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两个结合”赋予“结合”这一概念以丰富的辩证法内涵，创造性地形成了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结合”辩证法。充分认识这一辩证思维方式的实践性、人民性，理解“结合”辩证法的前提、机制、途径和方法，能够让我们深刻把握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原理性成果和特色鲜明的哲学创新。“结合”辩证法充分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理论真理性与文化主体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实际性与规范性辩证统一的哲学品格，有助于我们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两个结合”；辩证法；文化主体性

新时代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其中，坚持“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取得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大成果，等等。实现这些重大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运用了“两个结合”的思想原则和科学方法，全面、准确、深刻地阐明了“两个结合”的内涵要义。“两个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和根本遵循，更是我们不断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它植根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沃土，是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规律性认识。可以说，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的“拱顶石”，“两个结合”不仅总结了我们党百年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而且赋予“结合”这一概念以丰富的辩证法内涵，以其鲜明的哲学品格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形成了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结合”辩证法。这一辩证思维方式彰显了守正创新、立根铸魂、契合相成、体用贯通的原创性成果，实现了独具特色、全面深刻的哲学创新。“结合”辩证法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本文着重分析“两个结合”对“结合”辩证法的全面创新。

一、“结合”辩证法的实践本质及其历史脉络

“结合”既是日常语词，也是理论术语。结合的意义和用法多种多样，如对象的结合、方法的结合或关系的结合等。因此，开展“结合”的语义学分析，对于我们全面、准确、深刻地把握“结合”概念是十分必要的。（参见韩东晖，第3-4页）在党的理论话语体系中，“两个结合”中的“结合”概念被赋予了哲学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全新意蕴，大体上有四种理解角度，分别是普遍特殊联系、指导应用方式、内容形式关系、系统协调观念。此外，还有一种角度借用中国哲学中独特的“体用一源”程颐指出：“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程颐，易传序，第1页）朱熹理解为：“‘体用一源’者，自理而观，则理为体、象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显微无间’者，自象而观，则象为显、理为微，而象中有理，是无间也。”（朱熹，第1841页）观念来解释，别开生面。要完整准确地把握“结合”的深刻内涵和历史意义，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确定“结合”成功的判定条件。这样的条件至少有三个：一要形成“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二要确定“结合”的目标设定和问题导向，三要确定“结合”适用的时期、阶段和历史方位。上述五种理解角度都有其适用的方面，但要与理论创造、问题导向和适用阶段这三个条件相对照，则必须进行新的全面综合，唯其如此才能完整准确、与时俱进地把握“结合”的丰富内涵。我们可以将这种新的综合统一的把握理解为辩证的结合观，亦可称之为“结合”辩证法。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结合”辩证法本质上就是实践的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把革命原则与革命策略、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也勇于把高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无产阶级运动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结合起来，用适当形式提出适用于不同斗争条件的具体斗争目标和任务。列宁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列宁全集》第47卷，第445页）就“结合”辩证法而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了蒲鲁东在范畴关系上的唯心主义，指出“他（指蒲鲁东——引者注）希望成为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合成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7页）。实际上，“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同上，第605页）。这也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结合”双方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在当代中国，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人是其先锋队和代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广泛实践，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贯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人着力推进的理论和实践，旨在完整准确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然及其所以然，把握前者同后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就是阐释“结合”的具体形态，包括前提、机制、途径、方法和成果等具体环节，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和发展，从而实现认识与实践的正向反馈和螺旋上升。因此，“结合”辩证法不仅要阐明“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各自的辩证过程，还要阐明“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讲清楚“两个结合”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以及其历史进程与哲学意蕴。

从“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和诞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史也可以理解为“两个结合”思想方法与实践方略的探索史。

面对近代中国在政治、社会、民族、文化等领域的总体危机和变局，众多有识之士开始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自身文明意识等方面的反思与重建，艰难但坚定地踏上精神解放、思想革新、文化改良乃至社会革命的现代化求索之路。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这一重要认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问题的具体指导，也意味着中国现实和传统文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指导后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更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而这最终意味着必须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主动接受和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才能实现真正的“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既为中国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提供了新理论、新道路，又以其强调解放被压迫民族的价值立场和反对殖民侵略的道义理想，吸引了中国有识之士的目光，涤荡了先进分子的心灵。由此观之，“第一个结合”归根结底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融入中国人民改变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实践伟力之中，让科学理论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结合”，不仅用“结合”辩证法解读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的成功经验，而且在“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倡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有的放矢”之喻和“立场观点方法”之用：“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站在唯物辩证法的高度诠释了党的理论创新的“结合观”：“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6页）邓小平后来总结道：“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页）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并全面发展了“两个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具体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的基本内涵和实践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深刻领会‘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才能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精神，在面对各种矛盾问题和重大风险挑战时始终做到方向明确、头脑清醒、应对有方、行动有力。”（习近平，2023年a，第6页）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在“两个结合”的视域中，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基础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科学理论指导下形成的。这一思想坚持从中国文化建设的客观实际和丰富实践出发，既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又吸收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关于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关于道德教化、伦理规范，关于人文素养、美学精神，关于文化交流、文明共生等重要价值理念，以宏阔的历史纵深和文明视野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性认识，在集大成、开新局中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彩华章。（参见《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第8-9页）因此，“两个结合”的坐标系更加立体，其理论建构更加高远、历史底蕴更加厚重、实践领域更加广阔，“结合”辩证法的实践性和人民性也更加鲜明。

