开篇，是从《五帝本纪》与《夏本纪》开始的。以现代史学观念来看，“五帝”其实是一种高于氏族部落的独立政治实体的“古国”，这是“最初的中国”（张光直）、“共识的中国”（苏秉琦）的形成期。从夏代开始，才是完全进入方国联盟的奴隶制国家的古代中国，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的正统王朝。原来遍及中华大地的诸多方国，至夏朝才完成了“协和万邦”的政治共同体建设，真正开始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建构。
正因为夏朝是中国古代确立的第一个王朝，故而探讨这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关于夏朝历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尚比较缺乏，需要借助于近百年所取得的考古学材料的证实。同时，学界进一步将现代考古学材料与那些间接文献资料结合起来，逐渐还原夏朝的历史面貌。传世文献记载了许多与夏朝有关地名的空间范围，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有夏朝历经的时间范围，考古学界对此时空范围的考古遗址作出的碳十四年代测定，进而判断分布在豫北晋南地区的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等考古遗存，是先夏与夏文化的重要代表。考古学界对二里头遗址拥有宫殿宗庙区及夯土宫城墙等大型建筑群，初步确定这是夏朝时期城市国家的文化遗址。学界基本肯定，“以二里头为都邑的时期，是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确立的时期。……夏代后期以后，中原王朝对中原地区之外广大地区的影响力有十分明显的加强，这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和邦国文明阶段，进入到以中原地区夏、商、周王朝为中心的王国文明阶段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具体体现”。
同时，新的简帛材料，也给研究夏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可以与传世文献对照的依据。本来，探讨夏朝的思想史，所能够依赖和运用的资料往往是间接的。这些间接资料包括周人追记的夏朝文献，如今文《尚书》中的《皋陶谟》《禹贡》《甘誓》；同时还包括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传记著作中引用《尚书·虞书》中的文献与史料。这些资料虽然是周人的追记，但是应该是依据他们当时能够见到的一些宝贵文献资料，故而可以作为探讨夏朝思想的历史资料。一些新的《尚书》类简帛文献的发现，进一步肯定了这种研究路径。清华简《厚父》全篇是“王”和“厚父”的对话，“厚父”是夏代后人，他对“王”讲述夏代君王的政治经验，涉及重要的夏代政治、宗教方面的思想，这些思想可以与传世文献相对照。研究表明，虽然《厚父》是周人对夏代思想的追记，但是这个文献可能是对周武王与夏代后人对话的原始记录，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可以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作为研究夏朝思想的材料。如简文记载：“厚父拜手稽首曰：‘者（都）鲁，天子！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这一段话，与《孟子·梁惠王下》十分相似：“《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李学勤先生因此推论：《厚父》是战国时通行的《书》中的一篇，在清华简中读到的是该篇在楚地的传本。同时，“厚父”强调勤政、用人、敬畏天命、谨慎祭祀对于“永保夏邑（或邦）”的重要性，均与先秦文献可以相互印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引证一些先秦文献以考察夏代的思想，应该是考察夏朝思想的一个重要路径。
夏朝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一个正统性王朝，其政治思想、宗教思想两方面尤有特点，体现出夏朝在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时代特点。夏朝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由诸多古国、邦国联合的王国，在“协和万邦”而承担共主的统一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思想，这些思想是他们在建立、巩固邦联王朝的政治经验基础上提升出来的，故而也成为后世思想家、君王效法的典范。这些政治思想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以德为本，协和万邦。夏朝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邦联王朝，是尧、舜、禹三代共主不懈努力的结果。在此之前，中华大地分散着诸多的氏族部落、方国或邦国。为了减少彼此之间的争斗和战争，加强各部落、方国的合作，开始成立方国联盟，并推举有崇高声望者担任方国联盟的共主。尧、舜、禹就是这一时期由众多方国推举出来的领袖。在后人追记的夏朝文献、历史资料中，均有他们秉持中道、敬明德性，故而能够成为天下共主的记载。如《论语·尧曰》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从早期儒家孔子、子思的中道到宋儒的道统论，一直传承这一久远的思想传统，其实这一思想就来源于尧舜禹。同时，儒家思想传统的崇德、民本、协和万邦的政治价值，也可以追溯到邦联古国形成期间的尧舜禹。《尚书·尧典》记载：
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敬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尧之所以能够得到其他方国的拥戴，就在于他既有内在的“敬明文思”之德，又能够践行外在的“允恭克让”之礼，能够使得不同方国百姓内部和睦相处，也使得天下众多方国之间彼此协和。所以，尧就成为后世的圣君，“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就成为后世的天下理想。关于尧、舜、禹之间崇德、民本、协和的政治思想传承，在春秋战国的诸子著作如《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等著作中，都能够见到。禹之所以能够正式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邦联式王朝，也是首先建立在原始氏族道德威望的基础上。无论是大禹领导治水的政治功绩，还是他爱民安民的品德，都使他赢得各方国的普遍拥戴。《尚书》记载协助大禹建立邦国联盟的皋陶，曾经给禹讲述治理天下必须具有的德行：“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这是作为共主的尧舜禹追求的德行，也是他们能够统领各个不同来源的政治实体而组建邦联的重要原因。所以，《荀子·成相》也追记说：“舜授禹，以天下，尚得（德）推贤不失序，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贤者予。”禹之所以能够成为夏朝的领袖，就是通过尚德而达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治理功效。
