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脱胎换骨纪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49 次 更新时间:2009-01-18 17: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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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公元1957年1月初,夜幕笼罩着北京前门火车站。

   呜!“北京——兰州”的列车慢悠悠地启动,拖着沉重的尾巴,呼哧,呼哧,沿着京广线向南行进。

  车厢里,一群刚二十出头的大学生,脸贴着烟雾弥漫的车窗,望着向后驰去的红墙、绿瓦、高楼、庭院、树木、行人……没有送别的人,一个也没有!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痛苦?悲伤?凄凉?惘然?惆怅……想到这一去,不知哪年哪月能再回到这从前魂萦梦绕的地方,不由自主地都在心里反复低吟:“……再见吧北京……再见吧母校……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不知不觉地,低吟变成了低唱,低唱又变成了放声歌唱;开始是一人,接着是两人、三人、四人……不一会儿,便成了全车厢几十人的合唱。徐美英主动站到列车中央,挥臂指挥,L君也拉起了那从南洋到北京形影跟随的手风琴。这是我们曾十分自豪地歌唱的《青年团员之歌》。然而,现在失去些进行曲的豪迈,多了些失落的忧伤,有人甚至流着眼泪。唱到第二段时,都异口同声地作了相同的改动。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啊!

  …………

  我们自幼向往的一切,

  宁死也不能让给敌人。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

  万众一心捍卫真理。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北京,

  请你吻别你的儿女吧!

  再见吧,母校!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母校,

  胜利的我们定要回来!

  再见吧,北京!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

  我们曾经魂萦梦绕的首都啊,北京!我们亲爱的母校啊,母亲!你们听到了吗?祝福了吗?

  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入了“另册”的应届毕业生,在“没有问题”的同学离校三四个月后,终于结束了四五个月的学习、劳动和交代,拿着学校统一买好的车票,上了这趟列车。说是“毕业生”,却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说我们是不合格的,是“废品”。在校几个月的“学习、劳动和交代”,其实是要我们承认“罪行”,做到“口服心服,永不翻案”;更重要的是等待给我们做结论——作判决,也许是需要做的“判决”太多太复杂的缘故吧,我们离校前看到的并不是公安局铅印的、最次也应该是油印的“判决书”,而是一张可能是由党支部审议通过的(据说,没有党支部的班级,便由团支部执行这一任务),手抄的《X X X问题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或者干脆是《结论和处理意见》,要我们过目并在其上签字之后,便立即被收了回去。当时,谁都认为,那只是象每年都做的“鉴定”之类的东西,没有多大用处的,谁会想到,它竟是决定我们此生命运的“判决书”啊!所以都没有想到向“组织”要一份,以备后用。鬼使神差地,我看了之后却模模糊糊地觉得,那上面写的不是真实的我,现在不允许我问,总有一天我得问个清楚。恰好衣袋里有笔和一片纸头,我便偷偷摸摸地把它抄了下来(见我的另一篇文章《我是怎样成了“蛇”的》)。但是,下款的“审查人”等我竟没有写!当时我认为不会发生背着牛头不认帐的事,书本告诉我们,这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在这份“判决书”上签字之后,我们便走上了征途。尽管我们无法抑制内心的忧伤和惘然,却仍然固执地认为,这只是孩子学步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已。对这样的孩子,哪个母亲不是说“不要紧,爬起来再走”的呢?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也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吗?“……没有犯过错的人是没有的……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改正就好了……”?我们绝不认为,自己从内心相信和热爱的党、从内心尊崇的伟大领袖,在未来的岁月里,会冷酷地、毫不留情地鞭笞我们这些怀着满腔真诚,说出内心真实想法的孩子。

  列车到了南行的终点站——郑州。一路上下去了不少同学,半夜里来到这个南来北去、东来西往的枢纽站,又下去了一批。原来挤了差不多一个硬席车厢的同学,现在更少了。当列车又呼哧、呼哧地启动的时候,在那黑暗的一角,传来了一男一女哀伤的二重唱,也许是借此排遣对现实的迷惑和对明天的茫然吧:

  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地唱,

  让我们回忆少年的时光,

  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飞到遥远的地方。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我们并不惋惜。

