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学勇:融贯性论证的整体性面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 次 更新时间:2014-11-16 21: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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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学勇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法律论证的正确性宣称,一方面要求一个正确的司法决定应当能够根据有效法逻辑地推导出来,另一方面要求所适用的法律规范本身是合理或公平的。前者需满足逻辑一致性的要求,表现为演绎式的线性证立方式;后者需满足融贯性的要求,表现为各个理由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是一种整体性的证立方式。坚持融贯性标准的法律论证,在本质上是一种整体性的证立方式。

   【关键词】法律论证 融贯论 整体性

  

   阿列克西曾提出法律论证之正确性宣称的两个面向:第一,一个司法决定是正确的,如果它能够根据有效法予以证立;第二,一个司法决定是正确的,如果适用的法律是合理的或公平的。[1]P24这一立场表明,一个法律上正确的决定必须满足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的要求:法律上的有效性与内容上的合理性或公平性。据此,对一个特殊的规范性命题--法律判断或法律判决--的证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内部证立和外部证立。依照普遍的看法,内部证立处理的问题是:判断是否从为了证立而引述的前提中逻辑地推导出来;外部证立的对象是这个前提的正确性问题。[2]P274内部证立要求司法决定应当从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中推理得出,这是一个演绎推理的过程,属于单调性逻辑范畴;外部证立要求演绎推理的前提应当是合理或公平的,而该前提的合理或公平的性质来自于有效法体系中其他法律规则、判例甚至是有效法体系外的经验或理性规则的支持,由于支持该前提的理由并非是如单纯的法律规则一样具有假定的当然效力,所以这一层次的证立并非是一个演绎推理的过程、而是一个论辩推理的过程,属于非单调逻辑范畴。其非单调性主要表现在,演绎推理之前提的支持理由被置于开放的场域中,对该前提正确与否的判断,有赖于对这些理由之间关系的衡量。最理想的状态是,多个理由之间彼此形成相互支持的、融贯的网络结构关系,从整体上对该前提形成支持关系。因此,法律论证的融贯性要求使论证在结构上呈现一种整体性特征。

   一、内部证立:法律三段论的能与不能

   阿列克西的一句断言:"与内部证立相关联的问题业已在'法律三段论'这个关键词下被多层面地加以讨论"[2]P274,即表明三段论是内部证立的主要形式。随即,他举出了内部证立的最简单形式:

   (J.1.1). (1) (x) (Tx → ORx)

   (2) Ta

   (3) ORa (1),(2)

   实际上,这就是法律(学)三段论的基本逻辑结构,其意思是:

   (1) 对于所有的x而言,若x满足构成要件T,则法律效果R适用于x。

   (2) a满足构成要件T。

   (3) 根据(1)和(2),法律效果R适用于a。

   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演绎推理的逻辑模式。在这里,这种演绎式的三段论推理所起到的作用是:检验某一特殊的法律判断是否有效。如果实际的裁判过程能够被理性重构为如上所述的逻辑模式,那么,这一判断就是有效的。

   演绎式三段论推理在大陆法系国家是经常被使用的一种法律适用方式,大陆法系有崇尚制定法法典化的传统,法官针对具体个案所做判断,只要能够表明是从制定法演绎推理得出的,一般即可获得足够的有效性。无论是古代的司法传统、还是近代对西方法治理念的移植,我国总体上是承继了制定法传统,演绎推理既是司法实践中为法官广为使用的一种司法手段、而且是学者们所热衷讨论的理论问题。从推理形式上看,演绎推理是一种非扩充性的论证方式,即演绎推理的前提是预先存在的,而经过推理得出的结论,通常隐含地存在于它的前提之中,只要它的所有前提为真,其结论也必然为真,所以,我们通常把演绎推理看作是一种必然性推理。一个广为流传的例子是:

   大前提:所有人都会死

   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所以,苏格拉底也会死

   通常情况下,这是一种很可靠的推理方式。因为演绎三段论的推论力在于前提之间的逻辑必然性、逻辑一致性,前提中没有提到的,结论毫不涉及。[3]P124-125所以,在大陆法系的制定法传统下,人们就是希望依靠演绎推理的推论力--大小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得出符合制定法原意的裁判结论。因而,在推崇三段论的学者那里,它也就成了限制或克服情感、偏好、前见等非理性、个性因素对法官裁判活动之影响的最佳手段,以防止法官的恣意裁判,从而保障判决的客观性与确定性。与此同时,演绎推理是在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二分格局下而进行的,其操作适用过程极为清楚,只要一个具体事实满足这个规范所规定的所有事实要件,就可运用逻辑推理得出相应的结果,因此也能够排斥了个体性因素对法律适用过程的影响,使司法裁判获得科学的外观,增强司法裁判的说服力。

   然而,以如此简单的一种逻辑推理模式来说明无数复杂个案之裁判结论的正当性,似乎有些捉襟见肘,人们对法律三段论在法律证立中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对三段论在法律证立中的作用,人们习惯于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价:有效性/合法性(validity)与可靠性/真实性(soundness)。一个论证是有效的,只要它符合演绎三段论的形式性要求,即大前提蕴涵小前提,能够逻辑地推出结论,它在逻辑上就是有效的。逻辑学始祖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对三段论及其有效要件的界定,即已体现出明显的形式性特征。他把三段论界定为"一个论证,在这个论证中,某些东西被规定下来,由于它们是这样,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词项,必然得出另外一些不同的东西"[4]P37,而一个有效三段论的条件则包括以下内容:"在每个三段论中,一个前提必须是肯定的并且必须有一个全称前提","只有当所有前提都是全称的时,才能证明全称的结论",并且,两个前提或者至少有一个前提必须与结论相同(所谓"相同"是指在必然、实然、或然方面)。[5]P142-143这表明,在三段论这一必然性推理中,只要前提内容真实、形式有效,结论必定是蕴涵在前提之中的,前提中没有的东西不会出现在结论中。据此推论,依照演绎三段论推理,法官所做出的判决结果本身就是预先存在于法律规范之中的。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推论吗?这一问题,需要在考察三段论的可靠性之后,才能予以回答。

   事实上,单纯基于三段论证立的结论不一定是可靠的,三段论的有效性与它的真实可靠性--即产生真实结论的力量--是有区别的,这是因为,"真实可靠性不仅取决于具体的三段论是否合法,而且取决于前提是否真实。"[6]P55三段论的功能仅仅是表明了推理过程的有效性,却没有显现出大小前提的真实性。在实践推理过程中,不仅小前提--法律事实--的确定并不是一个逻辑过程,而且法官将大前提--法律规则--适用于事实,也是对规则不断进行修正、重新制定的过程。依照波斯纳的看法,司法过程是一种关涉实践理性的过程,诸如轶事、内省、想象、常识、移情等通常会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影响,因此,他认为,在法律推理上,科学方法几乎没什么用,故与科学相比,法律倒是与神学和形而上学更接近。[6]P78-89故而,运用三段论推理只能保证思维形式的有效性,却无法保证思维内容的真实与可靠。这一证立方式的大小前提如果出现问题,即使其过程再合乎逻辑形式,也无法保证内容与结论的正确性,用亚狄瑟法官的话说就是,"(如果)将垃圾输入系统,出来的结果也是垃圾"[7]P92。