其二，以刑为用，征伐不从。由于从大禹之后，夏朝开始推行家天下的共主继承制，正如《礼记·礼运》所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就是“礼运”所描述的夏朝之后“小康”之世发生的重大变化，一些地方国不服夏朝家天下的统治，各种政治实体之间更是不断发生争夺与战争。在夏朝倡导以德为本、协和万邦的同时，他们频繁使用以刑为用、征伐不从的暴力手段，国家成为政治暴力的工具更加明显。在不少历史文献中，均记载着夏禹不仅仅是希望有“九德”，同时推行“五刑”。《皋陶谟》记载皋陶对大禹的建议：“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所谓“五刑”，就是对违反国家法律的五种严酷的刑罚，包括墨、劓、剕、宫、大辟。同时，由于夏朝的权力交替不再是尧舜时代的“选贤与能”，而是“天下为家”的父子权力交替，故而会引发各方国的政治争夺和暴力反抗。如夏启与有扈开战于甘地之野，成为夏朝形成过程中的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暴力斗争。
夏朝的宗教思想也值得特别关注。华夏先民一直有对自然神的信仰，充满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各种自然神灵的崇拜。作为第一个以共主名义统辖众多方国的王朝，夏朝表现出对诸多方国不同宗教信仰的兼容性。夏朝为了得到各方国的拥戴，将各个方国不同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纳入自己的信仰体系中来。所以，在有关夏朝宗教信仰的文献记载中，往往会看到当时崇拜对象的杂驳和多元。据《左传》宣公三年的记载：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夏鼎上铸有的各种“象物”“图物”，其实都是夏人崇拜的各种各样的“鬼神百物之形”，孔颖达认为“螭魅罔两四神”对应“川泽山林”，故而“螭魅既为上林之神，则罔两宜为川泽之神”。可见，我们可以将夏朝的“有德”，理解为对各个方国的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的兼容与统合，夏王将这些来源不同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均铸在夏鼎之上，作为夏王朝的共同信仰。这样，夏朝的多神化的宗教信仰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与此同时，夏王朝又在加紧建构一个统合诸多自然神、祖宗神的邦联共同体信仰。随着统一方国的政治共同体建立，夏朝逐渐统一风雨雷电、川泽山林的自然，同时也不断融合不同方国的祖宗神，并将二者逐渐融合为统一的天神。从夏朝开始祭天、祭祖成为最重要的祀典，《礼记·郊特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这样，夏启才能够以“予惟恭行天之罚”的口气，完成自己对这一新型国家共同体秩序的维护。夏朝的宗教信仰不仅仅具有多神化的特点，同时还出现了统辖众神的最高统一神——“天”的存在。在此前众多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古国或方国那里，人们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各自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鬼神崇拜。但是，随着统辖众多方国的共主夏王朝出现，统辖其他不同图腾崇拜、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的“天”“天命”的崇拜，就成为主宰其他方国的共主夏王朝的最重要宗教信仰。在后人记叙的许多文献中，会看到夏王如何以“天”的名义，命令、征讨不服从自己的方国。如三苗不服从禹的统帅，禹亲自征讨并发布《禹誓》，《墨子·兼爱》中有记载了禹在讨伐三苗之前的誓词：
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唯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封）诸群（君），以征有苗。
禹在讨伐三苗时，就是以当时最高神“天”的名义，动员自己能够调动、统领的一切军事力量，可见“天”已经是包括三苗在内不同方国的共同信仰。另外，禹讨伐有扈氏就是强调自己代表了“天”，故而自己不过是“共行天之罚也”。在《尚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许多这一类“天”“天命”的崇拜。夏朝进入奴隶制国家的重要标志就是国家权力由“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选贤与能”过渡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由禹之子启继承了其父的天子之位，但是其中的有扈方国不服而发兵反抗，夏王启率众方国亲征。夏启与有扈开战于甘地之野，并作《甘誓》：“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代表最高神权的“天”赋予了夏启政治权力之外的精神权威，使他能够将自己看作是奉行至上神“天”的命令，前来讨伐有扈氏的叛逆行为。所以，夏启不仅能够以“天”的名义，宣判“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严重罪行；同时他还能够借助于“天”的神权力量，动员和命令众方国一同来讨伐有扈氏。后者强化了夏启对方国共同体联盟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这也就是孔颖达“正义”所解释的“我既奉天，汝当奉我”，对于一切不服从夏启之命的人来说，必将被夏启杀戮。其实，这一个“天”，即是兼有自然神、祖宗神意义在内的宇宙最高之神。
中国思想史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到早期国家的形成，可以发现中华文明母体中的华夏思想之源。华夏早期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科技思想、伦理思想的萌芽，大多深藏在华夏宗教信仰形态之中。夏商周的许多重要思想观念，可以在华夏先民宗教信仰中找到思想源头。夏朝在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时代特点。夏朝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由诸多古国、邦国联合的王国，在“协和万邦”而承担共主的统一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思想和宗教思想。以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崇天、尊德、生生、民本等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华夏思想的早期形态。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