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政治学是一门致力于实现善政良治的社会科学。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打破西方理论话语垄断、精准阐释中国政治实践规律、增强中国政治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的关键之举。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中国政治学的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陈军亚教授认为,西方社会科学所谓的“进步逻辑”将中国经验置于他者化地位,遮蔽了中国本土实践的主体性。因此,需要通过知识生产逻辑、共识构建逻辑和知识传播逻辑重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命题,平衡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政策解释与理论原创、宏大叙事与微观研究的关系,以实践为基础实现理论创新,推动形成多元共生的世界知识格局。孟天广教授以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张力与互构为分析主轴,梳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制演进与知识生产路径,探讨其在学术体系、公共价值与物质基础三重维度下的发展逻辑,揭示其正面临研究力量与目录压缩、政策需求与理论原创、范式引进与话语转化之间的三重结构性失衡,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理论生长路径与学术范式的转型方向。庞金友教授认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构建、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中国与西方的主体性对话、实然与应然的互动升华。他认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本质上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旨在实现从依附性解释到主体性构建的范式革新。宋雄伟教授以中国共产党为考察中心,探讨如何在开放思维中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他指出,开放性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方法论,阐述党在开放思维中创新指导思想、形塑主体性概念、增强实践自觉,形成“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体系,强调需突破困境,实现多重升华,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方盛举教授认为,边疆政治关系的复杂性、边疆发展和安全问题的突出性、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嵌融边疆政治体系的战略性等,都要求构建边疆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党和政府对边疆治理工作的高度重视,从古至今我国边疆治理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的博大丰富,为边疆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构建边疆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从边疆政治关系、边疆治理制度政策、边疆政治文化、边疆政治发展、领土、国界等重点议题入手。刘训练教授以政治文化概念为例,探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他指出,中国学者对西方政治文化概念进行了改造,超越其二元对立,实现跨学科实践与本土化创新。使用外来概念需准确认知其历史、辨析中西语境差异、考虑适用性,以推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力量。马雪松教授聚焦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探讨其作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基础的重要性。他认为,标识性概念具有指称对象典型性、内涵意义深刻性等特性,当前存在供需总量不足与结构性失衡的张力,需要从传统政治文化转化发展、现实政治实践概括、国外成果批判借鉴等路径生成标识性概念,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支持。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标识性概念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社会科学，正在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和知识体系重构的时代契机。在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中，如何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张力中生成具有自主性与对话性的知识体系，已成为当前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关键议题。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加快推进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化改革，政治学作为一门服务国家战略的基础性、支撑性社会科学，正承载着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学术使命和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价值。唯有立足中国问题意识、构建中国自主范式、积极参与全球学术对话，中国政治学方能实现从“知识消费”走向“自主生产”再到“知识传播”的跃迁。
一、本土与国际的对话：政治学自主知识生产的时代语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明确要求“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全面阐释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重要论述不仅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全球学术体系中的定位和发展提供了指导，也为政治学的学科构建和知识创新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一文明观不仅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文化自信的深层基础，也为其主动参与全球学术对话、实现范式互嵌与平等对话提供了世界观依据。
