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北京师范大学在1957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65 次 更新时间:2012-09-07 23: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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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在纪念北京师范大学百年诞辰的日子,我写了《为了悲剧不再重演——致北京师范大学的公开信》一文(此文后来改名为《我是怎样成了“蛇”的?——为北师大百年庆而作》,收在俞安国、雷一宁编的《不肯沉睡的记忆——57学子的往事》一书中)。我在文章结尾说:“为了‘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美好的明天,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时候,那些真实的历史,‘难忘的岁月’却消失得无踪无影了!北师大到底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啊?”我,多么希望我的母校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成为世界的一流大学!多么希望孩子们不再遭遇我辈曾经遭遇过的厄运!此文写成后,我曾经寄出去,希望能公开发表,可是那时这只能是梦想;后来我又把它寄给几个同学,请他们帮我想办法(此事请参看《关于那段苦难历史的书信摘录》中的第三封王得后的信;第四封F.S.H的信;第七封雷鸣的信),可这仍然是梦想;最后我用电邮发给了北师大。终于,我在2006年2月21日收到北师大校史研究室王晓明的一封E-mail。现在,把它全文贴在下面:

  

  

  雷一宁老师:您好!

  

  您的来信我已认真阅读,感谢您对校史研究室的信任,告诉我们“孩子”的委屈和艰辛。在那个年代里确实发生了许多“父母”至今愧疚的事情,但我相信我们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还历史以真实。百年校庆时,学校并没有出版校史,使用的校史还是1982年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此书由于编写的年代等原因,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2005年底,学校决定编写百年校史,目前正处于紧张的工作之中。请您相信我们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学校历史的真实、科学做出努力的。同时,希望您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和关注学校的发展,帮助我们的校史编辑工作。

  

  校史研究室王晓明

  

  这几年,我一直在耐心等待,等待着能够看到一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写出来的“真实、科学”的校史。可是,没有等到。于是,“抢救历史,刻不容缓”这八个字不禁跳了出来。前不久,一位友人为了他那即将完稿的《57文库》,向我提了一个北师大在57年反右中的问题,我竟然不能回答,这八个字又一次跳了出来!等我们这些亲历者都去见上帝之后,这些问题,这些浸透着血和泪的历史事实,不就永远湮没了吗?

  

  这些天,为了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我除了写信、打电话、发E-mail,也上网搜索。有一条“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标明是1902-1999,但是,只显示第一页,第二页以后就打不开了,说“您无权访问该版块”。有不少“北师大校史”,标明的时间是1902-1982,却只是一本1982年出版的书,我想可能就是王晓明给我的E-mail中提到的书?有不少“师大校史沿革(或简介)”,50年代除了院系调整,均没有别的史实。打开“北师大校史研究室”网页上的“网上校史展”部分,从小标题“新生的北京师大”开始,写1949-1977年的史实。其下的小标题“曲折前进”之后,开始写1957年的史实。但是,1957及58年却只有一张照片和四句话,以后的史实,除了文革时期,就只有“前进”,与“曲折”全无关系了。现在,把这四句话原原本本地贴在下面:

  

  1957年8月,刘墉如来校担任党委第一书记。

  

  1957年开始,反右斗争扩大化和随之而来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教学和科研受到严重影响。

  

  1958年开始的教育大革命,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出现了许多违反教育规律的现象。

  

  1958年底,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后,学校曾对教育大革命中明显违反教育规律的做法进行了初步纠正,但是很快又被更“左”的反右倾运动所打断,学校的教学秩序再次受到破坏。

  

  看了之后,我有几点质疑:

  

  (1)1957年8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一级党政机关中抽调一千名高级、中级党员干部,派往大、中学校和若干科学、文教单位工作,加强党对文教战线的领导。刘墉如应当属于这批党员干部的一员了。但是,他怎么“加强……领导”了?与“曲折”或“前进”有何关系?为何一直到1977年他都没有再在这个“网上校史展”中出现?为何在附件(原《大事记》)中,他也直到11月29日才出现,而且与当时的大事“整风反右”无关?

  

  (2)据说北师大的著名教授曾经比北大、清华还多,在这个“网上校史展”的小标题“教师阵容”之后,就写明一级教授6人,二级教授16人,三级教授43人;6 位一级教授,还附有单人肖像照片。然而,只字不提此6人中就有傅种孙、钟敬文、黄药眠、武兆发4人在1957年被打为右派。黄药眠,当时的中文系系主任,是毛泽东钦定的右派;抱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从美国回来的细胞学专家武兆发,是反右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教授,甚至死后还遭到“鞭尸”:以“没有任何学问的大流氓、大坏蛋、大特务,抗拒改造,顽抗到底,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等等罪名被残酷批斗,还兴师动众在全校公布武的私生活,责令其妻在全校性的大会上作证词……这些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写出来?

  

  (3)在1959年的史实里,有一张照片,其说明是:“徐特立和师大学生在一起”,那照片上的一个个面孔好熟悉!仔细一看,竟是我认识的人——1953-1957年的中文系在校生!是因为57年不堪一提,不得不把这重大的史实(徐特立曾是毛泽东的老师!)移栽到59年吗?