二、“结合”辩证法的前提、机制、途径和方法

“结合”辩证法包含前提、机制、途径和方法等一系列相互衔接的具体环节。因此，我们要确定前提以明其立足点和出发点，分析机制以明其展开方式，阐释途径以明其实践和理论进程，凝练方法以明其行动指南。

从前提看，坚持“两个结合”的实践本质要求我们立足中国大地、中国特色和中国式现代化，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魂”指引方向，“根”凝心聚力，二者相统一是我们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这样的前提是现实的前提，是基于当代中国的物质基础、治理体系、意识形态、世界地位等一系列根本条件所明确的前提，也是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当代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必须坚守的立足点。这样的规律性认识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中华文明之间的结合是有着坚实历史与理论依据的必然选择。只有牢牢坚守这一理论之魂、文化之根、现实之基，理论创新才有不竭动力，实践探索才有深厚底气。

从机制看，“两个结合”能够成功推进的内在动力在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导，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伟大斗争中不断拓展具有许多新的时代特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而非教条，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共产党曾在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影响下迷信国际路线、照搬他国经验，导致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但党最终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重要经验昭示出“结合”的关键机制：既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又反对脱离科学精神的实用主义，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在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运动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两个结合”的实践机制就是在坚持理论与实际的辩证统一中反复进行的“问答逻辑”——实践提出问题、形成经验，理论总结经验、予以解答；解答再指导新的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新的理论成果。这一正反馈机制确保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形成了以“六个必须坚持”为集中体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途径看，“两个结合”是随着历史演进逐步展开的实践和理论创新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多个发展阶段，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次飞跃，在不同历史时期回答了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可以说，“第一个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突破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单一模式，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两个凡是”教条的束缚，重新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回答新时期实践课题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破除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举“两个结合”旗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到新的历史高度，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破除了现代化单一模式和人类文明单一方向的迷思，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由此可见，“两个结合”的历史途径是从“一个结合”拓展为“两个结合”的立体化进程，也是从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到同时注重构筑文化根基、推动文化繁荣的多维架构。这一路径反映出我们党理论视野和文化视野的不断拓展，即从关注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到同时关注怎样让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赓续发展。

从方法看，“结合”辩证法以实事求是、守正创新为要义。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就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极大地破除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迷信；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明确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21世纪初又进一步明确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这些历史事实表明，有的放矢地运用理论指导实践、通过实践检验和发展理论，是贯穿我们党理论创新始终的方法论，是理论与实践贯通、目标与手段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这一方法论升华为“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体系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构成了“两个结合”能够不断取得成功的立场观点方法。

三、“结合”辩证法蕴含的原理性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是科学理论与伟大实践紧密结合、相互推进的成功奋斗历程。正是这一贯通古今、会通中西的“结合”实践，赋予了“结合”辩证法强大的生命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同阶段，形成了诸多标识性概念，发展出丰富的原理性成果。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两个结合”的原理性重要成果熔铸为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结合”辩证法。我们可以将其初步概括为四个方面：守正创新的真精神、立根铸魂的新途径、契合相成的新方法、体用贯通的正反馈。这四个方面进一步阐释了新时代“结合”辩证法的哲学内涵。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就中国式现代化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就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历史过程。”（习近平，2025年，第15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首先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同时，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着眼于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就文化强国建设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品格和广纳博采、兼收并蓄的气象”（《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第10页）。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习近平，2023年b，第11页）。因此，守正创新的真精神，既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唯物论，又强调了守正与创新综合统一的辩证法；既坚持和发展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又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由此观之，守正创新统一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艺术的整体”，成为这一思想贯穿始终、辩证统一的哲学品格；守正创新也统一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充分彰显了“结合”辩证法的强大生命力和历史主动精神。