  嗨……嗨……我们深厚的战地友谊,

  就在那行军路上温暖我们的心,

  道路引导我们奔向前方

  …………

  顺着歌声望去,女的是和我同系不同班的S 君,男的该是她的朋友吧?没有见过。为什么两人都上了这趟车?在党号召青年团员帮助党整风的日子,聪明的女同学都弃党的号召于不顾,而忙于找个户口在北京或上海的男朋友,以便填写毕业志愿时,能借男朋友之名,名正言顺地永远留在北京或上海。只有单纯幼稚而又以天下为己任的傻瓜,才会为了使党更加伟大、光荣、正确而诚心诚意地帮助党整风,并且在填写毕业志愿时,大义凛然地填上:青海、新疆、甘肃、宁夏、黑龙江;甚至什么也不填,只写一句活:祖国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那年西藏没有名额,不然也会填上“西藏”的。就在这时候,同学中悄悄地流传着一个消息,说S君有个在总政歌舞团的男朋友,一个劲地追她,而她却全心全意地选择了在政治教育系的中学同学,并且以为他献出她的第一次,来回绝了那总政歌舞团的朋友。填写毕业志愿时,两人都填了甘肃。大概那便是她那学习政治教育的男朋友了。可谓郎才女貌,十分般配……为什么?他也上了这趟车?

  过了郑州,列车沿着黄河西行。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列车旁边时隐时现。从车厢里往外望,偶然能看到奔流的浑黄河水,有时能看到陡峭的悬崖和垂挂在崖上的枯枝,多数时候却只能看到布满黄土、碎石的宽阔河床中,一条细细的黄水,似流非流地喘息,完全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汹涌澎湃气势。一种情绪又油然而生,痛苦?悲伤?凄凉?惘然?惆怅?……我也说不清。

  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

  你的光荣历史,永远记在心上,

  旱季来临,你轻轻流淌,

  雨季时波涛滚滚,你流向远方。

  你的源泉是来自梭罗,

  万丛山送你一路前往,

  滚滚的波涛流向远方,

  一直流入海洋……

  这歌声像是应和我的情绪,沙哑,缓慢,低沉,是L君拉着手风琴在自弹自唱。莫非这母亲河激起他对远方的母亲河的思念,想到慈爱的母亲,为未能回去孝敬妈妈而深深忧伤?一个华侨,怀抱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舍弃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告别白发苍苍的爹娘,来到这一穷二白的大地,竟落了个戴上帽子有家归不得的下场!

  列车员报告,西安到了。许多人从行李架上拿下大包小包,下了车。L君下去了,S君也下去了,列车呼哧、呼哧启动之后,她的男朋友仍然孤零零一人站在车门前招手,久久地。看来,这对情侣分手了。为什么?自愿的?不可能。若是自愿的,早就可以分,还可以留在北京。那么,是强行拆开的?可能,但是不叫“强行”,是“爱护”,你划不清界线吗?组织帮你划清。这样的例子,我们班还有……

  车窗外,白雪纷飞的天底下,广漠的黄土荒原之中,时不时出现一片片古旧的房屋,墙壁、瓦片都是土黄色。有时还能看到房檐下一串串金黄的包谷,火红的辣椒……终点渐渐近了,北京、母校、父母越来越远了。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路,有多长?怎么个走法……

  只剩我们三个,肖敦煌、徐美英和我,背着还不算太重的背包,孤零零地站在月台上。还没有到达终点,眼前的兰州火车站被包裹在工棚之中,我们往哪儿去?背着背包在附近转悠了半天,总算找到一间一面用竹蓆挡风的尚未盖好的旅馆,住了进去,和衣而卧。还好,有徐美英作伴,否则真会吓得半死——凡有人的地方便不会没有色狼。如果说,在此之前我们都还一直在“不知天高地厚”的空中楼阁里做梦,那么现在是脚踏黄土地,开始“生活”了。

  次日,好不容易地在曲里拐弯的胡同里找到长途汽车站,买了到西宁的汽车票。为了填饱肚子,随便地在附近饭馆吃了两顿饭,每顿都是一大碗又麻又辣的羊杂碎汤泡大饼,倒是辣得冲跑了浑身的哆嗦。晚上又回到那一面是竹蓆的房中过了一夜。第三天,一早就起床(这“起床”只是个惯用语。其实既无需穿衣着裤,也找不到水可以洗漱),高兴地伸展四肢,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快到家了!

