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史家在论述晚清学术史变迁时，有一个特别的说法，即所谓咸同理学复兴。如果从学术成就而言，咸丰、同治时期并没有产生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原创性贡献的理学家与理学著作，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咸同理学复兴这样的说法呢？咸丰、同治期间形成的理学复兴，之所以能够在晚清产生这么重大的历史影响，是因为理学家能够根据晚清社会政治的历史剧变，积极开展理学思想与社会政治的正面互动，推动晚清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学术史家在论述晚清学术史变迁时，有一个特别的说法，即所谓咸同理学复兴。如果从学术成就而言，咸丰、同治时期并没有产生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原创性贡献的理学家与理学著作，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咸同理学复兴这样的说法呢？咸同理学究竟具有什么特点？咸同理学在晚清中国产生了什么历史影响？
咸同理学的复兴
清代道光以后，中国进入社会政治转型的重大历史关头，乾嘉学派盛极一时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儒学史上曾经出现的多种学术思潮、流派纷纷复兴，特别引起学界关注的是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思潮的兴起。
程朱理学原本是宋学的一个学派，在北宋时期最初兴起时，一度受到抑制而生存艰难。但是南宋理宗之后，其命运发生转折，理学逐渐受到元、明、清的官方认可，成为一种居于崇高地位的国家学说。特别是到了清代康熙年间，程朱理学的地位达到空前的高度。一方面，康熙帝本人是一位非常推崇程朱理学的帝王；另一方面，康熙年间朝廷重用了熊赐履、汤斌、李光地、张伯行等一大批理学大臣，他们也在大力推广理学。但是，清乾隆、嘉庆以来，整个学术界的风气发生巨大变化。以考据学为核心的所谓“汉学”崛起，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学术，并形成了“汉宋之争”的局面。自此以后，康熙、雍正年间理学独尊的局面不再，尽管理学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但是朝廷对理学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如乾隆皇帝由推崇理学逐渐转向不满，对宋学形成不同学派也十分反感。清朝廷对宋学态度的变化对儒林影响很大，故而在乾嘉时期形成宋学地位下降而汉学大盛的局面。
但是，在清道光以后，清廷陷于空前的社会政治危机，不仅面临外部帝国列强的虎视眈眈，更面临内部社会政治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特别是咸丰以后，各种反抗清政府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诸如拜上帝会组织起来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声势浩大。如何强化儒学在思想信仰方面的作用、进一步维护儒教化的政教组织，就成为清代朝廷、士大夫群体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许多儒家士大夫意识到，乾嘉时期过分推崇以训诂考据为根本的汉学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而只有重新倡导以仁义道德、修身养性为宗旨的宋学，才能更好地发挥儒学在思想信仰、国家治理方面的功能。同治初期，推崇理学的士大夫蒋琦龄在《中兴十二策》中说：“欲正人心、厚风俗以图天下，非崇正学以兴教化不能也。则曷不仰法圣祖，提倡宗风，退孔郑而进程朱，贱考据而崇理学。”蒋琦龄提出的效法康熙皇帝推崇理学的主张，得到了同治皇帝的赞同。同治皇帝很快下达谕旨，强调“悉以程朱讲义为宗，尤应将《性理》诸书随时阐扬，使躬列胶庠者咸知探濂洛关闽之渊源，以格致诚正为本务，身体力行，务求实践，不徒以空语灵明，流为伪学”。由此，从咸丰到同治年间，学术界又一次发生重大的转向，考据之学虽然没有被否定，但是原来已经被边缘化的理学家群体重新成为学界、政界的主导人物。
咸同时期，主导理学复兴的学术主体是有较高政治地位的儒家士大夫群体，主要包括两大类型。第一种是在京师掌握大权、主导朝政的理学权臣政要，代表性人物有倭仁、李棠阶、吴廷栋、李鸿藻等人。第二种是在地方上的一批掌握实际权力的封疆大吏，他们是信奉理学并创造事功的士大夫群体，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推动洋务运动的领袖们，代表性人物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等。这两大理学士大夫群体共同推动了咸同理学的复兴。
咸同理学的学术宗旨：明体达用
