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三谈救救孩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04 次 更新时间:2012-07-18 20:36:47

进入专题: 文化大革命   宋彬彬  

雷一宁 (进入专栏)  

  很高兴,看到宋彬彬2012年1月改定的《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下文简称《想说的话》),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她没有停止思考;是因为她在文章开头就说“我应该讲了,哪怕风波再起,哪怕再次面对灵魂的拷问”。很好。人有灵魂,这是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灵魂者,思想感情也,人的一切言行都是被灵魂/思想感情决定的。

  

  在文章的最后,她说:“我将以对母校、对文革受难者、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继续进行反思。我更期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发生那样的动乱和悲剧”。她的同学叶维丽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下文简称《我看卞仲耘之死》)的最后,说:“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的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都在追问。” 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五人的访谈纪录《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节选)》(见《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8期,下文简称《另一种陈述》)里,访谈的主持者冯敬兰说:“ 作为女附中的学生,卞校长之死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理清历史事件,让亲历者反思,让后人知晓,让历史铭记,是我们的责任。”

  

  将近60年前,我曾怀着“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理想,考进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文革中是“红色恐怖”的受害者,我愿和你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不仅为了弄清楚师大女附中怎么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更为了不再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遭遇她们校长卞仲耘所遭遇的一切,为了中国更美好的明天。

  

  第一个问题 要武/红卫兵是怎样产生的?

  

  叶维丽是研究历史的,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她同意“真相在细节中”的观点,并说“对细节的认真挖掘,可以尽 量接近历史真实。”在《另一种陈述》中,她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中去看,不应该不顾历史的制约去苛求,同时也不能大而化之,而应该很仔细地去考察。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更何况在8月初极端混乱的状态下。”这段话说得简单明白点,就是“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的产物,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导师、领袖或贪官污吏、杀人犯,概莫能外。这是1949年“解放”初期,在我们这代人中曾大张旗鼓地学习讨论过的问题。当讨论完成其历史任务之后,这个理论就销声匿迹了,现在有重提它的必要。

  

  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比起别的孩子,你们更为幸福,生于红色家庭,长于红色大院(这个词组来自叶维丽写的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题目《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这时间、地点、条件,使你们从小就受到父母、前辈“打天下者,坐天下”等等思想意识的耳濡目染;一连串的“运动”,更使你们体会到共产党和领袖/导师的“伟大、光明、正确”,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一切在你们白纸般的灵魂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然而,这些在你《想说的话》中却很少叙述,只是说“除了上课,脑子里没有别的,就是玩”,连雷锋对你们的影响,也只是“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做 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从王杰身上学到的也只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还是先回顾一下有关的主要历史事件吧。

  

  1951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全国对一个以行乞筹款办学校的人——武训进行讨伐,并由批武训,到批武训精神,到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开了批教育、批教师的先河。同时废除了于1931年就有的“教师节”(每年的6月6日)。“新中国”没有教师节,为虐杀教师埋下伏笔。

  

  1952年,在“五反运动”中,从批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者开始,展开了全国性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国开始进入万马齐喑的时代。

  

  1953、54年,改造思想的武器,即《毛泽东选集》第二、第三集出版发行。

  

  1954年暑假,在高等院校中进行“忠诚老实学习运动”,从此,自由思想的领地——大学也开始万马齐喑了。

  

  1955年,从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引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开了“以言治罪”的先河。同年,从批俞平伯的“红(楼梦)学理论”开始,对种种“唯心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包括对教育理论和对美国教育家杜威及其教育理论的批判。

  

  这时,你们6、7岁,当然,不会参加这些运动,但是,你们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生活着,父母、长辈、亲戚等在运动中的地位及他们对运动的态度、言论等等,不会不影响着你们,熏染着你们。

  

  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来到这世界时,其头脑的神经,虽然部分已在母体里由受精卵的基因连接成通路,如,控制呼吸或心跳等,但还有数以兆计的神经未理出头绪,就像工厂里尚未装入软体的电脑晶片。它们像一张白纸,有无限的可能;它们在等待刺激和经验(即被使用),才会连接成脑部的通路。如,抱着孩子,让他看颜色鲜明的画图,孩子眼睛的视网膜神经便与脑部的视觉神经发生联系;触碰孩子的手掌,他用手抓你的手,然后放掉,你再碰他,他再抓,再放掉……反复多次后,他手部的神经加强了和大脑皮层感觉运动神经的联系。如果不给孩子以刺激和经验,不去使用这些神经,这些神经便会逐渐死亡,永远连接不上了。这些神经连接的最佳的时机是6 个月,最多是三年。所以有“6个月,定一生”的说法;中国也有句古话:“三岁看大。”也就是说,人脑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塑造的最佳时期是脑发育的关键时期,时间越早越好。“洗脑”正是抓住人脑的这一特点来进行的(详见刊载于《炎黄春秋》刊外稿中,雷一宁的文章《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再谈救救孩子》)。