   显见,三段论的功能仅在于为人们提供一个形式上的逻辑模式,用以检验某一具体判断的产生是否遵守了形式正义原则的要求,它所提出的要求是"遵守一定的规则,其表达了必须对属于一定范畴的一切人按照一定的方式对待的义务"[2]P275,如果某一司法裁判能够被理性重构为三段论的推理过程,那么,这至少说明这一判断是符合形式正义要求的。但是,人们在满足了对于形式正义的基本心理需求后,往往还会提出更高的实质正义的要求。"三段论的论证力量在于言说者和受众接受论证的前提都是理所当然的"[8],一个判断不但要在形式上能够被还原为三段论的推理过程,而且在实质上该推理的前提都应当能够被合理接受。一旦大家不能接受三段论推理的大小前提,比如对人是否会死、苏格拉底是否是人提出疑问,那么,纵使这一论证完全满足形式正义的要求,它也是没用的。国内多位学者即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三段论在法律论证中的作用局限性展开批判的,如焦宝乾讨论了三段论在裁判的合理性与可接受性上的不足[9],张其山和周舜隆则提出应当正视裁判者的主观因素在法律论证中的积极作用,以弥补三段论推理过度偏爱形式正义而引起的不足。[10]但是,他们只是提出法律论证中应当考虑实质性的内容,以弥补三段论的不足,却并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些实质性的理由如何结合才能证立裁判结论、以及它们在结构形式上与三段论的证立方式有何不同?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阐释外部证立中各种理由是如何支持裁判结论的。

   除上述学者所看到的三段论的局限性以外,笔者以为,单纯以三段论的形式性要求作为某一司法裁判的证立标准,还面临着以下问题:

   如上文阿列克西提供的内部证立的逻辑结构所示,三段论推理中,大前提是一个全称判断,结论也是一个全称判断,而且,作为结论的判断事先是包含在大前提中的,一个明显存在却很少有人注意的问题是:经过演绎推理,我们并没有获得什么新的知识!这与亚里士多德创造三段论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三段论推理与其它推理方式一样,是人们获得新知的一种手段,其作用在于对人类新知的探求上有所帮助,而不在于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A表述所有的B,并且B表述所有的C,那么A表述所有的C。"[11]P11这一表述中,前提与结论是一种充分条件关系,即前提真与结论真之间是一种必然关系,一方面,可以由前提为真必然推出结论为真;另一方面,由结论的真假来检验前提的真假也成为可能。亚里士多德创造三段论的目的恰恰在于后者,即通过结论的真假检验作为前提的假设知识的真假:作为前提的命题通常是人们在认识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尚未证实为真的假说,如果从前提演绎推出的结论,经实践检验与外在客观相符,则说明前提中的假说可能为真;反之,前提中的假说则应是被修改或放弃的内容。由此可见,三段论的最初作用,并不在于从一个必然性前提出发,推理得出一个没有新意的结论,而在于检验前提中尚未确定的知识是否为真。所以,波兰逻辑学家卢卡西维茨才有了如下的评价:"亚里士多德构造的三段论原来不是一个推论,它们都不过是一些由前提的合取式作为前件,由结论作为后件的蕴涵式罢了。"[11]P9而现今,我们对三段论的使用,多是从普遍的必然性前提出发,演绎推出一个具体的判断,以前提的公理性、必然性之性质,来证立作为结论的具体判断的可靠性。正是因为此,人们看到的多是三段论作为某一具体结论的证立手段的不足之处。如哈格将这种论证方式比喻为"容器"(container)式的论证方式,每一论证的前提都是事先把某些信息置于一个容器内,三段论能否完成证立的任务,与"容器"所装载的信息是否足够充分有关。 而波斯纳干脆把演绎推理的大前提看作是一个"杂货箱"[6]P92,法官所要做的就是从杂货箱里挑挑拣拣,把事先装进去的东西有选择地再拿出来而已。

由于我们对于三段论之作用的认识有违于亚里士多德创立它的最初意义,所以,现今人们在司法裁判中使用三段论的目的,也就决定了它在功能上的局限性:难以充分体现法律论证的说理功能。司法裁判的首要目的在于合理解决法律争端,为此,法官必须在争执不下的两造意见中做出取舍,而对于任何一方当事人来讲,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说服法官,以做出对己有利的判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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