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57族”的命运

————“当代思想史”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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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 (进入专栏)  

   【专题名称】文艺理论

   【专 题 号】J1

   【复印期号】1995年05期

   【原文出处】《文艺评论》(哈尔滨)1995年02期第20-28页

  
 

   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式煽动。

   --储安平:《观察》

   卷首语

   1957年,中国有一大批文化人被"阳谋"诱入了"右派"的陷阱。这批人中,既有储安平、费孝通、陈企霞、肖乾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人,更有王蒙、白桦、公刘、李国文、刘绍棠、陆文夫、邓友梅、从维熙、高晓声、流沙河……这样的社会主义文学青年。这样,当代思想史上便有了"57族"这么一个专有名词,它不仅永远铭刻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像一道永难愈合的伤痕,更注定要以某种特有的文化品格在当代思想史、文化史的演进中发挥影响深远的作用,像一座纪念碑。

   因为有了他们,50年代才有过那么一小段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时光(当时"鸣放"中的许多观点都经受住了时间的磨洗,在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再放光芒,基于这种认识,我觉得:57年的"鸣放"是79年"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次预演),因为有了他们,良知、热血、天真、理性才再一次与屈辱、苦难、牺牲、叛逆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也还是因为有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品格与人生轨迹,才使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洞悉了当代思想史风云变幻的壮观气象、人心玄奥难测的奇诡风景……

   政治情结

   "57族"最突出的一个文化品格便是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占有很重要的地位。"①"修身齐家"这样的"私事"也与"治国平天下"的"大业"紧密相联。近代以来,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坎坷历程中,政治斗争一直是焦点所在。"思想启蒙"常常落实到政治运动上;"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呼声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上一直无法与"武装斗争"、"政治运动"的主题相抗衡,直至1979年以后,中国才渐渐走出"政治时代",进入"经济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连丁文江那样的科学家也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像储安平那样忠实于"自由思想"的文化人也终逃脱不了被政治击倒的厄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甚至连王蒙式的"少共热情"也成了"左派"怀疑与打击的对象。政治风波的险恶终于使吃尽苦头的人们猛醒了--"林彪事件"以后,"突出政治"的口号被废止;"文革"过后,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济建设成为新时期的头号主题,与此同时,"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标准第一"的说法也被时代抛弃。

   但,记忆却难被时间的流水冲走。时代变了,"干预生活"的口号没变。而且由于苦难的洗礼,由于思想解放春雷的召唤,"干预生活"的口号也得到了升华--当王蒙在1979年宣布:"决不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重演"③时,当白桦在1979年指出:"中国现代封建主义比辛亥之前的封建主义还要厉害"④时,当公刘在1979年警告:"来之不易的一点公民权仍然存在着再度被剥夺的危险"⑤时,当年"干预生活"的热忱已升华为"反封建"的忧患意识了。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悲哀:"五四"过去了六十年,"反封建"的口号还未"与光明偕逝"。

   难怪王蒙一边锐意求新、求变,写出了大量的"意识流"小说和"先锋小说",一边频频回首,写下了针砭时弊的批判现实之作--从80年代初的《说客盈门》、《悠悠寸草心》、《风息浪止》到80年代后半期的《夏之波》、《要字8679号》--这些作品无疑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继续,但忧患意识、悲凉氛围已明显浓郁了许多。1987年,正值文学多元化格局已定之际,王蒙还在《文学三元》一文中确认:"文学具有它的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政治性、新闻性。"⑥1988年,针对文学的失重现象,他又指出:"中国的现当代史是严肃的也是严峻的"。"重建理想!这是我们文艺家的神圣使命!"⑦--正是这样的立场使他与"新生代"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区别了开来。王蒙的人生境界之所以显得宽广、高远,显然与他既赋有使命感、又具先锋意识的气质有关。

   白桦在新时期的创作也贯穿了"反封建"的激情。他的诗《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小说《啊,古老的航道!》、话剧《曙光》、诗剧《槐花曲》、历史剧《西楚霸王》……或针砭"国民劣根性"的痼疾,或反思"左祸"的教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他的作品常给人主题直露的印象,但他无意改弦更张。1987年,他在《我们的自信》一文中指出:"文学在中国思想大潮的不断冲刺中一直是最美丽、最鲜明的浪花"。谈及外国汉学家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有不少有价值的作品,但它们更多的只具有文献价值"的说法时,白桦直言:"这反映了一个历史的真实。这是中国作家长期以来所处的压抑环境造成的……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缺陷。"⑧直至1993年,面对思想界的困惑,白桦还坚持自己的主张,反对"与中国人心灵中的大悲欢相距甚远,甚至与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思考若即若离"的种种文学主张。⑨

   美学家高尔泰也是思想家。他一直以火一般的激情鼓吹"美是自由的象征",同时也坚信"一切真正的审美评论都无不包含着社会学的评论",坚信"如果不联系我们经验到的人生,不联系当代最刺心的社会问题,不联系中国人民与极左势力进行的艰难困苦而又百折不挠的斗争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任何理论体系都无助于我们。"⑩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观,他才写出了《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那样为人传诵的评论力作。在那篇评论中,他关于祖国概念与政治概念不可同日而语的精辟分析闪烁着思想的光芒。而他的著作《论美》也是一部在学术界、思想界影响深远的人论。

