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8 次 更新时间:2015-01-30 11:01:58

进入专题: 反右  

韦君宜  

  
从“丁陈反党集团”开始,一顶顶大帽子从天而降

   简直说不清丁玲、陈企霞怎么就会变成批判对象了。我只记得开始大概由于《文艺报》上登了一篇关于英雄问题的论文,陈企霞的观点与流行观点(实际就是苏联那一套一味歌颂英雄的观点)有分歧,但是这怎么扯得到政治问题上去呢?他有一次在党组会上为此拍过桌子。还有一个李又然,说是他的宿舍里张挂着许多裸体画,是道德败坏。我并没有去看过,但听艾青说,那是西方美术作品!若果如此,以作家协会而提出这种“罪状”来,真是可耻透了!对丁玲则是旧话重提,批判她过去的作品以及《三八节有感》之类。又说她近两年的作品全是以个人为中心,每篇散文都离不了个?我”。总之,我根本就记不得他们有什么突出的“罪状”。当时主持批斗会组织工作的黄其云(女),后来还在“文革”中间专门写了一本纪实小说,记载反丁陈集团的详细经过。她是把这个斗争当丰功伟绩来写的。我想这本稿子倒实在应该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可惜的是在“文革”中间,我尚无这样的历史眼光。一听到有这样的来稿,只知气忿,立即摇头。以“真人真事不好写”作为理由,叫编辑部把它退掉了。

   在宝珠子胡同妇联礼堂开了二十几次批判会,每人都得发言。我也不记得自己发了些什么言。忙了一阵,把他们几个定成反党集团;还未完全定案,忽然又来平反。中宜部新来的秘书长李之琏主持其事,与作协新来的杨雨民配合。他们找当时的发言人一一谈话,要求订正原来的发言,于是这件事看起来又要改变了。

   就在反右派斗争发动的前些天,党中央再三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那几天我恰好到河北平山农村去,度那个不到两星期的“创作假”,所以详情并不知道。但是,那一段我的被别人操纵的头脑已经开始有点活动。不能不说赫鲁晓夫那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我有很大震撼。这个报告我听过两次传达,一次在北京市委,一次在作家协会,都参加了讨论。在北京市委的讨论会上,我亲自听见彭真说:“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我还是在这里听到了市委的负责干部们议论毛泽东主席说,他对斯大林有“两肚子气”。看起来毛主席对于斯大林的唯我独尊也是很不满意的。我想这正是他所以发动大鸣大放的原因,也是那一阵他忽然支持反官僚主义,说“太守以上”都不赞成他的原因。他以为人民对斯大林有意见,对中层干部也有意见,唯有他可以领导人民,左右人民。这正和“文化大革命”中他的指导思想一样。对于赫鲁晓夫,他并没有立即表态,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可能是要等一等。

   但是当时我不懂得这一切。我积极去组织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以为这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意见行事的,是反官僚主义。我读了《本报内部消息》、《锈损灵魂的悲剧》等文章,真使我的灵魂震动。我在市委的讨论会上发言,说:“我是党员,我听党的话。既然斯大林犯了这样大的罪恶,对不起党和人民,尽管过去我非常相信他,现在我就不相信他了。”在作协的讨论会上我们惊讶地讨论,怎么可能对伏罗希洛夫安装窃听器,怎么可能那样对待党的中央委员?然后我们还傻瓜似地庆幸,幸亏中国党内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是多么傻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准备了!

   我从平山回来之后,编辑部的李兴华他们就围着我叫:“现在形势可太好了!可大不一样了!”他们正在忙那《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把赞成和反对的两派意见都登出来;但显然是偏向于赞成的一面的。这时作家协会正在开鸣放会,我参加了一两次,听到李又然、丁玲、唐因、唐达成他们的发言。大致是对前一阶段(鸣放以前)那样整他们、批他们、把《文艺报》当一个贼窝来追查,很有意见。我在这会上冒冒失失发了一次言。我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所以那次发言纯属“打抱不平”性质的。我说:听到有些人说,在这里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讲呢?应该让他们讲。不管是丁、陈,还是周、刘(周扬和刘白羽),应当有同等的发言权。让他们都讲嘛!

   但是我这次“跳出来”,却引起了当时作协领导的注意。他们以为我是偏袒丁、陈的。加以我在下乡时候因为看见那乡村公共汽车对于乘客是那样的完全不负责任,写了一篇短文,凑巧又登在即将划右派的彭子冈所编的《旅行家》上,再加上我编的《文艺学习》发表了那些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后来作协就决定开会批判我了。把我和黄秋耘两人,联合起来进行批判。还在《人民日报》发过一个消息。