  我们从火车站取出行李,一个从南到北紧跟着我们的铺盖卷,一点衣服,及用装衣服的箱子装的沉甸甸的一大箱书籍和讲义:我们始终认为,书本便是知识,知识便是力量,是我们为祖国为人民服务不可须臾无的工具,宁可把别的东西丢了,也不能把它们丢弃。顾了辆架子车,从火车站拉到汽车站。

  汽车是一辆新出产的解放牌大卡车,车头后面是个大车厢,顶上盖了个两头透风的帆布篷。车厢里没有座位,更没有行李架。行李全得交给车站的工作人员,然后,由他们不由分说地扔到车厢里,不管里面装的是破衣服、臭书本、还是珍珠宝贝。再由他们把这些软的硬的、方的圆的、长的短的行李,从前到后,排成三排。两边两排靠着车厢两边的栏杆,中间两排则紧紧挨着。这便是座位。

   乘客按车票的顺序上车。既没有踏板,也没有梯子。车厢里已经挤满了行李,车屁股的挡板也不能打开。唯一的方法是,跳起来双手抓住车栏杆的高头,再引体向上翻越栏杆,跳入车厢。这对于没有在军训中练过翻越障碍,在劳卫制锻炼中引体向上又从未及格的我们,是一大考验……

  在工作人员的监督之下,乘客分四排坐在三排行李上。两边两排背靠车厢栏杆,脸向中间;中间两排则背靠着背,脸几乎碰到对面人的脸上,膝盖犬牙交错地紧紧相挨。

  “嘀!嘀!”汽车开动了。多么高兴!我们快到家了。多么自豪!我们坐着我国自己出产的大卡车进藏了,就像当年文成公主一样!

  朱总司令说,青海是祖国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号召有志青年去贡献青春,去把她建设得更美丽。当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上发布这消息的同时,发表了许多有关青海的报道,还发表了画家董希文的好多油画,如《春到西藏》,《长征路线写生集》等。报道中、尤其是画中的西藏、青海美极了,犹如人间天堂。看了这些宣传报道之后,我们决心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这十分可爱的地方。我们三人不同班,可毕业志愿的第一志愿都是青海。现在,来到这十分可爱的地方了,我们睁大眼睛,要捕捉出现在眼前的美丽景色。然而,呼呼的刺骨寒风挟着粒粒泥砂,藉着汽车行驶的高速,从车头至车尾穿堂而过,刺得我们睁不开眼睛。而且,双手渐渐不听使唤了——冻僵了;不久,双脚也冻得不能动弹了。更糟的是,肚子也开始咕噜咕噜叫了,似乎在向我们示威:再不加油,就断了你们的卡路里。这才想起,一早起来,在兴奋和急忙中竟忘了吃饭。看看周围的乘客,头戴皮帽,还耷拉下帽檐;身穿翻羊皮大衣,还竖起宽大的领子,把整个身子缩在大衣里,几乎每人都拿着个黑糊糊的馒头还是饼子在啃。我们呢,身上不过是一件薄薄的棉衣,还是从家乡带到北京,穿了四年,现在又穿在身上的。衣箱别说不知坐在谁的屁股底下,就算能取出来,也没有比身上这身更能御寒的衣物了,除非拿出棉被……

  “嘎吱!”一声,汽车停了,同时一声吆喝:“都下车!吃、喝、拉、撒。只是千万别睡,还要赶路。”

  这一声喊可真及时,除了我们仨,所有人都“呼”地站了起来,翻过栏杆,跳下车去。我们仨,则互相帮助着,这里捶捶,那儿捏捏,好不容易手脚可以活动了,才僵硬地站了起来…

  待我们脚踏大地,定睛一看,好家伙!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里俨然是一片荒原,没有民居,连一棵树也没有,只有一些枯草的断茎在凛冽的西北风中抖动。傍着把我们带到此地的公路,是一条细细而又湍急的水流。它们仿佛两根平行线,从这空旷而又昏暗的荒原中间流过,越远越细,一直延伸到灰蒙蒙的远山跟前,山脚下才依稀有些房屋。这里,有一点儿生活气息的,便是站在荒原中央大路旁边的,一间孤零零的四四方方的小屋,土黄的墙壁,土黄的屋顶,窗框门扇也都是土黄色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吃喝拉撒呢?

  走到那孤零零的小屋门口,看到有人正端着大碗蹲在条桌前的条凳上呼噜、呼噜地吃,才知道这不是厕所。向小屋后面走去,转过拐角,便差点儿撞到一个正敞开老羊皮大衣撒尿的男士身上。我们的出现并没有使他心慌脸红,倒是我们心慌脸红了,赶紧转过身……远远地,看到与我们同车的除了我和徐美英之外唯一的一个女乘客,正在大衣的掩护下方便。于是我俩急不可耐地跑了过去,边跑边想:真是“天当房,地当床,大衣变茅房”了。可是,我们没有大衣!……入乡随俗,一切都会适应的,一切都会习惯的,一切都会有办法的。这便是现实,是改造我们知识分子的臭架子的客观现实。这客观现实并不难适应,在几十年的改造生涯中,我蹲过许多离奇又离奇的厕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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