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社会科学兴起的世纪，提出了许多世纪性的重大议题。这些议题至今还需要回答。我们今天讨论宗族制，是因为这一问题还需要继续回答。
摩尔根在考察人类社会的血缘组织历史进程时，专门针对中国说，“当野蛮阶段早已过去之后，它们竟一直维持到现代，这却是值得惊异的事，同时，这也是他们这个民族十分固定的又一证据。”
在社会学家韦伯看来：“氏族，在西方的中世纪实际上已销声匿迹了，在中国则完整地被保存于地方行政的最小单位，以及经济团体的运作中。并且，氏族发展的程度是世界上其他各地，甚至是印度，所不能及的。”韦伯认为，中国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有许多变化，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氏族血缘纽带（或拟血缘性的凝聚关系）。他在论述“中国法”时专门引述道：“氏族团体在中国从未崩解，不像在西方，氏族团体早因城市的发展和基督教的缘故而瓦解了。”
西方有宗教，中国有宗族。宗族源自原始的血缘关系。宗族成为19世纪以来的显学。
1925年，美国学者葛学溥在广东潮州凤凰村做实地调查，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小标题是“家族主义的社会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团队跟踪调查和研究，著有《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对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客家聚居区的长期田野调查，聚焦宗族制度在当代社会的转型机制及其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
林耀华是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先行者，著有《义序的宗族研究》。1934年春，他作为硕士生进入福州附近的义序村，采用功能学派的调查方法，以乡村社区作为宗族基础，分析宗族组织及其功能、宗族与家庭的联锁结构、亲属关系的系统与作用等，是宗族研究的经典之作。在书中，他指出：宗族为家族的伸展，同一祖先传衍而来的子孙，称为宗族；村为自然结合的地缘团体，乡乃集村而成的政治团体。之后，他赴美留学，以家乡为例，采用小说体裁，撰写了《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美籍中国学者许烺光著有《宗族?种姓?俱乐部》，通过对中国、印度和美国比较，认为宗族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类二次集团。
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于1958年出版《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提出中国宗族是兼具系谱性与功能性的社会组织，挑战非洲“裂变宗族制”的理论框架。
美国学者科大卫著有《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该书聚焦宋代至近代，以华南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区域，探讨国家权力与地方宗族制度的互动关系。分析了“皇帝”与“宗族”作为权力象征如何通过礼仪、土地制度渗透地方社会，结合里甲制度、沙田开发等历史事件，阐明宗族在联结中央政权与地方秩序中的作用。
马华、王晓宾著有《国家、祖宗与神明：华南大型宗族村庄治理研究》。以华南地区大型宗族村庄为研究对象，构建国家-祖宗-神明三维分析框架，聚焦三者互动关系的历史变迁。通过宗族组织演进、国家治理实践、神明信仰更替三个层面，提出村庄分类框架和治理模式，分析宗族权力结构与空间特征。
冯尔康等著《中国宗族社会》。常建华主编《中国宗族通史》10卷，系统研究宗族的历史演化，非常有分量！
以上研究主要是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主要研究宗族组织及与外部的关系，将宗族置于整体社会和国家的框架下研究。目前尚没有直接看到回答宗族为何在中国长期延续的世纪性问题。
我们2015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有较为明确的问题意识。一是认为中国规模大，各地发展不平衡，社会形态丰富多样。为此，我们以分化和整合为维度，将全国分为七大区域进行普遍性调查。二是认为中国的当下形态深受历史延续性的影响，要理解当下，必须进入历史深处，发现传统社会形态及其变迁。田野是历史的田野。因此，我们将调查命名“深度中国调查”。
