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士其:整体性理解中的国家与社会: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8 次 更新时间:2015-07-03 11: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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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士其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政治学中新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强调社会群体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其成员在合理性标准与利益认定等方面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化因此作为一项制度因素被引入了政治学研究的范畴。本文借鉴新制度主义的这一研究视野,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的考察,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同构性,进而提出了一种对国家与社会进行整体性理解的可能性。在全球化时代,充分认识到历史文化传统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在文化继承的同时进行合理的制度创新,对非西方国家未来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较长时期以来,由于受到传统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西方主流的政治理论一直把独立存在的个人作为政治思考的出发点,社会与国家则都不过是这些个人为满足其基本需求而在理性思考基础上进行创造的产物。由于这些独立的个人同时被理解为具有相同的情绪与欲望,他们的思考服从的也是具有普遍性的理性法则,因而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社会与国家从结构与功能上说当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反过来,对国家或者社会结构与过程的理解,应该也可以被还原为对个人的情绪与利益的理解。由此引申出的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源自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应该具有普适价值,对于这种价值的任何怀疑或者否定,则不是出于集团利益,便是出于意识形态(当然,意识形态最终也可以归结为集团乃至个人利益)。所谓的文化,则被理解为对普遍人性进行操纵或者蒙蔽的工具。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以及合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都是这种思维的具体体现。

   应该说,在整个20世纪,世界各地不乏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真诚的信奉者和实践者,但可以说任何试图把西方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西方之外的努力都遭到了失败,这倒是印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橘生淮北而为枳”。另外,更细密深入的实证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发现,即使在西方国家之间,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人们对制度的反应模式实际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些发现使学者们不能不重新审视自由主义关于“理性人”的假设以及在这种假设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整套社会政治理论。这些批判性的理论既有规范性的,也有实证性的。前者包括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交往行为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等,后者的主要代表就是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新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人类群体的历史以及在其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对于这个群体的成员具有不可忽视的塑造作用,这种作用的结果,可能使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甚至对于合理性本身的标准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就此而言,文化传统本身具有一种制度的作用。虽然新制度主义内部又存在诸多流派,它们各自强调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这种研究路径对于文化和历史传统的重视使人们有可能得出一种与传统自由主义不同的对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解,即整体性的理解;同时也使人们能够以多元化的视野重新认识非西方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其文化价值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从而至少为在学术研究中克服西方中心论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性。

  

   一、国家与社会的同构性

   根据近代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社会与国家都是理性人为满足其个体性的生活目标创造的产物,因此,对社会与国家的理解从逻辑上完全可以还原为对人的理性及其欲望的理解。① 这样一种观念虽然有助于说明国家权力基本原则的普遍性,但也存在其内在缺陷,那就是,它完全抹杀了不同社会群体对于权力关系进行不同理解的可能性。事实上,被自由主义者宣称为“自然法”基本内容的各项原则从根本上说也不能摆脱其特定的时空局限,因而被不少学者称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②

   实际情况是,政治关系乃是一种伴随着人类共同体的发展而变化的结构,是内在于人类群体的人与人之间联系方式的体现。美国经济学家波拉尼(Karl Polanyi)在上个世纪中叶曾经提出,经济必须被内置于社会之中进行理解,③ 实际上国家也同样如此。

   国家及其集中体现的政治关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强制性,这也是使国家区别于人类其他组织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并非任何基于强制力的组织都能够具有国家的资格,这就说明,来自国家的强制具有其特殊性,或者说这种强制能够通过国家提供的其他方面的物品而得到补偿,从而能够为社会成员所接受。④ 这种特殊性或者补偿就是国家为某个地域共同体的成员所提供的社会公正。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离开了正义,那么国家与强盗团伙之间还能有什么区别?”⑤ 不过,诉诸社会公正,这仍然只是中间层次的解释。终极的解释是,国家之所以能够使其社会成员接受它的强制力,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权力关系及其所体现的政治原则,与它管辖之下的人类群体的社会关系及其基本的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逻辑上和事实上的同构性。因为这种同构性,所以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及国家奉行的基本政治原则,能够使其成员通过他在自己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经历合乎逻辑地得到说明或者解释。

