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流、张超、于柏华、李璐、白中林:在全球和谐中商谈法治——第24届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学术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0 次 更新时间:2015-05-11 17: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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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流 (进入专栏)   张超   于柏华   李璐   白中林  

   1909年10月1日,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IVR)于柏林成立。恰值其百年华诞之际,2009年9月15日至20日,第24届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来自58个国家的800多名代表与会,其中中国代表300多名。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全球和谐与法治”(GlobalHarmonyandRuleofLaw),无疑,“全球”、“和谐”及“法治”这三个词汇的话语配置,透露出中国欲以自身所特有的文化气质加入法哲学全球商谈。

   本次大会分全体会议、专题会议、分题会议举行,全体会议10场,专题会议49场,分题会议9场。围绕大会主题,与会者就法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等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所涉论题有50余个,例如:法律文化与世界和谐、文化普世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中国法律思想和法哲学、法治理论、法的本质、法律推理与衡平方法、实践法学、法律论证、政治义务、法政治学、法律与语言、人工智能与法律等等。

   按照全体会议、专题会议及分题会议的大会结构安排,现将本次大会讨论的若干内容综述如下:

一、全体会议

   本次大会的全体会议由十位发言人的演讲组成。全体会议发言人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学者,也是各自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在全体会议中,杜维明、张伟仁及信春鹰三位发言人向全世界集中展现了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和中国的法哲学。此外,在本次大会的开幕式上,大会全体代表为今年4月份刚逝世的IVR执委会主席麦考密克先生举行了默哀仪式,会议由此而显得更加庄严与凝重。

   (一)拉兹:世界秩序中的权利

   在当今法哲学、道德哲学及政治哲学领域有重大影响的约瑟夫·拉兹教授在本次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先作了“世界秩序中的个体权利”的主题演讲。他所关注的是在“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中的个体权利主张以及实现这些权利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首先,拉兹对权利理论的若干“常识”进行了简要解释,以便为进一步探讨权利在世界秩序中可能发挥的功能做了知识上的澄清与概念上的必要界定。他阐述了四个要点:一,拥有权利意味着拥有对权利主体而言具有价值之物;二,拥有权利本身对于权利主体是有价值的,权利构成了课与他人以义务的根据;三,他人对权利主体负有不得侵犯或妨碍其权利之享有或实现的义务;四,权利主体可依其选择免除或终止此义务。透过这四个“常识”,拉兹想要表达的是:权利并非是根本的或“不证自明”的,其依赖于“利益”;权利并非是孤立的,其意味着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又总是与特定的生活环境和价值取向关联在一起;与权利最为相关的是(作为个体的)权利主体,权利不应被化约为某种外在的保障机制。

   其次,拉兹批评了一种常见的将人权作“普适性”解释的观点,依此观点,人权的普遍性在于其基于人之本性。以受教育权为例,拉兹认为“人之本性”并不能为人权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人权作为个体权利的一种类型,总是与特定生活形式关联在一起,人权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而只具有“共时普遍性”。在这个限定之下,他阐释了在目前变动的世界秩序中个体权利所可能发挥的三个作用:个体权利强化了“作为人而生活”这个价值;对个体权利的追求有助于改变国家、法团、国际组织主导国际事务的局面;对个体权利的追求开启了影响国际秩序的新的政治渠道。

   再次,在明确了权利并非“自在之物”,而是与他人的保障义务有着必然关联之后,在界定人权时我们面临着两个困难:与程序有关的困难以及与内容有关的困难。前一个难题与解决权利范围之争的拥有合法权威的建制有关。而这又意味着:第一,如果对某事物存在一项人权,那么就有义务建立或维持公正、高效及可靠的机构,以监督人权的实施并保护它免受侵犯;第二,通常来讲,直到此种意义上的建制出现之前,我们都不得强制实施人权;第三,如果环境不允许建立这种机构,那么这个权利就不是人权。

   后一个难题源于文化的多样性,既然已经否认了人权的那种绝对的普遍性含义,转而强调人权的“共时普遍性”,在界定人权的内容时,文化多样性就是必须被考虑到的问题。此外,人权内容界定上的这个难题还反映在实践领域,即,在人权实施之时,谁有资格来对其内容进行界定。

   最后,拉兹指出,这些困难并非人权特有的,它们是个体权利普遍面临的难题。对这些问题,尽管目前尚没有成熟的解决办法,但国内与国际层面上的公共辩论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行之道。

   在会议的讨论环节,一些与会代表就权利与文化差异、人权的界定标准、人权的实现方式、人权的现实意义等几方面提出了问题。拉兹在回应中强调了人权的共时普遍性,人权在表现形态与实现方式上的多样性,以及人权对于国际政治秩序的重要性。

   (二)杜维明:文化多样性、文化间对话与和谐:一种儒家视角

   在大会发言中,汉语文化圈的著名学者杜维明教授针对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不可调和的悖论,以一种儒家思想的视角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杜维明教授认为,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悖论关系源于“原初人际纽带”的复杂性。种族、性别、年龄、语言等作为“原初人际纽带”构成了人类自我认同、自我实现之根,它们既有利于不同层次上的“团结”,同时又构成了分歧与争斗的根源。“原初人际纽带”的这种复杂性却被启蒙精神所抛弃了,尽管现今出现了一些改观,但仍没有超脱启蒙的“理性主义偏狭”。儒家的“天下精神”提供了超越这种狭隘性的重要理论资源,能够为文化多样性提供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视野。

