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脱胎换骨纪实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44 次 更新时间:2009-04-29 16: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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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我的《脱胎换骨纪实》写到1962年底离开农场便收了尾,那只是我的苦难历程中与男子共同的部分,我不能、不敢往下写了。为什么?一言以蔽之,因为我是个女人,是个妻子,是个母亲。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没有母亲节。现在,在西方思潮影响下,开始有人过母亲节了,但仍然不是像“五一节”、“国庆节”那种法定的节日,这无非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母亲”吧!“母亲”这个词是有的,但它的内容被虚幻化了,不再是指具体的“妈妈”,而是一个象征性的事物。

  在中华民族最早的社会里,母亲/妈妈曾是兼备了父亲和母亲双重功能的“皇帝”,如,神话传说中的女娲,不仅创造了人类,而且给人类以自由、快乐和文字,在天地崩裂的困难时刻,还承担了修补破碎的苍穹,重整乾坤的使命。可是在日后的中国主流文化中,在正史里,母亲消失了,女人大都是被妖魔化的性奴隶,够得上称为“母亲”的,除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孟母和岳母,还有几个?可这两个形象,究其实也只是失去了女性特征的“父亲”的变体,在她俩身上体现了多少母性的爱呢?为什么会这样?岂不是由于历来的“正史”都是史官 / 男人写的,他们要维护男人的权威吗?那些正史无法否定的女人,要么被扭曲,要么会任其在历史的尘砂中奄奄一息。她们之所以能在历史中留下一点儿痕迹,多亏了民间流传的文字的或口头的野史。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有说她能礼贤下士,发掘人才,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是“则天大圣皇帝”;史家也不得不承认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可也有说她弑女,屠兄,任用酷吏,是离经叛道的、神鬼不容的女人……孰是?孰非?无怪乎她死后给自己立了一块无字碑!这无异于告诉世人:尽管我不赞同你的话,但是我尊重你说的权力。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有哪一个男性皇帝说出同样意思的话语呢!

  母亲形象匮乏的结果,是传统文化中“母爱”的匮乏。中国的“国骂”,是以骂母亲或父亲的母亲为内容的,这就是明证!直至今天,在中小学生守则中提出要培养的,也只是对国家、人民、领袖、政权等抽象事物的“爱”,而没有对母亲 / 妈妈的爱——最原始的、也是最具体的爱。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说真话往往是要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尽管如此,仍然有人甘愿以生命和鲜血来换取说真话的权利,也许这就是中国包含了许多沉渣积淀的古老文明能够延续几千年而不被淹没的原因吧!如,公元前548年,大臣崔杼杀害了当朝的齐庄公。齐太史公毫不留情地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二话没说,杀了太史公。继任的是死者弟弟,他再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便再杀。三弟还书:“崔杼弑其君!”就在崔杼为杀与不杀犹豫不决的时候,南史氏也收拾行装准备前仆后继。崔杼终于害怕了,他不敢杀第三位太史公,“崔杼弑其君”这五个字就这样滴着鲜血载入了史册○1!这是一个关于史官的故事,再看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故事: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氏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氏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2有意思的是,据说在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曾在一次讲话中,引用这后一个故事来教导他的人民:讲真话是要以鲜血和生命作代价的,我们必须要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于是,人民以为自己进入了一个讲真话不用付代价的好时代了,然而……

  现在,世界已进入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数码时代,人类已经越出地球,向更广阔的宇宙空间进军。按理,正在崛起的中国也该进入万马齐鸣的时代了,我,一个女子,一介草民,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

  

  (一)

  

  我是在1962年底离开河卡青海师范学院农场的。能够离开农场,我既是喜,又是忧。

  喜是抽象的:终于结束了原定为一年,实为五年多的艰难考查,回到了人民内部。

  忧是具体的:这时,我已是个二十六七的大姑娘,按传统观念,已经太老了。这年龄还嫁不出去的女人,不是生理或心理有问题,便肯定是只“破鞋”。我戴过的帽子多了,并不怕再加一顶“破鞋”的帽子,最怕的是遭遇S君的命运——失身,不管是什么原因,对女人都是最大的痛苦,也是最大的耻辱。我必须设法把自己嫁出去,为自己找把保护伞。

  我们这代人,出生在“五四”运动之后。在留洋归来的陶行知及蔡元培等教育家的大力提倡之下,我的母亲是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进入男性天下,享受高等教育的第一代女性;父母是打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自由结合的新一代。在父母的耳熏目染之下,从小便可以阅读《孔雀东南飞》、《红楼梦》、《傲慢与偏见》、《简•爱》、《飘》等国内外名著,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潜移默化了我们幼小的心灵,我们从内心憎恶封建式的包办婚姻。

  1949年,当“雄鸡一唱天下白”时,我们正处在“危险的年龄”。教育学中说,十三四岁的少年,是生理、心理迅速成熟的时期,他们的心灵在躁动中探询出路。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无意识的。他们白纸般的灵魂 / 思想存在着任人随意涂抹的危险,因此,亟需对他们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指导,以帮助他们度过危险期,步上人生的坦途。那时的我们,目睹了旧中国的黑暗腐败,又目睹了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中国大地。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中,箪食壶浆地迎来了解放军。红太阳普照神州大地,禁毒,禁娼,禁赌,取缔帮会,以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自律……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美好。人们无不以为中国进入了梦寐以求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时代。接着,“人民政府”接管了所有学校,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女孩子,都义无反顾地挣脱了深锁闺阁,足不出户的传统,兴高采烈地进了学校,接受新时代的教育,以求独立自主。