如何以本土实践为基础、以理论创新为路径、以文明互鉴为桥梁，推动知识体系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构建”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大使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轨迹显示，中国政治学不仅在组织体系上不断成长，其理论关切、学科范式和议题结构也正经历深度重塑。进入新时代，在推进“双一流”学科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日益增强的国家软实力的合力推动下，基于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中国方法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日趋重要。与此同时，作为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在全球化时代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在跨国比较中阐明制度优势、介入国际学术对话与知识生产也不可或缺。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的演进始终处于本土化逻辑与国际交流互鉴的交汇点，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知识构建始终以这种复合机制推进。一方面展示出学界高度关注中国本土问题、本土实践的学术自觉；另一方面体现出与全球学科发展与学术议题的频繁对话与参照。
因此，本文以本土与国际对话中的自主知识生产为核心，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演进路径、制度逻辑与结构张力，并在回应国家战略、服务全球治理、推动范式创新的交汇点上，探讨未来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方法论，旨在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生产与国际互鉴对话提供观察性思考。
二、学科演化与现实挑战：中国政治学的结构性生成
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本质上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建构过程，集中体现为学术共同体与制度环境之间的高度互动性。作为“晚发型”社会科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在历史演进中经历了从早期“借鉴”学科建制向当下自主知识生产的结构性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并非单一维度的调整，而是体现在知识性、公共性与物质性三个层面的复合演化逻辑之中。首先，从知识性维度看，学科体系的形成依赖于特定学术共同体长期积累的知识与范式选择，这种积累通过特定的对象界定、研究范式与学术传承逐步构建起内部一致性强、研究范畴明确的知识体系。其次，公共性维度指向学科的社会嵌入与制度嵌入路径，即通过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或国家权力的授权，使得该学科能够进入公共教育体系乃至政策制定过程，从而获得社会资源与公共合法性。最后，物质性维度则揭示了学科得以稳定发展的基础条件，包括教研人员的配置、学术组织的构建以及研究经费和制度环境的持续供给。这三重维度在政治学科发展过程中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学科建设和知识生产的结构性基础。
中国政治学的学科演进过程并非沿着一条线性路径推进，而是在制度性约束与社会需求交错互动中呈现出明显的“迭代特征”。这一迭代进程由三条相互作用的路径共同构成，推动政治学不断重构其知识边界与学科设置。首先，官方路径主要通过体制性资源的分配、政策导向的确立以及话语权机制的影响，对学科的发展方向、议题设定以及规范目标施加持续影响。政治学因其与国家治理实践的高度关联，天然具有回应国家需求的“政治亲缘性”。其次，学界路径体现为学术共同体在知识供给与规范建构过程中的“内生约束体系”。政治学学者不仅在研究议题上进行学术选择，同时也在方法论与学科范式发展中凝聚共识，其内部结构的整合性对学科自身的理论积累与体系化具有决定性作用。最后，社会路径则反映出学科知识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即社会各界对政治学知识的实际需求如何反过来激发研究议程与知识供给的调适。
在这三条路径的交汇之处，政治学的学科轮廓呈现出动态发展的状态，其表现最为直观处莫过于“学科目录”调整的历程。自1990年以来，政治学的学科边界经历了多次调整。1990年版本的学科目录下，政治学下设行政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等在内的多个二级学科，构成了较为宽泛的学科体系。此后多次调整中公共管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快速发展，近年来诸多与政治学高度同源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等新一级学科陆续设立，政治学出现了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政治学学科是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内核，广义的政治学学科包含了新设立的诸多同源一级学科，是对政治学知识内核的议题性发展及应用性拓展。这一过程反映出政治学学科在国家治理知识体系中的重新定位与结构重塑。可以说，政治学学科的迭代发展既体现出国家治理对知识生产的制度性嵌入，也凸显了政治学学科对社会变迁的敏感性与调适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科建设在多个维度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从物质性维度来看，政治学教学与研究的基础设施得到了系统性加强，包括高校中政治学教研人员规模的持续扩张、国家对相关研究项目和经费的加大投入、研究生教育体系的规范完善；在公共性维度上，政治学者愈加频繁地参与国家治理与政策制定过程，构建了“知识生产—决策咨询”双重链条，并在智库体系中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在知识性维度方面，政治学学科逐步形成了具有共享性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积累了涵盖国家、制度、治理、民主等主题的系统性学术成果，学术共同体的认同塑造与学科规范亦趋于稳固。
三、理论构建与本土范式：本土化为什么重要?