立根铸魂强调的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唯有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彼此契合基础上的互相成就、会通化生，才能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不断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唯有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明沃土上丰富发展、与时俱进，才能让实事求是的真理精神与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相互激发、迸发合力，让中华民族的文明深度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强音同频共振、迸发活力。因此，立根铸魂的新途径汇聚了中国人“先立乎其大者”的规范性立场和“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文化主体性，形成了二者结合共生的特质、开放包容的胸襟，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融科学精神与历史意识于一体、熔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于一炉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

契合相成的新方法明确了“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明确了“结合”的方法是以高度契合性、贯通性、融通性为特征的结合论建构，更加强调在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论层面上的会通和互补，为相互成就的“化学反应”结果奠定了基础，为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了契机。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相互契合、相互结合和相互成就的过程是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过程。面对悠远博厚的中华文化遗产，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全盘反传统”“中国文化本位”“兼容并包”“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不同文化态度。站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的立场上，我们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在契合处贯通，在贯通处创新，在创新处相成，在差异处互补，在相反相成中实现对立统一的相互成就，从而能够秉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更加博大的胸怀，积极主动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当不同要素融合到一定程度，就会创造并不断涌现出超越原有各自性质的新质，使文化生命体具备自我发展能力，最终实现质的飞跃，不断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持续构筑具有鲜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色、富有时代特征和现代气息的中国人的丰富精神世界，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结合”辩证法不是思辨的产物或范畴自身的运动，而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成果，最终落脚在认识与实践的正向反馈活动中。如前所述，“结合”的实践主体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结合”的实践对象则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理论与现实、思想与文化。可以说，我们一方面实现了“‘矢’与‘的’的结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的”；另一方面实现了“魂与根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魂融入中华文化的历史之根。因此，在文化强国建设中，“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需要深入研究三个方面的理论课题：一是不同经济关系、社会基础、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理论和文化形态，如何具体有效地结合；二是在不断深化拓展“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如何真正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定位和文化本体；三是如何在“结合”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培育成党的理论创新和文化建设之根，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三个问题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文化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文化创新是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文化主体性的集中表现。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观乎人文、洞察时变，源自实践又指导和推动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正向反馈和前进发展。因此，“结合”辩证法具有解放思想、推陈出新的强大力量，推动了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实践的辩证运动。这种辩证运动，就是坚持“两个结合”，在实践中不断解答理论难题、时代课题，从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两个结合”的辩证法所产生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极为丰硕。在理论层面，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党先后创造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由“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创造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精神独立性实现了新的升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实践层面，坚持“两个结合”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注入前进的动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使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人类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又是对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赓续，成为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又吸收人类文明精华的文明新形态，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总之，通过“两个结合”，我们一方面建构了指引实践的科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走出了一条自身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同时，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绵延赓续中生生不息。

四、“结合”辩证法的哲学品格

“结合”辩证法的实践特征和哲学品格在“两个结合”的运用中达到高峰，体现为理论与实践、理论真理性与文化主体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实际性与规范性的辩证统一。

（一）“结合”辩证法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

近代以来，在学术、理论、宗教等诸多领域出现了“中国化”思潮，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则是其中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艰辛历程与伟大实践，丰富发展为守正创新、与时俱进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是“两个结合”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通过民族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51页）因此，“中国具体实际”不是给定的、直接的“定在”，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由各门科学认识和各类实践方式共同把握的具体的、总体的现实——“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4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兼具普遍性品格与直接现实性品格的实践活动中，既发挥理论的伟力，也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彰显了“结合”辩证法的具体性品格。马克思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时明确强调：“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5页）具体性不仅是科学方法的要求，也是“结合”辩证法的要求。作为“多样性的统一”，借用毛泽东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表述，“结合”的对象不是“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而是“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因此，“两个结合”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通过“第二个结合”，作为现代文明之思想结晶的马克思主义同作为古代文明之文化精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内在的相互关联、实现总体的相互成就，超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抽象继承”“形式继承”等发展方式，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论视角和现代化转型的动力，赋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文化主体性的自信和文化生命体的活力，既充满历史的温情，更着眼于立足当下的正本开新和面向未来的创新创造。另一方面，“两个结合”深化了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理解和把握，形成了固本浚源、生生不息的理论创新脉络，使我们在“古今中西”的十字路口上坚定自信自立，坚持走自己的路，开辟了通向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道路。