   他接着说,儒家所提示的这种全面综合的人道主义,可以简洁地概括为“以人为本”,其所追求的是自我、社会、自然和天道相接的和谐共存。这是处理文化多样性问题的总体性框架,其落实则需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完成。从目的角度考察,一方面,对话并非是为了转变他者,以自己的信仰来改变对方的想法,而是在“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指导下实现互惠互利;另一方面,对话的重点并非是阐述自身立场,而是为了达到自我反思的效果,这构成了文化不断进步的动力。出于此种考量,杜维明教授具体地提出了七项文化间对话的原则。

   儒家的这种全面综合的人道主义,很可能在两个方面受到攻击,其一是混合公私领域的“家国不分”,其二是对政治和道德的混和。对第一个批评,在区分“个人”与“私人”的基础上,杜教授认为儒家并没有混同公私。对第二个批评,他以为,儒家将政治与道德关联起来并非是一种缺陷,相反为我们超越以自我、亲戚、民族乃至人类为中心的狭隘观念提供了可能。因此有必要在重新界定“公私”、“群己”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纳入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之中。

   最后,杜教授强调,不能将儒家注重的“和谐”混同于“统一”,“世界大同”这个理想不能理解为字面意义上的统一性或同一性,而应该在“团结”这个意义上理解为质上有差异的统一性。

   在讨论中,就儒学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儒学的负面影响以及儒学的现代意义等,有些与会代表提出了问题。杜维明教授在回应中,一方面强调了儒学与现代政治的关切性,特别是其对传统自由主义的超越性意义;另一方面又指出儒学自身的多元性,强调要从其积极面入手,而不能不加区分地一概而论。

   (三)加拉邦:十字路口的法官:在世界性与普世性之间

   法国司法高等研究院主任安托万·加拉邦先生首先区分了全球化的世界性和普世性两种维度。基于此,他总结了三种理想类型,即国家、世界性和普世性。国家处理人民和主权问题;世界性与物品流通有关;普世性基于超越国界的道德秩序假设,给出的是一套共同原则。

   但是这三种理想类型之间存在着冲突,世界性层面上的反战并没有促使我们逐渐走向某个统一世界。全球化导致了世界性法律的碎片化、裂解和多元异质,以及专业共同体和共同世界的破碎。卷入全球化过程的法官,并不能在国家、世界性或者普适性的空间层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法官站在三重不完备性的交叉路口:反人道罪概念所揭示的实证法制约;为成为制度而奋斗的不完备性世界法律;永远不会在某个领土国家中充分兑现的普适性法律想象。

   如果说世界性法律与普世性有冲突,那么,司法干预,以及其他规制权威的介入,就可以帮助世界性返回到共同世界。通过把那些已经被分裂的普世性维度和世界性维度重新锻造在一起,法官们为共同世界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通过投身于叙事活动——即阐明金融与经济利益的世界性内涵与安全、人权或环境这些超经济价值,法官必须致力于把法律原则的普世性与市场力量以及领土国家现实政治的保守性结合起来。建构中的世界既不是把民族国家维度扩展到整个地球,也不是把世界性绝对化,更不是对普世性的总体运用,而是从这三个维度中挖掘成长的潜力。这就需要张开手臂迎接市场力量与世界诸原则的权威之间所达成的新妥协——这些原则赋予正在发展中的世界以终结正当性,并能够为所有人分享,而不只是服务于那些被挑选出来的少数人,如商人共同体。

   加拉邦发言后,学者们主要提出下列几个问题:1)各国法官是否能在实现分配正义上发挥作用;2)从国家层面上看,法院并未在立法层面上通过参与立法表达其意志,那么在全球化中,法官是否有更多途径表达其社会主张;3)若不区分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是否只是新瓶装旧酒;4)国内法、国际法和全球法的关系是怎样的。

   针对上述问题,加拉邦先生认为,首先,法官的判决在国际层面上是有效力的,在分配正义的实现上发挥着作用;其次,法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需要识别更多的政治意志,需要作为一个跨国的行动者行动起来表达其主张;再次,哈耶克强调内部规则的主张已经凸显出了其不足的一面,因此强调内外部规则相互的互补性是一种新方法;最后,国与国之间的法律从传统的比较法向共同法转变,法官的行为也是对其他国家法官同行之间相互借鉴学习的过程,其对案件的裁判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四)库苏拉迪:反思法哲学

   来自土耳其马尔德培大学的约安娜·库苏拉迪教授在这一主题下集中反思了“法哲学的问题域”。她对法哲学的反思并没有纠缠于什么是法哲学的界定,转而是以何谓法哲学问题入手的;即不论对法律提出何种问题,若同时包含规范性的方面和概念分析的方面,以及上述两个方面如何关联的问题,则此即为法哲学问题。

   具体而言,法哲学的问题表现为什么呢?库苏拉迪以从哈特对交通工具概念的逻辑分析出发,指出法哲学问题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思想的概念化。她并且以权利为例说明了概念化的可能途径。随后又扼要的阐明了其他几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

   一,规范评价的问题。库苏拉迪教授认为规范命题非知识命题,规范在认识论上也有不同的种类;而对规范的评价需要遵循3个步骤,即阐明规范的目的及理由;展示此规范有别于其他具有同样目的及理由之规范的独特之处;考虑此规范与特定现实条件结合后对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权有何影响。

   二,规范证成的问题。该问题主要聚焦于规范的合理证成。证成某一规范便是找出此规范据以推出的前提。在法律领域,此证成可藉阅读某法律诸条款的立法理由进行。因此,对某规范的正确证成可诉诸其推理前提,譬如考察其立法理由。

三,规范推导的问题。虽然该问题并非法哲学的任务,但后者对于推导的途径颇有涉及。她的发言只涉及三类规范:一类规范乃是归纳推理的结论,其出自对不同行为效果之评价;另一类是基于人类的价值知识而自特定条件下得出的结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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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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