  当家作主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高唱“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咚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多少年啦多少代,盼着那铁树把花开……”,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走家串户去向妇女讲解新婚姻法,讲“小二黑结婚”的故事;在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出来之后,同时也教她们读书识字——扫盲。要她们敢于摆脱“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男尊女卑”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传统观念。在“美帝国主义,万恶滔天……”的喧嚣中,甚至还想做现代的花木兰,到朝鲜前线去,打美帝国主义……

  这时,老师和书本没有告诉我们,在革命根据地的延安,曾经有一位背叛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女性,却因为写了一篇对根据地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提出一点点意见的《三八节有感》而遭到挞伐;也不知道,马克思曾经宣称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尺度,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是知道的,并以为自己正在为这一理想而奋斗。我成了南宁市立第一中学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在学习之余就登高攀低,写大标语,画宣传画,为巩固共产党政权而努力。不久,我被批准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列席了南宁市的政治协商会议。对于我自以为出身“不好”的顾虑,组织是这样教育我的:出身不可以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嘛……这些,都使我们毫不怀疑,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了。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生命中的“危险时期”。

  1953年秋,我们怀着主人翁的自豪感进了北师大中国语言文学系。然而,入学后,我逐渐产生了受骗上当的感觉。大学,历来是强调自由思想的世界。列宁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然而,当时的北师大并非如此……

  也许人们还记得,1956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曾发出一个通知:“在高校试开现时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唯心主义派别的学说的介绍和批判的课程”,如罗素哲学、黑格尔哲学、凯因斯经济学等,目的“在于开阔学生眼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使之能正确地认识唯心主义的错误和更好地学习唯物主义,克服教条主义,以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这说明,在“解放”以后,大学是不开这类课程的。在这些课程要开未开之际,反右运动开始,这通知也就自动作废了。

  当年给我们开什么课呢?那时,很少正式课本,大都是油印的讲义。我曾把这些厚重的讲义作为宝贝带到青海,可是后来大都付之一炬,现在已无案可查,只能凭记忆了。记得我们上过的公共课,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本似乎就是厚厚的《联共(布)党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我们读过的马、恩著作,记得除了翻译为中文的《共产党宣言》,就没有其他了。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称得上“革命”的历史可谓俯拾即是,可历史课似乎只有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的“中国革命史”,教材就是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尊者讳的、隐恶扬善”的历史。世界历史更是阙如。连合格的大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门外国语,也被删得只剩下俄语,到我们这一届连俄语也没有了。在公共课中,当然不能没有“教育学”和“心理学”。教育学仿佛是采用苏联的什么人编写的教材——也许是凯洛夫的吧;心理学只讲普通心理学,教师最需要的儿童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学则阙如。讲课的多是年轻教师,常常是一位教师讲一部分。个别老师也讲得好,但多数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加上后来对这两门学科的批判,现在几乎完全忘光了,印象很深的,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老师反复以狗为例子来说明条件反射的原理,这对我们是很新鲜的,不禁发出惊叹:“啊,原来如此!”惊叹之后的疑惑是:原来人也和动物一样!可是,我们是未来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为什么不对我们多讲些“人”的、尤其是人的灵魂的特性呢?人是能思维的动物,为什么不给我们开讲思维方法的逻辑学课?为什么不开辩论课呢?思维/思考的本质在于审察与批判,辩论在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中,使思维永不停息,永远活跃流动,这是充满生机的思考过程,也是追求真理的过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位教师,如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非常重视辩论和对话的。

  “语文教学法”自然不能少,不过现在尚能回忆起来的,只剩下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创造的《红领巾》一课的教学经验了。也许延续至今的语文教学方法,还是以此为样板的吧。

  作为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当然会给我们推荐一些必读的文学作品,多数是苏联 / 俄国的作品,但没有《日瓦戈医生》(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著,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更不会有世界公认的最富教育意义的、教师必读的读物,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爱弥儿》,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更大的问题是,学校图书馆的书少得可怜,我们年级共有二百多人,能抢到书的人也许还不到10%。

  继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56年5月26日在怀仁堂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之后,7月,青年团中央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有500多人参加的全国高校和中专团委书记学习会,专门对团的政治思想工作进行研讨。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在会上作了讲话,强调指出:“现在,我们高教工作最大的毛病就是用一个模子去要求学生……”那时,我们要参加政治学习会、政治思想鉴定会,作为团员,还有定期的组织生活会。通过这些“会”,我们知道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可是我们心中充满疑惑:既然如此,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要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会只是指有饭吃、有衣穿吧?应当是指被压抑了几千年的自我意识的解放吧?这不就是个性/人性的解放吗?……人们开始谨小慎微起来了。有个非右派的同学王得后,在《纪念册》(见2003年第一期的《随笔》)一文中说:“那时,赶不上学校开饭,到小饭馆吃一碗阳春面,也要在团小组会上挨批评,检讨‘小资产阶级作风’。在思想、学习、生活各个方面,无时无刻不在警惕地谨小慎微地诚心诚意地竭尽全力地‘改造思想’。”又说:“它曾使我自残而竟以为光荣,而竟以为在遵循导师的号召改造思想,向那统一的楷模看齐;它更使我伤害了我的同胞砚友。”既然有“改造”,当然就有“改造者”和“被改造者”;既然有“检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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