咸丰、同治期间形成的理学复兴，之所以能够在晚清产生这么重大的历史影响，并不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理学有重要的学术创新，而是因为理学家能够根据晚清社会政治的历史剧变，积极开展理学思想与社会政治的正面互动，推动晚清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咸丰、同治时期理学学者普遍提出了“明体达用”的学术宗旨，这其实源自宋学初兴之时。北宋初期，从范仲淹到“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都坚持和倡导明体达用，但是北宋熙宁以后，宋代儒学的“明体”和“达用”之间一度出现紧张和分化。官学化的荆公新学更加强调学术服务于政治的“外王致用之学”，而二程洛学却强调“内圣有体之学”才是根本，相信得其体必然获其用。程朱后学继承和发展了理学派偏重“内圣有体之学”的传统，将儒学理解为“内圣心性之学”。随着程朱理学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外王的“经世致用之学”进一步被弱化了。
到了清代咸同时期，晚清理学家之所以会重新提出“明体达用”，是因为他们坚信，朝野上下缺乏价值信仰、学术空疏无用是社会政治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为了扭转这一趋势，就必须一方面恢复儒学价值信仰的明体之学，解决现实世界的“人心世道之忧”；另一方面恢复儒学治国平天下的达用之学，化解现实社会的政治危机。对于晚清儒家士大夫而言，明体之学与达用之学是相通的，即最终都是重新激活儒学的政治社会功能，让儒学能够全面满足现实社会的需求。
一般而言，经世致用更加偏重于达用的外王之学，但咸同理学的复兴却一直与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考察道光以来的学术史，那些推动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的士大夫，往往都有很深的理学背景。无论是身处京师的朝廷重臣，还是在地方做官的封疆大吏，或者是担任幕僚或民间治学的读书人，他们普遍既是经世致用的追求者，又是理学内圣之道的真诚信仰者。晚清时期的理学复兴，还呈现出地域性的特点，但是不同地域的理学家们都希望将理学的内圣修身与外王的经世致用统一起来。这一历史时期，湖湘地区、安徽的理学复兴活动均表现得特别突出。此外，在陕西、河南等地，也涌现出大量有声望的理学士大夫群体。他们比较突出的特点是，不再强调理学、心学的哲学分歧，而是强调理学与经世的结合，故而强化了“明体达用”贯通的宗旨。
由此可见，咸同理学“明体达用”的学术宗旨的提出，并不是出于对理学理论体系变革的要求，而是出于重新恢复儒学政治社会功用的现实需求。正是从现实的需求出发，士大夫们发现宋学的义理之学要远远比汉学的考据之学高明。道光时期的推崇理学的夏炯就讲述了自己之所以由汉学回归宋学，竭力倡导义理之学的根本原因，他说：“学无大小，以适于用者为贵，故义理为上，经济次之，经学、史学次之，诗古文词又次之，至于名物、制度、声音、训诂，不过借以攻诗古文词，借以考经史而已。”这正是晚清时期理学复兴的根本原因，即着重从实际的社会政治功用来评价学术。于是，士大夫们肯定义理之学最为重要，其次是经济之学，而乾嘉以来被推崇的考据之学只能排在最后。
咸同理学的思想主体
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不能将咸丰、同治时期的理学简单理解为康熙时期理学的“复兴”，这两段不同时期的理学形态有很大的区别。其中，很重要的是思想主体不同。如果说康熙、雍正时期理学的发达是因为由帝王亲自主导的话，那么咸丰、同治理学的复兴从头至尾离不开具有强烈文化意识的士大夫群体的推动。
清开国时期的几位皇帝在接受汉文化过程中，迅速接受了程朱理学的思想。尤其是对清朝立国做出重大贡献的康熙皇帝，不仅在政治上奠定了清朝的统治基础，同时也在文化思想上确立程朱理学为统治思想。康熙颁布《圣谕十六条》，特别提到“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而康熙心目中的“正学”，就是程朱理学。他曾经明确表示：“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从孔孟到程朱，就是康熙心目中的“正学”。所以，康熙进一步将程朱理学推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不仅大量提拔理学家在朝廷担任要职，倡导编纂由理学家解释的“五经”与“四书”，同时也进一步恢复完善了宋儒奠定的经筵讲学制度，明确经筵讲学的内容是理学。不过，当时的一些所谓理学重臣，其学术、品行都不显著，故而在权威显赫、学识卓越的康熙大帝面前，往往不具有帝王之师的师道尊严。所以，经筵讲座一度还演变为康熙“训导臣下”的讲堂。在清初的官学化理学形态中，康熙皇帝一直居于诠释理学的主导地位。
自清道光以后，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晚清朝廷帝王个人的政治视野、军事才能、经世事功也已经和康雍时代完全不同了。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咸同时期理学兴起，并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首先，咸同理学复兴的思想主体是这一时期的儒家士大夫而不是掌控政治权力的帝王。咸丰、同治时期的清代朝廷政治已呈颓势，朝廷不得不将政治重心转移到稳定政局上。这一时期最能够承担政治责任、主导学术文化的是在京师掌握大权的倭仁、李棠阶、吴廷栋、李鸿藻等理学权臣，或者是在地方信奉理学并创造事功的士大夫群体，其代表人物即湘军集团的领袖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等。这两批人物其实具有相似的学术思想与文化价值追求，特别是其中的湘军将领等一大批理学信仰者，他们在国家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时候，不仅能够奋然崛起，而且将之前认为理学迂腐无用的成见扭转过来。他们让世人相信理学不仅能够挽救道德颓败的社会风气，还能够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局面的中兴。