在中国政治学迈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其所承载的学术使命和学科责任日益凸显，尤其是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持续推进下，政治学作为基础社会科学之一面临三大使命。第一，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议题，构建能够解释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理论体系已成为当下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学术议程。这不仅涉及对中国治理实践经验的提炼总结，更关系到能否从本土实践中提炼出具备理论解释力的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第二，中国政治学亟待突破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下“国别研究”范式的局限，向全球政治学贡献具备一般性意义的原创知识，实现从对象型知识消费向自主性知识创新的跃迁。第三，在全球治理知识需求与国际权力格局重构的背景下，中国政治学还需主动为国际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来自东方的政治智慧与知识供给。
在回应这三重期待的过程中，本土化成为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内在机制。基于本土化逻辑的知识迭代并非单向度的知识积累过程，而是通过理论范式的反思调整、交叉验证与方法修正，实现知识话语的重构和知识体系的演化。该过程具有两类学术路径：第一类致力于在对“宏大理论叙事”的重构或对“新兴学术问题”的创新解释中实现范式创新，以推动知识体系的颠覆性创新，塑造具有自主性和解释力的新理论框架；第二类侧重在技术层面对主流理论进行微调或沿用既有范式的路径依赖，容易陷入学科内卷化的泥潭，难以支撑国家需求和学术创新的双重需要。因此，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有解决本土问题的学术自觉，也要立足于对本土实践的学理回应，还需要面向全球知识体系的范式竞争，实现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平衡与对话。
立足中国实践、解释中国问题、指导中国路径始终是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基本立场与学术原点。在政治历史悠久、政治实践丰富、制度特色鲜明的当代中国，任何脱离本土情境的理论移植都难以有效解释和指导现实政治实践。因此，构建具有理论原创性与实践解释力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必须以本土化为核心路径。其中，本土化逻辑主要体现在中国问题、中国理论、中国方法三个层面，分别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具有自主性的价值目标、理论资源和方法支撑。
首先，从问题意识出发，中国政治学根植于本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语境，首要目标是解答“中国之治”的知识需求，譬如“以党建国”的国家建构路径、“党政体制”下的政治运行逻辑、“以人为本”的政治价值体系等。这些问题既源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制度传统，又体现出与西方国家迥异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因而难以直接套用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模型和知识体系。其次，在理论概念生成方面，近年来中国政治学已从中国政治实践中提炼出诸多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概念，如“全过程人民民主”“田野政治学”“国家治理理论”等。这些理论概念不仅承载着对本土政治逻辑的系统化表达，也推动着中国政治学从“知识消费”走向“知识创新”的新阶段。最后，在方法范式层面，中国政治学传承和发扬了以“知行合一”为特征的实践主义传统，并在辩证法、系统论、历史主义等方法论基础上形成了区别于西方政治学的独特方法论基础。这种方法论不仅强调政治实践的辩证统一与系统关联，也注重历史与文化在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深度嵌入。
综上所述，本土化不仅是一个关于立场和路径的选择，更是为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储备和基础。简而言之，只有在回应本土问题、观察本土实践和提炼本土话语的基础上，中国政治学才能真正获得与国际学界进行学术对话的对等地位与影响力。
四、全球对话与知识传播：国际化为什么必要?