   还有张贤亮。他一直不讳言他的小说是"政治小说"。1986年,他坦言自己的文学观:"真正的作家(不一定是好的作家)在本质上总是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其实却是一本疾声呼唤政治、经济、道德全面改革的书。"(11)到了1992年,他还坚持自己的文学观:"我已经没有那样的闲心为文学而文学;也不想远离政治而在艺术上攀什么高峰,使作品传之久远。"(12)直至1994年,他照样宣称:"我的所有小说都是政治小说。"(13)他在《河的子孙》、《绿化树》中赞美了普遍农民抵抗"左祸"的政治免疫力,又在《土牢情话》、《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中展示了极左政治扭曲人性的罪恶强力。他写政治的主题是那样地得心应手,相比之下,《龙种》那样写改革的小说却显得魅力不够。若问政治是如何决定了作家的命运与文风的,张贤亮的小说是绝好的标本。尽管他的文学成就决不止于"政治小说"。

   上述事例充分说明:"57族"的命运是怎样与政治密切难分的。他们的成就与此相联--这种成就不仅体现在他们真切记录下了极左暴政的罪恶,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文献价值",而且还体现在每当文学倒向失重的时刻(一次是伴随着1985"新潮文学"而来的失重;还有一次则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王朔热"为代表的"玩文学"思潮),他们便不约而同地挺身而出,为捍卫文学的崇高感、使命感而呐喊。同时,他们的某些失误也与此相关--这些失误有时体现在政治意识过强、以致伤及艺术(直至索性拒绝艺术高峰)的偏颇上,有时又显示在企图走向更广阔的人生天地、艺术世界却力不从心上。关于这一点,陆文夫的自白发人深省:"我们这一代人太过忧国忧民,一看到现实社会有什么问题,就在作品中反映……其实我对苏州各式各样的民间行业很熟悉,也很有兴趣……我也想向民俗这方面发展,写出真正的文学。"(14)从1988年说过这番话以来,六年过去了。从陆文夫的近作《享福》来看,他仍未走向"揭露问题"的老路子。在他的《小巷人物志》中,只有一部《美食家》散发着较浓的民俗气息。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我们承认文学世界中本来就有"政治小说"这一门类(拉美小说《总统先生》、俄国小说《死屋手记》、《红色车轮》、英国小说《1984年》、日本小说《金环蚀》均为"政治小说"),如果我们承认政治生活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小说"的使命就在于研究政治生活、揭示人与政治的关系、剖析人的政治生活体验,那末,过多责备"57族"的政治意识不是也显得太轻率了吗?

   何况"57族"作家曾写出过那么多轰动过文坛的名作。甚至在中国的政论尚欠发达的条件下,他们的一些创作谈、回忆录和杂文也写出了政论的水平。请看--

   1986年,正值"文革"爆发二十周年、结束十周年之际,是邵燕祥率先在《文汇月刊》当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建立"'文革'学"刍议》一文,倡导"对'文革'作多层次系列性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使"'文革'学""成为囊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史哲学以至民俗、'官情'各门的跨学科的科学。"邵燕祥是当代中国倡导建立"'文革'学"的第一人。

   1987年,公刘访德,在回答德国学者关于"文革"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的提问时说:"文革"的要害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和无能为力",在于"以假理想主义开始,以真法西斯主义告终"。(15)

   而1989年发表的从维熙"反右"回忆录《走向混沌》中也多层次解剖了知识分子的可怜与可悲:"中国知识分子不用指引,都知道从哪儿下刀最为方便,多数直指政治立场这根命脉……尽管他们心里不那么认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造就出一批批真假难辩的演员……""就是在右派群体中,由于都想表现这种虔诚,争取早点摘掉右派帽子,归还人民队伍,因此常用自己的虔诚诋毁别人的虔诚,或把别人的虔诚当成垫脚石,以羊群里跑骆驼来显示他超人的改造虔诚。所以,'窝里反'的事情层出不穷……""在右派的改造学习会上,人人都是神态严肃地说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的右派思想、立场、观点。这种虔诚也并非矫饰,好象一到这样的会场上,自己当真犯了什么大罪似的……可是一到现实生活里去,亲眼目睹的现实,又支持自己右派思想泛滥……我发觉自己成了一个两面人。"(16)--字里行间,揭示了多少政治心理的怪诞与险恶!

   此外,白桦《五点和诗有关的感想》、张贤亮《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也都闪烁着政论的锋芒。日后若有人写70年代末以来的政治思想史,它们都是极好的思想史料。

   该怎样评说这样的文化现象、这样的心态呢?一方面,满腔热忱地关心政治、参与政治,却被政治运动所陷害、所捉弄,大好青春蹉跎于艰难时世中;另一方面,一旦重新获得发言的机会,仍然念念不忘政治、不忘忧国忧民……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这样在培植出大量政客、阴谋家的同时也熏陶出了一代又一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志士仁人。

   民本情怀

   民本情怀,是"57族"的另一个突出品格。

中国文化精英素有"为民请命"的传统。这一传统到了现代,与西方东渐中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民粹主义思潮相融合,演变成现代革命知识分子的民本主义精神。这种民本主义精神主要由两大要素凝聚而成:一是"与民众相结合"的集体主义情感。(启蒙也好,"发动群众"也好,"到民间去"是先决条件);二是"做民众代言人"的精英意识("与民众相结合"决不只意味着使自己变成一个普通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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