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陵:“仁术”义辨 ——以孟子和朱熹的诠释为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 次 更新时间:2022-07-16 19: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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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陵  

  

   摘要:齐宣王不忍牛觳觫而以羊易牛,孟子将此概括为“仁术”,以消解维护衅钟旧礼与倡导“爱物”的仁的新观念之间的张力。“仁术”是行仁的巧法,突出了仁心的实现问题。朱熹要求从恻隐之心出发反求其本心,出于内在仁心的一切为善且可行的举措,都可归属于“仁术”的范畴。君子“远庖厨”体现了“不见”的艺术,但关键还在仁术的扩充推广。在强调仁的普遍价值的同时,又须注意爱之实践的先后差序。注重保民爱民的本然初心,恰当把握“仁术”“合权度”的双重蕴含。反求本然初心离不开社会实践的推动。“仁术”为“讲仁爱”的社会主流价值的推广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

   关键词:仁术;不忍;巧法; 本心

  

   在中国哲学史上,“仁术”之说自孟子提出,构成为儒家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过,在宋以前,包括《孟子》的注疏在内,虽然也有不少儒家典籍对此“见其生,不忍见其死”的恻隐之心给予了关注【1】,但从全局上看,汉唐时期儒家仁学的发展,主要偏重于理解仁爱的内涵,阐发仁义的价值,探讨“五常”间的关系等,并未过多思考“仁”在实践中如何恰当实现和运用的问题。

   一、《孟子》中的“仁术”及意涵

   《孟子》记载,齐宣王见衅钟之牛觳觫而心中不忍,于是命牵牛者以羊易牛。齐国百姓以为这是因牛大羊小,王爱惜其财的缘故。齐宣王虽不认可,却又不知这究竟是出于何“心”?于是向孟子请教: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2】

   爱财属于正常人的思维,但对这一日常认知,齐宣王却感觉很受伤,因为一头牛或羊作为“财”的重轻,在一国国君实在是不足虑之事。故深怨百姓不能体贴他“不忍其觳觫”的内在心理。但这究竟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机制,齐宣王不得而知,故期待孟子对他的启迪。孟子的启迪,实际包括恻隐发动和以羊易牛的双重内容。

   在前者,不忍或恻隐之心的发动是有条件的。一方面,它依赖于道德主体的经验感知,即实际“见”与“不见”。“见”,则必然引起与此物(牛)相关的内在仁心——不忍之心发动;“不见”,没有对象的触发,主客之间没有直接关联,则不会生成“不忍其觳觫”的心理反应。对象物与人的真实交际是必须的条件。另一方面,恻隐之心的生成,实有赖于先在性的道德预设,即仁心、善性“我固有之”,“孟子道性善”【3】也。在《孟子》既定的场景中,没有先天的善性,无论外在场景怎样刺激,也不可能导出人的不忍。反过来,人能有怵惕恻隐之心,证明他的确具备内在的仁德。

   相随而来,便是以羊易牛的道德选择。在一定客观情境的刺激下,人内在的仁德、即善的本性必然会被触动并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即孟子概括为“仁术”的齐宣王的以羊易牛。孟子从孔子那里承接了“仁”这一思想核心,又结合他所处时代诸子论辩的现状,突出了“仁”在社会的实现问题,其大讲“仁义”便是其考量。“义”是“仁”由内而外的适宜表现,但表现需要有表现的方式和策略,这就必然涉及“术”的问题。

   重“术”在战国中期是时髦的风气,最典型的是道法家宣扬的制御群臣的法术、权术。譬如与孟子生活在同一时期的申不害,便是以其“术”治知名:“(韩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4】孟子因之意识到“术”的重要性。他曾举例言道:“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5】从其叙说可知,“术”就是指手工工匠和巫医这些有一计之长的从业者的求生之法,如“匠术”“医术”等。孟子经过自己的慎重考虑,将作为方法、技艺的“术”摘取出来,与他自己心仪的“仁”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仁术”的概念。