在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开展跨国比较研究、服务全球治理。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化并不意味着照搬西方理论或被动接受国际主流学术范式，而应理解为一种以国际知识为参照、以本土知识为基础的互动性、包容性知识建构过程。这种过程不仅有助于中国政治学在全球学术体系中确立坐标，也为构建更具包容性与传播力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可能路径。
其一，从参照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化路径，其实践探索与理论构建离不开与世界各国现代化经验之间的系统性比较。在宏观层面，参照世界各国在现代国家建构、政治发展与制度演化方面的差异化路径，有助于中国政治学建立自身的发展方位与认知坐标，明确本土政治逻辑的独特性与普适性边界。其二，在引介维度上，国际社会政治学所发展出来的理论范式（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文化主义等）和方法范式（如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等），在理论丰富性、方法严谨性和学术交流合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学术资源可为中国政治学提供学术对话的对象、理论创新的原型和多样化的科学方法，使本土研究在理论构建上更加体系化和科学化，在研究方法上更具可对话性和可证伪性。其三，在对话维度上，推动中国政治学实现从“知识消费”到“自主生产”再到“知识传播”的跃升，是未来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使命。这不仅要求学者在研究议题上具备学术敏感性，更需要在概念建构、范式提炼与话语创新等方面形成原创成果，进而提升中国政治学在国际学术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和学术影响力。简而言之，国际化并非对本土化路径的否定，而恰恰是在全球视野中重新定位、认知和构建本土知识的一种创造性构建过程。它要求中国政治学在全球学术网络中定位自身角色、在比较与对话中实现理论创新、在知识体系的互嵌中推动范式革新。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4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与国际学术体系互动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集中体现为以“比较”为核心逻辑的四轮本土与国际的学术对话转向。这些转向不仅呈现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构建的演进轨迹，也体现出在“本土问题”与“全球视野”之间不断对话与调适的路径选择。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的比较现代化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政治学界普遍关注“如何走向现代国家”的核心议题，聚焦于参照与借鉴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国家建构经验，重点讨论政治发展、现代化理论与制度转型的异同。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的比较民主化研究。这一时期深受转型研究、民主第三波浪潮等影响，诸多政治学者试图通过比较政体类型尤其是深入剖析民主制度运行过程，来理解如何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促进政治发展。第三阶段为21世纪初强调比较制度与制度转型。在苏东剧变背景下，制度转型成为中外学术交流的焦点，研究重心转向政党制度、政府制度与制度性变革的深层次逻辑，关注不同国家在制度设计与制度绩效上的差异。第四阶段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比较治理研究。在全球治理危机与“中国之治”的比较中，中国政治学者更有信心从本土实践出发，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规律与路径进行系统研究，进而拓展到对地方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网络治理等诸多议题展开纵向与横向比较，逐渐形成以中国经验回应全球议题的诸多原创性学术成果。
五、本土与国际的对话：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方法论
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并非意味着对国际学术的拒斥，而是要在本土经验与国际范式之间构建一种交流互鉴的对话机制。政治学作为高度依赖经验场景与地方性知识的社会科学，其范式创新往往根植于自身实践中的问题意识。因此，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需要同时面向本土经验的提炼总结与国际范式的对话转化，在二者之间建构知识交流的双向通道。从国际学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既有经验来看，至少可以概括出三种较为可行的对话机制。
第一种路径是以中国实践来拓展或更新国际理论。国际学界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在国家构建、制度建设与治理能力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其解释力多以西方国家现代化经验为基础，难以直接应用于中国情境。因此，将这些理论直接用于解释中国政治实践难以奏效，而基于中国经验的比较政治研究为国际学界理论范式的拓展和更新提供了经验基础。譬如差序政治信任、行政发包制、晋升锦标赛、协商民主等诸多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概念已经丰富和拓展了国际政治学知识体系。
第二种路径是以中国问题生成新的中层概念与理论模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大量具有本土创新的治理实践，这为中国政治学提供了诸多解释中国实践的逻辑自洽的理论叙事，如党政体制、群众路线、回应性政治等，这些层出不穷的实践创新为中层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素材。这类概念不仅具有很强的经验基础，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实践，而且具备理论抽象性，可嵌入现有的比较政治分析框架中，扩展到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具有制度和文化可比性的转型国家。