   这意味着在某个特定的地域共同体内部,其国家与社会之间在结构与原则上是可以相互推演的。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同构性通常被简单地称为国家的社会、历史或者文化基础,不具备这一条件的国家则被视为暴政而最终被社会所抛弃。与此同时,一个社会群体也会把在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方面与其具有明显差别的其他群体的存在视为威胁,并且在政治上做出敌友之间的划分,同时也认可通过国家对其施以暴力。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所谓政治的本质就是区分敌友的观念,反映的正是这一方面的事实。⑥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曾经通过国民共同体意识在现代国家政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进行过说明。在他看来,首先,国民共同体的自我理解形成一种文化语境,而国民的归属感则可能让以往生疏的人们团结起来,一方面帮助民众克服地域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赋予民众为了自己的国家与敌人对抗甚至做出自我牺牲的精神勇气。其次,国民共同体意识、共同体的传统又为法治国家奠定了文化基础。法治国家法律结构中的空缺,则可以由关于国民共同体的自然主义概念来加以填补。因为仅仅依靠规范概念或者契约理论还不能说明,个人为什么会联合起来,以及应当如何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相对于成文法和法治国家结构这些人为秩序而言,国民共同体具有不言自明的特性。⑦

   强调国家与社会在结构与观念上的同构性并不意味着国家的一切行为完全由社会所决定。国家的产生,恰恰是为了克服社会内部自然产生的不安全、不公正、不稳定等问题。因此,国家基于社会,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于社会;国家在性质上与社会同构,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具有改造社会的可能。换言之,国家具有一定的自主活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国家自主性”的问题。⑧ 就此而言,无论根据霍布斯(Thomas Hobbes),还是诺芝克(Robert Nozick)⑨ 对国家起源的理解,也就是说即使假设国家的产生最初只来自于人们对起码的公共安全的最低要求,但国家一经产生之后,其赖以存在与运行的那些具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某个共同体特有的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观念,又会反过来由于国家的作用而受到影响,同时原有的社会联系方式也会因此而被强化或者削弱,在极端的情况下,国家甚至能够消除某些原有的社会联系方式或者创造出一些新的联系方式,以促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的结构,这就产生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整体性,也使这种关系最终成为某个地域共同体历史文化传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从根本上说,国家的自主性在确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仍然会存在一定的限度,那就是它只能在不完全突破社会的结构与观念体系的前提下对后者进行某些调整或者改变。因此,虽然国家是借助强制力来达成其目标的,但又不能对社会进行无条件的强制,它的存在与活动最终仍然必须以社会的认可为前提,或者说必须以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其提供支持并且接受其强制作为边界性的约束条件。

   对于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美国政治学家彼特斯(B.Guy Peters)有一段比较全面的概括:“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形而上的实体,它具体化为政府的法律和制度,但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政府的法律和制度。同样,在这个传统中,国家和社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性质的影响。例如,社会结构要从国家的认可而非公意的显现或者市场的日常运作中获得其合法性。”⑩ 这种观点可能被自由主义者当作黑格尔主义在当代的体现而加以批判,但它的确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深层次的一些内涵,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或者说它们是一个能够而且也需要相互说明的整体的不同侧面。这种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意味着,国家不是与某个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与传统无关的中性强制机构,相反,国家的结构与行为最终的逻辑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和历史基础。正是这种文化和历史内涵使国家的制度、法律及其运行方式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获得合法性,同时也使任何一个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彼此不同。(11)

   上述国家与社会同构的观点把对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为对社会的理解,这是与自由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但接下来还有一个对社会如何进行理解的问题。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仅仅是个人的机械集合,这意味着,当个人组成社会时,他们的任何特性都不会发生变化,因而对社会的理解可以还原为对人性的理解。从霍布斯到洛克(John Locke)再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这种所谓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一直是政治自由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种理解则是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杜尔克海姆(Emile Durkheim)所提出的“方法论集体主义”。与前者不同,“方法论集体主义”假定社会制度不能还原为个体行为者的行为动机与行为准则,相反,它具有自己的历史与自己的生命。

   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角度出发,可以把社会理解为人类群体内部相互关系发展的结果,而最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结果的就是一个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它们使不同的人类群体相互区别,同时塑造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格,并且通过他们在时间中传承,形成他们对其所属共同体的忠诚感与归属感。因此,并非对个人的理解提供了对社会的理解,相反,只有对社会的理解才能提供对个人的理解。

   因此,不仅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性,而且社会与其个体成员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同构性,三者同样是可以而且必须相互说明的,并不存在抽象的个人、社会与国家。这就意味着可以对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一种整体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政治共同体这个概念就具有了异常真实的含义,因为它标明了某种在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上可以明显区分开来的界限,而国家则是共同体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最典型和最集中的体现,是“一个社会组织自身、保护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以及维护不可能像商品一样被‘交换’的社会价值的唯一的机制”。(12)

  

   二、作为制度的历史、文化与价值

在对国家与社会的整体性理解方面,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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