   那一阶段,作协的其他工作均已停摆,天天开批斗会。当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批丁玲、陈企霞的,后来又加上了冯雪峰,而且冯雪峰占了主导地位。那个会批的究竟是什么呢?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件大概是陈企霞同他的情人的秘密通讯。陈是有妻子的,跟情人通信当然得保守秘密。结果,这就被批判,说成是他的反革命秘密暗号。再一件是丁玲的历史问题,她怎么从南京国民党的监视下出走的。还有一件是冯雪峰在抗战开始后,曾因在上海工作上不愉快而离开,回到浙江,这事算不算政治问题?总之,这些即使都可算数吧,显然也与他们政治上是否右派毫无关系。但是,在那个批斗会上,硬是一顶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从天而降。他们本人自然毫无置喙的余地。就连别的人,在会议上辩驳一两句都完全不可能。记得有一位作协干部陈海仪,与我们编辑部本来素无组织关系,忽然站起来“揭发”道:“《文艺学习》编辑部还要发展反革命分子李孟昭入党!”这个李孟昭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校官,由解放军部队转业来我们编辑部的,我们支部从来没有讨论过要他人党,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介绍他人党。我当即起立解释:“没有这回事”。不料立即引起主持会议者的严词制止:“别人提意见,要回去好好检查,不要反驳!”于是一片喧声把我压了下去。——这里,根本不允许有任何申辩,不论有理无理。

    

   这已经到了人和人相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

   此外还开了好多人的批判会。记得批秦兆阳,是说他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批唐祈的理由,是说他讲了我们有些批判的捕风捉影。可是捕风捉影有什么不好?总是你有风可捕有影可捉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算。但是,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全国哪个单位不是如此?刘宾雁、王蒙、邓友梅……与我们编辑部有点关系的作家都已成了右派。我决不是埋怨那些经手划人右派的人,他们中有的人的确也想尽办法去保护下几个人。但是这一场狂潮是从上而下铺天盖地砸下来的。我自己知道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了。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杨述。他便转告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协,现在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我是个“一二九干部”,彭真知道)。我大概就是这样才得幸免的。不过批斗会还是要开,要我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别人。

   难道我能够不批别人么?不能。也得批。李又然的妻子刘蕊华在我们编辑部工作,别人贴她的大字报:“警告刘蕊华,休想往边滑”。我明知这完全是无理株连,也只好开只眼闭只眼。由于李兴华和陈企霞的关系,作协领导硬要把他划成右派,我虽然代打过一点掩护(说我们编辑部没有与丁、陈有关系的人),但是没法帮助他。最后,只好由我亲口向他传达把他划为右派的决定。这件事使我的心深深受伤。

   还有一个杨觉案,更加荒唐。因为他的妻子潘漪回乡养病,他去探视,正赶上那个村因为与邻村合成一个高级社,吃亏太大,要向上面反映。他们写了封信请杨觉带到河北省委,要求两个村仍然分开核算。结果那个高级社的社长来信给作协,说杨觉煽动分社,是破坏合作化。作协正在找右派找得眼红,发现了这个“破坏合作化”的,便要把他算上。我当时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我还尽力提了一个意见:派人下去调查一下再定。结果派了一个从未下过乡的年轻女同志。她去了一趟,把那位社长的全部谈话都记下来,而对于对方一点儿也没调查,就回来了,说那位社长是怎样怎样的高风格,是一心为了合作化,所以杨觉非划右派不可。叫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勉勉强强同意把他划上了。到1961年,杨觉提出申诉。恰好这时他的妻子潘漪在我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时我已经是社领导,便想做一点好事,使自己的心灵求得平安。我去和作协张僖联系,共同受理此案。然后由我社派人去重新调查。我选派了久做农村工作出身的人事科长刘子玉同志,加一个年轻精干的何启治,一同前往。他们调查的结果,果然与先前的调查不同,两面的话都听了,包括县委认为那件事情本来不必那样大搞的意见,也取到了。然后我们在作协开会,把当年处理此案的人都请来。只有先前去调查的那位女同志坚持必须划右派,别人都说可以重新考虑,看起来案子有可能扭转了。——但是谁也想不到,中央突然通知,凡划右派者,申诉要求翻案,一律不得受理。也就是一律不许甄别平反。全部的努力又都成空了。也就是说,当初各单位乱戳乱点的,甚至乱凑数字的这些“右派”:“敌对分子”,竟然连重新翻阅一下档案、看一看轻重,都不允许!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要厉害。那些运动,后来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

   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也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黄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都被中宣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交给秋耘看。他看了只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看不见人民的疾苦啊。”

   但是,他也还是比较便宜的。由于邵荃麟同志的力保,竟然免划右派,只弄了个留党察看了事。还有许多人,虽然有人设法保护,也没能保下来。例如陈涌,据说就是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还有个王蒙,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里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神州大地。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不过,说是那么说,我们已经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

    

   当年学生运动的骨干,怎么竟成了敌人?

那时我最熟悉的两个单位,一个是作家协会,一个是共青团中央;也还熟悉北京市委。作家们的情况已如上述,共青团中央把大批在解放前夕怀着一腔热情投奔解放区的青年干部划为右派,有李凌、丁望、王亚生、陈野……还有更早的学生干部陈绪宗、陈模、李庚。我知道那篇《本报内部消息》里所描写的那位到了中年就丧失了革命斗志的总编辑,就是陈绪宗。但是,到头来陈绪宗竟然也免不了划成右派。原因是他的妻子曾写匿名信对报社内某一同志攻击、不满。她攻击不对,最多只能说是个人行动不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反右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3329.html
文章来源:《百年潮》1998年第2期

16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