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讨论“家支制”。“家支”何以成为一种独特的制度体系和行为模式，目前讨论不多，政治学讨论更少。这在于政治学是伴随现代国家出现而产生的，并以现代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家支制作为一种前现代社会的制度，不在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视域之内。但它仍然具有研究价值。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考察：
一是地方性。
前现代社会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以土地为基础。不同地域条件下自我生长出不同的社会组织和制度。严格说来，前现代社会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只具有地方性，或当地性、在地性，即英语中说的“locality”，尚没有现出现代社会才有的政治统一性。西欧封建社会四分五裂，各地自行其是，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机构将分散的人群整合为一体。韦伯认为中国是“早熟国家”，即从秦始皇开始就有了西欧19世纪才有的中央官僚国家。但是他也指出直至19世纪，中央权力鞭长莫及，并不能将行政延伸到所有地方，行使直接治理。家支制产生于封闭的大小凉山地区。一直到1949年前，国家权力都没有能够在这一地方进行有效控制。我们的“深度中国调查”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进行的分区域调查，关注的是社会属性，正在绘制一幅地方社会形态的“千里江山图”。我们现在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开发，主要从国家制度构建的角度研究地方性的社会制度，形成一个“国家制度底座”的地方谱系。
二是政治性。
马克思讲到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通过今天讲的凉山家支制，我们可以获得更为直观地理解。社会先于国家。在前现代社会，人们通过一个个小型社会有机体，也就是小规模人群存续。这种小型的社会有机体是自给自足自治的体系，具有血缘组织、地缘组织、信缘组织、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多种属性，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信缘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叠加为一体，具有维持一个社会有机体持续运转的全部功能。林耀华先生数度上凉山实地考察，他认为“家支，既是基本政治单位，也是唯一的政治单位，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自己家支归属，整个社会形成……‘有序而无政府’的状态。”他的结论是有根据的。我们看到，家支不仅是血缘单位，也是地域单位，还是经济单位和政治单位。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存在不同家支，存在主人和奴隶，也就是有不同的利益关系。为了调节利益关系，家支拥有具有强制性的政治力量。在“打冤家”时更是会全体军事动员。通过家支制，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该有的元素它都有了。唯一没有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来自社会又凌驾社会之上的政权官僚机构。也正因为如此，家支制的实行只能在有限区域范围内。从家支的本意看，它只是一种血缘组织，但是由于各种关系的叠加，它又是一种具有多重属性、能够自我维持的小型社会有机体。这种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林耀华先生因此说，它所型塑的是“有序而无政府”的状态。
三是国家化。
将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权力集聚到国家，国家将集中的权力渗透于社会的国家化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是一个“早熟国家”，但因为国家能力有限，不能将行政权投放到国家疆域的每一个地方，才使得家支制长期延续下来。近代以来，由于内外战争，造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开启了现代国家构建历程。但是，这种国家化的路径因为地方性而有所不同。在以家户制为基础的中心地带，国家权力早就一直延伸到每家每户，国家构建相对简单。而在类似于实行家支制这样的地方，因为自给自足自治的小型社会有机体的长期延续，国家进入的步骤相对多一些。其基本路径是功能替代。首先是凭借强大的国家军事力量，替代了家支制的军事功能。其次是凭借军事支持的国家政权建设，替代了家支制的政治功能。再次是通过民主改革，解放了奴隶，替代了家支制的经济功能。因为奴隶是主要生产者。没有了奴隶，家支作为一个经济单位便无法存续。复次是通过医疗教育道路等公共建设，替代了家支制的社会功能。家支制人群是人。是人就会有人的需要，就会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人们通过教育能够获得知识，通过现代医学能够更好治疗，原有的家支信仰功能便被替代了。正是通过一系列功能替代，家支制这样的小型社会有机体解体了。作为一种以血缘关系整合社会的家支制度不复存在了。家支回复到原初的本义，这就是血缘组织。我国通过功能替代，不仅使国家政权“上了山”，而且“扎下根”。这是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路径，在世界上都有独特价值。
今天讲的家支制是基于凉山实地的田野调查个案。田野调查是非常个性化和地方性的。田野政治学是以田野为方法的政治学研究路径，从田野始，至政治学终。田野提供独特性，政治学要提供普遍性。通过凉山家支制个案调查，我们可以得出三点具有普遍价值的结论。
一是国家不是唯一的秩序提供者。国家是基于社会冲突不可调和而产生的，基本功能是控制秩序。但是国家不是秩序的唯一提供者。在家支制下，无政府而有秩序。这种秩序是家支制提供的。即使是现代国家，也只能提供基本公共秩序。大量日常生活秩序是由社会自己提供的。政治学研究从传统制度主义走向新制度主义。传统制度主义以国家正式制度为依据。新制度主义更强调社会内生的非正式制度。在诺斯看来，即使是现代社会，支配人们生活的绝大部分都是非正式约束。传统的家支制虽然不复存在，但由社会自我提供秩序的原理具有普遍性。我们今天谈的共建共治，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秩序的多个供给主体。
二是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功能分化与替代。现代社会是一个功能分化的过程。黑格尔的重大贡献是提出家庭功能的分化。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家庭的经济功能分化给市民社会，人们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生活资料；家庭的政治功能分化给国家，国家成为公共权力的唯一执掌者，人们通过国家保护自己。卢曼因此强调社会系统通过功能分化形成法律、政治、经济等专业子系统，各系统具有运作封闭性和认知开放性。政治学过往属于哲学，19世纪才分离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但是在功能分化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问题。如果分化出来的功能不能很好地替代原有功能，就会产生新的不平衡和失序。人们至今为何还要提共同体这一古老的概念，就是因为家庭、邻里共同体分化为个体社会之后，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家支制作为一种全功能的组织制度，比较顺利地解体，重要原因是家支的原有功能得到很好地替代。这种替代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充满着治理智慧，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
三是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微观机理。家支制是通过社会中的权力进行治理的制度。它没有专门的国家机构，却能在矛盾和冲突非常尖锐的条件下维持一种秩序，依靠的是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的治理，将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秩序范围内。其重要特征便是以家支这一血缘单位消解和控制冲突。本来，奴隶和奴隶主是尖锐的经济对立和政治对抗关系。但是，家支制下的奴隶属于“娃子”，即家内人，由此将“娃子”吸纳为政治体系之内，并且有一定上升通道。因为家支制度造成“打冤家”，但其内部生成了调节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将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致于自我毁灭。在家支制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关关节节，都体现着一种通过治理而获得的秩序。其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经济关系等具有治理功能。在现代社会，随着功能分化，微观社会组织不再直接具有政治性质，但日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关关节节都具有治理功能。只有通过这种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治理获得的秩序，才能为国家治理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基础性秩序。
（本文是作者在2025年11月11日“国家底座：基层基础制度工作坊?家支制”研讨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充实和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