其次，咸同理学的重点是士大夫的自我修身的道德实践，而不是理气道器的形上思辨。咸同理学与宋代理学有相通之处，即均是以士大夫群体为学术文化的主体，主导理学的学术走向与道统传承。但是，咸同理学与宋代理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宋儒具有强烈的形而上精神追求，热衷于致广大、尽精微的哲学思辨，而咸同理学却不再具有宋儒追求形而上的哲学旨趣与精神境界。理学家倭仁就强调：“孔门大路，经程朱辨明后，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也即，既然程朱已经将那些高深复杂的道理辨明，再去思考、辨析那些难以捉摸的形而上之理已经没有多少意义。咸同时期的理学家认为自己的学术使命就是去认识、实践这些义理。咸同理学家并不关心“于前人道理之外更立一说”，而是密切关注一套行之有效的修身方法。所以，咸同时期的理学士大夫们，并没有将学术精力放在理学的哲学体系建构和完善上，而是关注如何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完成理学的修身实践。
最后，咸同时期理学家对乾嘉汉学采取兼容的态度。乾嘉汉学兴起时，往往对宋学展开激烈批判；而咸丰、同治时期，理学家却对乾嘉汉学采取兼容的态度。譬如曾国藩虽被肯定是“一宗宋学”，但是他对汉学、宋学的各自长处有充分的认识，“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宋师为大”。他要求学问采取兼取所长的态度，所以不赞成一部分学人将汉学、宋学对立起来，认为汉宋之争是一种目光短浅的门户之争，既不能发现对方的长处，又不能正视自己的短处。他说“今之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是狂妄不知自量之习。曾国藩认为不能因汉宋之争而忘记了儒者的文化使命，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所研习的均是儒家经典，所尊崇的均是孔学礼教，在晚清社会动荡、文化危急的关键时刻，要维护孔学礼教的至尊地位。
咸同理学与洋务运动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洋务运动的主体也是理学经世派，他们以“明体达用”为宗旨，其“达用”就拓展为引进西方近代文化为用，“明体达用”进而发展为“中体西用”。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就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倡导人和领导者，洋务运动是他们创造的最有历史影响的政治事功，推动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发展。从理学经世派的“明体达用”观念出发，曾国藩肯定晚清的兴办洋务是为了“达用”，也即满足现实需求，他说：“枪炮固属目前急需之物，而轮船亦不可不赶紧试造。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他明确意识到近代化的世界大势，只有学习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兴办洋务，才能不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他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也是基于“达用”的自强目标，正如他所说：“选聪颖子弟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郭嵩焘作为推动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曾经将现代科学技术称为“实学”，认为“实学”就是西语的“科学”。他主张引进西方近代科学，就是以实事求是的达用之效为思想指导的：“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郭嵩焘基于“明体达用”的考虑，强调了“实学”“实事求是之效”的迫切性，并积极付诸实践，故而也成为洋务派的重要领袖人物。
洋务派领袖人物既然以理学经世派的“明体达用”思想为指导，那么他们推动洋务运动，其实质仍然立足于“明体”之立场。曾国藩在推动洋务运动过程中，同时倡导“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学”。可见，他之所以要兴办洋务，其目的之一仍然是“明体”，也即维护“道统”。洋务派重要成员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一文中也明确提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这明确地表达出“明体达用”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并最终确立了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原则。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摘自：《求索》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