（二）“结合”辩证法是理论真理性与文化主体性相统一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彼此契合为前提，以互相成就为目标。“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以先进思想理论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因此，“第二个结合”的重点是思想与文化层面的结合，体现为理论真理性与文化主体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所处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以及对最新思想和科学成果的批判吸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理论既源于时代又超越时代，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虽逾百年，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体上仍然是完全正确的，仍然是指导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同时，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守正创新、不断正本开新的。由“结合”辩证法观之，我们通过不断深化拓展“第一个结合”，创造性提炼总结出“第二个结合”，重建文化主体性和文明自主性，为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指明了正确方向。

至此，我们可以就前文提出的三个方面的理论课题给出简明扼要的回答。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分属不同经济关系、社会基础、历史发展阶段所形成的思想理论形态和历史文化形态，但是理论真理性与文化主体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高墙妨碍二者具体有效地结合。

首先，不能单纯理论地、静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认识到从事“结合”的主体是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为己任的坚持守正创新、坚持胸怀天下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是浸润在未曾中断的文明传统之中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是一大批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普遍性世界性的革命理论，价值观又与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代表。当代中国已经确立并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确立“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使“第二个结合”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主体性、历史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新世界观，孕育于人类文化精华之中，因此同样能够“造成一定历史时代既有营养又富成果的新的文化的Weltanschauungen（世界观——译者注）”（葛兰西，第65页）。它既秉持历史性、进步性的原则，又充分把握各种矛盾和矛盾各个方面，并将这种认识提升到实践的辩证法高度。因此，真正科学的态度就是深刻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和时代活力：一方面，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另一方面，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塑造中国人的整体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通过“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走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道路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源泉和有机构成。

最后，现代性的思想理论与前现代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能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结合起来，因发掘彼此的契合点而有机结合，因互相成就而综合创新，因相辅互补而“和实生物”。这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更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并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文化观、价值观中高度确立中国人的当代文化身份和现代自我意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承认与尊重的政治体系和新型全球治理体系中、在秉持“旧邦新命”的文化生命体中发挥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引领力。在新的文化生命体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一现代文化形态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体现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民族风格，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顺利推进的精神之魂，也是我们在世界文明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文化之根。

思想与文化的辩证统一、理论真理性与文化主体性的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彻底摆脱了百余年来文化屈辱与迷失的阴霾，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因重建而丰满，价值坐标系因综合而完整，道德世界观因正本而开新，精神世界得以丰富和升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41-242页）“两个结合”立根铸魂、守正创新，构建起中国人悠远博厚、开放包容的精神世界，构建起真理与价值相统一、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结合”辩证法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具有世界性与民族性、普遍性与时代性辩证统一的特性，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原理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但其根本关切在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其立足点是“世界历史”视野下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时代的人类共同命运。因此，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超越民族和地域限制的世界历史意义，同时又不断与各个民族、各个地域、各种文化传统相联系、相结合。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一对历史大势的重要判断，为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世界历史的视角：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以天下之利为利，以人民之心为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真理性和因地制宜的结合观，展现出强烈的世界担当和天下胸怀。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要发挥作用，必须通过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和具体文化形态体现出来。世界性必须通过民族性才能变成现实的力量，否则就是虚浮的空中楼阁。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我们的发展道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具有“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习近平，2023年b，第8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实践或现代化模式，就在于它充分结合了中国的现实国情及其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它的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勇于接受新事物、不断与时俱进，它的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质则为中华民族探索独特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内在基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功雄辩地证明：离开民族性的基础，任何世界性的真理都无法落地生根；只有将普遍原理与具体国情相结合，世界性的真理才能化为创造历史的动力。

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在“两个结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第一个结合”着力解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穿上了“中国鞋”、走好了“中国路”。这一过程本身就体现出普遍原理与特殊实际相结合的辩证法。“第二个结合”则进一步拓展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的维度，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在实践层面走出自己的路，还要在文明层面体现自己的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习近平，2024年，第4页）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一方面，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我们秉持开放包容的文明观，积极参与文明交流互鉴，致力于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方面看似侧重不同，即一方面突出民族性，捍卫文化主权和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体现世界性，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全球责任。但从实质看，它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就是说，只有站稳民族性的立场，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扎根立足；只有秉持世界性的胸怀，才能让民族性拓展为天下观。中华文明历来秉持“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天下观，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同时，追求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扎根本土、走向世界，这正是世界性与民族性辩证统一的生动写照。

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具有世界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凭借其理论和实践伟力也日益具有世界性。同时，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和特定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必然具有时代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不断呈现民族特色、文化特性和时代特质，使世界的成为中国的，又使中国的成为时代的，进而成为世界的，真正把世界性与民族性在时代性中有机结合起来，展现出时代精神的精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引领力，又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四）“结合”辩证法是实际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辩证法

