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同学：

这次你们去西藏墨脱，我未能前往看望。但从你们出发，我几乎每天都关注着你们的行程，并作些功课。从所看到的信息，我了解到，墨脱是我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这里曾是全世界最难抵达的目的地之一，100多公里的路，修了50多年，直到2022年公路才修通，至今还有“双号进、单号出”的规定。它位于喜马拉雅南麓的褶皱中。其中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最深、最长、海拔最高的大峡谷。独特的地理环境使这里成为与世隔绝的土地，被称之为 “高原孤岛”。“山顶在云间，山底在江边。说话听得见，走路得几天”。这里的人们普遍穿上鞋子只是近几十年时间的事情。而邻近国境边界，进入还需要办理边防证，更使这里增加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当你们翻越崇山峻岭进入墨脱，一定会更为直观地意识到：正是这种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使这里还保留着近乎原始的村社形态。也正是这种环境，使得这里很少有研究者涉足其间。你们出发后，我阅读了林耀华先生的《原始社会史》《父系家族公社形态研究》等书。其中列举的原始公社案例，大量的是外国的，只有极少数是中国云南的。十年前，我们启动“深度中国调查”项目，对传统社会形态进行了大量调查，其中包括村社形态的调查，但未能进入墨脱。这次你们进入墨脱，也是一次填补空白之举。

当然，我们这次进入墨脱，不仅仅是这里保留了完整的村社形态，更重要的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探寻社会之中的权威与秩序。十年来，“深度中国调查”主要是抢救历史。因为我国社会科学的产生伴随着国家的大变革。学者们未能从学术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进行了整体性调查。我们对自己的“根底”缺乏全面的认识。而中国的历史记载大量是国家上层，少有社会下层。人民创造了历史，历史却少有对人民的记载。正是基于此，我们启动了“深度中国调查”大型调查。主要通过口述的方式获得了上亿字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因而能够绘制出一幅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千里江山图”。今年这一调查基本结束。你们这次调查就如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一样，是这次调查的收官。

进入墨脱，不仅仅是前十年调查的结束，更是新的十年调查的开启。我们学校的政治学自上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便将田野调查作为重要方法。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田野政治学”，也就是以田野调查为方法的一种政治学研究路径。随着调查的推进，我们也在反思，调查能够获得资料和直接经验，但不会自动产生政治学理论。田野调查需要提升，形成有理论观照的调查，能够获得理论成果的调查。从书本进入田野是第一次飞跃，从田野提炼理论是第二次飞跃。后一个飞跃更为艰难。因为第一个飞跃只要能吃苦则可，第二次飞跃不仅要吃苦，更要动脑，要有足够的理论准备和理论思维。考虑到田野政治学主要是一种方法，我们提出了微观政治学，就是为了有更大的理论容量。你们这次进入墨脱，就是有理论关照的田野调查。

有理论关照的田野调查为什么要进入墨脱呢？这是因为微观政治学是由田野政治学而来的。田野政治学的田野调查主要是一种个案调查，是小型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状况调查。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伴随现代国家产生的，并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而构成国家基本要素的国民是国家构建的大规模人群。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大规模人群是很难进行田野调查的。西方直到20世纪行为主义的产生，才将调查作为方法，但主要是限于个体公民行为。随着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发现西方现代国家之外有独特的政治形态，这就是非现代国家的传统政治。这种政治建立在一个个小规模人群之中，没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系统。他们试图探寻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形态，但因为传统政治学缺乏田野调查支撑，未能深入到传统社会内部进行实地调查，发现社会之中的政治。

中国是一个农村农民大国。中国的政治学必须研究农村农民。要研究农村农民必须进入农村农民社会之中。这是我们的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研究路径不同之处。当然，田野政治学进入田野之初在理论上处于不自觉状态，只是直观认为要做调查，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要调查，调查能够产出什么理论成果。随着调查的深入和反思才逐步形成理论自觉。而前些年的调查为我们提供了基础，使我们得以将“小规模人群”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以概括过往的村庄、社区、企业、家户等调查。这一概念是“中层概念”，介于整体与个案之间，是对一类人群的概括。

“小规模人群”是一个能够贯通古今的学术概念。在国家未产生之前，人类只是以氏族、部落等小规模人群的方式存续。只是随着国家产生之后，人类才开始以整体性国民这种大规模人群的方式存续。但即便如此，国民并没有替代人们作为村民，作为企业员工这种小规模人群的存在，相反还要以此为前提。正如国民这样的大规模人群需要国家构建秩序，让每个人在所处的地域上获得权利与义务一样，小规模人群也需要构建规则和秩序，确立自己的身份、地位、资格及相互关系，形成稳定持续的行为模式。稳定的小规模人群本身便是制度化的产物，是一种制度化的小规模人群。只是这种制度与国家制度有所不同。而过往的政治学以宏观的国家和国民为对象，对制度化的小规模人群研究较少，更少探寻其政治，甚至将其排除在政治之外。

要将小规模人群纳入到政治范畴研究，就必须发现其特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能够给我们以重要启示。他指出：“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用强迫手段所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

小规模人群的权力、权威处于社会之中。这种权力和权威如何获得，如何凭借这种社会之中的权力和权威构建秩序，从而形成制度化的小规模人群呢？这还待于进一步论证。

进入墨脱，不只是因为这里保存了距离恩格斯所说的氏族酋长权威最近的村社形态及其权威，更重要的是 这种权威与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对之后的小规模人群的权威与秩序有何参照？墨脱村社的权威与秩序非常古老，但这种在社会之中而不是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权威与秩序的命题则是永恒的，至今仍然有参照价值。尽管当今的小规模人群要受到国家的支配，但国家强制性权力一旦进入社会之中便有一个获得社会认同的权威问题。我们走进墨脱，不是回到墨脱，而是从中发现其当代价值，发现社会中的权威与秩序的因果关系。走进墨脱，是要挖掘细节，掌握第一手资料，获得直观感受；超越墨脱，是要发现具有普遍的内在机理。

进入墨脱，要经受多方面考验。不仅条件艰苦，而且难有产出。近段时间我看林耀华先生的著作，感叹甚多。一本学术自述，我看了许久，深感基础调查和基础理论的重要。如今，数篇数和重当下的大环境对做基础调查和基础理论研究不甚友好，但扎实的基础调查和基础理论研究仍然是值得向往的。学术人生是漫长的马拉松，基础愈好，跑得愈久！

祝一切顺利！

（本文是作者2025年8月致在西藏墨脱进行田野调查的同学的信，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