  

  在你们进入学校之后,与教育(雷注:我在此文所談的“教育”均為廣義,不僅包括學校教育,還包括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和胎教等)、与你们的成长直接有关的历史事件就多了。

  

  1957年,经过开头叫“整风运动”,后来叫“反右派运动”的运动之后,中国进入全国用一个脑袋思维,按一个脑袋发出的指示办事的年代。

  

  这时,为了使你们成为共产党毛泽东所理想的红色接班人,在教育战线上、在学校里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

  

  57年1月10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加强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要求“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能放松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57年上半年,教育界在讨论教育中的继承问题时,指出:把教育看成是超政治、超阶级的“永恒”范畴,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是错误的……

  

  57年8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一级党政机关中抽调一千名高级、中级党员干部,派往大、中学校……工作,加强党对文教战线的领导。

  

  5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用机关下放干部代替中小学和业余学校被清洗及不称职教职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清理教师队伍和机关下放干部的工作,应紧密结合……以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及改变教师阵容。

  

  1958年,随着“总路线”的公布,全国进入大跃进岁月,运动更多了,如,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运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读书运动,大炼钢铁运动,教育大革命运动……这些运动常常是小学生也不能例外的,如,在支援农业大跃进的口号下,各级各类学校师生经常停课下乡参加农田水利建设、深翻土地、“双抢”、“三秋”等农业劳动;大炼钢铁运动规定高小以上学生都必须参加,致使教学工作基本停顿。在这些运动中,你们一定都是“毛主席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吧。

  

  在紧接着(1959年)而来的批彭德怀的运动中,你们会怎么样?彭是毛的战友,理应“打天下,坐天下”,但,他却不服从那一个大脑的指挥,硬要独立思考,要为那些挨饥受饿的平民百姓呼喊。这时,你们站在哪一边?……你们,生活在红色大院里,不会挨饥受饿,恐怕不会站在彭德怀一边的。

  

  1960年2月2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模范少先队员刘文学的事迹,并发表社论。于是全国中小学开展“学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动,要学生从小养成阶级斗争的觉悟。

  

  1960年3月7日,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各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会后,各省、市在教育界、学术界等界开展了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中心的学术批判活动,批判的锋芒主要针对“人道主义”、“人性论”、“和平主义”等观点。

  

  1960年上半年,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再次出现大办教育的高潮,要把12年制的小学,缩短为10年,并把教育程度提高到大学一年级的水平,为此,还把教育学的“量力性原则”乱批一通。你们一定是在这次运动中,小学没有读完六年就直接跳到中学的吧?

  

  1960年10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1963年2月,号召广泛开展学雷锋的教育运动,雷锋成了青少年学习的榜样。雷锋精神的第一条就是“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雷锋日记》成了青少年的道德教科书,书中几乎每页都有这样的誓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的“四季诗”成了人们的“座右铭”,其中两句是:“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阶级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1963年5月8日,毛泽东在对东北、河南两个报告的批示中指出:“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此后,各级学校广泛开展访贫问苦,请“三老”(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作忆苦思甜报告,通过社会调查写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等活动,向学生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

  

  1963年6月,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1963到64年,从批影响深远的《爱的教育》开始,在教育界掀起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批以南京师范学院附小斯霞老师为代表的教育思想,后来连电影《园丁之歌》也遭了殃。斯霞认为,教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强调教师“要以童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这些思想,被斥之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不但提高到“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的高度,还说“这场讨论揭露了教育战线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教育工作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教育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是和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决裂的斗争的序幕,还要有更大的主力战在后头。” 好浓的火药味!这还仅仅是“序幕”,看来 “更大的主力战”就是“文化大革命”了。可见毛早就策划好了,“文革”的突破口和主战场是在教育战线、在学校里。

  

  1964年,《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即红宝书)、《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相继出版发行。红卫兵的标志和武器/行动指南——“红宝书”出来了(红卫兵的标志是:洗得发白的草绿军帽和军装、腰束武装带、左臂佩戴红袖章,手握红宝书),全国又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中小学跟得更紧,出现了“语录进课堂”、“试卷引语录”、“人人用,堂堂用”等现象。

  

  1964年11月9日,高教部转发《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在和毛远新(其侄子,当时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谈话中,谈到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紧接着,不知是哪位很能“立竿见影”的干将,编写了一个大概名为《主课》的话剧,强令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彩排演出。

  

  时间刚进入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但,在社会上却是批凯洛夫教育学,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批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批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批电影《北国江南》……使人扑朔迷离,难道这就是“更大的主力战”?这就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这些人就是党内的走资派?原来,这一切都是为批吴晗的《海若罢官》(11月30日)鸣锣开道,那便是文革的开始了。

  

  以上所述,是你们16岁之前的有关历史事件。至于那概括了“要武”的精神的、红卫兵使用频率很高的两句话,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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