   “仁术”通过以羊易牛的方式得以展现,仁之实施表现为一个“合情合理”的道德选择。然而,这一选择是否恰当和唯一,还值得讨论。因为齐王要落实他的仁爱之心,以羊易牛只是选项之一,实际还可以有之二、之三等多项。倘若如此,情况会是怎样,是否还能得到孟子的肯定?这需要具体分析:

   首先,“衅钟”作为一种至少周以来相沿的礼仪【6】,齐宣王并不以为可以废弃。钟之本身,曾长时期作为国家礼乐文明的物质载体,是国家重器,象征着诸侯国家的统治权力;而衅钟之礼,则体现着君王对国家重器的崇敬,具有一定的神圣性,所以,“何可废也”?然而,在《孟子》所载的场景中,作为衅钟礼仪的执行人的“牵牛者”,其“然则废衅钟与”的反问,说明“废衅钟”也是一种可能的选项,“衅钟”之礼的神圣性其实取决于君王的心境。

   其次,出于心之不忍而不废衅钟的心境,齐王是否可以另换别的牛(非当下)或其他牲畜(非羊)这实际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以小易大”。羊小而贱、牛大而贵,“以小易大”是客观事实,百姓亦据此认定齐王爱财。后来《孟子》的注疏者,亦认为羊与牛存在小大、轻重之殊【7】。那么,在齐王已明确否定是吝惜财产的前提下,这个小大轻重,就应是礼仪层面牛重于羊的牺牲地位【8】。另一是“隐其无罪而就死地”。牛与羊均无罪,却牛活而羊死,只痛惜牛而不痛惜羊,明显不合理。这就必须要找出一个恰当的理由,以回答齐王的“是诚何心哉”!此“心”在孟子就是恻隐之心,亦即仁心;仁心对生命的关爱,本应平等地播撒,“牛羊何择焉”?但这理论上的平等必须与现实的情景相结合,现实是牛出场而羊未出场,人见牛不见羊,故在牛之“觳觫”触动了齐王恻隐之心的情境下,牛被替换,羊成了牺牲品。

   第三,不论是“牵牛者”之反问还是齐宣王可能的选择,都表明了包括“爱物”在内的珍惜生命的仁爱观念,越来越浸润着人们的心理,并淬炼和提升着人们的道德意识。衅钟之礼的废否与不忍发动的仁心的冲突,揭示了守旧之礼与维新之仁之间,实际开始了重新协调与组合。

   就是说,不能“无罪而就死地”虽然只是作为假设性的陪衬场景出现,但这一假设场景本身,就已反映了在礼坏乐崩的历史大势下,仁的精神已嵌入到礼之中,并对礼本身具有了制约的效力。早先,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9】孔子强调礼的形式必须具有仁的内容,与旧时礼仪相匹配的内容,已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被人们所抛弃或遗忘,新生的仁学要求从内容方面对礼进行革新。到一百多年后的孟子时代,尽管流行的习俗,仍然是不能因仁而废礼——“何可废也?以羊易之”【10】!但是,很明显,如何恰当把握和处理新旧变革中仁与礼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时代的课题。

   孟子为解答齐宣王的疑惑,创新性地提出了“仁术”的概念以应对时势的发展。“仁术”的核心仍然是仁,它经由心之“不忍”而彰显为确定的道德选择。往后,儒家经学对此的思考,是接着孟子的仁学智慧向前走的。从赵岐到孙奭,以“为仁之道”和“为仁之一术”释“仁术”【11】,突出了“为仁”的主题。“为仁”即实际践行仁爱。践行仁爱的具体方式和技巧可有多种,“以羊易牛”便是其中之一。

   一旦选择了这个之一,便不会再有之二、之三的别的选择。结合孟子的“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和“见牛未见羊”已可以推出,问题的焦点已从引发不忍的具体对象物——牛或羊,转至人的见与不见;至于见与不见的对象是什么,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因为它们只扮演了引发恻隐的触媒的角色。在根本上,齐宣王的以羊易牛,是孟子性善论的现实证明——人人都有内在的善性(仁心),而且它必然会要迸发,并表现为一般的生命关爱的意义;同时,仁心的发动固然属于必然,但它之实现却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行仁之“术”的问题凸显了出来。