我们的调查对象是社会形态，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是重要指导思想。在马克思看来，血缘关系是最初，甚至是唯一的社会关系。“深度中国调查”因此从宗族村庄调查开始，着眼于宗族社会形态。通过大规模的宗族村落实地调查，可以发现宗族是一个以共同祖先为纽带、血缘与地缘直接结合的社会制度体系。正是依靠这一制度体系，宗族这一古老的社会组织才得以延续下来。
但是，同样是中国，宗族村庄的分布有所不同。通过我对全国七大区域田野调查的观察，发现从北到南，宗族愈来愈多。在东北，几乎看不到作为宗族象征的祠堂；在黄河流域，可以看到大庙、大院，但少有大祠堂；在长江流域可以间或看到一些祠堂。再往长江以南，祠堂开始多了起来。最多的是三州（广东梅州、福建漳州和江西赣州），属于宗族核心区域。
宗族村庄的区域分布不同，必然有内在机制。其核心要素便是土地。在农业社会，宗族作为一个血缘人群，必须依靠土地为生。宗族人群作为一个微观社会结构，也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分。土地制度属于经济基础。正是在这一制度基础上生成和延续其他制度。祠堂、族田、族长、族谱、族规等制度要素中，族田是核心要素，是经济基础。
在农业社会，土地是人类存在的根基。马克思指出，“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中国的宗族为何得以长期保存，且后来主要分布于华南，根基是土地。宗族村落是血缘与地缘的结合体，以共同的地域为基础。西方的土地为领主所有，教区只是宗教区域，不直接占有土地。
宗族土地制度表现为公私二重性。一是宗族共用的族田。据广东《和平县志》记载，土地改革前的宗族公田占37.55%。《安徽农村经济调查》（1939年）记载，泾县的公堂占有土地30%。宗族还共有族山、族林、族屋、族产等。
宗族的区域分布与土地制度直接相关。宗族核心区域的土地宗族公有量较大。土地改革前，广东公地占全省耕地面积的35%以上，其中太公田（族田）占耕地的30%。浙江南部、江西北部、湖南中南部、湖北东南部等属于次区域，宗族共有土地较少。湖南农村中的“公田”（官田、族田、寺田、学田等）占全省土地的比例在10%以上。四川、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等区域，宗族村落很少，缺乏共有土地。
北方的宗族共有土地很少，很容易解体，以家族和个体家户占有为主。从日本满铁对华北农村的调查看，村庄很少有公共土地，即使有也只是满足特定功能的共有土地，如墓地、庙地等。而在东北，土地基本上为地主所占有。下次我们要专门讲东北的村屯制。
二是各家私人占有的土地。严格来说，宗族村庄的土地都来自于祖宗所有，具有宗族整体性。先祖们南迁开荒垦田，或从外购买等。宗族村庄的土地属于“祖业”。家庭占有的土地是一代代先人传承下来的。私人占有土地可以转让，但受到诸多限制。在单姓村落，血缘与地缘直接结合。外人购田无疑是外部性嵌入，难以扎根。
宗族性土地制度保障族人的生存和凝聚力。没有土地的纽带，宗族的聚族功能难以发挥。族人为了生存可以随时离开本族寻找生存机会。宗族的其他制度都附着于宗族土地制度之上。没有宗族土地制度，就没有宗族存在和延续的根基。当然，宗族制是一个相关联的制度体系，没有祠堂、族长、族谱、族规等制度要素的配合，宗族土地制度也难以维系。毕竟“崽卖爷田不心疼”。宗族败家的也不少。这就是我们做政治学要研究的。治理就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对宗族整体的维护和扩展。治理成功，光宗耀祖；治理失败，人离族散。
土地改革改变了宗族土地制度，宗族没有了土地可依附。族田被没收，分配个体家户。土地集体化，集体具有政权与经济组织的双重属性，国家进入土地产权内部。宗族失去土地制度支撑，作为一种微观社会制度而解体。
宗族的残余形式还延续了很少时间。中国的村以集体为单位。在单姓村落，村集体与宗族具有重叠性。村集体是同姓人。集体所有制也可视为宗族集体所有制，对外具有封闭性。1998年我在广东深圳调查，当地的万丰村姓潘，近邻的壆岗村姓陈，自古以来，两姓不通婚。封闭的集体成员权更加固了村与村、姓与姓之间的制度壁垒。为了保障族人的共同权益，集体土地定期重分，“祖赋人权”。随着工业化导致的土地增值，产生“外嫁女”的土地权益问题。这是历史长期以来的宗族制的残余延续，女性不能获得男性同样的权益。
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宗族只有残余的文化形式了。这是因为土地不再是宗族共同体的生存根基，取而代之的是“永不停止流动的货币，以货币的持有为唯一标准” （滕尼斯）。人们纷纷走出以共同土地为基础的宗族共同体，宗族只是一种对故乡，对祖先的“乡愁”文化了。
摩尔根和韦伯19世纪提出来的问题，还有待回答。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宗族制研究提供了努力方向。
（本文是作者2025年12月4日在“国家底座：基层基础制度工作坊?宗族制”研讨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充实和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