  

  后来,一位难友给我发来了一份校史室编写的《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征求意见稿)》中的1957年部分(见附件,简称原《大事记》),并说,后来这份东西“已被覆盖,看不到了”。也许这就是那份说“您无权访问该版块”的东西?那上面有武兆发,但除这以外,就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私”了,不知为何“您无权访问”?是害怕武兆发的魂回来讨个说法吗?另外,那种写法,就像小学生用老师给的词语来造句,都是一个模式:“X月X日XX人(或组织)做了一件XX事”,根本看不出此事的前因后果。其实,这前因后果,不必大谈理论,只要把前后发生的事情都如实写来,就看得清清楚楚了。也许编写了这份《大事记》的,是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们对57年一无所知,又得不到有关的资料(包括那本《北京师范大学右派言论汇编》),只好凭能到手的一点点资料,整理出这份《大事记》来“征求意见”,后来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又把它覆盖了。那么,就让我以这份《大事记》为基础,加上手头的文字资料和头脑里的记忆,来整理一份大事记吧,这也算是对校史研究室 王晓明先生的回答,他不是希望我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和关注学校的发展,帮助他们的校史编辑工作吗?而且,还有……

  

  几年来,有件事使我很内疚。在《不肯沉睡的记忆》出版后,有些难友说,此书对他们造成了新的伤害,这可能是因为此书附录中刊出了三篇当年的“批判文章”(即下一段中提到的三文)的缘故,这种副作用我们事先早已估计到,并且也设法请一些知情者来对此三文进行“反批判”,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反批判”太少了。后来,师大同学王得后写了《负荆请罪也枉然》一文,向他伤害过的同学“负荆请罪”,我从中得知他就是《从落后到政治上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一文的作者。此文我是不敢公之于众的,因为在网上搜索时,出现了这样的话:“该网页含有国家网络监管部门不允许的内容,已被禁止访问!”我曾想,也许在咱们的《续集》出版时,能把此类文章收进去,以弥补我们的过失。但现在看来,《续集》出版遥遥无期,而我们向上帝报到的时间却越来越近了,尤其是我,一旦乘鹤西去,这就成了我永远不可弥补的过错。因此,写此文也算是向遭到伤害的难友表达我的一点歉意,尽管文中还有不少?号。……没想到,文章修改至此,我偶然得知,王得后的这篇文章,早已在《随笔》2007年第5期发表,因此我对提出此事就没有什么顾虑了。但愿老同学王得后能直面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实事求是地对我所写的东西补充和核实,像他研究鲁迅作品那样。

  

  还得说明一点,我手头的文字资料实在也少得可怜,只有两本书:一是叶永烈著《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一是俞安国、雷一宁编《不肯沉睡的记忆》。在《不肯沉睡的记忆》中,当年“左派”写的“革命性”的批判文章只有三篇:一、原载于154期《师大教学》上的“师大火星报编辑部”写的《揭露以“底层之声”为首的联合总部向党进攻的罪行》(以下简称《揭露“底层之声”的罪行》),二、原载于《师大教学》第174期上的“北师大中四乙班”写的《从落后到政治上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以下简称《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三、原载于1957年9月10日《教师报》上的张迈写的《他们为什么会堕落成右派分子?》。看过这类文章的人都知道,此类文章都是用断章取义、张冠李戴、东拼西凑、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等等手法炮制出来的(请参阅王得后文《负荆请罪也枉然》),除了吓人的大帽子,什么内容也没有,既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和姓名,也没有具体事实,更无有关背景(即“前因”),实在没有什么史料价值。连《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中也说:“他们像是一簇人影,随时都在同学中间游荡着”(见《不肯沉睡的记忆》第332页),此类文章的作者就是绞尽脑汁从这些模模糊糊的“影”、轻轻飘荡的“风”里提炼出重重大大的“罪行”的。现在,在得不到其他资料的情况下,还必须学会到里面去“捕风捉影”,以便让了解情况的人来辨别、核实或补充,也许,这也不失为一种寻找历史真实的办法吧!

  

  还有一点,我的主旨是为了说明“曲折”,与此无关的内容就略而不写了。日期前加*号者,为原《大事记》中原有的条款,无此符号者都是原《大事记》中所没有的;“日”字旁有?号的,是日期或内容有待核实的;“日”字旁没有这些符号的,是确实的、有据可查的;有的同一个日期发生的同一件事,并列了几种不同的叙述,是便于知情者鉴定、补充或核实,也便于读者从对比中辨别其真伪。

  

  

  

  1957年2月

  

  *18-23日,全校停课一周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本月,校委会会议讨论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等问题。

  

  27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毛主席面对1800多名党内外人士,系统全面地讲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极其开放极其风趣的口吻,鼓励大家鸣放。

  

  3月

  

  5日,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党委书记传达毛主席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2日,毛主席在邀请了许多非党人士参加的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内容比2月27日的讲话更加开放,鼓励人们打消顾虑“放”。下面这段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率很高的语录就是这次讲话提出的:

  

  “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条件……”

  

  4月

  

  30 日,毛泽东要中共中央统战部把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无党派的重要人物请上天安门城楼,亲自跟他们打招呼:“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大自然宣战!” “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人民日报》要登载《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全党就要行动起来。今天请各位来,是要请各位帮助我党整风。” 在回顾前些日子的鸣放时,他很风趣地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日,师大党委书记何锡麟向全校师生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又播放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

  

  5月

  

  1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反复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在全党普遍地、深入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宣布“放手鼓励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 5日,(师大)党委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联席会,研究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题。

  

  7日 《人民日报》刊载一级教授钟敬文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破浪前进》(见《六月雪》第429页)。

  

  *10日、13日,校党委连续邀请全校教授、副教授座谈,要大家帮助党整风。

  

  10日 《人民日报》发表一级教授黄药眠文章《我的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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