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到人民大学开会，都是来去匆匆。这次受邀讲课，光斌院长专门安排了与大家一起交流，非常高兴！

我们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与人民大学的政治学同根同源，有多个相同之处。

两个学科都是从科学社会主义专业领域起步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研究的重镇。早在上世纪80年代，学界就有北有高放（人民大学），南有高原（华中师范大学）的说法。我们当时的建制单位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

两个学科都于2000年在全国率先获得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2004年，我校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作为建制单位更名为政治学研究院。2015年，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中国农村研究院独立建制。2016年，政治学研究院更名为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两个学科都于2017年成为政治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单位。2022年，为适应一流学科的需要，我校成立政治学部，以统筹学科建设。2024年，中国农村研究院调整名称为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我校的政治学以两个院为主干，公共管理、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参与，形成一个学科群。经过40多年的努力，我校的政治学搭建起一个学科整体架构。

两个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近些年，人民大学倡导和推动历史政治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次来授课进一步直接感受到。

我校是师范大学。从学科建设一开始，便注重在整体推进中的特色发展。这种特色是在多个特色领域共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与时代相关。我校的政治学最早从事基层政权与村民自治研究。这一研究要求田野调查。上世纪90年代，是我国农村农民问题最为突出的时期，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和学界关注的热点。我们因为田野调查，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之后，我们一直将田野调查作为主要方法。

尽管我国是农村农民大国，但在农村农民研究方面还很不够。记得当时流行一句话：“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意思是说，日本自19世纪末便对中国农村进行调查，长达半个世纪，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有的资料精细化程度相当高。美国学者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研究，提出理论观点，包括“内卷化”等。我们当时是读美国学者的著作来做中国农村研究的，在学术研究方面处于被动状态。有了基地后，我便下决心请我校日语系老师翻译日本对中国农村的调查资料。现在已翻译出1000多万字，最精华的部分已译出。与此同时，我们于2006年启动“百村跟踪观察计划”。2015年，为了通过口述的方式抢救传统农村社会形态，我们启动了“深度中国调查”大型调查项目。当时中国农村研究院独立建制，就是为了举全院之力，开展大型调查。

至今年，“深度中国调查”大型调查基本结束。这一调查从规模上大大超越了前人。过往的农村调查基本限于汉人社会。我们的调查是全国性的，分别以个人、家户、村庄为单位进行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达上亿字。现在我们正在对资料进行整理。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开始有了学科自觉，提出了田野政治学，即以田野调查为方法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形成了一定的特色。

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是时代的产物。我国是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基底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在政治学中有一定特色的历史政治学、田野政治学和民族政治学都与中国的特点相关。中国是在一个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基础上步入现代化的，要研究中国政治，必须进入历史，从而有了历史政治学。中国是在一个农村农民大国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要研究中国政治，必须研究中国农村农民，从而有了田野政治学。中国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的，要研究中国政治，必须研究多民族国家，从而有了民族政治学。

当然，我国现在已进入现代化建设的中后期，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随着国家的跨越，学术研究也要实现转换。例如，我国现在的农民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已不再是农民大国。今年以来，随着大规模调查基本结束，我便在思考田野政治学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基本方向有两点：

一是现代化导向。过往我们的田野调查，主要是当下和历史形态的调查。因为现代化只能从传统起步。不理解传统便很难把握当下和未来。新中国建立后的农村曲折，便是如此。正是在理解传统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了“家户制”“祖赋人权”“关系叠加”“长周期”等概念，将家户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点单位。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的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现代社会的个体制正在取代传统社会的家户制。这就需要我们转换学术视角，以现代化为导向开展研究。我们研究农村农民，终极目的是让农村农民进入现代化。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社会的变革过程。正是这种变革推动着上层建筑的变化。只有以现代化为坐标，才能深刻理解当下和过去。这是研究视角的转换。

二是强化理论开发。中国的社会科学与国家进程是同步的。百多年来，中国处于急剧变革之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出现曲曲折折。重要原因是理论准备不足和不够。我们的研究也是如此。前些年我们进行了大量调查，但理论训练不够。日本人当年6个村调查之所以后来产生出有影响的成果，在于这一调查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我们要坚持田野调查，但应该是有理论关怀和学术方法的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产生高质量的理论成果。如我前几年第一次上凉山，只是了解到当地流行“打冤家”的特殊情况。前些时再上凉山，发现“打冤家”在于“无政府治理”。而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当地的“无政府治理”长期保留下来，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政权上山”。为了将调查与理论、个案与制度、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我提出了以制度化小规模人群为对象的微观政治研究，这一研究的包容性更强。

学科特色的生成是时代造成的，也是学者不断坚守提升而成的。有人看到这次讲习班的信息后说，历史政治学还弄出点名堂来了。就是因为学者们数年的坚持和深耕。文科的发展要依靠积累，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上才能不断提升。只有通过后人的提升，前人的努力才有意义。前人的学术地位是依靠后人书写的。

中国从一个超大规模的传统国家转变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现代国家的事实，为中国的政治学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可以大有所为，也会产生更多的学科特色。

（本文是作者2025年8月2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历史政治学有关老师座谈时的发言，经作者修订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