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厚安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一些天了。我脑海仍然不时浮现先生的音容相貌。寒假期间，我又重读了先生的著述。掩卷后在不断地追寻：先生的贡献和成就已成定论，为史所载，有哪些是可以穿越时空而长存的呢？这就是先生独有而后辈独缺且与我受益甚多的人格魅力。
视野开阔，忧国忧民
我认识先生是1982年。那年上半年，我就读的政治系开设政治学课程。主讲老师是先生。政治学这个学科是1980年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恢复重建的。武汉有敢为人先的传统。早在1979年便有了重建政治学的举动。之后更是着力发展。华中师范大学闻风而动。先生是推动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先行者。先生担任我们78级政治学的教学。记得当年，正值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先生结合这一案例讲解国际政治，信息丰富，条分缕析，生动有趣，学生们大开眼界。我们组的组长赖同学下课回到寝室，还兴趣盎然，津津乐道。
先生眼观世界风云，耳听八方声音，知识信息量极大。他多次给我说，做政治学的人一定要有开阔的视野，不能将自己的眼界局限于狭隘的范围内。要多听取各方面的声音和信息，从中比较和辨别。为了获得信息并进行交流，先生很早便会使用电脑，之后又最先使用微信，直到99高龄还通过微信与人交流对天下大事的看法。据我校范军教授回忆，他也是先生去世前的微友。
正因为视野开阔，先生能够以发展眼光发现问题，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我国是人口大国。吃饭的事是天大的事。农民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先生一生关心农民，关注农民的命运，与他忧国忧民的情怀相关。近十年前，先生听说我到英国考察农村，还专门来信问英国农民状况。直到去世前，先生还与我谈论农村农民问题，可以说一生与农结缘。这是一种难以变动的情怀。
勇于反思，唯实求是
先生是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的中原大学的学员，新中国建立初期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学习，受到良好的政治理论教育。但自上世纪50年代，受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影响，政治的内容不断变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在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先生也在反思自己的学术人生。2001年，先生回忆道：“我本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已近半个世纪，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在反思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唯书、唯上、不唯实’，不变是没有出路的。”
有反思才有进步。先生不仅是政治学科恢复重建的先行者，更是农村政治研究的开拓者。在先生这一代政治学人中，先生是最早，甚至是唯一进入田野并终生致力于田野调查和农村研究的学人。进入田野是思维方式的革命，这就是必须以田野上发生的事实为依据，从田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是一种实证思维而不是规范思维，是首先问“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这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种“唯实”精神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科学虽然也需要“想象”，但最终也要以事实为依据来证明或证伪。
当然，任何直接经验都是有限的。当田野调查成为基本方法之后，先生又提醒不可忽视理论。不是只到田野，走在乡间的小道上，就是田野。进入田野，需要理论准备和目标；深入田野，不仅看到表象田野，还要发现深层田野；走出田野，要对田野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研究，产出理论成果。只有这样才不是碎片化的田野，而是获得规律性认识，这就是“求是”。自先生率先进入田野后，我们的田野调查经历了个案调查到全面调查再到深度调查的不同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的反思和总结，努力超越，有所进步。
坚韧不拔，朴实刚毅
田野作为一种方法，基本要求是到田野现场。先生自从事农村研究，便将到田野现场作为学术人生的必经之路。进入田野时，先生已是耳顺之年，但仍然兴致勃勃行走在田野大地上。先是到全国进行普遍调查，把握整体，后到个案点深度调查，再后住村进行田野实验。记得1996年，先生、我与王敬尧老中青三代人同行，到四川省大巴山区做调查。当地山高路陡，先生自己上山不容易。当地老乡用抬物品的竹竿将先生抬上山。到山上后，住在农户家，家中的小牛刚离开母亲叫唤一个夜晚，先生和我都整夜未眠。1998年，长江遭遇百年难遇的大洪水。在先生指导下，我们单位在九江对岸的农村进行村治实验已有一年多。我和先生经汉口去实验点。车到汉口，因为内涝，路上的水已近小半人深，汽车无法行走。我们只好下车在水中前行到轮船码头。那一年，先生已是古稀之年。
因为从事农村基层政权研究，先生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并得到负责基层政权工作的民政部的高度重视，有了相当的学术地位。但先生将自己作为普通人，以朴实刚毅的态度行走在田野路途上。一次在炎夏中从北京返汉，火车票实在难购。后来受相关部门帮助，得以上车但没有座位，我和先生只好在餐车与众多人挤在一起回到武汉。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农民，是最为普通的普通人。只有将自己作为普通人，才能与普通人交往，才能让普通人愿意说普通话。
田野上苦不苦，说不苦是假话。但先生经常说，苦中有乐。这个乐就是我们自己有新的收获。人的天性趋乐避苦。没有人会自找苦吃。但是先生经常讲，做农村研究的，是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因为可以从田野上获得新的知识和看法。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先生的话感受愈深。耳顺之年，我发起了“深度中国调查”，走遍了全国的东南西北。古稀之年，我再上大凉山，有了新的认识。前次只是看到了行为，这次发现了制度。这是坐在书房里难以认识到的。当下进入AI时代，田野调查面临新的挑战，人们不愿意到田野现场。实际上，无论是什么时代，田野带来的现场感受和灵感是无法替代的。我们拥抱AI，但原始的手工劳动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从田野起步并以田野为特色和优势。远离田野，就意味着失去根本和特色。
乐观豁达，自我超越
先生这一代人经历过战火动乱和运动折腾，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但先生乐观豁达，笑对人生。我认识和追随先生40多年，从未见先生有什么烦恼，更没有见生气发火。即使是生命大事，先生也泰然处之。记得十多年前先生在医院手术，刚从手术室出来，他就对我们说，人哭着来，笑着去。先生去世前的一个多月前，我去看望，还与我兴致勃勃地交谈了一个来小时。尽管先生说可能是与我最后一次交谈，但仍非常坦然。我祝愿先生跨越世纪，只是没有想到走得太快。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正确看待他人容易，正确看待自己困难。先生胸怀坦荡，将自己置于复杂的时代之中，讲自己的成就，也讲自己的过失。功过得失不回避。先生在《乡土大地上的思考》一书的前言说到，“功过是非我也是有份的，当然我的作用，是也好，非也好，都是微不足道的”。先生曾经多次讲到，参加土地改革时，年轻气盛，“斗地主”有过火行为。晚年，先生专门去当年参加土改的地方，竟然还遇到被斗争的“地主”。那位“地主”也很豁达，数十年过去了，记得但不记恨先生。我认识和跟随先生40多年，先生只有功，有大功，而没有“过失”。过去的“过失”为时代的复杂性所造成。但先生严于律已。直到去世前的“自悼文”表示：“我这一生，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平凡的参与者。功过是非，我皆有份，纵然微不足道，也无法回避。正因如此，更应实事求是，不夸己功，不讳己过。”这种对人生的坦然，超越了自我，是先生一生实事求是的反映。
先生在“自悼文”中说：“在生命的终章，我与徐勇教授提出的“田野政治学方法论”，被纳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研究方法分析报告（2026）》，作为1987年提出的研究方法之一，跻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方法的系统谱系。这于我而言，是此生治学的一份圆满。”
历史是先驱开创的，后辈饮水思源，铭刻在心；历史又是后人书写的，后人承接前辈事业并发扬光大，是前辈最为期盼的。先生独有的人格魅力 是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并不断激励着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