   二、朱熹对“仁术”价值的发掘

   自宋开始,理学家承接孟子而“为往圣继绝学”,包括“仁术”在内的儒家仁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获得了全方位的发展。

   张载是理学阵营中开“仁术”先风之人。他笔下的“仁术”,主要基于一种理性情感及与仁者之心不忍而发相随的具体举措。因此,张载极力倡导“复”井田、封建和肉刑,并以此作为他的基本政治经济主张。折中协调仁礼关系,是张载“仁术”的重要内容。他希望通过循礼和复礼的手段,去真实体现仁者爱人的价值。不过,张载之于“仁术”,主要还是基于应用的层面,从理论上疏解“仁术”并发掘其价值,到朱熹才有了真正的推进。

   (一)仁术之变诈与巧法

   就语词言,“仁术”突出了“术”,“术”常常被视作为了实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机巧诈术12。仁术之“术”会不会也是如此呢?

   朱熹申明,“术”确为“巧”而非为“诈”义:“‘术’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缘后来把做变诈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难处处,须著有个巧底道理始得。”【13】天下难事比比皆是,需要有灵巧的方式去应对和处理。“术”作为一种行事的手段和方式,与“诈”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仁”固然是美德,具有极高的道德价值,但是,如果没有恰当的施行仁的方式,其意义便要大打折扣,因此就需要“仁术”出场:

   陈晞周问“仁术”。曰:“术未必便是全不好。且如仁术,见牛之觳觫,是仁心到这里;处置不得,无术以处之,是自家这仁心抑遏不得流行。故以羊易之,这是用术处。有此术,方得自家仁心流行。”【14】

   “术”是“用”而有的,它与“仁心”之间,本不属于内在必然的关联,而是为扫除仁心流行障碍,相机采取的某种灵巧做法。譬如“见”牛觳觫,仁心已发,但在衅钟之礼不可废的情况下,如果无恰当之术去应对,已发的仁心就将被抑遏而不得流行。所以,需要相适应的“术”去解决,在《孟子》就是以羊易牛的权变。仁术也因之由外入内,与仁心共同构成为整体仁德的存在和流行样态。

   朱熹于此,立足心性本体论的视角,结合他熟悉的未发(未形)已发的思辨,具体进行了探讨。

   术,谓法之巧者。盖杀牛既所不忍,衅钟又不可废。于此无以处之,则此心虽发而终不得施矣。然见牛则此心已发而不可遏,未见羊则其理未形而无所妨。故以羊易牛,则二者得以两全而无害,此所以为仁之术也。【15】

   “术”本身是行事的巧法,因为方法的灵巧,仁心得以彰显而施用又恰到好处。但是,“法之巧”到底巧在何处呢?在《孟子》陈述的情境中,齐王实际已经完成了前半段事,即通过以羊易牛的权变,纾解了杀牛既所不忍、衅钟又不可废这种两难的心境,所以孟子肯定其为“仁术”。那么,问题便集中在面对百姓讥讽爱财而王却无力自辩这后半段事上,朱熹就有必要深入探讨。

   朱熹的阐发,从“见牛未见羊”入手,阐明仁心虽先天本有,却有未发已发、未形已形之不同:人既见牛,则仁心发动而不可遏止,并引出相应的道德选择——牛因心之“不忍”而得以免死;因未见羊,“不忍”羊的心理潜在未发,阻止牺牲羊的道德选择也就不会产生,从而有所谓“两全而无害”。

这里的“两全”,当有双重的寓意:一是就事件言,指不废衅钟和以羊易牛;二是就“此心”言,从未发到已发均得以兼顾。然而,羊毕竟被杀死,如何却是“无害”?朱熹与学生对此曾多有讨论,但基本意思不变:“所以以羊易之,则已形之良心不至于窒塞,而未见之羊,杀之亦无害,是乃仁术也。术,是做得巧处谓之术。”【16】不忍杀牛的良心呈现,需要一个绽放和扩充的心境;而作为代价的,是不在场的羊的牺牲。以此为“无害”,乃是基于人自身之“理”:衅钟事大而不可中止,“礼”的秩序仍需要维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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