通过“两个结合”，“实事”的领域更加广阔，历史纵深更加凸显。“实事”不仅涵盖了具体实际这一社会存在维度，而且引入了文化传统和历史建构维度，真正构建起作为全面的、历史的实践对象和活动场域的“具体总体”，并在其中把实际性与规范性结合起来，把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实践品格与固本培元的价值和实践要求结合起来。

“实际性”（Tats?chlichkeit）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事实性”，它强调存在论意义上的不同于摆在那里的现成事物的事实性，强调静观态度无法探明的可能性。在哲学领域，这一概念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得到了详尽阐发，同时也是现代哲学总体气质的一种表现。他的学生伽达默尔进一步拓展了实践哲学的实际性，将其延伸到人类的深层实践领域，即“我们共同秉持的信念、价值观与习惯所具有的实际性，这种实际性以最深邃的内在明晰度和最深刻的共同性存在，成为构成我们生活方式的精髓。希腊语中描述这种精髓的实际性的正是广为人知的‘风俗习惯（ethos）’概念，也就是通过实践与习惯养成而形成的存在状态”（Gadamer,p.58）。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实践的普遍性特征和直接现实性品格，在将“实践性”赋予人类认识和行动的同时，也在存在论意义上将“实际性”赋予实践活动的主体与客体。

“规范性”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价值性”，它强调事实与价值、行为与规范、实然与应然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不仅存在于伦理学的善、法理学的正义、社会学的秩序等各个领域，而且遍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为遵守和运用规则的概念思维、给出和要求理由的交往活动、构建制度事实和制度实在的社会实践。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在于人不仅可以按照规则行动，而且具有关于规则的理念和思想；不仅能够认识并承认事实性及其实然规律，而且能够将事实性的逻辑空间纳入理由的逻辑空间，在事实性与规范性的结合和统一中展开我们的认识与实践。反之，如果将事实性与规范性分离开来、对立起来，就无法把握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取舍。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把事实性提升为实际性，并将实际性与规范性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必须将自己视为社会性的实践主体，而不是孤立个体；把具体实际理解为多姿多彩的实践生活，而不是采取自然主义的还原或静观态度；尊重实在和规律的客观性，但并不采取价值无涉的立场中立，而是坚持目标导向，坚守价值底线。

实际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结合”辩证法中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其一，我们对“实事”的理解和认识更加全面，不仅要认识到其包含“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还要阐明其历史的、文化的和文明的维度。其二，“求是”的目标更加丰富，一方面把握真理之“是”，即构成世界观的科学规律、认识规律、实践规律；另一方面明确价值之“是”，即完整准确、与时俱进的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其三，“实事”既具有实际性的、存在论的意义，有待持续发现、确定和刻画；也具有规范性意义，故而对事实的把握总是离不开对概念的理解、规则的遵循、理由的辩护和判断的责任。其四，“求是”之所求既包括“所以然之故”，也与其“所当然之则”结合起来，从而把自然的因果性规律和自由的因果性法则结合起来，把格物致知、穷理求真与正心诚意、笃行求善统一起来。实事求是由此体现出全面、系统、历史的认识和实践要求。

因此，自实际性与规范性的统一观之，“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和科学方法能够让我们更科学、更全面地运用好“结合”辩证法。一方面，我们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原理性、实践性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实际性、总体性、历史性结合起来把握，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是单纯的“整理国故”，而是要求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历史向度和文化价值结合起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意蕴结合起来，全面梳理、辩证理解传统文化。在科学理论指导和当代文化实践的基础上，挖掘传统文化优秀的要素、生生不息的传统和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积淀，构建起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结合”既是政治的、历史的概念，也是哲学的、文化的理念；中国共产党人既敢于“结合”、善于“结合”，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充实和推进“结合”辩证法。尤其是“两个结合”重要理论的形成和运用，不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结合”辩证法的内涵、特质和应用，而且将其推进至新的思想境界和实践品格。“两个结合”坚持守正创新、立根铸魂的立场观点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全方位的飞跃；发扬立心立命、正本开新的“旧邦新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式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新的历史性的综合；秉持“体用贯通”“知行合一”的实践辩证法，超越“原则与表现”“理一分殊”的静态模式，开启了党的创新理论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崭新阶段。总之，“两个结合”彰显了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结合”辩证法，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哲学层面的原理性成果，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涵和哲学基础，为我们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指南。因此，全面、准确、深刻地阐明“结合”辩证法的内涵要义，也就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需要我们持续探索、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程颐，2001年：《周易程氏传》，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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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朱熹，2010年：《朱子全书》（第22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4]Gadamer, H., 1998, Praise of Theory: Speeches and Essays, C.Dawson（tra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韩东晖，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

来源：《哲学研究》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