第三种路径是推动中国知识的范式提炼与国际转化。在积累丰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将源自中国实践的理论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情境抽离与逻辑泛化，从而推动中国知识的范式提炼并成为国际政治学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比较不仅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认知霸权，更有助于将中国知识传播到国际社会，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总而言之，本土与国际的对话并非简单的输入与输出关系，而是一个中外文明互鉴意义上的知识共同生产过程。只有在保持本土问题意识、发展本土理论概念并进行国际传播的基础上，中国政治学才能真正实现从知识接收者向知识创造者的角色转换。这一进程不仅关系到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构建，更与全球知识秩序的再平衡密切相关。
事实上，在国际范围内已有多个“全球南方”国家或地区为推动自主知识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路径。譬如拉丁美洲学者沃勒斯坦在1974年发表的论文中系统提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框架，强调应将“世界体系”而非单一国家作为比较政治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他批判了将社会变迁分割为国家内部线性“发展阶段”的主流模式，指出世界经济的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结构决定了全球资本积累的不平等分布，是解释“发展”与“依附”现象的关键。他的分析不仅挑战了当时主导的现代化理论，也为理解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困境提供了结构性解释路径。多斯·桑托斯指出，发展中国家要打破“依附性再生产”，必须通过国家干预重构外部结构与内部制度。奥费则强调，中东欧转型需要同时实现制度有效性与合法性协调，推动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嵌入与路径调适。这些经验表明，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根植于对结构性条件的回应与自主性的制度创新，而非对西方模式的机械照搬。在南亚，印度知识界发起的“底层研究”运动，主张从农民、部落等边缘群体的视角出发重写南亚历史，强调非精英群体在政治过程中的能动性与知识价值，批判主流殖民与民族主义叙事的结构性遮蔽。与此同时，阿马蒂亚 ·森提出的“能力方法”重新定义了发展与贫困的内涵，强调发展应关注个体实现有价值生活的实际自由，贫困本质上是能力受限而非仅为收入不足。尽管学术贡献不同，但这类学术路径均体现出立足本土经验、回应主流范式、构建自主话语、国际传播对话的共同特征，进而推进全球知识体系的重构。
这些经验表明，构建具有主体性与原创性的知识体系，不仅需要回应自身政治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更需积极融入国际学界的学术对话与知识传播之中。对中国政治学而言，上述经验提供了三方面启示：一是理论自主性必须扎根于深层次的制度与实践逻辑之中；二是理论创新应始终回应本土问题意识与国际知识体系；三是知识普适性的建立依赖于对话机制的制度化与跨国学术网络的支撑。
六、面向未来的中国政治学：自主创新与国际贡献
作为世界大国，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贡献应从三个维度来加以理解。首先，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的构建需要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实践展开，将丰富的政治实践创新加以理论提炼与抽象表达。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本国制度逻辑与政治系统的理解，也为国际学界提供认识非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视角。其次，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其在国家治理、央地关系、党政关系、政社关系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探索，为破解当代大国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方面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模式。最后，在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制度信任低潮背景下，中国政治学更应以理论升维的方式将中国智慧转化为对全球性政治难题的学理回应，提升中国话语在全球场域中的知识构建力与制度影响力。
作为一门紧密嵌入国家政治实践与全球学术体系的基础社会科学，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具有两个尤为突出的发展方向。一是基于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中国方法对经典政治命题的重新理论化。围绕国家治理、民主政治、政治秩序、国际政治等经典议题，提供与国际主流学界竞争与对话的新理论、新叙事。这不仅有助于生产能够解释中国现象、指导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而且有望在批判吸收西方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国际对话的新话语、新范式。二是基于中国先发实践回应国际共同知识需求，对数智时代的新兴政治现象提供原创性理论概念与研究范式。在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治理浪潮推动下，全球政治学面对学术范式重构的重要窗口期，围绕数字国家、数字权力、算法治理、信息能力等学术前沿进行自主理论构建与知识创新，进而加强国际对话交流，将直接关系到中国政治学在全球学术竞争格局中的前沿定位与学术话语权。
总之，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不仅是学科层面的系统工程，更是一代学者共同面临的学术使命。作为青年政治学人，我们所承担的不仅是对既有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发扬，更是在新时代对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与发展，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贡献智慧。政治学的未来不再仅属于书斋，它越来越多地嵌入时代脉搏之中，与国家治理、科技革命和社会演化同频共振。面向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既要坚守“从中国出发”的问题意识与实践立场，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强化学术自主性；又要坚持“为世界生产”的国际视野与学术使命，积极融入全球政治学的知识体系构建，力求在学科范式层面作出原创性贡献，推动从“解释自身”向“解释世界”的转变。
孟天广，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探索》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